【摘 要】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将数据原则性地规定为一项财产权客体,但具体法律规范尚付阙如,数据财产利益仍处于权利化的过程中.作为数据流的枢纽,以网络平台为代表的企业是数据财产利益的事实占有者和潜在的法律所有人,从占有转向所有的关键在于企业数据财产利益的正当性评价.在洛克看来,数据资产的产生和数据价值的形成源于企业数据收集、存储、加工等辛勤劳作,据此企业在对物层面具有支配数据的正当性.企业数据的财产权化,对社会而言符合物尽其用的浪费禁止要件,对其他企业而言所留存的数据资源切合充足要件,对用户而言可满足洛
【机 构】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武汉430073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将数据原则性地规定为一项财产权客体,但具体法律规范尚付阙如,数据财产利益仍处于权利化的过程中.作为数据流的枢纽,以网络平台为代表的企业是数据财产利益的事实占有者和潜在的法律所有人,从占有转向所有的关键在于企业数据财产利益的正当性评价.在洛克看来,数据资产的产生和数据价值的形成源于企业数据收集、存储、加工等辛勤劳作,据此企业在对物层面具有支配数据的正当性.企业数据的财产权化,对社会而言符合物尽其用的浪费禁止要件,对其他企业而言所留存的数据资源切合充足要件,对用户而言可满足洛克的仁爱要件,因此企业在对人层面拥有数据排他的正当性.企业数据财产的正当性处于流变之中,且对人层面的正当性相比于对物层面较为薄弱,所以企业应时常检视并克制其数据处理行为,稳固并厚植其数据财产利益的正当性基础,为数据财产法律规范体系的建立凝聚社会共识.
其他文献
邻避冲突是当代城市治理中的常见问题,以政府为代表的增长联盟和以周边民众为代表的社群联盟,他们之间的邻避冲突是邻避治理中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社群联盟在协商民主缺失下面临定型效应、传导效应和风险放大效应的集体困境,增长联盟因防卫性诠释、“封闭决策—事后维稳”的思维惯性、抗议活动“半隐化”,在邻避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协商民主治理注重协商本身、制度化设计和形成公共决策.在邻避治理过程中,只有做到协商民主理念内化、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和平台公共化,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注重信
面对著作权领域出现的新情形,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24条扩展了合理使用法定豁免的边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关于合理使用具体运用规则和认定标准的详尽解释.基于此,为了探寻合理使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文章以北大法宝网有关“合理使用”的113个诉讼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6个指标对其进行实证分析,为我国著作权领域的司法实践提供更好的思路.
科学有效的数据要素权益配置构造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构建高效数据要素市场,以及赋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我国高度重视数据要素确权问题,在政策层面多次提出加快数据确权,完善权属确定等相关要求.数据要素具有区别工业时代下传统生产要素的多重属性,关涉主体和权益关系也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现有法律规范尚未对数据权益内容及其配置方案给予明确规定,相关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也难以形成统一认识.有必要对当前关于数据要素权益配置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分别以数据主体类型、数据权益属性、数据权益类型和数据动态流
私密信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出现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时,一方面要在个人信息中从秘密性、侵害后果的严重性、动态因素的可考量性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识别;另一方面要在隐私信息中通过与私人生活安宁、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的区别对其进行识别.私人生活安宁并不与私密信息发生必然重合,侵害私密信息很多时候是侵犯私人生活安宁的前提条件;私密空间、私密活动与私密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构成一体两面关系.私密信息受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双重保护.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救济方式的适用应脱离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请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和平村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试点村庄,在运用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围绕积分设置、积分评比、结果运用、推动村民自治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将积分制日常管理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村庄公共事务相结合,激发了目标对象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但积分制也存在指标设计较为狭窄、惩罚幅度和边界不清、福利激励受益群体趋向固化等缺陷.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积分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农村党政班子、组织结构、村庄群众基础、公共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加
农民主体缺位问题是贯穿中国乡村建设历程的实践困境.对于这一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农民主体缺位问题,基于反思性意识的解释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乡村振兴激发的批判性认识,使这一困境真正从主观归因转向客观归因,行政因素成为焦点.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典型代表,中西部基层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发现,通过农民去参与性、农民被客体化以及农民被边缘化,导致农民主体缺位.该问题形成于“行政替代自治”,包括行政包办取代社会动员、行政本位虚化农民参与,并由此造成了社会责任缺失、治理成本增加以及治理能力弱化等后果.基于此,
针对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教学要求,我们提出了基于线上“对分课堂”教学的组织与实施.利用“对分课堂”的教学模式改进在线教学设计,改变学生消极听课的被动学习状态,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求知欲,并将这一教学成果应用到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长效实践中.
人工智能算法是人工智能快速进步的核心,虽然它的设计逻辑、运行过程、外观样态与传统计算机程序算法具有区 别,却并未超出作为“知识产品”的本质.人工智能算法可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获得保护.其中,著作权法与专利法以保护人工智能算法表达为基本方式,商业秘密保护路径则以保护人工智能算法内核为根本诉求,三种规则利弊互现.人工智能算法的发展有赖于前人技术的公开,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算法的发展也提出了可解释性、透明性、可问责制的伦理要求.专利法的“公开发明理论”与人工智能算法的需求相契合,将人工智能算法作为
直播带货以其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和蓬勃发展的向上态势成为当前有相当影响力的一种营销模式.直播带货具有“直播+营销”二元组合、网络经济最新业态、沉浸式社群临场,以及经济、社会交换双重耦合的概念内涵,其引发了诸如信任基础破坏、意思自治弱化、责任机构离散、监管制度困境等问题和风险.为推动直播带货平稳、规范、可持续发展,应对其开展综合治理与重点群体规制,明确直播平台义务、明确主播责任分配、完善运行机制、健全保障机制,从而使其真正实现科技向善,创建新时代的“数字新民俗”.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的目标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住、进好、调优”的工作思路,加快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