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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市场经济兴起，人类社会出现了并行发展的两个历史趋向：一个是民族、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向，一个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历史趋向。前者表现为主权国家体系（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保体系，后者表现为全球体系的生长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相互依赖体系。这两个体系在生长、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互动联系，既可以是另一方的动力，又可以构成另一方的阻力。随着全球体系生长，相互依赖的扩展，任何一方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表明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应对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霸权治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战前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出现，但也引发或掩盖了诸多的全球问题。面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霸权治理已无法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全球共同治理世界已势在必然。
【关键词】历史趋向 主权国家体系（国际体系） 全球问题 全球体系 霸权治理 全球共同治理
【作者简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当今世界是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从社会历史形态角度考察，两个体系均源自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盛，是在同一个历史起点上延伸出来的两个并行历史趋向发展的结果。这两个并行发展的历史趋向，一个是民族、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向，一个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发展历史趋向。这两个并行发展的历史趋向在近数百年内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有自己的特质，但始终存在着互动的联系，成为我们研究当今国际环境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面。当今世界各国对外关系发展都面临如何统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大局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尤为突出，因而需要深入研究，科学认识，以便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准确地把握好对这两个体系的统筹配置，形成合力，争取对外关系发展的更大主动性。这方面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本文拟着重讨论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局面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是如何造就的，以便增强统筹两个大局的自觉性。
一、两个体系世界的历史起点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大工业的兴盛，人类社会出现了并行发展而又联系互动的两个历史趋向。这个判断最早是由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民族问题角度提出来的。他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两个历史趋向的科学论断，是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局面的重要理论起点。如果说第一个历史趋向简言之可以表述为民族、民族国家的历史趋向，那么第二个历史趋向可以简言之为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历史趋向，因而才能造就“国际统一的形成”。
按现代国家意义，第一个历史趋向涉及四个基本问题：一是民族形成；二是民族国家建立；三是国家主权属性确认；四是主权国家体系（即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其中国家主权属性确认的意义尤为重大。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国家固有而非外界赋予的属性，决定了国家之间原则上平等而不具有从属性，是国家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具有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让与性，表现为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力。国家通过主权派生的治权按主权意志实现国家对内的有效治理和对外的有效合作。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盛，现代民族在欧洲首先陆续形成。列宁说：“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 伴随民族运动发展的是欧洲各地在反对民族压迫斗争中陆续建立起民族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欧洲各民族的根本利益，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需要有统一市场，需要在国家法律保护下有序地发展，这不仅要求各民族实现自己的独立，而且要依靠国家保障市场经济发展，也就是说需要民族和国家的高度统一和结合。列宁说：“民族国家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条件。”为结束欧洲30年战争而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认了国家主权属性，确认了国家主权原则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成为国家间关系进入一个新历史时期的开端。在国家主权属性确认以前，国家形态早就有了，已有数千年历史，但相对于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国家形态，诸如古希腊城邦体系，帝国体系，中世纪欧洲国家体系等，国际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是一个主权国家体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体系，按其本质属性是一个自保体系。主权国家体系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国家形态、国家间关系发生伟大变革的开始，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发展历史趋向扩展到全世界，按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尽管异常曲折，但依然造就了今天世界两个体系并存而又互动发展的现实。
在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出国界、拓展世界市场的历史趋向上，欧洲新兴民族国家成了强有力的推手。随着远洋航海业“地理大发现”奇迹的出现，这些欧洲列强用洋枪、火炮、铁舰把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推向世界各地，将包括南北美洲、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亚洲的在内的世界极大部分地区先后沦为其殖民地和附属国。欧洲殖民者从占领的殖民地、附属国中掠夺了巨额财富、矿产资源及人力，促使工业革命在欧洲迅速发展，成为欧洲迅速崛起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改造了被占领的殖民地、附属国，破坏了当地长期存在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取而代之的是都市的、工业化的和技术的社会。这种社会在世界各地如野火一样扩展开来。千千万万欧洲人涌到世界各地去，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寻找和发现新的机会，既是冒险家，又是新事业的开拓者，在所到地区落户，建立自己的社区，建立自己的产业，形成新的阶级。而当地的本土居民，在工业化、商业化的大潮中也逐渐产生新的阶级，并萌发新的民族觉醒，兴起了新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为了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由欧洲移民所形成的美利坚民族为了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从1775年开始在华盛顿领导下经历了长达8年的“独立战争”，建立了美国。受美国独立影响，从1808年开始，中美洲和南美洲有13个国家经历了长达20年反抗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先后取得了独立。这表明到19世纪，民族、民族国家历史趋向，伴随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发展历史趋向依然在发展，而且呈现了向全球延伸的趋向。然而，这个历史趋向，在19世纪末以前是以殖民化对非殖民化的双向发展过程中推进的，即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沦为殖民地，而同时又不断有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但是直到19世纪末世界被瓜分完毕前，欧洲以外的世界逐渐被殖民化是一个基本趋向。
伴随民族、民族国家历史趋向全球延伸前进的另一个历史趋向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发展历史趋向，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也如列宁所说的“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这个历史趋向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向。世界市场的全球拓展不仅带来了商品的世界性流通，而且带来了货币的世界性流通，使欧洲列强如英国、法国等国的货币变成了国际货币，造就了货币互换、国际借贷，建立了国际收付、结算制度，建立了金融市场，形成了国际金融体系。在欧洲列强国别经济不断增强的同时，世界经济的面貌逐渐显露出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世界经历了“世界经济紧密联结成为一个单一的、相互依赖的整体”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中心是欧洲，另一个中心是美国；各种冲击的力量从欧洲向外扩展，把地球上一片片尚未被发现的大陆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供他们去探险和渗入；并把各个有人定居和无人定居的、处于殖民地的和独立地位的大陆，同已在前一时期征服了大部分欧洲和北美的工商业资本连接起来”。 ，同时也将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等连接起来，展示了“把世界一切国家牢牢地结成一个体系” 的漫漫历程。
二、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应对
全球体系生长所提出的挑战
随着各国的资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等的逐步连接起来，随着“世界经济紧密联结成为一个单一的、相互依赖的整体”进程，亦即随着全球体系的持续生长，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日益显示出无法应对由此伴随发生的全球问题。“全球问题”不是世界“全球化”后才有的，而是在全球化生长过程中就累积和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突出的“全球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突出的“全球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为新兴国家崛起提供生长的空间。
尽管主权国家体系和全球体系同时在生长，但是主权国家体系作为本质上的自保体系，其关注点一直局限于主权国家体系的生长，认为只要寻求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就能维护世界的稳定，就能寻求自己的发展。当时欧洲列强都这样认为。尽管美国独立以后，主权国家体已经越出欧洲，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权国家体系内的国际力量结构仍然主要是欧洲的国际力量结构，国际格局仍以欧洲格局为主体。具有当代意义的国际格局是在19世纪初席卷整个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失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战胜国于1814年-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为标志，形成了英、俄、奥、普、法在欧洲的均势，史称维也纳格局。维也纳格局建立后的近百年内，欧洲未发生全面战争，开创了百年和平。亨利•基辛格说这是一个“导致稳定的国际体系” 。
然而，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内部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不断涌现的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了欧洲各国大工业的迅速崛起，导致了欧洲列强间力量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及以后的不断扩大所带来的变化。到1871年以后，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近代意大利的形成，不仅改变了维也纳会议以来欧洲的均势，而且助长了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倾向。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满足于它们取得的成就”， 需要寻求新的生长空间。1871年以后甚至出现由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三国同盟”主导的欧洲格局，到19世纪末德国取代法国成了欧洲盟主。法国不仅无法同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工业大国德国挑战，而且甚至找不到一个在外交上可以平衡德国力量的盟国。 尽管欧洲力量结构的非均衡状态持续加剧，“欧洲的国家体系达到了极点”，然而欧洲列强在欧洲以外的世界的扩展、占领和控制，使欧洲大国仍有可能“在多面的外交联盟和同盟的体系中寻求安全”。“虽然经常使用战争威胁，但是在这一体系还处于灵活的情况下，这一体系使敌对的竞争者之间，进行和平的调整”，“在1871年以后的四十年中，大国之间没有进行过战争”。 但是随着世界领土的瓜分完毕，需要重新瓜分、寻求生长空间的新兴大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1907年，为了对抗德国，法国与英国、俄国联手建立“三国协约”，使欧洲分裂为同盟国与协约国的两极体系。这种两极对抗终因1911至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而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个问题是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为避免经济危机转化为全面危机提供有效途径，传统办法也无法解决“全球问题”。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战争以来，历史上任何战争不管其规模多大，多么惨烈，都是地区性、局部性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人类社会有了战争以后第一次出现的世界性战争，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向的发展，世界各国利益也显现出了全球化趋向，政治也出现了全球化趋向，如何协调全球利益，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已经史无前例地提上人类社会的议程，需要人类提出新的思维，作出新的战略判断。然而人的认识总是落后于现实，尽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沉痛代价，但依然停留在传统思维。为结束大战而召开的巴黎和会，不仅成了战胜国的分赃会议，而且并未为如何协调全球利益作出任何努力，被称为“凡尔赛体系”的战后国际格局，依然是欧洲格局。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凡尔赛体系”的不足，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并未表明国际格局已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特征。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国际格局改变带来了新的因素，但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中的一颗红星，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依然主导着国际格局的趋向，重新崛起的德国与意大利与在东方的日本联手，终于形成了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这就是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没有解决如何应对国际力量结构不均衡发展可能引发的问题，未能为新兴大国崛起提供生长的空间，主权国家体系依然具有极大的脆弱性。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没有开辟如何避免经济危机转化为全面危机的途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自从1825年在英国首次爆发后，不断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1847年第一次发生由英国的经济危机演变成世界性经济危机，表明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体系的生长，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的形成呈现出统一的趋势，即经济危机在一个国家的爆发，立即会在短期内蔓延到所有的或大多数国家，甚至会波及殖民地和附属国，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几乎每隔8至10年重演一次，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变成了全球化的最初信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表明在战争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状态下，世界性经济危机演变为世界性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全面危机可能性也并非危言耸听或杞人忧天。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正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表现，并最终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回顾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显示的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危机惨象和世界性危机惨象，可以发现，随着“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的发展，已经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联系的体系”， 不仅利益越来越全球化，而且问题也越来越全球化。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体系性问题，而这种体系性问题既与主权国家体系、世界经济体系有关，但又不完全是这两个体系的问题，是一个新的体系性问题。然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新的体系性问题，当时人们都在思考，却没有科学的结论。尽管一个全球性体系已经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人们还没有清晰认识。
那么什么是全球体系？就其存在形态而言，是一种自然状态的体系，不仅有国家行为体，还有非国家行为体，甚至自然人，都是全球体系中的行为者。不仅如此，还涉及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各种行为体在自然状态下自我组织、自我生长，会使全球体系由于各种各样原因累积起各种各样问题，会演变成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瓶颈，演变成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因为全球体系不仅是比主权国家体系、世界经济体系更高层次上的体系，而且就其发展本质而言，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体系，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体系，是一个谁都无法抗拒外部世界影响的体系。各民族之间在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产生了世界各国各方面的互动发展，产生了世界各国境内外各方面的互动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全球体系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全球体系生长、发展和存在的基础。主权国家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自保体系，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是在全球体系中发生、发展的，但在全球体系生长、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基本行为体的角色，发挥了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当然，尽管主权国家体系对全球体系的生长和发展具有相当巨大的制约作用，但是全球体系最终一定会要求主权国家体系为自己的发展提供道路。列宁说：“民族国家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条件。”市场经济在一国内部发展是如此，超越国界的发展也是如此。全球体系在生长、发展过程中同样要求民族国家为自己提供“最好条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1920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主权国家体系所能提供的不是“最好条件”，而是越来越糟糕的条件，最终酿成30年代大危机：
（1）世界市场不仅已被欧美列强瓜分完毕，而且被分割的区域之间越来越呈封闭状态。在欧美列强的殖民体系内，各自有自己的生产和销售链，有各自的财政、金融货币体系，有各自的标准规范和法律体系，甚至有自己的文化、语言体系，一句话，就是有各自封闭性的“世界”体系，整个世界是一个被割裂的世界。在经济发展较好的状况下，各个被分割的市场之间还有贸易往来；但在经济危机发生的状况下，各自便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生产过剩危机的恶化，并导致全球性大危机。
（2）在大危机的冲击下，世界的分裂进一步加剧。1821年英国率先在世界上实行金本位制后逐步形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国际金本位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本位制逐步瓦解。在大危机爆发的背景下，世界分裂为英镑区、美元区、黄金本位区、日元区和德国统治下的外汇控制区，统一的国际货币制度不复存在。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各国政府如困兽犹斗，各行其是。然而很少有国家能从危机中挣扎出来。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因此先后走上了大规模重新武装的道路，为刺激集团体系内部经济的复苏，寻找出路，使一个分裂的世界变成了武装对峙的世界，世界逐步形成两个武装集团，即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和“民主国家”（以英国、法国和美国为首）。
（3）在大危机冲击下，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广大殖民地附属国地区陷入重大的苦难，加速了当地民族重新觉醒的进程，“由于危机使城市工人、贫农和农业工人更激进，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得到新的支持者的基地”， 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体系最终瓦解准备了物质力量。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显示的全面性、综合性、全球性特征，显示了全球体系生长、发展所已经达到的水平，要求解决“全球问题”必须有新的全球治理办法。然而，人们对此不仅没有认识，没有这种觉悟，而且也根本没有这种愿望，致使新的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由此而造成的战争惨烈、战争破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甚。用传统办法、用传统思维来解决新世界面临的问题，结果只能是如此。
三、各国外交均面临如何统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大局的考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主权国家体系发展还是全球体系发展都受到下列因素的推动，从而造就了两个体系并存又互动的世界。第一个因素是主权国家体系全球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被压迫民族的普遍觉醒，民族运动迅速席卷全球，到20世纪60年代，延续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体系最终土崩瓦解，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使随着资本主义方式萌芽、兴盛而出现的民族、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趋向，在政治方面达到了全球化高度，使主权国家体系真正成为全球性体系。这个新高度的出现，使殖民体系的再现成为不可能，也为全球体系的生长、发展突破了一个传统的瓶颈，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广大空间。
第二个因素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新技术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促进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出现了世界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概念，意思是说工业化时代已经结束。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事实是高新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生命科学技术产业、新能源技术产业、新材料技术产业、航空航天技术产业、海洋科技产业等）推动了战后经济与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技术革命提供的成就也使全球往来更便捷、更快速，“天涯若比邻”已成为事实，以至于人们可以用“全球村落”来表述世界的接近。
第三个因素是重建全球性霸权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是以政治、军事上的两大集团对峙为特征的，一个以美国为头，一个以前苏联为首，实际上代表了两种重建霸权治理世界的理念。不管美国说其对世界的目标是一种“领导地位”还是一种“慈善的霸权”，美国断言世界只能由美国领导，对此谁也不能提出挑战。为了维护世界霸权，美国提出了一系列秩序、机制、制度和规则为其服务，包括在世界各地设立军事基地，形成军事条约网，无论其使用“大棒”威慑还是使用“胡萝卜”诱导都是为此服务的，本质上依然是一种霸权治理，但是也确实代表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的理念。
为了治理大战后的世界，在大战结束时，美国依据自己的需要和对世界发展的理解提出了三个方案：政治方案、贸易方案和金融方案。政治方案就是建立联合国，由于该方案有一个对世界事务的五大国否决机制，前苏联没有否定美国的方案，从而使现在的俄罗斯依然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前苏联认为美国的贸易方案（即“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改名为WTO）和金融方案（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对自己不利，因而没有参与，以至于现在的俄罗斯还不是WTO的成员。战后按美国方案而建立的联合国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这些体系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有控制的开放性，二是越来越完善的规则性，三是新兴国家有适当的生长空间。因而这些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战前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并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出现，带来了更为持久的经济繁荣。尽管这些体系依然存在着诸多缺陷，根本上有利于维护美国霸权，有利于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和管理，但经过战后几十年多次的变革和调整，仍然适应了国际正常交往的基本需要。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当今世界的秩序、制度、机制和规则已经相当发达，几乎涉及国际生活的方方面面，主权国家体系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从根本上说这体现了现代世界的进步，为战后世界的和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切变化都是在国际体系框架内发生、发展的，主导因素是国际体系内主导性的国际力量，关注的着力点重在调节国家间的对立、对抗，修复力量、权力结构的失衡，警惕新兴力量对霸权大国地位的挑战，维护现存的国际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虽然有诸多创新，但由于其根本上依然是一种霸权治理，由此而引发或被掩盖的全球问题也越来越多。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动主权国家体系全球化和全球体系形成与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多种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人类对和平发展的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意识的增长，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与撞击，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提高，从而造就了当今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局面。如果说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那么前苏联的解体则是全球体系出现的重要标志。然而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对全球体系的认识，首先是从全球性问题中逐步感受到的。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知识界发现各国人民面临的共同问题不仅日益增多，而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诸如气候变暖、大气污染、酸雨、水污染，淡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化锐减，物种灭绝速度加快，土壤退化和荒漠化，人口爆炸，粮食短缺，毒品走私与泛滥，国际恐怖主义等，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当时普遍认为这是工业化的后果。由来自不同国家科学家参与的罗马俱乐部则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人类困境”和“增长的极限”，表达了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后果的严重关切和担忧，表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正面临新的瓶颈。国际知识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面对日益增多、不断恶化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必须考虑世界的整体性，全球的一体性。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提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表明不管人们如何描绘世界的多样化，都应以“一个世界”来表达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应关注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共同威胁，须要用全球共同治理来应对。然而直到“冷战”结束后，这一切仍未被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所重视。
2001年，美国布什政府依然是揣着构建“一超独霸世界”的雄心壮志登上世界舞台的。但是“9•11”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却使全世界看到了当今世界不再是“一超独霸世界”，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世界，即使坚持霸权治理的美国也无法免遭全球问题的袭击。在美国遭到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后的第一时间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表达了对美国的同情和声援，不仅美国的盟国是如此，即使被美国视为战略遏制对象的国家也是如此，几乎是全球一致的同仇敌忾，显示了共同治理世界的立场。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在国际格局未出现重大异动的情势下，这种状况的发生是前所未闻的。在“9•11”震惊之下，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及反对核扩散等类似概念相继由学者的语言变为政治家的语言，变为国际文件的语言，一系列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议题陆续列入“峰会”、“首脑会晤”的议程。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作为也表明美国政府“单边”治理世界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须要以共同治理的政策来取代。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启动的全球性共同应对，就全球应对的层级和规模来看，也是前所未有的。近乎一致的步调，更是彰显了不同于传统国际格局的新特征、新局面，表明了用全球社会、全球体系、全球格局来描述这些新特征、新局面，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仅仅用经济全球化或“超越主权国家体系”来解释无法表达这种现实。
面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而又互动的世界，如何统筹国际体系和全球体系两个大局，应对全球问题挑战，已经无可回避地摆上了各国对外关系发展的议程。也就是说传统外交只需应对国际体系的挑战，而今的外交还必须同时应对全球体系的挑战，必须统筹这两个大局来制定自己对外关系发展的战略、策略和政策，以便形成发展对外关系的合力，有效地增进本国国家利益，推进全球共同治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关键词】历史趋向 主权国家体系（国际体系） 全球问题 全球体系 霸权治理 全球共同治理
【作者简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当今世界是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从社会历史形态角度考察，两个体系均源自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盛，是在同一个历史起点上延伸出来的两个并行历史趋向发展的结果。这两个并行发展的历史趋向，一个是民族、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向，一个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发展历史趋向。这两个并行发展的历史趋向在近数百年内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有自己的特质，但始终存在着互动的联系，成为我们研究当今国际环境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面。当今世界各国对外关系发展都面临如何统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大局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尤为突出，因而需要深入研究，科学认识，以便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准确地把握好对这两个体系的统筹配置，形成合力，争取对外关系发展的更大主动性。这方面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本文拟着重讨论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局面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是如何造就的，以便增强统筹两个大局的自觉性。
一、两个体系世界的历史起点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大工业的兴盛，人类社会出现了并行发展而又联系互动的两个历史趋向。这个判断最早是由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民族问题角度提出来的。他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两个历史趋向的科学论断，是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局面的重要理论起点。如果说第一个历史趋向简言之可以表述为民族、民族国家的历史趋向，那么第二个历史趋向可以简言之为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历史趋向，因而才能造就“国际统一的形成”。
按现代国家意义，第一个历史趋向涉及四个基本问题：一是民族形成；二是民族国家建立；三是国家主权属性确认；四是主权国家体系（即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其中国家主权属性确认的意义尤为重大。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国家固有而非外界赋予的属性，决定了国家之间原则上平等而不具有从属性，是国家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具有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让与性，表现为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力。国家通过主权派生的治权按主权意志实现国家对内的有效治理和对外的有效合作。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盛，现代民族在欧洲首先陆续形成。列宁说：“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 伴随民族运动发展的是欧洲各地在反对民族压迫斗争中陆续建立起民族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欧洲各民族的根本利益，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需要有统一市场，需要在国家法律保护下有序地发展，这不仅要求各民族实现自己的独立，而且要依靠国家保障市场经济发展，也就是说需要民族和国家的高度统一和结合。列宁说：“民族国家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条件。”为结束欧洲30年战争而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认了国家主权属性，确认了国家主权原则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成为国家间关系进入一个新历史时期的开端。在国家主权属性确认以前，国家形态早就有了，已有数千年历史，但相对于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国家形态，诸如古希腊城邦体系，帝国体系，中世纪欧洲国家体系等，国际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是一个主权国家体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体系，按其本质属性是一个自保体系。主权国家体系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国家形态、国家间关系发生伟大变革的开始，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发展历史趋向扩展到全世界，按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尽管异常曲折，但依然造就了今天世界两个体系并存而又互动发展的现实。
在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出国界、拓展世界市场的历史趋向上，欧洲新兴民族国家成了强有力的推手。随着远洋航海业“地理大发现”奇迹的出现，这些欧洲列强用洋枪、火炮、铁舰把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推向世界各地，将包括南北美洲、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亚洲的在内的世界极大部分地区先后沦为其殖民地和附属国。欧洲殖民者从占领的殖民地、附属国中掠夺了巨额财富、矿产资源及人力，促使工业革命在欧洲迅速发展，成为欧洲迅速崛起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改造了被占领的殖民地、附属国，破坏了当地长期存在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取而代之的是都市的、工业化的和技术的社会。这种社会在世界各地如野火一样扩展开来。千千万万欧洲人涌到世界各地去，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寻找和发现新的机会，既是冒险家，又是新事业的开拓者，在所到地区落户，建立自己的社区，建立自己的产业，形成新的阶级。而当地的本土居民，在工业化、商业化的大潮中也逐渐产生新的阶级，并萌发新的民族觉醒，兴起了新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为了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由欧洲移民所形成的美利坚民族为了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从1775年开始在华盛顿领导下经历了长达8年的“独立战争”，建立了美国。受美国独立影响，从1808年开始，中美洲和南美洲有13个国家经历了长达20年反抗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先后取得了独立。这表明到19世纪，民族、民族国家历史趋向，伴随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发展历史趋向依然在发展，而且呈现了向全球延伸的趋向。然而，这个历史趋向，在19世纪末以前是以殖民化对非殖民化的双向发展过程中推进的，即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沦为殖民地，而同时又不断有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但是直到19世纪末世界被瓜分完毕前，欧洲以外的世界逐渐被殖民化是一个基本趋向。
伴随民族、民族国家历史趋向全球延伸前进的另一个历史趋向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发展历史趋向，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也如列宁所说的“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这个历史趋向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向。世界市场的全球拓展不仅带来了商品的世界性流通，而且带来了货币的世界性流通，使欧洲列强如英国、法国等国的货币变成了国际货币，造就了货币互换、国际借贷，建立了国际收付、结算制度，建立了金融市场，形成了国际金融体系。在欧洲列强国别经济不断增强的同时，世界经济的面貌逐渐显露出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世界经历了“世界经济紧密联结成为一个单一的、相互依赖的整体”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中心是欧洲，另一个中心是美国；各种冲击的力量从欧洲向外扩展，把地球上一片片尚未被发现的大陆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供他们去探险和渗入；并把各个有人定居和无人定居的、处于殖民地的和独立地位的大陆，同已在前一时期征服了大部分欧洲和北美的工商业资本连接起来”。 ，同时也将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等连接起来，展示了“把世界一切国家牢牢地结成一个体系” 的漫漫历程。
二、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应对
全球体系生长所提出的挑战
随着各国的资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等的逐步连接起来，随着“世界经济紧密联结成为一个单一的、相互依赖的整体”进程，亦即随着全球体系的持续生长，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日益显示出无法应对由此伴随发生的全球问题。“全球问题”不是世界“全球化”后才有的，而是在全球化生长过程中就累积和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突出的“全球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突出的“全球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为新兴国家崛起提供生长的空间。
尽管主权国家体系和全球体系同时在生长，但是主权国家体系作为本质上的自保体系，其关注点一直局限于主权国家体系的生长，认为只要寻求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就能维护世界的稳定，就能寻求自己的发展。当时欧洲列强都这样认为。尽管美国独立以后，主权国家体已经越出欧洲，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权国家体系内的国际力量结构仍然主要是欧洲的国际力量结构，国际格局仍以欧洲格局为主体。具有当代意义的国际格局是在19世纪初席卷整个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失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战胜国于1814年-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为标志，形成了英、俄、奥、普、法在欧洲的均势，史称维也纳格局。维也纳格局建立后的近百年内，欧洲未发生全面战争，开创了百年和平。亨利•基辛格说这是一个“导致稳定的国际体系” 。
然而，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内部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不断涌现的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了欧洲各国大工业的迅速崛起，导致了欧洲列强间力量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及以后的不断扩大所带来的变化。到1871年以后，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近代意大利的形成，不仅改变了维也纳会议以来欧洲的均势，而且助长了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倾向。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满足于它们取得的成就”， 需要寻求新的生长空间。1871年以后甚至出现由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三国同盟”主导的欧洲格局，到19世纪末德国取代法国成了欧洲盟主。法国不仅无法同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工业大国德国挑战，而且甚至找不到一个在外交上可以平衡德国力量的盟国。 尽管欧洲力量结构的非均衡状态持续加剧，“欧洲的国家体系达到了极点”，然而欧洲列强在欧洲以外的世界的扩展、占领和控制，使欧洲大国仍有可能“在多面的外交联盟和同盟的体系中寻求安全”。“虽然经常使用战争威胁，但是在这一体系还处于灵活的情况下，这一体系使敌对的竞争者之间，进行和平的调整”，“在1871年以后的四十年中，大国之间没有进行过战争”。 但是随着世界领土的瓜分完毕，需要重新瓜分、寻求生长空间的新兴大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1907年，为了对抗德国，法国与英国、俄国联手建立“三国协约”，使欧洲分裂为同盟国与协约国的两极体系。这种两极对抗终因1911至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而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个问题是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为避免经济危机转化为全面危机提供有效途径，传统办法也无法解决“全球问题”。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战争以来，历史上任何战争不管其规模多大，多么惨烈，都是地区性、局部性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人类社会有了战争以后第一次出现的世界性战争，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向的发展，世界各国利益也显现出了全球化趋向，政治也出现了全球化趋向，如何协调全球利益，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已经史无前例地提上人类社会的议程，需要人类提出新的思维，作出新的战略判断。然而人的认识总是落后于现实，尽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沉痛代价，但依然停留在传统思维。为结束大战而召开的巴黎和会，不仅成了战胜国的分赃会议，而且并未为如何协调全球利益作出任何努力，被称为“凡尔赛体系”的战后国际格局，依然是欧洲格局。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凡尔赛体系”的不足，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并未表明国际格局已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特征。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国际格局改变带来了新的因素，但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中的一颗红星，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依然主导着国际格局的趋向，重新崛起的德国与意大利与在东方的日本联手，终于形成了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这就是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没有解决如何应对国际力量结构不均衡发展可能引发的问题，未能为新兴大国崛起提供生长的空间，主权国家体系依然具有极大的脆弱性。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没有开辟如何避免经济危机转化为全面危机的途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自从1825年在英国首次爆发后，不断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1847年第一次发生由英国的经济危机演变成世界性经济危机，表明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体系的生长，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的形成呈现出统一的趋势，即经济危机在一个国家的爆发，立即会在短期内蔓延到所有的或大多数国家，甚至会波及殖民地和附属国，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几乎每隔8至10年重演一次，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变成了全球化的最初信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表明在战争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状态下，世界性经济危机演变为世界性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全面危机可能性也并非危言耸听或杞人忧天。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正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表现，并最终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回顾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显示的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危机惨象和世界性危机惨象，可以发现，随着“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的发展，已经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联系的体系”， 不仅利益越来越全球化，而且问题也越来越全球化。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体系性问题，而这种体系性问题既与主权国家体系、世界经济体系有关，但又不完全是这两个体系的问题，是一个新的体系性问题。然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新的体系性问题，当时人们都在思考，却没有科学的结论。尽管一个全球性体系已经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人们还没有清晰认识。
那么什么是全球体系？就其存在形态而言，是一种自然状态的体系，不仅有国家行为体，还有非国家行为体，甚至自然人，都是全球体系中的行为者。不仅如此，还涉及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各种行为体在自然状态下自我组织、自我生长，会使全球体系由于各种各样原因累积起各种各样问题，会演变成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瓶颈，演变成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因为全球体系不仅是比主权国家体系、世界经济体系更高层次上的体系，而且就其发展本质而言，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体系，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体系，是一个谁都无法抗拒外部世界影响的体系。各民族之间在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产生了世界各国各方面的互动发展，产生了世界各国境内外各方面的互动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全球体系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全球体系生长、发展和存在的基础。主权国家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自保体系，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是在全球体系中发生、发展的，但在全球体系生长、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基本行为体的角色，发挥了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当然，尽管主权国家体系对全球体系的生长和发展具有相当巨大的制约作用，但是全球体系最终一定会要求主权国家体系为自己的发展提供道路。列宁说：“民族国家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条件。”市场经济在一国内部发展是如此，超越国界的发展也是如此。全球体系在生长、发展过程中同样要求民族国家为自己提供“最好条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1920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主权国家体系所能提供的不是“最好条件”，而是越来越糟糕的条件，最终酿成30年代大危机：
（1）世界市场不仅已被欧美列强瓜分完毕，而且被分割的区域之间越来越呈封闭状态。在欧美列强的殖民体系内，各自有自己的生产和销售链，有各自的财政、金融货币体系，有各自的标准规范和法律体系，甚至有自己的文化、语言体系，一句话，就是有各自封闭性的“世界”体系，整个世界是一个被割裂的世界。在经济发展较好的状况下，各个被分割的市场之间还有贸易往来；但在经济危机发生的状况下，各自便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生产过剩危机的恶化，并导致全球性大危机。
（2）在大危机的冲击下，世界的分裂进一步加剧。1821年英国率先在世界上实行金本位制后逐步形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国际金本位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本位制逐步瓦解。在大危机爆发的背景下，世界分裂为英镑区、美元区、黄金本位区、日元区和德国统治下的外汇控制区，统一的国际货币制度不复存在。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各国政府如困兽犹斗，各行其是。然而很少有国家能从危机中挣扎出来。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因此先后走上了大规模重新武装的道路，为刺激集团体系内部经济的复苏，寻找出路，使一个分裂的世界变成了武装对峙的世界，世界逐步形成两个武装集团，即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和“民主国家”（以英国、法国和美国为首）。
（3）在大危机冲击下，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广大殖民地附属国地区陷入重大的苦难，加速了当地民族重新觉醒的进程，“由于危机使城市工人、贫农和农业工人更激进，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得到新的支持者的基地”， 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体系最终瓦解准备了物质力量。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显示的全面性、综合性、全球性特征，显示了全球体系生长、发展所已经达到的水平，要求解决“全球问题”必须有新的全球治理办法。然而，人们对此不仅没有认识，没有这种觉悟，而且也根本没有这种愿望，致使新的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由此而造成的战争惨烈、战争破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甚。用传统办法、用传统思维来解决新世界面临的问题，结果只能是如此。
三、各国外交均面临如何统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大局的考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主权国家体系发展还是全球体系发展都受到下列因素的推动，从而造就了两个体系并存又互动的世界。第一个因素是主权国家体系全球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被压迫民族的普遍觉醒，民族运动迅速席卷全球，到20世纪60年代，延续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体系最终土崩瓦解，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使随着资本主义方式萌芽、兴盛而出现的民族、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趋向，在政治方面达到了全球化高度，使主权国家体系真正成为全球性体系。这个新高度的出现，使殖民体系的再现成为不可能，也为全球体系的生长、发展突破了一个传统的瓶颈，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广大空间。
第二个因素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新技术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促进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出现了世界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概念，意思是说工业化时代已经结束。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事实是高新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生命科学技术产业、新能源技术产业、新材料技术产业、航空航天技术产业、海洋科技产业等）推动了战后经济与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技术革命提供的成就也使全球往来更便捷、更快速，“天涯若比邻”已成为事实，以至于人们可以用“全球村落”来表述世界的接近。
第三个因素是重建全球性霸权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是以政治、军事上的两大集团对峙为特征的，一个以美国为头，一个以前苏联为首，实际上代表了两种重建霸权治理世界的理念。不管美国说其对世界的目标是一种“领导地位”还是一种“慈善的霸权”，美国断言世界只能由美国领导，对此谁也不能提出挑战。为了维护世界霸权，美国提出了一系列秩序、机制、制度和规则为其服务，包括在世界各地设立军事基地，形成军事条约网，无论其使用“大棒”威慑还是使用“胡萝卜”诱导都是为此服务的，本质上依然是一种霸权治理，但是也确实代表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的理念。
为了治理大战后的世界，在大战结束时，美国依据自己的需要和对世界发展的理解提出了三个方案：政治方案、贸易方案和金融方案。政治方案就是建立联合国，由于该方案有一个对世界事务的五大国否决机制，前苏联没有否定美国的方案，从而使现在的俄罗斯依然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前苏联认为美国的贸易方案（即“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改名为WTO）和金融方案（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对自己不利，因而没有参与，以至于现在的俄罗斯还不是WTO的成员。战后按美国方案而建立的联合国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这些体系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有控制的开放性，二是越来越完善的规则性，三是新兴国家有适当的生长空间。因而这些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战前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并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出现，带来了更为持久的经济繁荣。尽管这些体系依然存在着诸多缺陷，根本上有利于维护美国霸权，有利于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和管理，但经过战后几十年多次的变革和调整，仍然适应了国际正常交往的基本需要。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当今世界的秩序、制度、机制和规则已经相当发达，几乎涉及国际生活的方方面面，主权国家体系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从根本上说这体现了现代世界的进步，为战后世界的和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切变化都是在国际体系框架内发生、发展的，主导因素是国际体系内主导性的国际力量，关注的着力点重在调节国家间的对立、对抗，修复力量、权力结构的失衡，警惕新兴力量对霸权大国地位的挑战，维护现存的国际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虽然有诸多创新，但由于其根本上依然是一种霸权治理，由此而引发或被掩盖的全球问题也越来越多。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动主权国家体系全球化和全球体系形成与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多种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人类对和平发展的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意识的增长，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与撞击，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提高，从而造就了当今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局面。如果说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那么前苏联的解体则是全球体系出现的重要标志。然而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对全球体系的认识，首先是从全球性问题中逐步感受到的。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知识界发现各国人民面临的共同问题不仅日益增多，而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诸如气候变暖、大气污染、酸雨、水污染，淡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化锐减，物种灭绝速度加快，土壤退化和荒漠化，人口爆炸，粮食短缺，毒品走私与泛滥，国际恐怖主义等，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当时普遍认为这是工业化的后果。由来自不同国家科学家参与的罗马俱乐部则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人类困境”和“增长的极限”，表达了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后果的严重关切和担忧，表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正面临新的瓶颈。国际知识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面对日益增多、不断恶化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必须考虑世界的整体性，全球的一体性。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提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表明不管人们如何描绘世界的多样化，都应以“一个世界”来表达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应关注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共同威胁，须要用全球共同治理来应对。然而直到“冷战”结束后，这一切仍未被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所重视。
2001年，美国布什政府依然是揣着构建“一超独霸世界”的雄心壮志登上世界舞台的。但是“9•11”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却使全世界看到了当今世界不再是“一超独霸世界”，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世界，即使坚持霸权治理的美国也无法免遭全球问题的袭击。在美国遭到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后的第一时间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表达了对美国的同情和声援，不仅美国的盟国是如此，即使被美国视为战略遏制对象的国家也是如此，几乎是全球一致的同仇敌忾，显示了共同治理世界的立场。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在国际格局未出现重大异动的情势下，这种状况的发生是前所未闻的。在“9•11”震惊之下，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及反对核扩散等类似概念相继由学者的语言变为政治家的语言，变为国际文件的语言，一系列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议题陆续列入“峰会”、“首脑会晤”的议程。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作为也表明美国政府“单边”治理世界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须要以共同治理的政策来取代。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启动的全球性共同应对，就全球应对的层级和规模来看，也是前所未有的。近乎一致的步调，更是彰显了不同于传统国际格局的新特征、新局面，表明了用全球社会、全球体系、全球格局来描述这些新特征、新局面，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仅仅用经济全球化或“超越主权国家体系”来解释无法表达这种现实。
面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而又互动的世界，如何统筹国际体系和全球体系两个大局，应对全球问题挑战，已经无可回避地摆上了各国对外关系发展的议程。也就是说传统外交只需应对国际体系的挑战，而今的外交还必须同时应对全球体系的挑战，必须统筹这两个大局来制定自己对外关系发展的战略、策略和政策，以便形成发展对外关系的合力，有效地增进本国国家利益，推进全球共同治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