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北大，学生老师之间，没有什么隔阂，围绕学术开战，是屡见不鲜的事。
　　一次，一个教授讲课，讲到一个问题，正滔滔不绝时，一个学生“呼”地站起来，告诉老师，自己认为老师的见解是错误的，值得商榷。老师睁大眼，当然不服输，认为自己见解正确。为了说服这个学生，老师引经据典，广征博引。可是，这个学生却难以接受，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
　　大概是出于检查这个学生是否被自己的见解所折服吧，期末考试，教授毫不犹豫，出了这个题目。待到试卷下发，这个学生拿过试卷一看，竟然是这个问题，提起笔，毫不客气，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写下来，交了上去。结果，他的期末成绩没及格。
　　按照北大的规定，没及格得补考，补考分数按百分之几十折算，必须是六十七分，这样才算及格。
　　试卷，仍然由任课老师出。
　　教授接受任务，再次出题，心说，小子，这回该知道变更了，再坚持，还得补考的。他想想，再次将那个题写出来，作为考题，放在了学生面前。学生拿起试卷看了，仍是那道题，再次拿起笔，毫不犹豫，写出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再次交了上去。
　　评分结果，六十分，按照补考要求，不够六十七分，没有及格，还得再次补考。
　　教授有点生气，我的这个学生怎么一根筋啊，怎么就不知变通，用我的答案啊？为了试探学生，教授再次出了这份题，学生仍拿起试卷，毫不思索地写上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
　　这次，没有补考，学生竟然及格了。
　　不久，教授特意找到学生，两人凑在一块儿，再次探讨起这个问题。至于谁对谁错，此时已在次要，关键是，这个问题要弄明白。
　　这样的尴尬，俞平伯任教之初，也遇见过。
　　俞平伯当时讲古诗，讲到“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时，说古诗中有很多这种反训的事例，所谓的“知”就是“不知”。一个学生听了，立马站起来反驳：“你说得牵强，请举例。”俞平伯连连举了七八个这样的例子，才让这个学生接受下来，坐了下去。
　　胡适也遇见过这样的尴尬事。那时，胡适已成了北大文学院院长，在学术界，更是大名爆响，谁人见了，不低头称一声“胡博士”。可是，在北大，学生们仍不买胡博士的账。一次，胡适的课，他把自己认为最拿手的胡氏红楼研究拿出来，给大家讲解。胡适语言便给，妙趣横生。就在他谈得得意非凡时，一个学生站起来，反驳道：“胡博士，你谈得不得当，下去吧。”
　　胡适登时十分尴尬，对这个学生道：“无论如何，应该让我说完啊。”
　　那个学生听了，点点头，同意了：“好，你继续讲。”
　　其他同学也点着头，同意他继续讲下去。
　　事后，胡适擦着脑门上的汗，反而得意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北大，这也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啊。”
　　在学术上，甚至做人上，没有什么权威，没有什么师道在上。平等是一种土壤，在这种土壤上，才可以开出绚丽的花朵。
　　北大往事，可见一斑。
　　（编辑/袁恒雷 贾培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