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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下午3点，从北京西站坐一天一夜火车抵达陕西安康，下了车临到出站前，唐志会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打来电话。她把嗓子压得很低，说区里、镇上去北京接她回来的干部就等在她跟前，—会儿出了火车站，“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拘留，然后劳教，或者再送去精神病院。”
唐志会又安慰自己说，她会尽量保持平静，这样也可能打消干部的顾虑，放她回家。
这是唐志会第5次进京上访被家乡干部接回，这次在北京她找了全国妇联和全国人大，而此前几年进京上访时，她已经到过了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以及国务院等部门。不过，北京上访只占她整个上访生涯中的一小部分，她更为密集的上访活动则是一直绕着镇、区、市、省地方各部门转。
唐志会今年23岁，已上访8年。8年前，当她第一次孤身一人下山去“找干部”时，才是一个年满14岁的小学生。那一次，她是奔即将升入初中的学费而去的。
不幸的童年
唐志会家在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安子沟村三组。从镇街一条岔路向北，需步行三小时，趟过一条河，再翻一座山才能到。由于居住分散，在唐家周围，除了—个本家爷爷，没什么邻居。
在村民印象中，当年唐家家境殷实，“(唐志会的父母唐纪友夫妇)两人养猪种油菜，有时还出去打工，吃的住的比当地—般家庭要好。”
和大多数山里孩子一样，四五岁时，唐志会开始和姐姐一起在山上放牛、打猪草，后来，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1994年，唐志会最小的弟弟(6岁)突发急病，人没送到医院，就没了。之后，家里很久都没有笑声。两年后，一个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1996年夏天，唐志会的姐姐和妹妹去堰塘洗衣服，塘很深，姐姐不小心滑进塘里，妹妹去拉，也坠入水中，等大家救起时，两个孩子都已没了呼吸……
接连丧子让唐纪友夫妇异常苦闷，失去了姊妹和弟弟的唐志会也非常难过。然而，苦难的命运似乎紧紧揪住了这个单薄的家庭，1999年夏天，母亲孙世秀在地畔与一位村民发生争执，被打后身亡。至此，一个曾经美满和睦的六口之家彻底破碎。
打人者先是被判无期，随后又改判15年徒刑，民事赔偿1万元。因对判决不服以及只拿到了3000元赔偿费，2000年初，父亲唐纪友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那一年唐志会13岁。
找不到父亲，唐志会只好一个人守在家里。后来，大姨孙世莲见她可怜，把她接到了东坝乡康扒村。在姨妈家，唐志会每天帮着放牛、打猪草，住了半年多，想家的她又独自一人回到了安子沟。
油菜熟了要收，四亩麦子要割，十一头猪也都在圈里天天等着喂，这些对还在念小学的唐志会来说，几乎无法完成。但她还是做完了。
“霞娃子能吃苦、心气硬，他爸走时，家里还存了些粮，霞娃子个子没锅台高，就踩着凳子做饭……”本家爷爷唐祖明回忆。
“我那时候恨父亲，想不通他为什么要狠心抛下我。每天晚上睡觉我很害怕，经常被吓醒，裹在被子里坐到天明。”唐志会说。
“劳教”两年
唐志会独自苦撑了两年，勉强维持到小学毕业。“小学在村里念，初中就要到镇上去了，要租房子，要一大笔花销。”唐志会心气高，她说2003年小学升初中的那个暑假，她白天黑夜所担心的，就是失学。
唐志会已经为自己上完小学做了一个孤身少年最大的努力。小学的最后两年，为了能买油买盐维持生活继续上学，她有空就到山上去挖野黄姜、采野木耳。
每每攒多了干黄姜或者木耳，唐志会就拿到镇街上去卖。出门那天要起得很早，下点面条吃了就往山下赶，山高路陡，通常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镇街。等卖掉山货往往已到下午，于是就买两个饼子，边吃边往回赶。
但面对升入镇里初中的一笔“庞大”开销，唐志会靠挖山货攒的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临到快开学了，唐志会面前只剩下惟一一条路，“母亲死后，凶手一家还欠我们7000元赔偿款。如果要回来，就能上学了。”
孤苦伶仃的唐志会正是怀揣了这样—点希望，才开始了她人生第一次“找干部”的经历。她经人指点，跑到安康市里去找法院，央求法官把剩余的赔偿款执行给她。
“法院也去人了，但是凶手那家人好像总知道消息，每次法官一动身，那边家里人就把门锁了跑得无影无踪，法官去了几次，执行不下来。”这让不谙世事的唐志会多了个心眼，她悄悄守在对方家附近，有一次看见有人在家，就赶紧设法通知了法官。
法官得了消息，如约赶到，终于把凶手家人堵住了。幼小的唐志会以为这一刻把她的问题可以解决掉，但对方一家当着法官的面还是拿不出一分钱。“等到法官走了之后，对方家人就追着我打。”唐志会说。
这样来来回回折腾，唐志会眼睁睁看着时间到了9月1日，再后来过了报名期限，“我的所有希望破灭了，我之前几年忍着一口气受尽的那些苦，全都白费了。”
直到此时，还没有人关注到这个奔波的小姑娘，更没有人留心到她未来的命运。在外界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这个举目无亲，甚至连说说心里话的小伙伴都还没有的山村小姑娘，默默积下了她人生第一次怨气。
她开始怨恨法官。2003年下半年的几个月份里，当同村走出的孩子正坐在镇上中学的教室里念书的时候，唐志会不断到市、省两级法院请求执行剩余的赔偿金，其间经常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抓打法警，还把一辆法院车的倒车镜弄坏了。”一位知情者称，在安康市中院，唐志会经常坐在办公室不走，有一次人家下班了要她出去，她不走，后来有人拉她，她抱住花盆架，把花盆弄倒了。安康官方出具的文书记述，“在省法院，唐志会个人言语行为过激，现场服毒两次。”
事情的结果最终以唐志会被劳教结束。
她先是被安康市中院以“暴力威胁殴打审判人员”，“扰乱司法机关正常秩序”司法拘留15日，后经安康市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两年。就这样，为了上学讨赔偿费的唐志会，没有走进教室，却进了监所。她先在安康地方看守所待了数月，次年又被转往陕西省女子劳教所。
右眼“损伤”
父亲唐纪友离家后，先去宁波打工，后又在安康市汉滨区梅子铺“入赘上门”。2004年年底，唐纪友无意中得知女儿被劳教，于是写信给省市劳教委，请求让尚未成年的唐志会所外执行。2005年2月，唐志会终于被所外执行，并于当年12月12日解除劳教。
好歹又见到了父亲，唐志会便跟着父亲一家到宁波打工，后又一个人南下广州。虽然学历低，但她从保洁员干起，直到找到一家电子厂的工作。紧张有序的新生活让她远离了不幸，同事问的关爱，也令她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然而，一切来得太迟，又结束得太早。
唐志会突然发现自己右眼慢慢看不清东西。一天，她在给手机安装晶片(玻璃的)，因看不清楚，晶片坠落，一枚碎渣进进 了眼睛，后在医院取出，但检查中，厂方意外发现她右眼视力极低且存在陈旧性损伤——她被辞退了。
想起在老家安康看守所劳教时一次“被打”的经历，唐志会认为，就是那次眼睛被打坏了，“2004年4月，一天早上因为哭，惹怒了一位管教干警，结果被警棍打到右眼，当时很疼，又不敢说。”
到了2006年8月，唐的右眼几乎失明，无法再在外面打工，她只得返回安康。回家后，她一方面紧急向安康公安部门投诉她的遭遇，同时向镇、区、市几级政府申请救助，希望自己的眼睛能够在政府的帮助下得到及时医治。
作为一个正值青春的女孩子，来自眼睛的疾病让唐志会终日担忧叹气。而在没有家人和社会力量帮助的情况下，她只好一而再再而三“找干部’’求援。她说，她这一次向政府求助与她当年渴望上学的心情一样迫切。
公安部门对她的投诉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唐的右眼是被打所致。与此同时，市民政局为她联系到西安的医院检查。医生说，手术可以做，但结果没把握。民政局希望手术能欠账，但被医院方面拒绝。
与当年执行赔偿款的情形如出一辙，唐志会来来回回奔波求助，最终也没有获得救治眼睛的机会。
既然害在身上的病治不了，2006年底，再一次对人生产生失望情绪的唐志会决定进京告状。
唐志会买火车票时，身上只剩下了160元，只好买到南阳。车过许昌，乘务员查票时将她从车上撵了下来。当时天气很冷，衣着单薄的唐志会瑟瑟发抖，为了去北京，她只好写了块纸牌子在车站前乞讨，“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凑够车费，到北京去。”
然而，此次到达北京后并不顺利。她因为在府右街拦车，被当地警方带到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医院留观后认为她没有异常，便由警方安排在宾馆住了一晚，直到次日早上安康驻京人员到宾馆来领她。
被接回安康，唐志会一度再去广州打工。但是，随着视力的恶化，她已经无法再正常工作，2008年8月，她又回到了安康。
她还是想为自己的眼睛讨个公道，可反映给当地部门迟迟不见结果。2008年9月，她再次向当地信访、公安机关投诉，要求政府部门就当年的劳教决定，明确解释并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同时就眼睛在看守所受伤给出答复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答复迟迟没有，唐志会再次进京。然而，刚花30元在国家信访局附近一家小旅社登记住下，派出所民警就来敲门。
在被送回安康的途中，唐志会屡次要下车，并与车上的民警发生争执厮打。安宁医院
唐志会回安康后，当年10月第三次进京，但很快又被恒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接回。
2008年10月7日下午，她被镇政府人员及派出所民警送到了当地的安宁医院。该院是恒口镇上的一家精神病医院。
看到警车在安宁医院门口停下，唐志会当时心里一咯瞪，她知道那是家精神病医院，一下车就赶紧跟医生说自己不是精神病。
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精神病?”
“不知被打了支什么针，几分钟后就浑身无力睡着了，等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下午……”唐志会说，手和脚都被绑在床上，想喊也喊不出声。
医护人员给她冲了一碗牛奶端过来，她说自己能喝，但医护人员没有理会，依然给她插入了鼻饲，将牛奶送了进去。“如果不服药，就撬开嘴直接灌。”唐志会说，医护人员用两个夹子撬开牙齿，一次十几片药，“我很害怕把自己吃坏了，就假装听话。”
唐志会很快顺从了医生的“治疗”，当护士给她喂药时，她也不再反抗。17天后，在舅舅孙世强的不断恳求下，安宁医院在经镇政府许可后，才同意让其将唐志会领走。
为了领出外甥女，孙世强在给镇政府的保证书上写到：“今后保证唐志会不再上访。”
然而，唐志会认为自己没有病却被送进精神病院，她开始第四次进京。这一次，她刚到北京便被接返。回来后，再次被送进安宁医院，一直住到2009年的1月，约70多天。
得知唐志会又进了精神病院，住在镇上的大姨孙世莲多次找政府表示愿承担监管责任，也与镇政府和派出所签订“监管协议书”，才领出了唐志会。
协议称，监管人必须保证唐今后不再上访，否则“将依法追究监管人的法律责任”，监管时限为“唐志会安分守己为止”。
本刊记者日前就这份协议询问参与签字的恒口镇派出所政委陈先锋时，陈表示协议内容确有不对的地方，限制了唐志会的自由，他又辩称协议内容并非他起草，当时是司法所拿过来让签，“我就签了。”
在唐志会不断进京又不断被接回的三年多时间里，总共四次被送安宁医院，时间长达440多天。
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恢复名誉，她先后向安康市、区两级卫生部门递交控告书：自己在被送进精神病院，曾告之自己没有病，但医院并不听，对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的她实施了17次捆绑、9次强行灌药，13次强行打针，7次强行电疗……”
“霞娃子第一次被送进安宁医院，我问一个副院长，唐志会没有精神病，为啥让她住院，对方说，医院在镇上开着，不听镇政府的话，这个医院还能办吗?”舅舅孙世强说，后来他找到镇上，镇上又说那是派出所的事，可找派出所，所里又说是镇上让去的，“来回踢皮球。”
洗脱精神病之名
唐志会最近一次走出安宁医院，是2010年4月18日。
恒口镇政府的两名工作人员也站在门口，她心里陡然一紧。这时，她听见其中一人说，唐志会，这次把你弄出来，你要安心听话，如果再上访，就把你转到汉中劳教去。
然而，再获自由的唐志会倔强地坚持了自己的上访之路。9月初，她再次进京，并再次于9月17日被安康方面派出的干部接回，这样便有了文章开头所述唐志会出站前的担心。幸运的是，唐志会此次被接回，出安康站后，工作人员允许她自行回家。
“唐志会前后来找我至少10次了，情绪一激动就容易晕倒。”安康市信访局副局长陈先玉说，不过“不用吃药，过一阵儿她自己就能缓过来”。
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局信访室陈国强主任也证实，仅唐志会在他办公室晕倒，就有三次。
翻阅安宁医院的部分病历复印件，发现对唐志会的“病”，该院有“抑郁状态”、“偏执状态”、“急性心因性反应”和“偏执型精神病”等多个诊断。而汉滨区第一医院在2008年10月27日、11月3日、12月1日对唐志会诊断分别为癔症、晕厥和“晕厥原因待查”。
2009年5月，唐志会曾被联系转院到安康残联精神病医院。该院医生孙超说，院里接到恒口镇政府电话让去接，接来后，排查没病没接收，又送了回去，整个接送过程没发现唐精神上有异常。
《瞭望东方周刊》走访恒口镇政府、汉滨区公安局以及汉滨区信访局等多个涉事部门发现，几乎所有接触过唐志会的干部，在谈及唐的病情时，都在向记者描述唐情绪激动时晕厥的样子。干部 们还不断讲到唐多次打骂工作人员的情形，其中，2009年3月12日，恒口镇安排两位镇干部将唐送往西安最好的医院诊治眼疾，医生诊疗后认为已错最佳治疗时间，无法治疗，“唐听后，在医院吵闹，并对干部进行了人身攻击，抱扯撕咬，情绪非常激动，行为异常极端。”
安康官方对此出具的一份报告称：“恒口镇连夜协调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恒口派出所等单位安排医生、干警将唐志会从西安接回，3月13日至5月18日，恒口镇将唐志会送往安宁医院治疗，住院期间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
“我当时是很冲动，我活生生看着自己的眼睛一步一步捱到现在这个地步，换了他们(干部)，会有什么反应?”而真正让唐志会生怨的是，现在眼睛废了，却平白里背上了精神病的帽子，“我一个大姑娘家，受了这么多苦，怎么就成了精神病，我这辈子还怎么成家，怎么工作，前程不是全给断送了吗?”
唐志会认为，被干部认为有精神病是她上访这么多年来，遭遇的最大打击，她在谈到这一段时，不断强调一个词“雪上加霜”。而实际上，唐志会的内心深处也因此种下了新的上访种子，“洗脱精神病‘罪名’。”
迟到的补救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这些年来，安康方面，各级政府、部门为了接访唐志会，包括路费、住宿费等在内前后已花了10多万元。为了尽量解决唐志会的生活问题。镇上还为唐办了农村低保和相关医疗保险，甚至一度派干部到唐志会老家修茸房屋，帮忙拔掉房子周围的杂草。
安康方面甚至多次就唐志会的上访问题召开过市、区级专题联席会议，政府、单位一把手往往亲自参加议论。对于唐所反映的看守所被打以及其眼睛损伤一事，安康市日前已派出调查人员进行调查，包括赴广东唐志会原诊疗医院调查核实。
可以预见，随着调查推进，唐志会反映的问题或许都会有清晰的官方结论。然而，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唐志会此时所要抗争的命运，其实早与官方的调查结论无关。
一如唐志会当初为上学下山“找干部”，而法院没有帮她执行到赔偿款，她渴望医治眼睛，却迟迟得不到救助，以至于活生生拖过了最佳治疗期限，如今，这个正值青春的女孩子，她最迫切的想法是摘掉自己的精神病帽子，而干部们眼下在做的工作显然又与她的诉求无关。
9月22日，中秋，唐志会再次到陕西省政府上访，当天被安康工作人员接回时，她哭着给《瞭望东方周刊》打来电话，说干部又把她送进了医院，这一回，有两个人在病房门口把着，她走不出去。
唐志会又安慰自己说，她会尽量保持平静，这样也可能打消干部的顾虑，放她回家。
这是唐志会第5次进京上访被家乡干部接回，这次在北京她找了全国妇联和全国人大，而此前几年进京上访时，她已经到过了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以及国务院等部门。不过，北京上访只占她整个上访生涯中的一小部分，她更为密集的上访活动则是一直绕着镇、区、市、省地方各部门转。
唐志会今年23岁，已上访8年。8年前，当她第一次孤身一人下山去“找干部”时，才是一个年满14岁的小学生。那一次，她是奔即将升入初中的学费而去的。
不幸的童年
唐志会家在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安子沟村三组。从镇街一条岔路向北，需步行三小时，趟过一条河，再翻一座山才能到。由于居住分散，在唐家周围，除了—个本家爷爷，没什么邻居。
在村民印象中，当年唐家家境殷实，“(唐志会的父母唐纪友夫妇)两人养猪种油菜，有时还出去打工，吃的住的比当地—般家庭要好。”
和大多数山里孩子一样，四五岁时，唐志会开始和姐姐一起在山上放牛、打猪草，后来，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1994年，唐志会最小的弟弟(6岁)突发急病，人没送到医院，就没了。之后，家里很久都没有笑声。两年后，一个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1996年夏天，唐志会的姐姐和妹妹去堰塘洗衣服，塘很深，姐姐不小心滑进塘里，妹妹去拉，也坠入水中，等大家救起时，两个孩子都已没了呼吸……
接连丧子让唐纪友夫妇异常苦闷，失去了姊妹和弟弟的唐志会也非常难过。然而，苦难的命运似乎紧紧揪住了这个单薄的家庭，1999年夏天，母亲孙世秀在地畔与一位村民发生争执，被打后身亡。至此，一个曾经美满和睦的六口之家彻底破碎。
打人者先是被判无期，随后又改判15年徒刑，民事赔偿1万元。因对判决不服以及只拿到了3000元赔偿费，2000年初，父亲唐纪友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那一年唐志会13岁。
找不到父亲，唐志会只好一个人守在家里。后来，大姨孙世莲见她可怜，把她接到了东坝乡康扒村。在姨妈家，唐志会每天帮着放牛、打猪草，住了半年多，想家的她又独自一人回到了安子沟。
油菜熟了要收，四亩麦子要割，十一头猪也都在圈里天天等着喂，这些对还在念小学的唐志会来说，几乎无法完成。但她还是做完了。
“霞娃子能吃苦、心气硬，他爸走时，家里还存了些粮，霞娃子个子没锅台高，就踩着凳子做饭……”本家爷爷唐祖明回忆。
“我那时候恨父亲，想不通他为什么要狠心抛下我。每天晚上睡觉我很害怕，经常被吓醒，裹在被子里坐到天明。”唐志会说。
“劳教”两年
唐志会独自苦撑了两年，勉强维持到小学毕业。“小学在村里念，初中就要到镇上去了，要租房子，要一大笔花销。”唐志会心气高，她说2003年小学升初中的那个暑假，她白天黑夜所担心的，就是失学。
唐志会已经为自己上完小学做了一个孤身少年最大的努力。小学的最后两年，为了能买油买盐维持生活继续上学，她有空就到山上去挖野黄姜、采野木耳。
每每攒多了干黄姜或者木耳，唐志会就拿到镇街上去卖。出门那天要起得很早，下点面条吃了就往山下赶，山高路陡，通常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镇街。等卖掉山货往往已到下午，于是就买两个饼子，边吃边往回赶。
但面对升入镇里初中的一笔“庞大”开销，唐志会靠挖山货攒的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临到快开学了，唐志会面前只剩下惟一一条路，“母亲死后，凶手一家还欠我们7000元赔偿款。如果要回来，就能上学了。”
孤苦伶仃的唐志会正是怀揣了这样—点希望，才开始了她人生第一次“找干部”的经历。她经人指点，跑到安康市里去找法院，央求法官把剩余的赔偿款执行给她。
“法院也去人了，但是凶手那家人好像总知道消息，每次法官一动身，那边家里人就把门锁了跑得无影无踪，法官去了几次，执行不下来。”这让不谙世事的唐志会多了个心眼，她悄悄守在对方家附近，有一次看见有人在家，就赶紧设法通知了法官。
法官得了消息，如约赶到，终于把凶手家人堵住了。幼小的唐志会以为这一刻把她的问题可以解决掉，但对方一家当着法官的面还是拿不出一分钱。“等到法官走了之后，对方家人就追着我打。”唐志会说。
这样来来回回折腾，唐志会眼睁睁看着时间到了9月1日，再后来过了报名期限，“我的所有希望破灭了，我之前几年忍着一口气受尽的那些苦，全都白费了。”
直到此时，还没有人关注到这个奔波的小姑娘，更没有人留心到她未来的命运。在外界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这个举目无亲，甚至连说说心里话的小伙伴都还没有的山村小姑娘，默默积下了她人生第一次怨气。
她开始怨恨法官。2003年下半年的几个月份里，当同村走出的孩子正坐在镇上中学的教室里念书的时候，唐志会不断到市、省两级法院请求执行剩余的赔偿金，其间经常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抓打法警，还把一辆法院车的倒车镜弄坏了。”一位知情者称，在安康市中院，唐志会经常坐在办公室不走，有一次人家下班了要她出去，她不走，后来有人拉她，她抱住花盆架，把花盆弄倒了。安康官方出具的文书记述，“在省法院，唐志会个人言语行为过激，现场服毒两次。”
事情的结果最终以唐志会被劳教结束。
她先是被安康市中院以“暴力威胁殴打审判人员”，“扰乱司法机关正常秩序”司法拘留15日，后经安康市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两年。就这样，为了上学讨赔偿费的唐志会，没有走进教室，却进了监所。她先在安康地方看守所待了数月，次年又被转往陕西省女子劳教所。
右眼“损伤”
父亲唐纪友离家后，先去宁波打工，后又在安康市汉滨区梅子铺“入赘上门”。2004年年底，唐纪友无意中得知女儿被劳教，于是写信给省市劳教委，请求让尚未成年的唐志会所外执行。2005年2月，唐志会终于被所外执行，并于当年12月12日解除劳教。
好歹又见到了父亲，唐志会便跟着父亲一家到宁波打工，后又一个人南下广州。虽然学历低，但她从保洁员干起，直到找到一家电子厂的工作。紧张有序的新生活让她远离了不幸，同事问的关爱，也令她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然而，一切来得太迟，又结束得太早。
唐志会突然发现自己右眼慢慢看不清东西。一天，她在给手机安装晶片(玻璃的)，因看不清楚，晶片坠落，一枚碎渣进进 了眼睛，后在医院取出，但检查中，厂方意外发现她右眼视力极低且存在陈旧性损伤——她被辞退了。
想起在老家安康看守所劳教时一次“被打”的经历，唐志会认为，就是那次眼睛被打坏了，“2004年4月，一天早上因为哭，惹怒了一位管教干警，结果被警棍打到右眼，当时很疼，又不敢说。”
到了2006年8月，唐的右眼几乎失明，无法再在外面打工，她只得返回安康。回家后，她一方面紧急向安康公安部门投诉她的遭遇，同时向镇、区、市几级政府申请救助，希望自己的眼睛能够在政府的帮助下得到及时医治。
作为一个正值青春的女孩子，来自眼睛的疾病让唐志会终日担忧叹气。而在没有家人和社会力量帮助的情况下，她只好一而再再而三“找干部’’求援。她说，她这一次向政府求助与她当年渴望上学的心情一样迫切。
公安部门对她的投诉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唐的右眼是被打所致。与此同时，市民政局为她联系到西安的医院检查。医生说，手术可以做，但结果没把握。民政局希望手术能欠账，但被医院方面拒绝。
与当年执行赔偿款的情形如出一辙，唐志会来来回回奔波求助，最终也没有获得救治眼睛的机会。
既然害在身上的病治不了，2006年底，再一次对人生产生失望情绪的唐志会决定进京告状。
唐志会买火车票时，身上只剩下了160元，只好买到南阳。车过许昌，乘务员查票时将她从车上撵了下来。当时天气很冷，衣着单薄的唐志会瑟瑟发抖，为了去北京，她只好写了块纸牌子在车站前乞讨，“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凑够车费，到北京去。”
然而，此次到达北京后并不顺利。她因为在府右街拦车，被当地警方带到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医院留观后认为她没有异常，便由警方安排在宾馆住了一晚，直到次日早上安康驻京人员到宾馆来领她。
被接回安康，唐志会一度再去广州打工。但是，随着视力的恶化，她已经无法再正常工作，2008年8月，她又回到了安康。
她还是想为自己的眼睛讨个公道，可反映给当地部门迟迟不见结果。2008年9月，她再次向当地信访、公安机关投诉，要求政府部门就当年的劳教决定，明确解释并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同时就眼睛在看守所受伤给出答复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答复迟迟没有，唐志会再次进京。然而，刚花30元在国家信访局附近一家小旅社登记住下，派出所民警就来敲门。
在被送回安康的途中，唐志会屡次要下车，并与车上的民警发生争执厮打。安宁医院
唐志会回安康后，当年10月第三次进京，但很快又被恒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接回。
2008年10月7日下午，她被镇政府人员及派出所民警送到了当地的安宁医院。该院是恒口镇上的一家精神病医院。
看到警车在安宁医院门口停下，唐志会当时心里一咯瞪，她知道那是家精神病医院，一下车就赶紧跟医生说自己不是精神病。
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精神病?”
“不知被打了支什么针，几分钟后就浑身无力睡着了，等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下午……”唐志会说，手和脚都被绑在床上，想喊也喊不出声。
医护人员给她冲了一碗牛奶端过来，她说自己能喝，但医护人员没有理会，依然给她插入了鼻饲，将牛奶送了进去。“如果不服药，就撬开嘴直接灌。”唐志会说，医护人员用两个夹子撬开牙齿，一次十几片药，“我很害怕把自己吃坏了，就假装听话。”
唐志会很快顺从了医生的“治疗”，当护士给她喂药时，她也不再反抗。17天后，在舅舅孙世强的不断恳求下，安宁医院在经镇政府许可后，才同意让其将唐志会领走。
为了领出外甥女，孙世强在给镇政府的保证书上写到：“今后保证唐志会不再上访。”
然而，唐志会认为自己没有病却被送进精神病院，她开始第四次进京。这一次，她刚到北京便被接返。回来后，再次被送进安宁医院，一直住到2009年的1月，约70多天。
得知唐志会又进了精神病院，住在镇上的大姨孙世莲多次找政府表示愿承担监管责任，也与镇政府和派出所签订“监管协议书”，才领出了唐志会。
协议称，监管人必须保证唐今后不再上访，否则“将依法追究监管人的法律责任”，监管时限为“唐志会安分守己为止”。
本刊记者日前就这份协议询问参与签字的恒口镇派出所政委陈先锋时，陈表示协议内容确有不对的地方，限制了唐志会的自由，他又辩称协议内容并非他起草，当时是司法所拿过来让签，“我就签了。”
在唐志会不断进京又不断被接回的三年多时间里，总共四次被送安宁医院，时间长达440多天。
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恢复名誉，她先后向安康市、区两级卫生部门递交控告书：自己在被送进精神病院，曾告之自己没有病，但医院并不听，对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的她实施了17次捆绑、9次强行灌药，13次强行打针，7次强行电疗……”
“霞娃子第一次被送进安宁医院，我问一个副院长，唐志会没有精神病，为啥让她住院，对方说，医院在镇上开着，不听镇政府的话，这个医院还能办吗?”舅舅孙世强说，后来他找到镇上，镇上又说那是派出所的事，可找派出所，所里又说是镇上让去的，“来回踢皮球。”
洗脱精神病之名
唐志会最近一次走出安宁医院，是2010年4月18日。
恒口镇政府的两名工作人员也站在门口，她心里陡然一紧。这时，她听见其中一人说，唐志会，这次把你弄出来，你要安心听话，如果再上访，就把你转到汉中劳教去。
然而，再获自由的唐志会倔强地坚持了自己的上访之路。9月初，她再次进京，并再次于9月17日被安康方面派出的干部接回，这样便有了文章开头所述唐志会出站前的担心。幸运的是，唐志会此次被接回，出安康站后，工作人员允许她自行回家。
“唐志会前后来找我至少10次了，情绪一激动就容易晕倒。”安康市信访局副局长陈先玉说，不过“不用吃药，过一阵儿她自己就能缓过来”。
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局信访室陈国强主任也证实，仅唐志会在他办公室晕倒，就有三次。
翻阅安宁医院的部分病历复印件，发现对唐志会的“病”，该院有“抑郁状态”、“偏执状态”、“急性心因性反应”和“偏执型精神病”等多个诊断。而汉滨区第一医院在2008年10月27日、11月3日、12月1日对唐志会诊断分别为癔症、晕厥和“晕厥原因待查”。
2009年5月，唐志会曾被联系转院到安康残联精神病医院。该院医生孙超说，院里接到恒口镇政府电话让去接，接来后，排查没病没接收，又送了回去，整个接送过程没发现唐精神上有异常。
《瞭望东方周刊》走访恒口镇政府、汉滨区公安局以及汉滨区信访局等多个涉事部门发现，几乎所有接触过唐志会的干部，在谈及唐的病情时，都在向记者描述唐情绪激动时晕厥的样子。干部 们还不断讲到唐多次打骂工作人员的情形，其中，2009年3月12日，恒口镇安排两位镇干部将唐送往西安最好的医院诊治眼疾，医生诊疗后认为已错最佳治疗时间，无法治疗，“唐听后，在医院吵闹，并对干部进行了人身攻击，抱扯撕咬，情绪非常激动，行为异常极端。”
安康官方对此出具的一份报告称：“恒口镇连夜协调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恒口派出所等单位安排医生、干警将唐志会从西安接回，3月13日至5月18日，恒口镇将唐志会送往安宁医院治疗，住院期间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
“我当时是很冲动，我活生生看着自己的眼睛一步一步捱到现在这个地步，换了他们(干部)，会有什么反应?”而真正让唐志会生怨的是，现在眼睛废了，却平白里背上了精神病的帽子，“我一个大姑娘家，受了这么多苦，怎么就成了精神病，我这辈子还怎么成家，怎么工作，前程不是全给断送了吗?”
唐志会认为，被干部认为有精神病是她上访这么多年来，遭遇的最大打击，她在谈到这一段时，不断强调一个词“雪上加霜”。而实际上，唐志会的内心深处也因此种下了新的上访种子，“洗脱精神病‘罪名’。”
迟到的补救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这些年来，安康方面，各级政府、部门为了接访唐志会，包括路费、住宿费等在内前后已花了10多万元。为了尽量解决唐志会的生活问题。镇上还为唐办了农村低保和相关医疗保险，甚至一度派干部到唐志会老家修茸房屋，帮忙拔掉房子周围的杂草。
安康方面甚至多次就唐志会的上访问题召开过市、区级专题联席会议，政府、单位一把手往往亲自参加议论。对于唐所反映的看守所被打以及其眼睛损伤一事，安康市日前已派出调查人员进行调查，包括赴广东唐志会原诊疗医院调查核实。
可以预见，随着调查推进，唐志会反映的问题或许都会有清晰的官方结论。然而，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唐志会此时所要抗争的命运，其实早与官方的调查结论无关。
一如唐志会当初为上学下山“找干部”，而法院没有帮她执行到赔偿款，她渴望医治眼睛，却迟迟得不到救助，以至于活生生拖过了最佳治疗期限，如今，这个正值青春的女孩子，她最迫切的想法是摘掉自己的精神病帽子，而干部们眼下在做的工作显然又与她的诉求无关。
9月22日，中秋，唐志会再次到陕西省政府上访，当天被安康工作人员接回时，她哭着给《瞭望东方周刊》打来电话，说干部又把她送进了医院，这一回，有两个人在病房门口把着，她走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