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作为非执政党，在对外交往中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和外国政党开展合作，但作为推动中国进步的重要政治力量，仍可通过各种方式和外国开展交流。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半独立外交”的工作思路。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依托国民党同意设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等合法组织，加强同在重庆的外国大使馆、社团协会、境外媒体等联系合作，阐释中国共产党主张，表达合作意愿，逐渐得到外国驻华机构的认可和支持，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交往的新局面。
　　一、积极开展外事活动，遏制反共图谋。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条约的正式签订，导致当时的国际关系急剧调整，英、美对日态度趋于强硬，并加强了对华援助。为了加强同美国的联系合作，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柯里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开展对话，向他们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工作中的各种努力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艰苦环境中积极参与抗战并取得系列胜利的情况，争取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又到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的住处，向其讲述国民党百般阻挠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卑劣行径，并提供相关事实材料，让居里认识到蒋介石执意坚持反共政策必將引发中国内战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打压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不符合美国支援中国抗战的初衷。同时，为加深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决心的认识和了解，周恩来多次转告毛泽东关于希望美国派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的想法，最终成功促成美军观察组在包瑞德的率领下，于1944年7—8月分两次派出17人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进行深入交谈，并请他们到当地进行实地考察，让美方人员对抗日根据地有了直接的了解，并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希望和美国开展合作的热切意愿。周恩来后来表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动，而是中国共产党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执行外交工作的开端，但当时的外交还只能是“半独立外交”。
　　二、扩大与英美驻华机构联系，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政治主张。为汇聚抗击法西斯的更多有效力量，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开展了丰富的对话合作，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这也给中国共产党与英、美等国开展更多交往提供了新的平台。南方局外事组通过其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宣传载体，把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情况及时转告各国使团和外国记者，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的想法，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外国友好政党的理解和支持。为加强和英国的对话合作，周恩来凭借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诚挚热情，获得当时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高度称赞，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卡尔也通过周恩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坚定决心和巨大牺牲。在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立即向卡尔讲述了国民党发起皖南事变的真实目的，卡尔及时将相关情况转告了英国政府，促成英国政府向蒋介石发电，阐明如果内战继续下去，只会导致日军更强烈攻击的后果。1942年卡尔举行离华告别宴会，周恩来到场参加，并在《新华日报》发表了2篇社论，对卡尔为促进中英友好付出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表达了对卡尔大使的惜别之情。卡尔离任后，周恩来继续同英国的接任大使薛穆保持紧密联系，并向其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两人还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在“双十协定”谈判期间，周恩来还安排薛穆与毛泽东进行会谈，传递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政治主张。南方局还定期委派王炳南、龚澎等作为“新闻发言人”， 在重庆的上清寺等地宣讲国共合作情况。周恩来、龚澎、王炳南、乔冠华、陈家康等同志积极参与到宣讲中国共产党抗战决心的队伍中来，韩幽桐、郭达等中共党员成为美国宣传机构的工作人员，为中国共产党与美方的联系搭建了重要桥梁，相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也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形成了极大牵制。在各种国际舆论的影响下，国民党策划的系列反共行动也有所调整。上述人员大多成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骨干力量。

　　三、冲破新闻封锁，建立正确的外事工作总方针。为更好开展国际交往，周恩来将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总方针确立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即对外国朋友，要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故事，积极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要通过外国朋友的宣传，让国际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在重点任务上，就是要多宣传、广交友，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争取国际社会支持，重点了解美、英等国对华政策及各国各界在华人士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条件。当时重庆的《大美晚报》（英文版）发表《我从陕北回来》一文，详细报道了边区百姓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生活愉快等情况，史沫特莱出版专著《中国的战歌》等作品，促成中外记者团采访陕甘宁边区，成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总方针最直接的成果。在抗战期间，重庆成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聚合地，这给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周恩来充分依托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各反法西斯国家大使馆、国家代表机构以及多国组织积聚的资源优势，利用各种招待会、节庆大会等开展对外交往合作，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章汉夫等同志，经常就当前国际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及取得的主要成效等和各国友人交流，建立友好关系，表达和同盟国加强合作的意愿，积极争取国际友人的理解支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阵地，也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国际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经过多方努力，中国共产党代表走向联合国。南方局向各国持续传递抗战主张，表达国际合作愿望，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半独立外交”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解散后，董必武承担起领导南方局全面工作的重任，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并在重庆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加强工作联络，向在重庆的各国记者和使馆官员说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真相，提出制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鲜明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同时向蒋介石施压，迫使其作出取消反共计划的决定。毛泽东对董必武在重庆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积极营造国际舆论，要求蒋介石安排中共代表参加会议。蒋介石采纳了该建议并同意董必武赴联合国参加此次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正式公开亮相，不少人通过董必武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这也打破了国民党长期在国际社会垄断中国外交的局面，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交往圈。根据毛泽东同志安排，董必武在参加完联合国制宪会议后，在美国停留了4个多月，积极和当地的华人华侨等各方友好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在美国筹划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解放区实录》一书，详细介绍了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抵抗日本侵略的感人故事和取得的巨大成绩。这些工作为美国各界民众、海外侨胞及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提供了资料和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外事历史资源得到充分保护和科学运用。周恩来旧居、南方局外事组所在地等外事资源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我们党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和平台。近年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先后安排20多批次外国政黨团组到重庆参观这些涉外文化场所，为展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历史、阐释党的对外工作方针，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引导作用。重庆还创建了史迪威将军博物馆，举办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暨史迪威将军与中国研讨会，围绕史迪威将军诞辰11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举办专题论坛，深入讲述中美共同抗战的合作历史，加强中美两国的民间对话。重庆还充分挖掘苏军烈士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胡志明居室等背后的故事，还原当时的各种交往场景，并积极邀请相关国家政党代表来渝参访，切实加强同俄罗斯、韩国、越南等相关国家的交往，为国家总体外交积极贡献“重庆力量”。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