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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对30个环保违规项目紧急“叫停”，引起媒体前呼后拥地全面跟进报导，环保总局被推向了前台，这一行动在国际上也好评如潮，舆论称之“环评风暴”。继2004年的“审计风暴”造就一个“审计年”之后，2005是否将是一个“环保年”，我想民众在走过一载春秋之后自有评说。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中国的环保NGO（民间组织的简称）经历了一个萌芽在夹缝，出缝经风雨的艰难历程，这一切的艰难也最终带来了改变，也许这一切都应归功于环保NGO坚定而持续的存在。
解读存在
从1994年中国第一个环保NGO自然之友的成立，1996年地球村、绿家园的成立，1998年中国第一个发源于互联网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北京”的成立，之后环保NGO便雨后春笋般涌现。到今天，中国的环保NGO走过了10年的风风雨雨。而由于现有法规的一些滞后，中国的很多环保组织尚未正式注册。据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中国的民间组织已经发展到近300万家，而注册的只有30多万家！目前环保方面的NGO还在不断涌现，从政策倡导、弱势群体救助到公众环保教育、绿色文化推广，涉及了环保的方方面面，然而，缺乏合法的身份依然是很多NGO生存困难、无法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根本原因。可喜的是，近些年国家正在加快完善NGO注册管理的工作。
虽然由于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环保NGO的发展举步维艰，但是只要存在，NGO就努力地开展工作，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早期的拯救藏羚系列活动、披露淮河污染到近期的抗议怒江建坝、反对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事件，NGO在其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存在并发出声音，这也许就是NGO的价值，这种存在也为NGO赢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也正因为这种持续的存在，政府才得以有机会认识到环保NGO在推动中国环保进程中产生的作用，进而重视公众的参与，为NGO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夹缝中追寻理想
依据中国目前的法律，大部分的环保NGO不具备募集资金的条件，而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一方面是做事需要基本的资金、人力，另一方面是政策滞后，缺乏募集资金的管道和合适的方式，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面临合法性的问题，一大堆的老大难问题让NGO只能在夹缝中朝着希望的方向奋进。理想和信念成为NGO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绿家园志愿者”的汪永晨女士在谈到开展活动的资金时说，“一些环保教育的项目，比如生态旅游，都是算好了各种费用，由参加的志愿者自己付。”
“绿色江河”创始人杨欣先生发现可可西里的野牦牛队反盗猎及藏羚羊的悲惨命运后，通过撰写《长江源》并义卖筹得的资金建立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为野牦牛队反盗猎工作提供帮助，并组织开展科考工作，在青藏公路上进行环保宣传。
“绿色北京”自1998年创立，宋刚先生作为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和个人积蓄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网站，为广大志愿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在志愿者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下，通过ＡＡ制（参与的志愿者均摊费用）等方式开展了拯救藏羚、垃圾分类、废电池回收、“建绿色北京，迎绿色奥运”、布袋行动、环保酒吧行等多项环保活动。
淮河卫士霍岱珊先生为了保护淮河，沿河考察，通过撰写调查报告、拍摄图片、开办展览不断向媒体和相关部门反映，花光了家里的10万元积蓄。在他不断的努力下，2003年10月他发起的淮河卫士民间环保组织正式注册。
从“量变”到“质变”
中国的环保NGO在十多年间从无到有，并发展成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仅北京一个城市就有数十家。在NGO发展初期，资源匮乏、信息来源不够充足使组织相互间的交流较少，所以NGO的关注面也相对狭窄。早期的NGO活动大部分集中于环保宣传方面，促进和协助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宣传，包括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废电池回收等，主要是围绕身边的环境问题开展一些活动。而从事政策倡导、对社会监督的NGO并不多。
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等新型资讯传播媒介的推广，信息共享和交流开始变得频繁，NGO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而更多的公众也得以有机会接触到NGO，更多志愿者的加入为NGO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这也意味着NGO的会员身份和层次变得更加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开阔了NGO本身的视野、拓展了思维，对组织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便利的信息共享也促成了越来越多的地方NGO的萌芽，大量的草根组织也为整个NGO群体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而本土NGO由于资源的缺乏，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上存在困难，这也促成了地方NGO与一些拥有丰富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地区的NGO的协作。
NGO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也使NGO群体的能力达到了“质”的飞跃，多种层次志愿者的加入也让NGO有了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转换成一种可见的能量，使NGO的声音变得更加有份量。在北京的动物园搬迁、怒江建坝等事件中，NGO间的协作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NGO间的资源共享——联合专家、公众等力量使工作变得更加有效率。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更多以关注公共利益、帮助弱势群体、开展法律援助、进行政策倡导为主要工作的NGO开始涌现，为环境保护起到了更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使NGO跟政府的合作成为可能。
“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在知道可可西里藏羚羊遭到猎杀的情况后，发动会员声援反盗猎组织“野牦牛队”，并上书有关部门，要求大力保护藏羚羊。1997年，梁从诫先生向英国首相布莱尔递交一封公开信，呼吁他制止英国藏羚制品的非法交易。
2004年上半年“绿色流域”联合“绿家园”、“自然之友”，在泰国世界河流保护大会上强调怒江保护。同过巡展等众多工作，怒江建坝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温家宝总理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绿色北京”从2002年开始关注内蒙的生态，帮助内蒙东乌旗因造纸厂和冰铜矿冶炼厂废水、烟尘污染受到损害的牧民反映情况，并帮助维权。最近，该案例被国家环保总局列入“2005年首批挂牌督办的9个环境违法案件”。
国际化与本土化
随着国外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工作，在给本土NGO带来资金等资源的时候，也为国内的NGO带来了国外的经验与同国外交流的机会，这对于帮助国内NGO提高自身的能力和加强声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所以在很多方面，国外的NGO自身发展的经验，对于国内草根NGO并不能有太大的借鉴价值，比如筹资、与政府的交流等。但是与国外NGO的交流对于开阔国内NGO视野大有裨益，同时在国外NGO的工作开展方面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比如如何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来看待问题、如何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如何开展项目等方面。
目前环保类国际基金会在中国很多地区设有办公室，涉及的内容从NGO能力建设、NGO研究到各种环保项目的合作，包含了多个层次，也很注重与西部偏远地区NGO的合作。通过项目的合作，一些偏远地区的NGO得以获取到更充分的信息，有利于自身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WTO，社会也越来越走向开放，很多国际性的环保交流活动中也开始涌现中国环保NGO的身影，在交流中，NGO也开始更多地发现本土化才是自己更可贵之处，也开始慢慢的从一味的追捧国外经验转向将国外的经验本土化，取长补短，同时注意将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比如在环保教育方面，自然之友的乡土教育将很多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本土化，将一些国外的环保教育的小游戏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改编。
而在政策倡导方面，国内NGO也开始主动利用国际资源来迂回向政府传达自己的声音，比如国内NGO在泰国世界河流保护大会上强调怒江保护，通过在国际会议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促使政府关注怒江的保护问题。
国内环境的开放也同时给国内NGO与国外NGO的合作提供了空间，国内NGO与国外NGO的合作开始变得频繁，这种合作也为促进国际间的友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有助于在一些环境问题上消除误解。比如绿色北京与韩国、日本NGO合作的一个中日韩环境信息网络项目，通过民间的交流，中国的环保NGO可以和邻国的环保NGO同行一起讨论韩国对纸张的不合理使用、日本大量进口中国木材生产木筷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压力。
信息化革命中的环保NGO
信息化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的同时，环保NGO也与时俱进地用信息化武装起来了。现在，大部分的NGO也都在互联网安家落户，利用网站、论坛、QQ、MSN等各种形式的网络资源传播绿色理念。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互联网上查询到大部分环保NGO的信息，有不少还拥有多语言版本的网站。网络的开放性和时效性可以有效地突破区域限制，让信息及时有效地传播，而这在环保NGO的协作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
网络在带来便捷信息共享、交流方式的同时，也减轻了NGO通过传统方式进行联络所需承担的，稍显昂贵的资金、物质等方面带来的压力。部分环保NGO利用网络的方式从早期的信息共享、简单交流已经提高到通过互联网联合网友和志愿者开展活动、有效汇聚社会资源，已经具备了将网络资源有效地运用到工作上推动组织发展的能力，为其他NGO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绿色北京”发起的拯救藏羚活动更是籍互联网的威力，被誉为中国互联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网络公益活动；“建绿色北京，迎绿色奥运”通过建议征集、网上征文、网上签名等多种方式开展政策倡导也得到公众和政府部门的认同与采纳。“绿色北京”同时也帮助一些NGO开展网络建设工作，其一些会员也开始借鉴网络汇聚力量的方式，在自己生活居住的城市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新的NGO。
福建屏南的一位乡村医生张长建先生在发现当地化工厂污染使附近山丘植物大量死亡后，通过电子邮件与各媒体积极联系，同时在绿色北京等环保NGO的网上论坛发出求救信息，引起广泛关注，2003年该污染事件被福建省列为九大环境污染案件，同年，环保总局将其列入全国十大环境违法案件。
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环保NGO发生了很大的改变，NGO已经在开始告别以存在为主要价值的阶段，在以后的日子，环保NGO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社会发展的同时，NGO也在不断地突破旧的思维模式，应对新的形势变化。但是，唯有存在才是带来一切改变的根本。
(责编：周 宇)
解读存在
从1994年中国第一个环保NGO自然之友的成立，1996年地球村、绿家园的成立，1998年中国第一个发源于互联网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北京”的成立，之后环保NGO便雨后春笋般涌现。到今天，中国的环保NGO走过了10年的风风雨雨。而由于现有法规的一些滞后，中国的很多环保组织尚未正式注册。据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中国的民间组织已经发展到近300万家，而注册的只有30多万家！目前环保方面的NGO还在不断涌现，从政策倡导、弱势群体救助到公众环保教育、绿色文化推广，涉及了环保的方方面面，然而，缺乏合法的身份依然是很多NGO生存困难、无法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根本原因。可喜的是，近些年国家正在加快完善NGO注册管理的工作。
虽然由于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环保NGO的发展举步维艰，但是只要存在，NGO就努力地开展工作，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早期的拯救藏羚系列活动、披露淮河污染到近期的抗议怒江建坝、反对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事件，NGO在其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存在并发出声音，这也许就是NGO的价值，这种存在也为NGO赢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也正因为这种持续的存在，政府才得以有机会认识到环保NGO在推动中国环保进程中产生的作用，进而重视公众的参与，为NGO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夹缝中追寻理想
依据中国目前的法律，大部分的环保NGO不具备募集资金的条件，而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一方面是做事需要基本的资金、人力，另一方面是政策滞后，缺乏募集资金的管道和合适的方式，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面临合法性的问题，一大堆的老大难问题让NGO只能在夹缝中朝着希望的方向奋进。理想和信念成为NGO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绿家园志愿者”的汪永晨女士在谈到开展活动的资金时说，“一些环保教育的项目，比如生态旅游，都是算好了各种费用，由参加的志愿者自己付。”
“绿色江河”创始人杨欣先生发现可可西里的野牦牛队反盗猎及藏羚羊的悲惨命运后，通过撰写《长江源》并义卖筹得的资金建立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为野牦牛队反盗猎工作提供帮助，并组织开展科考工作，在青藏公路上进行环保宣传。
“绿色北京”自1998年创立，宋刚先生作为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和个人积蓄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网站，为广大志愿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在志愿者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下，通过ＡＡ制（参与的志愿者均摊费用）等方式开展了拯救藏羚、垃圾分类、废电池回收、“建绿色北京，迎绿色奥运”、布袋行动、环保酒吧行等多项环保活动。
淮河卫士霍岱珊先生为了保护淮河，沿河考察，通过撰写调查报告、拍摄图片、开办展览不断向媒体和相关部门反映，花光了家里的10万元积蓄。在他不断的努力下，2003年10月他发起的淮河卫士民间环保组织正式注册。
从“量变”到“质变”
中国的环保NGO在十多年间从无到有，并发展成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仅北京一个城市就有数十家。在NGO发展初期，资源匮乏、信息来源不够充足使组织相互间的交流较少，所以NGO的关注面也相对狭窄。早期的NGO活动大部分集中于环保宣传方面，促进和协助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宣传，包括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废电池回收等，主要是围绕身边的环境问题开展一些活动。而从事政策倡导、对社会监督的NGO并不多。
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等新型资讯传播媒介的推广，信息共享和交流开始变得频繁，NGO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而更多的公众也得以有机会接触到NGO，更多志愿者的加入为NGO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这也意味着NGO的会员身份和层次变得更加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开阔了NGO本身的视野、拓展了思维，对组织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便利的信息共享也促成了越来越多的地方NGO的萌芽，大量的草根组织也为整个NGO群体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而本土NGO由于资源的缺乏，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上存在困难，这也促成了地方NGO与一些拥有丰富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地区的NGO的协作。
NGO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也使NGO群体的能力达到了“质”的飞跃，多种层次志愿者的加入也让NGO有了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转换成一种可见的能量，使NGO的声音变得更加有份量。在北京的动物园搬迁、怒江建坝等事件中，NGO间的协作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NGO间的资源共享——联合专家、公众等力量使工作变得更加有效率。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更多以关注公共利益、帮助弱势群体、开展法律援助、进行政策倡导为主要工作的NGO开始涌现，为环境保护起到了更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使NGO跟政府的合作成为可能。
“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在知道可可西里藏羚羊遭到猎杀的情况后，发动会员声援反盗猎组织“野牦牛队”，并上书有关部门，要求大力保护藏羚羊。1997年，梁从诫先生向英国首相布莱尔递交一封公开信，呼吁他制止英国藏羚制品的非法交易。
2004年上半年“绿色流域”联合“绿家园”、“自然之友”，在泰国世界河流保护大会上强调怒江保护。同过巡展等众多工作，怒江建坝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温家宝总理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绿色北京”从2002年开始关注内蒙的生态，帮助内蒙东乌旗因造纸厂和冰铜矿冶炼厂废水、烟尘污染受到损害的牧民反映情况，并帮助维权。最近，该案例被国家环保总局列入“2005年首批挂牌督办的9个环境违法案件”。
国际化与本土化
随着国外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工作，在给本土NGO带来资金等资源的时候，也为国内的NGO带来了国外的经验与同国外交流的机会，这对于帮助国内NGO提高自身的能力和加强声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所以在很多方面，国外的NGO自身发展的经验，对于国内草根NGO并不能有太大的借鉴价值，比如筹资、与政府的交流等。但是与国外NGO的交流对于开阔国内NGO视野大有裨益，同时在国外NGO的工作开展方面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比如如何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来看待问题、如何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如何开展项目等方面。
目前环保类国际基金会在中国很多地区设有办公室，涉及的内容从NGO能力建设、NGO研究到各种环保项目的合作，包含了多个层次，也很注重与西部偏远地区NGO的合作。通过项目的合作，一些偏远地区的NGO得以获取到更充分的信息，有利于自身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WTO，社会也越来越走向开放，很多国际性的环保交流活动中也开始涌现中国环保NGO的身影，在交流中，NGO也开始更多地发现本土化才是自己更可贵之处，也开始慢慢的从一味的追捧国外经验转向将国外的经验本土化，取长补短，同时注意将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比如在环保教育方面，自然之友的乡土教育将很多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本土化，将一些国外的环保教育的小游戏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改编。
而在政策倡导方面，国内NGO也开始主动利用国际资源来迂回向政府传达自己的声音，比如国内NGO在泰国世界河流保护大会上强调怒江保护，通过在国际会议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促使政府关注怒江的保护问题。
国内环境的开放也同时给国内NGO与国外NGO的合作提供了空间，国内NGO与国外NGO的合作开始变得频繁，这种合作也为促进国际间的友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有助于在一些环境问题上消除误解。比如绿色北京与韩国、日本NGO合作的一个中日韩环境信息网络项目，通过民间的交流，中国的环保NGO可以和邻国的环保NGO同行一起讨论韩国对纸张的不合理使用、日本大量进口中国木材生产木筷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压力。
信息化革命中的环保NGO
信息化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的同时，环保NGO也与时俱进地用信息化武装起来了。现在，大部分的NGO也都在互联网安家落户，利用网站、论坛、QQ、MSN等各种形式的网络资源传播绿色理念。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互联网上查询到大部分环保NGO的信息，有不少还拥有多语言版本的网站。网络的开放性和时效性可以有效地突破区域限制，让信息及时有效地传播，而这在环保NGO的协作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
网络在带来便捷信息共享、交流方式的同时，也减轻了NGO通过传统方式进行联络所需承担的，稍显昂贵的资金、物质等方面带来的压力。部分环保NGO利用网络的方式从早期的信息共享、简单交流已经提高到通过互联网联合网友和志愿者开展活动、有效汇聚社会资源，已经具备了将网络资源有效地运用到工作上推动组织发展的能力，为其他NGO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绿色北京”发起的拯救藏羚活动更是籍互联网的威力，被誉为中国互联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网络公益活动；“建绿色北京，迎绿色奥运”通过建议征集、网上征文、网上签名等多种方式开展政策倡导也得到公众和政府部门的认同与采纳。“绿色北京”同时也帮助一些NGO开展网络建设工作，其一些会员也开始借鉴网络汇聚力量的方式，在自己生活居住的城市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新的NGO。
福建屏南的一位乡村医生张长建先生在发现当地化工厂污染使附近山丘植物大量死亡后，通过电子邮件与各媒体积极联系，同时在绿色北京等环保NGO的网上论坛发出求救信息，引起广泛关注，2003年该污染事件被福建省列为九大环境污染案件，同年，环保总局将其列入全国十大环境违法案件。
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环保NGO发生了很大的改变，NGO已经在开始告别以存在为主要价值的阶段，在以后的日子，环保NGO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社会发展的同时，NGO也在不断地突破旧的思维模式，应对新的形势变化。但是，唯有存在才是带来一切改变的根本。
(责编：周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