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被铭记，是因为他事业有成、人品出众。
　　一个演员被铭记，是因为他艺能配名、德行可赞。
　　评书表演艺术家杨田荣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德艺双馨，有口皆碑。
　　今年适逢他百年诞辰，抚今忆昔，陈年记忆似实似幻地接连而出，自然构成了一幅往事再现的温馨图景。

天津初识 风华正茂

　　1956年我16岁时，在天津河北小王庄史家书场听书学艺，父亲演中场，杨田荣先生演晚场。每天他们接换场时我总能见到杨先生。他时年三十六七岁，风华正茂，中等身材，白净的长形脸五官端正，那一双眼睛总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有几次，我故意走得晚听他说书，他当时还唱西河大鼓，开书前总要唱个小段，有一次他唱完“燕儿往南飞，尾巴朝着东”后，故意收住鼓板：“各位，听完这一句，您可能就有意见了，‘先生，你唱错了，雁儿往南飞，应该尾巴朝着北，怎么朝着东啊？是不是转向了？’可能您没听分明，要不您再听一回？”唱完这句后他又对观众说，“这回您听清楚了吧？燕是小燕不是大雁。那位说了，你们说书的是为了找辙，尾巴朝东是为了合这个中东辙，才不是呢！‘燕儿往南飞，尾巴朝着东’，我这唱第三遍了。有听众就该不乐意了，‘这一句你唱了几遍啦？还有完没完，我们都快学会了！’这就对喽，您在我这儿学会了，单位再搞联欢什么的，您就来这一段，不过您可得学全了，唱个半拉可不行。‘燕儿往南飞，尾巴朝着东，只因为老天爷刮的是西北风（给刮歪啦）！一句的小段唱完毕，接下来咱再说说大人包公。……’”他的声音甫落，现场掌声和笑声顿起。这个小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35年后的1991年，在辽宁省文联春节联欢会上，我还学说了这段。
　　这种轻松诙谐是杨田荣先生表演的一大特色，唱西河大鼓如是，说书也如是。再搭配着他带点河北方言的普通话一起“服用”，那他的书绝对能让你听了上句就想听下句，欲罢不能。
　　有一天接换场的时间到了，但杨先生还没来，我们父子俩就下场先走了，走到河北区天津路的“京津桥”上，田荣先生骑车迎面而来，他下车和我们打招呼，我说：“今天您可有点误场了。”
　　他回答：“没事，今天有事误场，明天我就不来了。”
　　我挺诧异：“明天您去哪儿？”
　　他说：“明天我去鞍山了，祖国的钢都，这里的晚场换了许连和先生接着演。”
　　天津作别后不久，我就从南北往来的艺人口中得知，杨先生到鞍山之后说《三侠剑》大火，几乎是场场爆满，天天座无虚席。

辽宁再遇 名满天下

　　1960年初，我从天津到了辽宁，加入了本溪市曲艺团。同在辽宁一省之内，我听到杨先生的消息就更多更详细了。当时正在大力提倡说新唱新，传统书先是被分类，后来被全部禁演。而辽宁两位说新书的旗帜性人物就是袁阔成先生和杨田荣先生。彼时杨先生已放下了西河大鼓的鼓板，正式改为评书演员，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长篇评书《铁道游击队》等书目。
　　1963年，辽宁省委宣传部和辽宁曲协召开了一个“说新唱新”交流座谈会，省内各市级曲艺团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得很隆重，时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长安波（《兄妹开荒》的作者）主持，省委副书记周桓还做了重要讲话，核心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现代题材，说新唱新。
　　杨先生是传统评书界的一员大将。善说《隋唐》、被誉为“活秦琼”的刘起林先生，一向惜字如金，不肯随意品评同行。但提到杨先生时，他却说了这么一句，“田荣啊，那是大角儿啊！”这一句话，就是对杨先生说书水平最实在的定论。
　　可那时候传统书不让說了，新书怎么说大家还不太知道，都在摸索中前进，许多老艺人“掏手枪”时还是“呛啷啷亮出宝刀”的架势，着实有些不伦不类。而杨先生不但说了新书，而且还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好新书，这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
　　那次座谈会后还有一个内部观摩演出。袁阔成和杨田荣两位先生的演出是作为说新唱新的典范出现的，我们这些各地市的演员们，虽然也各说了一段新书，但和袁、杨二位相比，差距只能说不啻天壤。
　　我还记得在那次演出中，杨先生说的是《烈火金刚》的片段《独胆英雄史更新》，袁先生说的是《红岩》选段《许云峰赴宴》。杨先生说的新书，从语言表达的风格到刻画人物的手法以及表演时的节奏感觉，都不同于传统书，构成了另一套表演方法，尤其是他模仿枪炮声的“口技”表演，虽然是为了说新书而新练的技巧，但是真正对新书有相当程度认识的，就是一种紧跟时代的创新。
　　1965年，辽宁省又搞了一次说新唱新全省汇演。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曲艺盛会，省内各市都选送了新作。我记得有袁阔成先生的《赤道战鼓》、陈青远先生的《门和找门和》、李鹤谦先生的《夺印》，还有我写的评书《追车回电》……唯独不见杨先生的作品。大家都挺纳闷：“难道说他不来了？”最后，鞍山曲艺团综合厂的节目单来了，上面只有一个节目，是杨田荣先生反映带电作业这一鞍钢技术革命的《小闯将》，时长一个半小时，是一个中篇作品。参加汇演不拿短篇拿中篇，到现在也是大型曲艺活动中少见的，杨先生这回做了个吃螃蟹的人。我现场听了这个节目，那真是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一个半小时内几乎所有观众不散神、不溜号，杨先生的艺术功力可见一斑。这个段子后来被收录入1990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曲艺集》。

劫后余生 再创辉煌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不愿提及却又绕不过去的历史。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对与错，都在动荡中自觉或被迫地暴露出来，文艺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创伤更深。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杨先生虽相距不远，但音信完全隔绝。直到彻底粉碎“四人帮”后，在辽宁曲协召开的一次理事扩大会议上，我才再一次见到了应邀前来参会的杨先生。在会上，他讲述了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幸，虽然辛酸饱蕴，但杨先生话语中对评书艺术的热爱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的。 　　重整旗鼓再出发的杨先生的精力似乎更胜过往，他新录了《创业史》《播火记》等作品，电台里又传出了他生动的语言。正当我们为他的再创新绩而欢欣鼓舞之时，“杨田荣先生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正在全力抢救”的消息就如一盆雪水兜头泼下，我们当时全蒙了。
　　鞍山市委市政府在关注，曲艺界的同仁在祈祷，喜欢他的广大听众在期盼，敬重他的医护人员在努力。经过三天的紧急抢救，杨先生终于在与死神的斗争中获得了阶段性胜利。
　　不久之后，我到鞍山他家里专程看望，他精神状态蛮好，谈话间还是一派轻松自然，我挺好奇：“您是怎么把身体恢复得这么好的？”
　　他神秘地说：“主要是我没听大夫的话。”
　　我一听就愣住了，“不听大夫的话？这也算是养生之道？”
　　他嘿嘿一笑：“大夫告诉我，‘你这个心脏经不起折腾，所以你活动不能太大，还要注意保持平稳的情绪’。我嘴上答应着却心想，‘保持平静老不动，还能录书吗？’所以，我觉得恢复得不错了，就趁着大夫、护士们不在的时候，偷偷溜到医院里的小花园里打太极拳，越打越精神，身體恢复得很快。出院的时候，大夫还嘱咐我，‘有时间请您来给患者们介绍一下快速痊愈的经验’，我说‘不用，我没什么经验’，这不听大夫的怎么说？”
　　我听完后不禁大笑，心中很佩服杨先生面对疾病时“来不由己，医则配合，养则静心，动则由我”的乐天态度，他是个真正的强者。
　　之后没过多久，我在广播中听到了他的拿手书目《包公案》和根据姚雪垠同名小说改编的《李自成》。他对后者尤其重视，认为说现代作家写的传统故事，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和探索。孰料想在《李自成》第一部完结，我期盼着第二部时，“杨田荣先生心脏病发，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2岁”的噩耗传来。
　　杨田荣先生走了，但奇怪的是我这悲伤之情却不知道去了哪里，心里空落落的，拍拍胸口似乎还有回声，这种感觉一直到今天还没散去。这种怀念的回声我能听到，但其他人会记得杨先生的声音么，他们心底的挂念会被时间冲淡么？
　　幸运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杨先生的很多影音资料都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听众们也可以随时收听。去年就有一位书迷跟我说，他听杨先生的《包公案》，一气听了三个小时，“杨先生的《包公案》，谁也说不出那个劲儿来，讲不出那个味儿来”。
　　成于时代，名传后世，杨先生的回声还没有衰减，真好。
　　莫道说书几多成，
　　影响存于人心中，
　　先生诞辰百年日，
　　观众犹颂杨田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