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初，我接受了上海文艺出版社要我为以群同志编选一本文艺论文集，以纪念这位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奋斗终生的战士的建议。当时我正在上海参加修订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一书，这主要是为了暂时解决粉碎“四人帮”后高校文科的教材短缺问题。主持编写《文学的基本原理》，是以群同志生前所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当时，为了编写一部具有中国特点的文艺理论教材，即力图做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原理，同我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与我国古代文论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以群同志曾殚思极虑，耗尽心血，带领着一批青年教师，经历了几度春秋，前后数易其稿。我自己也曾亲历了其中的甘苦，当年以群同志带领大家辛勤工作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当然，这部教材是由五十年代末期转向六十年代前期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变化着的形势与思潮的影响，打上了历史的印记。但就我所知，在以群同志的晚年，由于意识到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教训，他曾力图在当时客观历史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克服一九五八年后文艺理论教材中普遍存在的简单化的弊病，着重阐述文艺的规律性、知识性，以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现象为例，来编写一部具有我国特点的、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的教材。这样的信念对他说来是坚定不移的。尽管这项工作开始后不久就备受挫折，最后一场谁也意料不到的腥风恶雨将他席卷而去，使他无法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但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是不应抹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修订出版由他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自然也具有纪念他的意义。但是，从三十年代以来的三十余年间，以群同志还留下其他大量的著述与译作，特别是文艺理论方面的著译。这些著译，既留下他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中所走过的足迹，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上海文艺出版社提出从中为他选编一本集子，这个倡议我是衷心拥护的。因为，这样做，既可借以纪念以群同志一生的业绩，也可以为我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留下一页真实的记录。这，无论是对于逝者或来者，都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曾受过以群同志教诲与扶植的学生，我能为这一工作尽棉薄之力，也感到十分荣幸！
　　以群同志的才能及其在文学方面的活动与贡献，是多方面的，但他的主要成就与贡献，是在文艺评论方面，因此，这本集子也集中地选收他在文艺评论方面的一些主要文字。
　　早从青年时代起，以群同志就积极参加革命的文艺活动，虽数遭反动当局的迫害，犹锐气未减。特别是从三十年代初以来，他积极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参加文艺战线上的抗日救亡与民族解放斗争，解放后又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而鞠躬尽瘁。综观他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文艺活动，范围不仅兼及文艺评论、翻译和创作三个方面，而且还承担了大量繁重的文艺组织工作与多种文艺刊物的编辑业务，在扶植、培养文艺青年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在三十多年中所写的各类著述，创作方面以散文、报告文学为主，如反映抗战时期现实斗争的《旅程记》、《姊妹行》、《新人的故事》等，翻译方面如高尔基的《英雄的故事》、《给初学写作者》等。这类著译的数量虽然比较少，但在当时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当然，以群同志是以著名的文艺评论家闻名于世的，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始于左联时期。就我所接触到的材料看，他从一九三三年起至逝世前，先后出版的文艺评论著译近二十种之多。(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由他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也不包括散见于各种报刊的单篇论文。)如《文艺创作概论》(一九三三年七月)、《创作漫话》(一九三六年七月)、《新文学教程》(维诺格拉多夫著，一九三七年翻译初版)、《文学底基础知识》(一九四二年)、《在文艺思想战线上》(一九五七年九月)、《鲁迅的文艺思想》(一九五七年十月)、《谈有关文学特性的几个问题》(一九五八年十月)、《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一九六○年六月)、《今昔文谈》(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等。上述著译，有不少解放前后曾重版过多次。综观这些著译的内容，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发展轨迹，即从三十年代起至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革命的文艺事业，以群同志很早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研究，并力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总结“五四”以来我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与文艺创作的历史经验与成败得失，真可谓孜孜不倦、认真执着，三十余年如一日。当然，今天来回顾以群同志的这些著译，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有由各种客观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失误与局限性，这是无须讳言的。例如，他在一九三三年根据日本川口浩的《新兴文学概论》编写的《文艺创作概论》，就介绍并肯定过苏联拉普派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虽然作者在书末也简略地介绍了当时苏联文艺界刚刚提出讨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过，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三十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还没有、也不可能被系统地翻译过来，而许多左翼文艺工作者为了斗争的需要，急切地希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辗转传入国内的一些苏联的文艺理论，往往缺乏鉴别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以群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一文中，对当时的情况曾作过详细的回忆与自我批评。他说：“那时候，在苏联曾经一度盛行的‘拉普派’的狭隘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文艺理论，也曾使我们受到相当的影响，例如以思想方法来代替创作方法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以题材性质来决定艺术价值的‘主题积极性论’，都曾经在我们之间发生过影响——特别是从日本普罗文学理论中转借过来的一些简单化的理论影响更严重。自然，我们当时对这些错误的理论是缺乏鉴别能力的。”再如，一九三七年春，他根据日本熊泽复六的日译本重译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今天看来，内容虽已陈旧，一些观点与提法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批判了拉普派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一错误口号，力图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原理与文学的基本知识，作通俗简明的解释，仍不失为苏联早期的一部有一定价值的文艺理论教材。以群同志从抗战前夕就把它翻译过来，解放前多次重版，解放后又两度修订重印，在国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成为他文艺理论译作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如果我们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以今天的水平苛求前人，那么就应该承认以群同志当年所做的这项工作，是有益的，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至于解放后的论著，特别是历次运动中所写的某些文章，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上述的问题。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以群同志解放前后的大部分论著，是在火与剑的环境里，是在亲身参与革命文艺实践和阅读大量文艺作品的过程中写成的，因而它们大多具有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以理服人、论证严密等特点，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史料价值。这本集子所选的八十一篇文章，大多是作者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述，是以群同志文艺评论著述的主要结晶。
　　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从发表时间看，上起一九三三年春，下迄于一九六六年初；从内容看，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文艺理论的专题论文和文艺短论；(二)鲁迅研究和其他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题论文；(三)史料性的回忆文章与读书笔记等。在编选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即：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我国是经历了一个十分艰苦而曲折的发展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它既要与各种敌对的或错误的文艺思潮、理论派别作斗争，又要不断克服自身的简单幼稚的毛病与教条主义的束缚，从而才逐步走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原理同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这样的过程，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着。以群同志从三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所写的文艺评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由此我感到近几年来陆续编辑出版的文艺理论选集，其中也包括这本即将问世的《以群文艺论文集》，不仅具有纪念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这一艰苦曲折的发展过程，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对于如何加强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也是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的。如果说，我们要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着手来编写“五四”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那么，过去的文艺理论方面的著述，其本身就是一批重要的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计划地编辑出版过去的文艺理论著述，就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的工作。
　　
　　(《以群文艺论文集》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