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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活跃而关键的地区和国际角色，伊朗需要特色和独立，更需要实质性的进步和成就。
8月5日，在反对者的抗议声中，在未收到西方国家贺信的情况下，身着灰色西装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伊斯兰议会宣誓就职，开启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内贾德的蝉联之路，充满戏剧性，其形式的美国化，反映了伊朗“革命后社会”的发展成就和限度，也从侧面说明了伊朗的总统选举并非毫无悬念的“独裁者的选举”。然而，伊朗总统选举过程的公正性和选举结果还是广受质疑，落败的穆萨维阵营发动大规模的街头群众运动以示抗议，引发了流血冲突。伊朗政坛这次所暴露出的内部分歧堪称后霍梅尼时代最大的宪政危机，是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袖以来遭遇的最严重挑战，但内贾德总统看似意外却非偶然的连任，清楚表明了伊朗社会延续既往发展轨迹的深厚社会基础和强大制度惯性。
对于内贾德总统的花开二度，深入的原因审视有助于充分地理解伊朗的现实，理智的价值判断则可以较好把握伊朗的发展。
执政四年的内在功力
四年前，年轻的德黑兰市长内贾德参加总统选举，当时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个铁匠的儿子能够成为总统，媒体在其当选后一时居然找不到适合刊登的照片。四年后，尽管选举结果存在诸多让落败者无法信服之处，包括在12小时之内就人工统计完了全国的纸质选票，每个阶段的计票结果都完美地显示出内贾德对穆萨维2:1的灌票式比例，但经过长时间的体制内博弈，宪监会最终确认了选举结果。其实，能言善辩的内贾德每次都是电视辩论的明确赢家，各路民调在选前已经普遍预测内贾德能够连任，而他也确实在首轮投票中就以较大优势完胜穆萨维。那么，除了作为现任总统拥有丰富的行政和宣传资源外，内贾德胜选还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
首先，内贾德总统执政的亮点不少。经济政策方面，内贾德把社会公正作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认为国家资源不能过分集中于政府手中，而应当由掌握财富的人民直接推动国家发展。为此，内贾德政府提出了照顾下层民众的“公正股份”和“有目标地实行政府补贴”两大改革方案，政府给低收入家庭分配国有公司股份，将原来对燃油和其他商品的政策性补贴以现金方式直接提供给低收入阶层。此外，内贾德政府还加大对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提高离职人员的退休金和政府公务员的收入等。内贾德总统服务于多数民众乃至有些收买性的政策，固然有只顾分配财富而不重视创造财富之嫌，被批妨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但却为其执政赢得广泛的民意支持，农村地区更有75％以上的支持率。同时，内贾德总统坚定捍卫伊斯兰革命原则和宗教习俗的尊严，所任命的省市长等行政官僚往往立场保守，重新任命的大约40名驻欧美等国家大使均是立场坚定态度强硬的外交官，从而有效稳固了他在伊朗主流保守政治势力的核心支持基础。伊朗议会290名议员中有211名议员在大选前就表态支持内贾德，保守派政党和机构为避免选票分散没有派出强有力的代表出来竞选总统。而得益于伊朗政坛强硬保守派的集体支持，内贾德政府把掌握包括铀浓缩在内的核技术视为伊朗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顶住西方压力强力推动伊朗核计划并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与哈塔米时期的妥协立场和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频频向伊朗伸出的橄榄枝，也让内贾德总统一度广受诟病的反美反以立场被描述成了伊朗对外政策的成功之处。
其次，步入政坛的内贾德自律严格，以伊斯兰教士而不是一般中产阶级的标准要求自己，过着朴素甚至清贫的生活，时刻注意保持自己的清廉亲民形象。内贾德住小房子，开旧汽车，以“平民总统”自居，不断强调“恢复社会公正”、“铲除腐败”和“缩小贫富差距”等口号，深得社会下层民众的支持和爱戴。当选总统后，内贾德将前任巨资配置的总统专机改为民用，拒绝高档轿车，是第一位向民众公布个人财产状况的伊朗高官，他带头降薪，多次前往各地尤其是贫困的边远地区巡察，仅在2006年的全国范围内巡访就高达29次。相对于改革派的高调指责和空洞的口头承诺，内贾德的诸多亲民举动显得更加务实。他为偏远地区带去了资金和基础建设项目，向下层民众勾画伊朗强大的未来，把反贪腐矛头对准政坛元老，在竞选辩论中大揭往届政府的经济问题，树立了他勇敢的反腐败斗士形象和为穷人谋福利的“勇敢的领导人”形象，赢得了前任们难以企及的声誉。
再次是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影响因素。内贾德属于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代领导人，忠于最高领袖，既有坚定的伊斯兰信仰，又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了捍卫伊朗民族权利不惜与国际社会对抗。加之内贾德与哈梅内伊存在年龄代差，2005年当选总统时只有49岁，能够以晚辈的身份自然而然地得到最高领袖的眷顾。所有这些都让现年70岁的共和国掌舵人哈梅内伊将其视为有能力维护伊斯兰革命政权的接班人，因而不惜冒着威望受损的风险几度介入选举纠纷为之背书。在四年前的第二轮总统选举前夕，哈梅内伊发表讲话暗示内贾德就是伊朗政府所需要的“新鲜血液”。在此次选举前，哈梅内伊又多次呼吁民众选择“生活俭朴”和“不向西方国家屈服”的候选人，选后强力制止了穆萨维阵营的抗议活动，数次发表讲话维持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给予内贾德最大的支持。
最后一个因素是内贾德作为“草根总统”读书致仕成长道路的晕轮效应。内贾德出身寒门，在两伊战争期间以作战勇敢著称，连续三年被评为模范省长，曾经是亚洲地区“2005年世界市长”的九个候选人之一，2005年战胜政坛元老拉夫桑贾尼登上总统宝座。如同美国需要林肯这样的“草根总统”偶像一样，对伊朗3/4的公民(年龄在30岁以下)来说，内贾德从铁匠儿子、学生领袖、特种战英雄到杰出省长、优秀首都市长、共和国总统的传奇历程，无疑使之成为一些伊朗年轻人追求自我价值的摹本和范式。
伊朗需要实质性的进步和成就
内贾德四年前因对草根阶层的民生许诺赢得了选举。他的当选一定程度上是伊朗年轻人和穷人的胜利，表明了普通民众在伊朗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上升和话语权重的加大。内贾德的连任，确实意味着他的执政风格得到了伊朗多数民众的认可，意味着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二代政治精英们已经开始掌控国家政局，但也应该看到，其激进平民主义的经济政策、浓厚的军人政府色彩和强烈的反美反以色列主张，可能会对伊朗长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说选举总统本质上是选择伊朗未来发展道路的话，那么选择拉夫桑贾尼和穆萨维大致就是选择一种做大蛋糕的正向生产活动，而选择内贾德则首先意味着草根阶层对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渴望。
近30年间，伊朗遭受了八年的战争 破坏和三次联合国制裁，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是中东通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世界第二大油气储藏国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的油气产能在最近十年油价波动的上涨期中却一直在低位徘徊，原油日产量在2005年下半年一度接近40万桶的警戒线水平，2006年的日产量比欧佩克分配的定额还低30万桶，每年因原油开采能力不足而损失大约5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因加工能力不足还必须从国外高价进口全国所需汽油的40％(13万桶)以满足需求。而随着狂热的伊斯兰革命高潮的渐渐消退，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失去光彩，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审视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尽管伊朗“一直为摆脱西方、争取自治而努力，却从来没有使自己远离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甚至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独立的经济基础”。作为活跃而关键的地区和国际角色，现在的伊朗只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家庭手工作坊”，需要特色和独立，更需要实质性的进步和成就。
虽然没有了竞选连任的压力，但由于执政根基的脆弱和面临的挑战依然如故，“强烈敌视以色列”和“坚决推进核计划”依然堪称内贾德总统的“政治标签”。内贾德可能会适度改变其激进平民主义的施政风格，但会仍将继续推行亲民政策，把住房、就业和经济改革纳入新政府议题，把脱贫和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况和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作为重要政策来抓，还会加大对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的关注力度，着力解决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在备受诟病的经济政策方面，内贾德可能会进一步着手实施此前提出的改革方案，包括大幅削减政府性能源补贴和重新分配居民生活津贴等多项措施。鉴于伊朗目前的通胀率和失业率已经偏高，内贾德总统的新经济改革方案短期内将面临较大阻力。对外政策方面，由于现在的国家安全状况比四年前明显好转，除非确实发生了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变化，伊朗的外交政策还将以强硬为主，注重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邻国的关系，会继续等待美国的对伊政策发生实际变化，继续推行“技术和政治分开”的核能开发政策，即同意合作但不接受给核谈判设置任何先决条件。
基于伊朗民众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民族特性，内贾德总统言辞犀利且底气十足地抨击了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张扬了波斯人的民族情感和坚定的宗教信念，也争取到了多个国家的支持。这种坚定的伊斯兰信念和对西方世界的强硬立场，本质上是波斯民族某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反映。从历史上看，“伊朗在面对外来侵略时的无能为力在伊朗人的灵魂深处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疤痕，许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伊朗精英们的思维……大部分的伊朗人认为只要保持一种‘永不屈服的傲骨’就可以应付任何的外来压力……这夸大了伊朗的重要性，导致了认为国家绝对正确的错位信仰，使得伊朗的决策者们不止一次地高估了自身的能力和潜力，也错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动机”。事实上，很多西方观察家一直把伊朗看作是古典现实主义的“理智行事者”，认为伊朗的一些举动本质上是“故意冒险或对困难处境的机会主义反应”，目的仅在于时刻提醒对手“不要把伊朗当作一个弱小的三流国家”。
社会变革需要政治强人或精英集团
穆萨维阵营拒绝接受选举失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参选的预期“虚高”。从对阵双方的情况来看，内贾德的支持者主要是乡村农民和城市的中下层民众，穆萨维的支持者主要是城镇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界精英。由于穆萨维的支持者们长于舆论操作；掌握着互联网时代放大力量和声音的技巧，也因为占据国际社会话语霸权的西方媒体基本都站在了反西方色彩浓厚的内贾德的对立面，所以无论是选举之前的国际宣传还是选后街头抗议运动引发的国际反响，支持穆萨维的“城市的声音”始终比支持内贾德的“乡村的声音”响亮得多。但直选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声音大小而是人数多少，穆萨维的支持者尽管声势浩大，但并不是现实中的“多数”。一旦离开了虚拟的数字空间而需要直面实际地清点投票人数时，“活跃的少数”和“沉默的多数”的实体区别就从泡沫下面浮现出来。预期和现实的巨大落差成了德黑兰街头动荡的最初动力。
在特殊体制下，伊朗国家的真正掌舵人是最高领袖及其身边的阿亚图拉们，伊朗真正的政治权力斗争在于如何获取宗教界的支持进而掌控最高领袖地位，总统大选仅仅是伊朗“第二级权力的选举”，是不同立场的候选人之间、最多是不同利益代言人之间在体制内的有限较量。事实上，虽然有着派系间的权力之争，伊朗政坛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阵营，主要政治人物都是体制内的上层人物，都是实力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各政治派别一直在不断地分化组合。在选后长时间的街头抗议活动中，伊朗政坛的各派势力合纵连横，拉夫桑贾尼、穆萨维、哈塔米、拉里贾尼联合对阵哈梅内伊和内贾德的政治分野隐然可见。鉴于参与这次总统选举纠纷的真正主角都是当年追随霍梅尼进行伊斯兰革命的开国元老，长时间政治危机的本质也许是专家会议主席拉夫桑贾尼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次间接发难，抑或是其觊觎最高领袖职位的一次间接尝试。这让本应是斗争焦点和主角但资历上只是受提携小辈的内贾德，反而在这场前总统、前议长和前总理之间的激烈交锋中始终没有说话的位置，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6月18日宣布选举结果有效后的三周内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从这个角度看，总统人选的更迭并不意味着伊朗国家大政方针的必然变化，总统人选不变也未必意味着这个曾经的中东第一大国就不会发生静悄悄的变革。
资治通鉴，见古知今。从20世纪的社会发展视角解读伊朗“革命后社会” 的发展，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找准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并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没有人能够否认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但伊朗的确不具备挑战整个国际秩序的实力和能力。伊朗需要心平气和地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其次，历史发展具有很大惯性，关键性转折需要时代潮流和历史人物的共同推动。伊朗今天的现状既是现行体系的一种历史延续，也是发展转折关头的又一次酝酿，伊朗要在山重水复之际实现柳暗花明，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成为弄潮儿，并带领伊朗渡过“九曲十八湾”。实际上，哈塔米总统半途而废的改革实践已经从反面表达了这样一种需求，即伊斯兰共和国要纠偏延续了30年的航向而又不至于引起动乱，就必须由一位更具威权的政治强人或领导精英集团来发动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变革，强力引导精英阶层对伊朗国家利益的重新认识并能够承受与美国实行和解的政治代价。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外界看重最近两届伊朗总统选举中拉夫桑贾尼因素的原因。
8月5日，在反对者的抗议声中，在未收到西方国家贺信的情况下，身着灰色西装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伊斯兰议会宣誓就职，开启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内贾德的蝉联之路，充满戏剧性，其形式的美国化，反映了伊朗“革命后社会”的发展成就和限度，也从侧面说明了伊朗的总统选举并非毫无悬念的“独裁者的选举”。然而，伊朗总统选举过程的公正性和选举结果还是广受质疑，落败的穆萨维阵营发动大规模的街头群众运动以示抗议，引发了流血冲突。伊朗政坛这次所暴露出的内部分歧堪称后霍梅尼时代最大的宪政危机，是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袖以来遭遇的最严重挑战，但内贾德总统看似意外却非偶然的连任，清楚表明了伊朗社会延续既往发展轨迹的深厚社会基础和强大制度惯性。
对于内贾德总统的花开二度，深入的原因审视有助于充分地理解伊朗的现实，理智的价值判断则可以较好把握伊朗的发展。
执政四年的内在功力
四年前，年轻的德黑兰市长内贾德参加总统选举，当时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个铁匠的儿子能够成为总统，媒体在其当选后一时居然找不到适合刊登的照片。四年后，尽管选举结果存在诸多让落败者无法信服之处，包括在12小时之内就人工统计完了全国的纸质选票，每个阶段的计票结果都完美地显示出内贾德对穆萨维2:1的灌票式比例，但经过长时间的体制内博弈，宪监会最终确认了选举结果。其实，能言善辩的内贾德每次都是电视辩论的明确赢家，各路民调在选前已经普遍预测内贾德能够连任，而他也确实在首轮投票中就以较大优势完胜穆萨维。那么，除了作为现任总统拥有丰富的行政和宣传资源外，内贾德胜选还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
首先，内贾德总统执政的亮点不少。经济政策方面，内贾德把社会公正作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认为国家资源不能过分集中于政府手中，而应当由掌握财富的人民直接推动国家发展。为此，内贾德政府提出了照顾下层民众的“公正股份”和“有目标地实行政府补贴”两大改革方案，政府给低收入家庭分配国有公司股份，将原来对燃油和其他商品的政策性补贴以现金方式直接提供给低收入阶层。此外，内贾德政府还加大对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提高离职人员的退休金和政府公务员的收入等。内贾德总统服务于多数民众乃至有些收买性的政策，固然有只顾分配财富而不重视创造财富之嫌，被批妨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但却为其执政赢得广泛的民意支持，农村地区更有75％以上的支持率。同时，内贾德总统坚定捍卫伊斯兰革命原则和宗教习俗的尊严，所任命的省市长等行政官僚往往立场保守，重新任命的大约40名驻欧美等国家大使均是立场坚定态度强硬的外交官，从而有效稳固了他在伊朗主流保守政治势力的核心支持基础。伊朗议会290名议员中有211名议员在大选前就表态支持内贾德，保守派政党和机构为避免选票分散没有派出强有力的代表出来竞选总统。而得益于伊朗政坛强硬保守派的集体支持，内贾德政府把掌握包括铀浓缩在内的核技术视为伊朗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顶住西方压力强力推动伊朗核计划并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与哈塔米时期的妥协立场和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频频向伊朗伸出的橄榄枝，也让内贾德总统一度广受诟病的反美反以立场被描述成了伊朗对外政策的成功之处。
其次，步入政坛的内贾德自律严格，以伊斯兰教士而不是一般中产阶级的标准要求自己，过着朴素甚至清贫的生活，时刻注意保持自己的清廉亲民形象。内贾德住小房子，开旧汽车，以“平民总统”自居，不断强调“恢复社会公正”、“铲除腐败”和“缩小贫富差距”等口号，深得社会下层民众的支持和爱戴。当选总统后，内贾德将前任巨资配置的总统专机改为民用，拒绝高档轿车，是第一位向民众公布个人财产状况的伊朗高官，他带头降薪，多次前往各地尤其是贫困的边远地区巡察，仅在2006年的全国范围内巡访就高达29次。相对于改革派的高调指责和空洞的口头承诺，内贾德的诸多亲民举动显得更加务实。他为偏远地区带去了资金和基础建设项目，向下层民众勾画伊朗强大的未来，把反贪腐矛头对准政坛元老，在竞选辩论中大揭往届政府的经济问题，树立了他勇敢的反腐败斗士形象和为穷人谋福利的“勇敢的领导人”形象，赢得了前任们难以企及的声誉。
再次是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影响因素。内贾德属于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代领导人，忠于最高领袖，既有坚定的伊斯兰信仰，又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了捍卫伊朗民族权利不惜与国际社会对抗。加之内贾德与哈梅内伊存在年龄代差，2005年当选总统时只有49岁，能够以晚辈的身份自然而然地得到最高领袖的眷顾。所有这些都让现年70岁的共和国掌舵人哈梅内伊将其视为有能力维护伊斯兰革命政权的接班人，因而不惜冒着威望受损的风险几度介入选举纠纷为之背书。在四年前的第二轮总统选举前夕，哈梅内伊发表讲话暗示内贾德就是伊朗政府所需要的“新鲜血液”。在此次选举前，哈梅内伊又多次呼吁民众选择“生活俭朴”和“不向西方国家屈服”的候选人，选后强力制止了穆萨维阵营的抗议活动，数次发表讲话维持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给予内贾德最大的支持。
最后一个因素是内贾德作为“草根总统”读书致仕成长道路的晕轮效应。内贾德出身寒门，在两伊战争期间以作战勇敢著称，连续三年被评为模范省长，曾经是亚洲地区“2005年世界市长”的九个候选人之一，2005年战胜政坛元老拉夫桑贾尼登上总统宝座。如同美国需要林肯这样的“草根总统”偶像一样，对伊朗3/4的公民(年龄在30岁以下)来说，内贾德从铁匠儿子、学生领袖、特种战英雄到杰出省长、优秀首都市长、共和国总统的传奇历程，无疑使之成为一些伊朗年轻人追求自我价值的摹本和范式。
伊朗需要实质性的进步和成就
内贾德四年前因对草根阶层的民生许诺赢得了选举。他的当选一定程度上是伊朗年轻人和穷人的胜利，表明了普通民众在伊朗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上升和话语权重的加大。内贾德的连任，确实意味着他的执政风格得到了伊朗多数民众的认可，意味着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二代政治精英们已经开始掌控国家政局，但也应该看到，其激进平民主义的经济政策、浓厚的军人政府色彩和强烈的反美反以色列主张，可能会对伊朗长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说选举总统本质上是选择伊朗未来发展道路的话，那么选择拉夫桑贾尼和穆萨维大致就是选择一种做大蛋糕的正向生产活动，而选择内贾德则首先意味着草根阶层对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渴望。
近30年间，伊朗遭受了八年的战争 破坏和三次联合国制裁，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是中东通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世界第二大油气储藏国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的油气产能在最近十年油价波动的上涨期中却一直在低位徘徊，原油日产量在2005年下半年一度接近40万桶的警戒线水平，2006年的日产量比欧佩克分配的定额还低30万桶，每年因原油开采能力不足而损失大约5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因加工能力不足还必须从国外高价进口全国所需汽油的40％(13万桶)以满足需求。而随着狂热的伊斯兰革命高潮的渐渐消退，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失去光彩，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审视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尽管伊朗“一直为摆脱西方、争取自治而努力，却从来没有使自己远离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甚至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独立的经济基础”。作为活跃而关键的地区和国际角色，现在的伊朗只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家庭手工作坊”，需要特色和独立，更需要实质性的进步和成就。
虽然没有了竞选连任的压力，但由于执政根基的脆弱和面临的挑战依然如故，“强烈敌视以色列”和“坚决推进核计划”依然堪称内贾德总统的“政治标签”。内贾德可能会适度改变其激进平民主义的施政风格，但会仍将继续推行亲民政策，把住房、就业和经济改革纳入新政府议题，把脱贫和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况和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作为重要政策来抓，还会加大对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的关注力度，着力解决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在备受诟病的经济政策方面，内贾德可能会进一步着手实施此前提出的改革方案，包括大幅削减政府性能源补贴和重新分配居民生活津贴等多项措施。鉴于伊朗目前的通胀率和失业率已经偏高，内贾德总统的新经济改革方案短期内将面临较大阻力。对外政策方面，由于现在的国家安全状况比四年前明显好转，除非确实发生了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变化，伊朗的外交政策还将以强硬为主，注重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邻国的关系，会继续等待美国的对伊政策发生实际变化，继续推行“技术和政治分开”的核能开发政策，即同意合作但不接受给核谈判设置任何先决条件。
基于伊朗民众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民族特性，内贾德总统言辞犀利且底气十足地抨击了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张扬了波斯人的民族情感和坚定的宗教信念，也争取到了多个国家的支持。这种坚定的伊斯兰信念和对西方世界的强硬立场，本质上是波斯民族某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反映。从历史上看，“伊朗在面对外来侵略时的无能为力在伊朗人的灵魂深处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疤痕，许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伊朗精英们的思维……大部分的伊朗人认为只要保持一种‘永不屈服的傲骨’就可以应付任何的外来压力……这夸大了伊朗的重要性，导致了认为国家绝对正确的错位信仰，使得伊朗的决策者们不止一次地高估了自身的能力和潜力，也错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动机”。事实上，很多西方观察家一直把伊朗看作是古典现实主义的“理智行事者”，认为伊朗的一些举动本质上是“故意冒险或对困难处境的机会主义反应”，目的仅在于时刻提醒对手“不要把伊朗当作一个弱小的三流国家”。
社会变革需要政治强人或精英集团
穆萨维阵营拒绝接受选举失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参选的预期“虚高”。从对阵双方的情况来看，内贾德的支持者主要是乡村农民和城市的中下层民众，穆萨维的支持者主要是城镇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界精英。由于穆萨维的支持者们长于舆论操作；掌握着互联网时代放大力量和声音的技巧，也因为占据国际社会话语霸权的西方媒体基本都站在了反西方色彩浓厚的内贾德的对立面，所以无论是选举之前的国际宣传还是选后街头抗议运动引发的国际反响，支持穆萨维的“城市的声音”始终比支持内贾德的“乡村的声音”响亮得多。但直选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声音大小而是人数多少，穆萨维的支持者尽管声势浩大，但并不是现实中的“多数”。一旦离开了虚拟的数字空间而需要直面实际地清点投票人数时，“活跃的少数”和“沉默的多数”的实体区别就从泡沫下面浮现出来。预期和现实的巨大落差成了德黑兰街头动荡的最初动力。
在特殊体制下，伊朗国家的真正掌舵人是最高领袖及其身边的阿亚图拉们，伊朗真正的政治权力斗争在于如何获取宗教界的支持进而掌控最高领袖地位，总统大选仅仅是伊朗“第二级权力的选举”，是不同立场的候选人之间、最多是不同利益代言人之间在体制内的有限较量。事实上，虽然有着派系间的权力之争，伊朗政坛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阵营，主要政治人物都是体制内的上层人物，都是实力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各政治派别一直在不断地分化组合。在选后长时间的街头抗议活动中，伊朗政坛的各派势力合纵连横，拉夫桑贾尼、穆萨维、哈塔米、拉里贾尼联合对阵哈梅内伊和内贾德的政治分野隐然可见。鉴于参与这次总统选举纠纷的真正主角都是当年追随霍梅尼进行伊斯兰革命的开国元老，长时间政治危机的本质也许是专家会议主席拉夫桑贾尼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次间接发难，抑或是其觊觎最高领袖职位的一次间接尝试。这让本应是斗争焦点和主角但资历上只是受提携小辈的内贾德，反而在这场前总统、前议长和前总理之间的激烈交锋中始终没有说话的位置，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6月18日宣布选举结果有效后的三周内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从这个角度看，总统人选的更迭并不意味着伊朗国家大政方针的必然变化，总统人选不变也未必意味着这个曾经的中东第一大国就不会发生静悄悄的变革。
资治通鉴，见古知今。从20世纪的社会发展视角解读伊朗“革命后社会” 的发展，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找准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并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没有人能够否认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但伊朗的确不具备挑战整个国际秩序的实力和能力。伊朗需要心平气和地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其次，历史发展具有很大惯性，关键性转折需要时代潮流和历史人物的共同推动。伊朗今天的现状既是现行体系的一种历史延续，也是发展转折关头的又一次酝酿，伊朗要在山重水复之际实现柳暗花明，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成为弄潮儿，并带领伊朗渡过“九曲十八湾”。实际上，哈塔米总统半途而废的改革实践已经从反面表达了这样一种需求，即伊斯兰共和国要纠偏延续了30年的航向而又不至于引起动乱，就必须由一位更具威权的政治强人或领导精英集团来发动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变革，强力引导精英阶层对伊朗国家利益的重新认识并能够承受与美国实行和解的政治代价。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外界看重最近两届伊朗总统选举中拉夫桑贾尼因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