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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解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同时,中国的城市化须防两大误区:一是以“土地的城市化”替代“人口的城市化”;二是人口“落地”,公共服务“不落地”。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转型更为紧迫。面对外需大幅减少、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中国高层终于达成共识,决定加快城市化进程,并把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加速农民工“市民化”,作为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支点。
中国城市化路径
尽管过去20年实施的“小城镇,大战略”发展思路曾引发争议,许多学者认为,中小城镇的城市化战略造成重复建设严重、资源利用效能低下,他们主张,应集中精力发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但目前中国大城市之路已很难为继:上海浦西人口密度达3.7万/平方公里,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4万/平方公里和1.3万/平方公里,而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东京只有1.3万/平方公里,其余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8500/平方公里。大城市化更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病”。
以大城市为核心,走城市群之路,在大城市周围建设大量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实现优势互补及功能配套,或是目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答案。一是既可以就近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又能够降低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防止人口出现大范围的迁移;二是有利于提高就业,城市群中包括许多下一级的中小城市,产业链比较完善,相比于单一的超级大城市模式,增加就业率的功能要强许多;三是因为降低了单个城市的规模,出现“大城市病”的几率也就大大降低了;四是相比于超级大城市的模式,城市群模式对房价的影响要小一些。
在中国当前,加快推进城市化,可创造巨大的内需,消化过剩的产能,使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更为明确。由此而来的公共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吸收金融体系巨大的流动性,防止资产泡沫膨胀。
在权威人士看来,中国城市化稳步推进,可以创造巨大的全球市场;中国城市化和发达国家的高技术扩张是未来2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力。
城市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两大核心。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看,还难以找到一个国家,不经由工业化、城市化而能“现代化”。尽管国内外对“大城市病”有诸多批评,但城市化、工业化依然被认为是改善人类福祉的路径,也是1912年以来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
衡量城市化的指标是城市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而工业化的指标则是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统计公报,中国城市化比率为45.68%,而工业化比率则为48.6%。如果考虑到2001年后,国家统计局把每年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也统计为城镇人口,事实就更明显:本就滞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比率被夸大了。1亿多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并不能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更难以在城市定居。
与国际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明显偏低。以2004年为例,中国当年的城镇化比同等收入的七国平均56.2%的水平低约17个百分点。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则低27个百分点。
须防两大误区
2010年,中国可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高达30多万亿元的经济总量中,农业总产值目前只占11%,但中国农村户口的居民还有9.7亿,占全国人口的70%左右。这意味着必须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才能有效缩小城乡差距。
城市化的本质是农业人口的城市化。人口向城市积聚,可提高土地和水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可共享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这比政府分散提供交通、通信、水電气供应等更为经济,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大幅度降低交易费用,这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因。
1949年以来,中国长期实行“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其本质是“反城市化”战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转移,农民则被迫为城市和工业“牺牲”。这种情况无疑和当前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悖。
1978年后,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20多年来,城市化几乎是以每年1%的速度在提升。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中国要实现健康的城市化,必须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谨防两大误区:一是以“土地的城市化”替代“人口的城市化”;二是人口“落地”,公共服务“不落地”。
从以往的教训中,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不能改变现有土地管理体制,不能改变现有决策和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很可能演变成新一轮“圈地”热。这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将失去土地,而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将获得巨额“级差地租”。
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约束下,由于土地和城市规划缺乏刚性,由于农民土地产权的残缺和司法保障不力,农民难以享有自主改变土地用途的权利,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弱势。在新一轮城市化中,必须改变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化的惯性,加快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农民转为市民后依然享有土地财产权利。
另一个要避免的误区是,农民工进城,但城市公共服务却不“落地”。这种把农民工视为过客的做法,在近20年来一直少有制度性突破。在新一轮城市化推进中,必须把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全覆盖作为重点。
目前,中国共有农民工2.2亿人。这些人大多已脱离农业,多从事二三产业。除了东南沿海地区“离土不离乡”的8000万农民工,中国“离土又离乡”的流动就业农民工已超过1.4亿。但这个庞大群体至今仍难以享有城市公民的权利,在子女受教育、工伤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障、选举权等问题上困难重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尽快推进配套的制度性改革,加快公共服务向农民工的全覆盖。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生存而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居留于城市。”城市应该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决策者必须破除各种干扰,加快土地、就业、社保、住房等宏观体制的改革,以顺利推进城市化进程,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这一战略课题。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转型更为紧迫。面对外需大幅减少、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中国高层终于达成共识,决定加快城市化进程,并把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加速农民工“市民化”,作为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支点。
中国城市化路径
尽管过去20年实施的“小城镇,大战略”发展思路曾引发争议,许多学者认为,中小城镇的城市化战略造成重复建设严重、资源利用效能低下,他们主张,应集中精力发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但目前中国大城市之路已很难为继:上海浦西人口密度达3.7万/平方公里,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4万/平方公里和1.3万/平方公里,而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东京只有1.3万/平方公里,其余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8500/平方公里。大城市化更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病”。
以大城市为核心,走城市群之路,在大城市周围建设大量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实现优势互补及功能配套,或是目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答案。一是既可以就近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又能够降低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防止人口出现大范围的迁移;二是有利于提高就业,城市群中包括许多下一级的中小城市,产业链比较完善,相比于单一的超级大城市模式,增加就业率的功能要强许多;三是因为降低了单个城市的规模,出现“大城市病”的几率也就大大降低了;四是相比于超级大城市的模式,城市群模式对房价的影响要小一些。
在中国当前,加快推进城市化,可创造巨大的内需,消化过剩的产能,使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更为明确。由此而来的公共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吸收金融体系巨大的流动性,防止资产泡沫膨胀。
在权威人士看来,中国城市化稳步推进,可以创造巨大的全球市场;中国城市化和发达国家的高技术扩张是未来2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力。
城市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两大核心。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看,还难以找到一个国家,不经由工业化、城市化而能“现代化”。尽管国内外对“大城市病”有诸多批评,但城市化、工业化依然被认为是改善人类福祉的路径,也是1912年以来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
衡量城市化的指标是城市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比重,而工业化的指标则是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统计公报,中国城市化比率为45.68%,而工业化比率则为48.6%。如果考虑到2001年后,国家统计局把每年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也统计为城镇人口,事实就更明显:本就滞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比率被夸大了。1亿多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并不能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更难以在城市定居。
与国际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明显偏低。以2004年为例,中国当年的城镇化比同等收入的七国平均56.2%的水平低约17个百分点。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则低27个百分点。
须防两大误区
2010年,中国可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高达30多万亿元的经济总量中,农业总产值目前只占11%,但中国农村户口的居民还有9.7亿,占全国人口的70%左右。这意味着必须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才能有效缩小城乡差距。
城市化的本质是农业人口的城市化。人口向城市积聚,可提高土地和水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可共享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这比政府分散提供交通、通信、水電气供应等更为经济,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大幅度降低交易费用,这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因。
1949年以来,中国长期实行“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其本质是“反城市化”战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转移,农民则被迫为城市和工业“牺牲”。这种情况无疑和当前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悖。
1978年后,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20多年来,城市化几乎是以每年1%的速度在提升。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中国要实现健康的城市化,必须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谨防两大误区:一是以“土地的城市化”替代“人口的城市化”;二是人口“落地”,公共服务“不落地”。
从以往的教训中,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不能改变现有土地管理体制,不能改变现有决策和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很可能演变成新一轮“圈地”热。这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将失去土地,而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将获得巨额“级差地租”。
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约束下,由于土地和城市规划缺乏刚性,由于农民土地产权的残缺和司法保障不力,农民难以享有自主改变土地用途的权利,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弱势。在新一轮城市化中,必须改变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化的惯性,加快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农民转为市民后依然享有土地财产权利。
另一个要避免的误区是,农民工进城,但城市公共服务却不“落地”。这种把农民工视为过客的做法,在近20年来一直少有制度性突破。在新一轮城市化推进中,必须把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全覆盖作为重点。
目前,中国共有农民工2.2亿人。这些人大多已脱离农业,多从事二三产业。除了东南沿海地区“离土不离乡”的8000万农民工,中国“离土又离乡”的流动就业农民工已超过1.4亿。但这个庞大群体至今仍难以享有城市公民的权利,在子女受教育、工伤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障、选举权等问题上困难重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尽快推进配套的制度性改革,加快公共服务向农民工的全覆盖。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生存而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居留于城市。”城市应该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决策者必须破除各种干扰,加快土地、就业、社保、住房等宏观体制的改革,以顺利推进城市化进程,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这一战略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