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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自先生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他的精神与贡献却是长久不衰的！他的《玫瑰三愿》中有一句“芳华留世”——真挚的艺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真挚的人心同样如此。
幼年时的黄自坐母怀中，听母唱山歌，背唐诗，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
五四时期，黄自开始接触西方音乐。当时他在铜管队吹第一单簧管，在唱歌团唱第二男高音。1924年8月22日，黄自乘美国“杰斐逊总统”号邮轮从上海启航赴美。9月下旬到俄亥俄州欧柏林城的欧柏林学院注册，先入艺术与科学院心理系，插班读大学三年级，兼修音乐课。
由于“学行并茂，成绩特异”，毕业时他被校方提名为全美优秀大学生荣誉组织“法·培德·嘉派学会”会员，从而成为该届榜上有名的30位新会员中唯一的东方人！
1929年黄自回国后，最初在上海沪江大学音乐系任教授，同年10月被萧友梅聘为国立音乐兼职教员，1930年改聘专任教员兼教务主任，开始了他在国立音专的音乐人生。
黄自在国立音专的前7年，除担任工作繁忙的教务主任之职、担负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外，还任教全部音乐理论和作曲课程，包括领略法（音乐欣赏）、西方音乐史、和声学、高级和声学等课程，其中许多课程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设，为该校的理论作曲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培养了包括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谭小麟等在内地的第一批专业音乐人才。
直到1935年10月，萧淑娴、李惟宁、吴伯超三人从欧洲学成回国执教于音专后，他的教学负担才有所减轻。黄自为人正直、纯朴、谦虚、诚恳，勤奋好学，诲人不倦，经常备课到深夜，对于教得很娴熟的课程也是如此。他的夫人汪颐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国乐改进社”的发起人之一）劝他早点休息。他说：“你自己懂了没有用，只有充分准备以后，到上课时才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让他们真正吸收进去。”他几乎从不请假，从不斥责学生。他要求学生多听（听音乐会）、多看（分析研究作品）、多写（创作实践），不要“纸上谈兵”。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曲人才。
同时，黄自创作了许多优秀音乐作品。由他创作的《抗敌歌》原名《抗日歌》，是中国最早一首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歌曲，黄自也成为中国创作第一首抗日歌曲的人。抗敌歌的谱曲优美而流畅，主调雄壮澎湃，节奏紧凑有力，层次分明、气势磅礴。展现了当时国人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中国人民誓死报国的抗日心声。
黄自写于1932年的清唱剧《长恨歌》，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声乐作品，首演于国立音专五周年校庆的音乐会上。杨贵妃由女高音孙志德演唱，唐明皇由男中音斯义桂演唱，合唱由国立音专合唱队担任。当时正是“一·二八”事变以后，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此剧尖刻地讽刺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全曲共分十乐章，黄自生前已完成的七个乐章，在1933年11月的国立音专学生音乐会上当作一部完整的作品演出过。作品中鲜明的民族风格，独特的色彩性和声，变化多样的复调手法与表现内容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至今仍是各类音乐会中演出最多的乐章。《长恨歌》也是作者第一次将西方清唱剧这样一种大型声乐作品形式引进中国。
黄自在《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1934）一文中提倡创作“民族化的新音乐”，他身体力行地不断地探索，并改变其早期作品音乐语言较欧化的倾向，创作了如《山在虚无缥缈间》，以及为电影《天伦》（1935）谱写的主题歌《天伦歌》，在配器中使用了笛、笙、二胡、琵琶和锣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乐器，令人耳目一新。
黄自回国后所作的74首声乐作品中，中小学教材选曲几占五分之四。而最有影响力的，当数193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繁荣时期的作品。其中《思乡》《春思曲》《玫瑰三愿》以及《点绛唇·赋登楼》等，一经问世就不胫而走，而且具有久唱不衰的生命力，至今仍是为许多歌唱家的保留曲目。
黄自才华横溢，本可以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传世，但可惜天妒英才，1938年4月8日，黄自患伤寒症，9日上午病逝，年仅34岁。
当时上海国立音专一大批同学从上海流亡到了武汉，挤住在汉口原日租界大和街刚成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宿舍里。对这样一个突然的不幸消息，师生们都感到十分悲痛，经共同努力筹备，举行了一次有数百人参加的追悼会。除了追悼仪式之外，还演出了黄自的抗战歌曲以及其他的作品。因为学生们相信，没有日本军阀的侵略，黄自先生不可能如此突然死去，也不可能有这一群流亡的同学在兵荒马乱的武汉共同悼念已和他们永别的老师。
黄自四大弟子之一的贺绿汀记得，他最后一次和黄自见面，是1937年“八一三”之后，在他的家里：“我因即将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第一队出发到前方作抗日宣传工作，到他家辞行，同时也想劝他到内地去。这时他正匆忙地抢在打仗以前把家从江湾搬回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注：即今上海瑞金二路）花园坊115号。客堂里的书堆满一地，他好像松了一口气，总算把书抢出来了。后来才知道，除了搬回一些書和重要东西之外，其他的一切全没有了。”
估计当时的情况，战争不可能短期结束，贺绿汀劝他早日离开上海到内地去，他也很想到内地去。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就到美国学习，学成之后途经欧洲回到祖国，就专心从事教学、创作和研究工作，连武汉、四川都没有去过，这是何等憾事。但是他一家老小全靠他来负担生活费用，怎么能走得了呢？一时的犹豫就造成千古的憾事。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如此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连他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临死前，他还在着急地说他不能死，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完成。
贺绿汀的年纪实际上还比黄自大一岁，但两人仍以师生相称。在贺绿汀的印象中，黄自不是一个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物，而是一位勤奋好学、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他具有广博的文化修养与成熟的专业创作技巧，无论对任何工作都严肃认真;尽管他对专业知识修养很深，但每次上课事前都作了充分的准备，总是以简练的语言表达全面而透彻的内容;他对同学作业的错误从不正面指出，往往用征求意见的口气询问学生是否同意他的修改意见……这就是他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黄自先生的一生太短促了，来得匆忙，去得也匆忙。田汉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黄自是最有青年气的音乐家，他学习音乐的动机是为国家和民族，和一般的学院派音乐家不同。”还说：“三年来自聂耳、王光祈之死到黄自先生的去世，是音乐界一个大的损失。”
黄自先生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他的精神与贡献却是长久不衰的！他的《玫瑰三愿》中有一句“芳华留世”——真挚的艺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真挚的人心同样如此。（资料来源于上海音乐学院校史馆）
幼年时的黄自坐母怀中，听母唱山歌，背唐诗，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
五四时期，黄自开始接触西方音乐。当时他在铜管队吹第一单簧管，在唱歌团唱第二男高音。1924年8月22日，黄自乘美国“杰斐逊总统”号邮轮从上海启航赴美。9月下旬到俄亥俄州欧柏林城的欧柏林学院注册，先入艺术与科学院心理系，插班读大学三年级，兼修音乐课。
由于“学行并茂，成绩特异”，毕业时他被校方提名为全美优秀大学生荣誉组织“法·培德·嘉派学会”会员，从而成为该届榜上有名的30位新会员中唯一的东方人！
1929年黄自回国后，最初在上海沪江大学音乐系任教授，同年10月被萧友梅聘为国立音乐兼职教员，1930年改聘专任教员兼教务主任，开始了他在国立音专的音乐人生。
用音乐抗日救亡
黄自在国立音专的前7年，除担任工作繁忙的教务主任之职、担负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外，还任教全部音乐理论和作曲课程，包括领略法（音乐欣赏）、西方音乐史、和声学、高级和声学等课程，其中许多课程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设，为该校的理论作曲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培养了包括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谭小麟等在内地的第一批专业音乐人才。
直到1935年10月，萧淑娴、李惟宁、吴伯超三人从欧洲学成回国执教于音专后，他的教学负担才有所减轻。黄自为人正直、纯朴、谦虚、诚恳，勤奋好学，诲人不倦，经常备课到深夜，对于教得很娴熟的课程也是如此。他的夫人汪颐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国乐改进社”的发起人之一）劝他早点休息。他说：“你自己懂了没有用，只有充分准备以后，到上课时才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让他们真正吸收进去。”他几乎从不请假，从不斥责学生。他要求学生多听（听音乐会）、多看（分析研究作品）、多写（创作实践），不要“纸上谈兵”。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曲人才。
同时，黄自创作了许多优秀音乐作品。由他创作的《抗敌歌》原名《抗日歌》，是中国最早一首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歌曲，黄自也成为中国创作第一首抗日歌曲的人。抗敌歌的谱曲优美而流畅，主调雄壮澎湃，节奏紧凑有力，层次分明、气势磅礴。展现了当时国人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中国人民誓死报国的抗日心声。
黄自写于1932年的清唱剧《长恨歌》，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声乐作品，首演于国立音专五周年校庆的音乐会上。杨贵妃由女高音孙志德演唱，唐明皇由男中音斯义桂演唱，合唱由国立音专合唱队担任。当时正是“一·二八”事变以后，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此剧尖刻地讽刺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全曲共分十乐章，黄自生前已完成的七个乐章，在1933年11月的国立音专学生音乐会上当作一部完整的作品演出过。作品中鲜明的民族风格，独特的色彩性和声，变化多样的复调手法与表现内容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至今仍是各类音乐会中演出最多的乐章。《长恨歌》也是作者第一次将西方清唱剧这样一种大型声乐作品形式引进中国。
民族化的新音乐
黄自在《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1934）一文中提倡创作“民族化的新音乐”，他身体力行地不断地探索，并改变其早期作品音乐语言较欧化的倾向，创作了如《山在虚无缥缈间》，以及为电影《天伦》（1935）谱写的主题歌《天伦歌》，在配器中使用了笛、笙、二胡、琵琶和锣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乐器，令人耳目一新。
黄自回国后所作的74首声乐作品中，中小学教材选曲几占五分之四。而最有影响力的，当数193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繁荣时期的作品。其中《思乡》《春思曲》《玫瑰三愿》以及《点绛唇·赋登楼》等，一经问世就不胫而走，而且具有久唱不衰的生命力，至今仍是为许多歌唱家的保留曲目。
黄自才华横溢，本可以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传世，但可惜天妒英才，1938年4月8日，黄自患伤寒症，9日上午病逝，年仅34岁。
当时上海国立音专一大批同学从上海流亡到了武汉，挤住在汉口原日租界大和街刚成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宿舍里。对这样一个突然的不幸消息，师生们都感到十分悲痛，经共同努力筹备，举行了一次有数百人参加的追悼会。除了追悼仪式之外，还演出了黄自的抗战歌曲以及其他的作品。因为学生们相信，没有日本军阀的侵略，黄自先生不可能如此突然死去，也不可能有这一群流亡的同学在兵荒马乱的武汉共同悼念已和他们永别的老师。
黄自四大弟子之一的贺绿汀记得，他最后一次和黄自见面，是1937年“八一三”之后，在他的家里：“我因即将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第一队出发到前方作抗日宣传工作，到他家辞行，同时也想劝他到内地去。这时他正匆忙地抢在打仗以前把家从江湾搬回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注：即今上海瑞金二路）花园坊115号。客堂里的书堆满一地，他好像松了一口气，总算把书抢出来了。后来才知道，除了搬回一些書和重要东西之外，其他的一切全没有了。”
估计当时的情况，战争不可能短期结束，贺绿汀劝他早日离开上海到内地去，他也很想到内地去。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就到美国学习，学成之后途经欧洲回到祖国，就专心从事教学、创作和研究工作，连武汉、四川都没有去过，这是何等憾事。但是他一家老小全靠他来负担生活费用，怎么能走得了呢？一时的犹豫就造成千古的憾事。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如此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连他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临死前，他还在着急地说他不能死，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完成。
贺绿汀的年纪实际上还比黄自大一岁，但两人仍以师生相称。在贺绿汀的印象中，黄自不是一个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物，而是一位勤奋好学、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他具有广博的文化修养与成熟的专业创作技巧，无论对任何工作都严肃认真;尽管他对专业知识修养很深，但每次上课事前都作了充分的准备，总是以简练的语言表达全面而透彻的内容;他对同学作业的错误从不正面指出，往往用征求意见的口气询问学生是否同意他的修改意见……这就是他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黄自先生的一生太短促了，来得匆忙，去得也匆忙。田汉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黄自是最有青年气的音乐家，他学习音乐的动机是为国家和民族，和一般的学院派音乐家不同。”还说：“三年来自聂耳、王光祈之死到黄自先生的去世，是音乐界一个大的损失。”
黄自先生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他的精神与贡献却是长久不衰的！他的《玫瑰三愿》中有一句“芳华留世”——真挚的艺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真挚的人心同样如此。（资料来源于上海音乐学院校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