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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一股既区别于第二、第三国际观点，也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并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社会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对于它的评价，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国内理论界有几种相异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至今已有30余年。这30年，既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深入了解的30年，也是理论界对此争论不休的30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在这些争论者中，有些人的观点也已悄悄发生了变化。比如，徐崇温在早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总体评价是，它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世界观”。[1]但是，进入21世纪后，徐先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有了一些转变。比较明显体现在2012年发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的开展》一文中，徐先生就没有明确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但是，也没有点明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模棱两可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一股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2]
王雨辰并不赞同徐崇温等人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加以考察和研究。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它是“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西方社会，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思潮”。
本文比较倾向于王雨辰教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根据西方的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西方文化传统，探索适合于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社会思潮。但是，这一结论也只是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的观点及其主观意图而言的。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观点基本一致的思潮或理论体系，它所涵盖的范围和包含的内容是比较庞杂和广泛的，其中有些派别和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差异又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程度也各有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些人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阿尔都塞等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另一些人，如萨特、德里达和鲍曼等，他们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目前的争议还比较大。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就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过于笼统，更不能一概而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我们的“同路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进行对话和交流。
第一，在思想来源上，它们都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在试图摆脱苏联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束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主张用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的精神来解释、补充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血统”，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和阐发也基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出发的。比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卢卡奇尽管不完全同意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但他却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再比如柯尔施，他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也提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联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在西方采取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形成的四大理论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它们之间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不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和创新，它的根子永远而且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第二，它们都坚持并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人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回答。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管自己面对的社会形势多么恶劣，也仍高举马克思的思想旗帜。陈学明教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他们处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意义的充分肯定和信仰，无论如何对我们都是有力的激励。”他还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而是通过反思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反思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结合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揭示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3]
第三，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的产物。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4]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因时因地改变斗争策略。比如葛兰西就西方革命的策略问题提出政治战术的运用在东西方是不同的。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采用俄国革命所用的“运动战”，而只能采取 “阵地战”，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去夺取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这样才能最终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本土化和民族化进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形态，尽管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理论内容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形成了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四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从整体上探索并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明晰性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显得含混不清，繁复庞杂，在其众多的理论中很难归纳出一条相对清晰、前后一致并能够囊括众多流派的鲜明主题。
第二，表现形态不同。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表现形态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的四大理论，在其形态上是前后相承的关系，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与之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思潮，而是一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流派的混合体，因而在其表现形态上呈现出“一源多流”的格局，出现了诸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流派。
第三，理论特质不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它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最后又反作用于实践，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具有实践性、建设性和科学性。而植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革命低潮的产物”，它不可能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被幸运地付诸实践。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建设性和科学性相比，其理论特质则更多的带有思辨性（或哲学化）、批判性和空想性。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中引入“非马克思主义元素”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显著的特点。也因此，约瑟夫·费米亚就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坚决、坚定和忠诚方面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5]。他说：“如今，激进思想家们似乎对发展‘别的什么东西’更感兴趣，却对于一个走下神坛的伟大思想家仅仅致以礼节性的敬意。”[6]可见，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也提出了质疑。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也一直为国内理论界一些研究者所不能容忍和接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却予以突出的重视。比如，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7]“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8]在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不言自明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当代价值与意义
诚如约瑟夫·费米亚所言，如果革命理论的目的在于改变社会，那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被评判为失败的理论。然而，作为一种五花八门的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些“可以引以为傲的成就”。其中有些“成就”即便在今天看来仍不乏其价值和意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些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作为“经院式的”或“哲学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同当代其他一些哲学流派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从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他们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的当代世界的信息”，“也倾注了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心”。[9]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分析其新变化和新情况，揭露其新矛盾和新问题，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尤其是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剖析，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为我们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宽阔的视野。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和品质，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另一方面，又纷纷以“补充者”、“革新者”自居，要求重新“发现”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使之现代化。然而，在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种统一的范式，他们提出“重返”马克思主义，也大都是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于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做出理论取舍，再将之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某些流派相结合，最终形成了那些冠以各种称谓的“XX马克思主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诸多弊病，尽管在“坚定”和“忠诚”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大部分时期扮演着反面角色，但是，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和观点确实为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内容。比如，他们提出要广泛吸收和利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就、重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到忽视或者偏离的问题，以及试图引进现象学、生存主义、语言学、生态学、精神分析等20世纪的理论发展作为研究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思想工具等，为我们深入研究现代社会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他们在非主流意识形态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种精神和努力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国度中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极有力的激励和鼓舞；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努力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虽然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倾向于哲学上的探讨，但他们同样对社会现实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密切关注。特别是，在“五月风暴”的浪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著作被奉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左派”的精神先驱；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和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遭到忽略或偏离的问题，认真研究和分析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防止和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偏离；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不公道、不合理现象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设想尽管带有不少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性质，但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设想也不乏独到之处。比如，他们突出强调民主、自由和平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中的意义，以及他们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采取新的争取社会主义战略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同等理论，对于当前活跃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先进力量”不乏其借鉴和启示意义。
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观点中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甚至是错误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就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区别良莠，分清是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它做出符合实际的价值判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汲取其合理成分，为我所用。
【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批准号：11JD710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党委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徐崇温.西方马克理主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52.
[2]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的开展[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3] 陈学明.如何正确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陈学明教授访谈[J].国外理论动态，2007，6.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659.
[5] 达里尔·格雷泽、戴维·M·沃克尔.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M]. 1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57.
[6] 达里尔·格雷泽、戴维·M·沃克尔.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M]. 1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87.
[7] 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9.
[8] 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9] 陈学明.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1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国内理论界有几种相异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至今已有30余年。这30年，既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深入了解的30年，也是理论界对此争论不休的30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在这些争论者中，有些人的观点也已悄悄发生了变化。比如，徐崇温在早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总体评价是，它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世界观”。[1]但是，进入21世纪后，徐先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有了一些转变。比较明显体现在2012年发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的开展》一文中，徐先生就没有明确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但是，也没有点明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模棱两可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一股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2]
王雨辰并不赞同徐崇温等人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加以考察和研究。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它是“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西方社会，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思潮”。
本文比较倾向于王雨辰教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根据西方的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西方文化传统，探索适合于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社会思潮。但是，这一结论也只是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的观点及其主观意图而言的。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观点基本一致的思潮或理论体系，它所涵盖的范围和包含的内容是比较庞杂和广泛的，其中有些派别和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差异又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程度也各有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些人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阿尔都塞等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另一些人，如萨特、德里达和鲍曼等，他们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目前的争议还比较大。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就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过于笼统，更不能一概而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我们的“同路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进行对话和交流。
第一，在思想来源上，它们都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在试图摆脱苏联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束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主张用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的精神来解释、补充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血统”，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和阐发也基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出发的。比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卢卡奇尽管不完全同意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但他却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再比如柯尔施，他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也提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联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在西方采取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形成的四大理论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它们之间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不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和创新，它的根子永远而且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第二，它们都坚持并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人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回答。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管自己面对的社会形势多么恶劣，也仍高举马克思的思想旗帜。陈学明教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他们处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意义的充分肯定和信仰，无论如何对我们都是有力的激励。”他还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而是通过反思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反思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结合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揭示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3]
第三，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的产物。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4]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因时因地改变斗争策略。比如葛兰西就西方革命的策略问题提出政治战术的运用在东西方是不同的。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采用俄国革命所用的“运动战”，而只能采取 “阵地战”，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去夺取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这样才能最终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本土化和民族化进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形态，尽管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理论内容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形成了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四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从整体上探索并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明晰性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显得含混不清，繁复庞杂，在其众多的理论中很难归纳出一条相对清晰、前后一致并能够囊括众多流派的鲜明主题。
第二，表现形态不同。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表现形态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的四大理论，在其形态上是前后相承的关系，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与之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思潮，而是一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流派的混合体，因而在其表现形态上呈现出“一源多流”的格局，出现了诸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流派。
第三，理论特质不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它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最后又反作用于实践，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具有实践性、建设性和科学性。而植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革命低潮的产物”，它不可能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被幸运地付诸实践。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建设性和科学性相比，其理论特质则更多的带有思辨性（或哲学化）、批判性和空想性。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中引入“非马克思主义元素”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显著的特点。也因此，约瑟夫·费米亚就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坚决、坚定和忠诚方面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5]。他说：“如今，激进思想家们似乎对发展‘别的什么东西’更感兴趣，却对于一个走下神坛的伟大思想家仅仅致以礼节性的敬意。”[6]可见，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也提出了质疑。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也一直为国内理论界一些研究者所不能容忍和接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却予以突出的重视。比如，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7]“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8]在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不言自明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当代价值与意义
诚如约瑟夫·费米亚所言，如果革命理论的目的在于改变社会，那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被评判为失败的理论。然而，作为一种五花八门的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些“可以引以为傲的成就”。其中有些“成就”即便在今天看来仍不乏其价值和意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些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作为“经院式的”或“哲学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同当代其他一些哲学流派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从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他们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的当代世界的信息”，“也倾注了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心”。[9]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分析其新变化和新情况，揭露其新矛盾和新问题，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尤其是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剖析，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为我们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宽阔的视野。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和品质，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另一方面，又纷纷以“补充者”、“革新者”自居，要求重新“发现”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使之现代化。然而，在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种统一的范式，他们提出“重返”马克思主义，也大都是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于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做出理论取舍，再将之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某些流派相结合，最终形成了那些冠以各种称谓的“XX马克思主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诸多弊病，尽管在“坚定”和“忠诚”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大部分时期扮演着反面角色，但是，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和观点确实为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内容。比如，他们提出要广泛吸收和利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就、重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到忽视或者偏离的问题，以及试图引进现象学、生存主义、语言学、生态学、精神分析等20世纪的理论发展作为研究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思想工具等，为我们深入研究现代社会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他们在非主流意识形态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种精神和努力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国度中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极有力的激励和鼓舞；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努力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虽然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倾向于哲学上的探讨，但他们同样对社会现实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密切关注。特别是，在“五月风暴”的浪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著作被奉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左派”的精神先驱；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和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遭到忽略或偏离的问题，认真研究和分析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防止和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偏离；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不公道、不合理现象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设想尽管带有不少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性质，但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设想也不乏独到之处。比如，他们突出强调民主、自由和平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中的意义，以及他们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采取新的争取社会主义战略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同等理论，对于当前活跃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先进力量”不乏其借鉴和启示意义。
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观点中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甚至是错误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就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区别良莠，分清是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它做出符合实际的价值判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汲取其合理成分，为我所用。
【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批准号：11JD710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党委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徐崇温.西方马克理主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52.
[2]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的开展[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3] 陈学明.如何正确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陈学明教授访谈[J].国外理论动态，2007，6.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659.
[5] 达里尔·格雷泽、戴维·M·沃克尔.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M]. 1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57.
[6] 达里尔·格雷泽、戴维·M·沃克尔.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M]. 1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87.
[7] 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9.
[8] 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9] 陈学明.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1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