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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对于西方文论，“隐”范畴凝聚了诸多的异质性。形声兼表会意的诗性造字方式、中西语言的异质性，以及包括意义界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复义性、意义的游移性在内的诗性言说方式，这些异质性使“隐”范畴具备诸多诗学因素，因而使译者在英译时面临难以突围的诗学困境。在“隐”的单、双字英译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译者使用了“诗、理共建，稳中求变”的诗学策略。
关键词：《文心雕龙》 “隐” 术语英译 诗性与理性 诗学 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5（b）-0242-04
每种语言的文学理论术语都是在自己的文学理论语境及文明中演进。作为译介对象的中国文论术语有着自己的表述特点，而这种特点只有在与他者的比照中通过互照、互识中才能更为清楚自身。中国文论术语在自我的语境中表述时所表现出的更多诗性表述的特征，在英译时，则需面对他者追求精确定义、重理性逻辑特点的言说方式，从而使译者在表述上面临遵从诗性表述还是依从理性言说的选择。从语言哲学的高度看，每种语言的文学表述传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异质性而具有不可通约性，所以，译者在翻译时多面临着难以穿越的诗学困境。
关于“隐”字的英译，已有专文进行了意义梳理，并对《隐秀》标题中四位译者（施友忠、宇文所安、黄兆杰及杨国斌）“隐”字英译的语义策略加以讨论[1]。因为“隐”范畴具有明显的诗学因素，所以含“隐”双字的英译研究更需要在诗学的层次上加以研究。
1 “隐”字英译的诗学困境
相对于西方文论范畴，无论从理论实质还是表述特点，无论从中西文论对话交流还是从翻译转换，“隐”字都凝聚了诸多迥然不同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无论从促进世界文论正常交流出发，还是从交际伦理的角度，都应该加以尊重，以达到“保存异质，平等交流”的效果。然而这些异质性，在实际翻译中，因为其不可通约性而给译者造成难以突围的诗学困境。
这种诗学困境首先表现在“隐”范畴的独特性上。从比较诗学的角度，“隐”范畴的异质性首先表现为与西方某些类似文论而言的独特性。如有多位学者已经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比较，将隐秀论与西方的伊泽尔的“潜文本”、[2、3]海德格尔的“显隐说”、[4]海明威的“冰山理论”、[5]燕卜孙的“复义理论”[6]等比较。然而在西方文学中找不到完全对等的术语，所以“隐”范畴具有迥然异质的本土性或民族性。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来讲，绝对的同义词原本就不存在，所以即使高明的译者，也很难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译过来，因此，“隐”范畴的这种诗学困境本质上是来源于中西语言的异质性，即不可通约性。
“隐”范畴英译的诗学困境还根源于中西文论话语表述方式的异质性。中国文论话语在术语表述上不注重意义的界定，因为在该术语往往初始存在于经典文本中，对熟谙经典的中国学者来说，意义自然不言自明，但对习惯了定义精确性的西方学者和读者而言，则具有模糊性；加之点到为止、言简意繁的论说方式和骈偶行文方式以及与别的术语互联互释（如“隐、秀”对举，有7处之多），更增加了意义的不确定性（“隐”“秀”“风”“骨”等范畴意义多有争议，反映了这一特性）。如刘勰《隐秀》篇本文的表述中，“隐”的内涵虽然不定，但大致有“重旨”或“复意”“隐藏或含蓄”及“文外”等三层含义。内涵的不确定性则表现为理论界对“隐”的内涵尚有争议，《隐秀》为残篇的性质更增加了这一性质。各家主要注本对标题中“隐”的解释多有争议。如周振甫认为，“隐”指婉曲。[7]陆侃如、牟世金也认为，所谓“隐”，虽然和“含蓄”义近，但又不完全等同，倒和“意在言外”相似，即要求“隐以复意为工”“含蓄”一词已经不能概括“隐”的意思，所以刘勰所指，既有内容也有形式，既要“深文”又须“隐蔚”才能“余味曲包”。[8]刘师培评论隐的含意：“隐秀之义，张戒《岁寒堂诗话》所引二语，最为明晰。‘情在词外曰隐。’……”[9]王志彬对“隐”涵义作如下概括：“隐”是文辞之外的另一层意思，以隐蔽、潜在为特点。[10]冯春田释“隐”也可作为英译研究时参考：“‘隐秀’之隐，指意蕴深奥含蓄。”[11]作为对文学词汇的解释， 《辞源（修订版）》释“隐”为：“含蓄”；[12]《辞海》为“谓文意深远。”[13]
不仅如此，范畴定义模糊，还体现在理论探讨的全过程，也因此造成范畴内涵的多变多元，即多义性，或造成术语在具体文本语境中加以解释时所呈现的复义性。[14]然而“隐”范畴的模糊性、复义性及不确定性，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古人重整体的诗性直觉思维方式，与“隐”“秀”二字造字方式的诗性思维如出一辙，前者虽是形声亦为会意（会“筑墙掩蔽”之意），后者从禾从乃（即奶），会谷子抽穗开花如奶之意。“隐”范畴的诗性表述方式，作为异质性，肇基于语言的异质性及文明与文学传统的异质性，即道与逻各斯使然。
其实除了中国文论范畴的诗性特征，除了上述模糊性、多义性、不确定性等异质特点之外，还有直觉性、具象性、衍生性[15]的异质特点；就“隐”而言，衍生性具体表现为范畴意义随具体语境搭配而有所不同（即意义游走不定），如就搭配语境而言，含“隐”双字有7处，分别为“非隐”“乏隐”“蓄隐”“文隐”“有隐”“征隐”及 “隐篇”。
总之，就含“隐”范畴的双字而言，意义有随语境搭配而有所不同的诗性特点，即有以自身本土有效的言说方式（即诗性理性）而使中国文论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特点（异质性），因而呈现出自己的本土性和民族性，与西方重逻辑理性的理性诗学传统迥然异质。考虑到西方追求精确的心理认同，“隐”范畴存在的独特性及其诗性表述特点（模糊性、多义性、不确定性及搭配语境的灵活性）的异质性，造成了译者英译的诗学困境。
2 诗、理共建：诗学策略的哲思层面
译者们在考虑“隐”字英译时所面临的中西诗学困境的同时，都在诗学高度上从哲思层面构建了自己的翻译策略，即“诗、理共建”的诗学策略。所谓“诗、理共建”，就是在这一策略中，使中国文论术语表述所存在的诗性表述特点（即“隐”字术语意义随单、双字具体语境的不同而有变化的特点）与西方文论术语所追求的逻辑理性特点并存；具体而言，就是在英译时给中国文论术语的诗性表述披上理性表述的外衣，从而使诗性表述进入西方术语表述的逻辑理性传统。为实现“诗、理共建”的诗学策略，四位译者具体采取了“因循本义、随适语境”两个诗学步骤。 2.1 构建理性：“因循本义”的语义策略
就《隐秀》标题而言，四位译者在语义策略上力图体现“因循本义”这一宗旨，以在术语语篇层次上宏观体现逻辑理性的表述特点。译文虽异彩纷呈，亦各有所重。
杨国斌“隐”的核心对应词为 “Concealed Excellence”， [16]抓住了“隐”之“含蓄”内涵；黄兆杰“隐”的核心对应词为“Hidden Grace”，主指“隐藏”；[17]施友忠“隐”的核心对应词为“The Recondite”，[18]侧重“精微、深奥”；宇文所安译为“Latent， Yin”，英译重“隐藏”，并和西方文论中的潜文本（subtext）相互比照。因而他们通过选定了核心对应词，在整体上对标题中“隐”的英译都实施了“因循本义”的语义策略，在诗学构建上实现了逻辑理性，为中国文论的诗学表述增添了理性表述的异质。这样，在传通意义上，考虑了西方受众的追求精确的心理认同或接受习惯，具有“考虑接受”的特点。
2.2 保留诗性：“随适语境”的语境策略
在实现逻辑理性之后，译者们接着在“隐”字的语境适应上实施“随适语境”的微观诗学策略，从而在微观上保持汉语术语诗性表述的特点。这种努力其实是考虑到西方受众在具体语境中的对术语的认知。在伦理意义方面，这其实是在同一翻译模式中保存了两种迥然异质的术语表述习惯，并使这两种异质在同一模式中展开对话与诗学的共融与共建，从而很好地从宏观与微观上解决走出诗学困境的难题。
杨译除省译1处之外（“隐篇”之“隐”），配合“隐”的核心对应词“concealed”而多变有致，如主要使用“excellence”，偶尔使用meaning或beauty，或将核心词替换为hidden。在策略使用上，杨译主要使用了直译，偶然使用意译。从总体上看，杨译在核心对应词所表达概念上保持高度统一，语言精练，同时，也达到了随适语境、保留诗性的效果。与杨译相比，黄译在保存诗性的翻译方法上尽量追求多变，不仅使用了直译（包括音译两处和所有双字的分译），而且也使用了意译，但意译中没有使用省译而使用了增译（两处）和注译，实际上反映了他为中国文论更容易地被西方读者理解和为保持范畴完整所作的努力。如为适应语境，黄译主要使用了hidden（6处）一词来对应术语“隐”的核心词义，另外在随适语境方面也使用了grace（4处），growth（2处）和beauty（1处）。除此之外，黄译还5处使用了pregnant及其同根词（pregnancy 3处，pregnant2处），这是比较新奇的译法，或者叫变异的译法，这种译法往往产生在随适语境的同时。
施译使用了三种策略来构建诗性语境以留存诗性，即顺应、替代及省略。为配合recondite一词适应语境，施友忠3处使用了elements，1处使用beauty一词。另外一处使用hidden 替代recondite，并使用beauty协助适应语境。为适应语境，还有1处是省略。
为配合latent顺应语境，在宇文所安翻译的7处当中，2处分别使用element， richness顺应诗性语境，1处用音译提醒读者此处latent作为术语有特别含义。总体上看，施译和宇文所安的译文在保留诗性方面的努力较少，因而理性更加得到强化。
2.3 “诗、理共建”的统计再现
着眼“诗、理共建”这一术语模式的构建，本文立足统计，利用统一率与离散率来实证与彰显四位主要译者在实施“诗、理共建”的诗学策略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如图1）。其中用统一率表现理性，用离散率来显示诗性。关于统一率与离散率的概念、方法及其诗学意义，见本项目研究前文《文化聚焦与阐释定位》[19。
图1中的“第一术语对应词”即前文所提及的各译者所使用的第一核心术语对应词。如前所述，杨国斌第一核心对应词为 “concealed excellence”，黄兆杰第一核心对应词为“hidden”，施友忠第一核心对应词为“recondite”，宇文所安第一核心对应词为“latent”。从表中可以得知，第一核心对应词的统一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宇文所安→杨国斌→施友忠→黄兆杰。
图1中“次常用对应词”指各译者为适应语境所使用的第二核心对应词，其诗学统计意义在于从一个侧面说明某译者统一率（理性）较低或离散率（诗性）较高的原因。从语篇着眼，就诗学意义而言，“次常用对应词”对应词其实是第一核心对应词随适语境的结果。
将第一对应词统一率（FRU）、次常用对应词统一率（SRU）统一起来分析，可以有效解释第一核心对应词的统一率由高到低的原因。就第二对应词统一率（SRU，即Second Ration of Unification）而言，宇文所安只使用第一核心对应词latent， 所以比率最高；杨国斌共译11处，其中9处使用第一核心对应词“concealed”，只有1处使用了“hidden”一词，所以比率较高；施友忠没有完全使用第一核心对应词recondite， 但由于所译8处，其中1处为省译，1处为使用了hidden来替代recondite，而取得语篇照应，所以比率较低；黄兆杰在所译11处当中，6处来译第一核心对应词“hidden”，但也频度较高地使用了次常用对应词pregnant及其同根词共5处（pregnancy 3处，pregnant 2处），致使第一、第二核心对应词几乎平分秋色，所以第一核心对应词比率最低。
从诗性着眼来讨论离散率（DR），可以看到如下现象。其一，施友忠无论离散率还是离散、统一对比值，都居于第一，因而最具诗性特色，受诗性表述影响颇深。原因有二：一则因为基数小，施译只有8处；再则，施译有省译1处，及使用另外对应词hidden一处。其二，宇文所安的术语模式中，理性居于独尊地位，完全没有因为诗性语境而增加其他的对应词，所以谈不上有离散现象的存在，完全反映出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他者的视域。其三，从离散率及离散、统一对比值的高低来看，总体上排序如下：施友忠→黄兆杰→杨国斌→宇文所安，其中黄兆杰与杨国斌相比，虽然离散率（DR）相同，但因为第一对应词统一率最低（当然低于杨），所以“离散-统一对比值”（CR）较杨国斌高，这实际上是他的诗性策略所致。 综合以上，在哲思层面，译者实施了“诗、理共建”宏观策略，具体体现在两个诗学步骤，就是“因循本义”宏观语义策略的和“随适语境”的微观语境策略。然后，在“诗、理共建”的前提下，译者在具体翻译方法上，实施具有不同诗学价值的诗学策略，最终从方法层面上实现了术语表述的“稳中有变”和“稳中求变”。
3 “稳中求变”：诗学策略的方法层面
如果用统计的方法来审视哲思层面，统一率反映的是理性（“稳”），离散率则反映的则是诗性（“变”），体现了“稳”与“变”的辩证关系，或称从哲思层面上就存在“稳中有变”。如果将哲思与方法层面统筹考虑，则各译者在维系“诗、理共建”宏观策略的基础上（“稳”），又实施具有不同诗学价值的具体翻译策略，从方法组合上显示了译者不同的策略个性（“变”），故而总体上又呈现“稳中求变”的特点，同时也更多地显示了译者在翻译这一术语时所显露的阐释视域。
译者的个性策略显示了不同的诗学价值。该文对译者在翻译“隐”字时的翻译策略进行统计，发现译者使用的策略总体上有直译和意译两大类，其中直译也包括音译和分译；意译还包括合译、省译、增译与注译。因为译者所面临的任务是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术语，所以以上所列举的全部方法在诗学世界具有不同程度的诗学传播价值。就直译而言，在别国的诗学系统中，几乎找不到可以和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术语完全对应的术语，所以音译是不错的选择，这样，意译中的注译（文内或文外）就有了增加术语内涵的作用。鉴于西方重逻辑理性而东方注重诗性理性的传统差异，在中国文论术语英译时，译者会因具体语境的调试（诗性）而使用合译、省译，从而都会致使诗学范畴部分流失（理性减弱），从而给文论术语的世界交流造成困难、甚至增加失语的几率；诚然，合译、省译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译者有责任选取有关策略进行诗学补救，这时分译、增译、音译与注译具有补救的功能。当然分译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补救，更在于保存某一具体诗学理论概念系统的完整性时所体现出来的独有的诗学功用。对以上翻译“隐”时译者所使用的策略，本文统计如下（如表1）。
为彰显译者各自的翻译个性，从表1再进一步进行统计，可以得出译者在个性策略方面的三个特征：翻译术语“隐”时意译与直译的比率、在翻译含“隐”双字时分译的比率，以及译者除了具体直译、意译方法之外所使用其他策略总数占所有策略的百分比（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四位译者策略方面呈现非常鲜明的翻译个性。
从“隐”单、双字意译与直译数量比来看，无论单字还是含术语双字，宇文所安完全使用直译，说明他完全恪守英语文化理性诗学的传统；杨国斌与施友忠几乎采取直译，但这两位译者都有1处使用了意译（省译），这说明他们都受到了汉语诗性诗学（这里指术语随语境多变的诗学表述习惯）的影响；然而使用意译最多的是黄兆杰，他有2处翻译时分别使用了增译和注译，说明他的译文更多地反映了语境变化对译者诗学观念的影响（如坚持理性还是反映诗性，或者哪一个更多一点？）。
在翻译含“隐”双字时分译的比率方面，存在两组现象。其一，黄兆杰与宇文所安的分译比率是一样的，即两位译者都完全使用分译，以完整存留“隐”这一诗学概念，这种耦合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结果，即作为中国文论的调节者的黄兆杰和作为中国文论他者的宇文所安，在翻译含“隐”双字时，在理性诗学方面视域完全取得融合。其二，杨国斌与施友忠在分译比率方面非常接近，且小于前两位译者的比率，这是因为他们都存在1例合译的现象，这又同样反映了两位译者在含“隐”双字翻译时视界的一致：理性诗学固然需要谨守，但诗性翻译（随语境变化）可偶或为之。
译者使用其他的策略（具体直译和意译方法除外）占所有策略的百分比方面，也分为两组现象。首先，黄兆杰、宇文所安两位译者的比率是一样的，但宇文所安所用的策略除了直译、分译及音译以外，并无意译；而黄兆杰则直译与意译并用，伴随直译同时也使用分译和音译；协同意译兼使增译和注译，所以单从策略的丰富性上来看，黄译更胜一筹。其次，杨国斌和施友忠的策略比值一样，而且使用的策略也都相同，即直译意译兼使，分译和省译并用，其中省译的使用是最应该受到关注的，这一点就与策略同样丰富的黄兆杰不同。总之，在译“隐”单字及其双字时，译者使用的策略有直译、意译、分译、省译、音译、增译与注译。
4 结语
因为“隐”范畴凝聚了诸多的异质性而具备了诗学因素，使译者在英译时面临难以突围的诗学困境。在诸多诗学因素中，中西语言的异质性、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异质性，使中西译者在翻译“隐”范畴时不得不在术语翻译模式中考虑理性表述与诗性表述的共建（“稳”），使各译者在哲思层次参与到“诗、理”共建上来。含“隐”双字的大量存在，作为诗性言说特征之一的术语衍生性的具体表现，使译者在方法层面上又体现出“稳中有变、稳中求变”的个性风格，同时也折射出译者不同的阐释视域。由于篇幅的原因，“诗理共建、稳中有变”的具体文本实例将在本项目后续研究中详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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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心雕龙》 “隐” 术语英译 诗性与理性 诗学 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5（b）-0242-04
每种语言的文学理论术语都是在自己的文学理论语境及文明中演进。作为译介对象的中国文论术语有着自己的表述特点，而这种特点只有在与他者的比照中通过互照、互识中才能更为清楚自身。中国文论术语在自我的语境中表述时所表现出的更多诗性表述的特征，在英译时，则需面对他者追求精确定义、重理性逻辑特点的言说方式，从而使译者在表述上面临遵从诗性表述还是依从理性言说的选择。从语言哲学的高度看，每种语言的文学表述传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异质性而具有不可通约性，所以，译者在翻译时多面临着难以穿越的诗学困境。
关于“隐”字的英译，已有专文进行了意义梳理，并对《隐秀》标题中四位译者（施友忠、宇文所安、黄兆杰及杨国斌）“隐”字英译的语义策略加以讨论[1]。因为“隐”范畴具有明显的诗学因素，所以含“隐”双字的英译研究更需要在诗学的层次上加以研究。
1 “隐”字英译的诗学困境
相对于西方文论范畴，无论从理论实质还是表述特点，无论从中西文论对话交流还是从翻译转换，“隐”字都凝聚了诸多迥然不同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无论从促进世界文论正常交流出发，还是从交际伦理的角度，都应该加以尊重，以达到“保存异质，平等交流”的效果。然而这些异质性，在实际翻译中，因为其不可通约性而给译者造成难以突围的诗学困境。
这种诗学困境首先表现在“隐”范畴的独特性上。从比较诗学的角度，“隐”范畴的异质性首先表现为与西方某些类似文论而言的独特性。如有多位学者已经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比较，将隐秀论与西方的伊泽尔的“潜文本”、[2、3]海德格尔的“显隐说”、[4]海明威的“冰山理论”、[5]燕卜孙的“复义理论”[6]等比较。然而在西方文学中找不到完全对等的术语，所以“隐”范畴具有迥然异质的本土性或民族性。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来讲，绝对的同义词原本就不存在，所以即使高明的译者，也很难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译过来，因此，“隐”范畴的这种诗学困境本质上是来源于中西语言的异质性，即不可通约性。
“隐”范畴英译的诗学困境还根源于中西文论话语表述方式的异质性。中国文论话语在术语表述上不注重意义的界定，因为在该术语往往初始存在于经典文本中，对熟谙经典的中国学者来说，意义自然不言自明，但对习惯了定义精确性的西方学者和读者而言，则具有模糊性；加之点到为止、言简意繁的论说方式和骈偶行文方式以及与别的术语互联互释（如“隐、秀”对举，有7处之多），更增加了意义的不确定性（“隐”“秀”“风”“骨”等范畴意义多有争议，反映了这一特性）。如刘勰《隐秀》篇本文的表述中，“隐”的内涵虽然不定，但大致有“重旨”或“复意”“隐藏或含蓄”及“文外”等三层含义。内涵的不确定性则表现为理论界对“隐”的内涵尚有争议，《隐秀》为残篇的性质更增加了这一性质。各家主要注本对标题中“隐”的解释多有争议。如周振甫认为，“隐”指婉曲。[7]陆侃如、牟世金也认为，所谓“隐”，虽然和“含蓄”义近，但又不完全等同，倒和“意在言外”相似，即要求“隐以复意为工”“含蓄”一词已经不能概括“隐”的意思，所以刘勰所指，既有内容也有形式，既要“深文”又须“隐蔚”才能“余味曲包”。[8]刘师培评论隐的含意：“隐秀之义，张戒《岁寒堂诗话》所引二语，最为明晰。‘情在词外曰隐。’……”[9]王志彬对“隐”涵义作如下概括：“隐”是文辞之外的另一层意思，以隐蔽、潜在为特点。[10]冯春田释“隐”也可作为英译研究时参考：“‘隐秀’之隐，指意蕴深奥含蓄。”[11]作为对文学词汇的解释， 《辞源（修订版）》释“隐”为：“含蓄”；[12]《辞海》为“谓文意深远。”[13]
不仅如此，范畴定义模糊，还体现在理论探讨的全过程，也因此造成范畴内涵的多变多元，即多义性，或造成术语在具体文本语境中加以解释时所呈现的复义性。[14]然而“隐”范畴的模糊性、复义性及不确定性，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古人重整体的诗性直觉思维方式，与“隐”“秀”二字造字方式的诗性思维如出一辙，前者虽是形声亦为会意（会“筑墙掩蔽”之意），后者从禾从乃（即奶），会谷子抽穗开花如奶之意。“隐”范畴的诗性表述方式，作为异质性，肇基于语言的异质性及文明与文学传统的异质性，即道与逻各斯使然。
其实除了中国文论范畴的诗性特征，除了上述模糊性、多义性、不确定性等异质特点之外，还有直觉性、具象性、衍生性[15]的异质特点；就“隐”而言，衍生性具体表现为范畴意义随具体语境搭配而有所不同（即意义游走不定），如就搭配语境而言，含“隐”双字有7处，分别为“非隐”“乏隐”“蓄隐”“文隐”“有隐”“征隐”及 “隐篇”。
总之，就含“隐”范畴的双字而言，意义有随语境搭配而有所不同的诗性特点，即有以自身本土有效的言说方式（即诗性理性）而使中国文论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特点（异质性），因而呈现出自己的本土性和民族性，与西方重逻辑理性的理性诗学传统迥然异质。考虑到西方追求精确的心理认同，“隐”范畴存在的独特性及其诗性表述特点（模糊性、多义性、不确定性及搭配语境的灵活性）的异质性，造成了译者英译的诗学困境。
2 诗、理共建：诗学策略的哲思层面
译者们在考虑“隐”字英译时所面临的中西诗学困境的同时，都在诗学高度上从哲思层面构建了自己的翻译策略，即“诗、理共建”的诗学策略。所谓“诗、理共建”，就是在这一策略中，使中国文论术语表述所存在的诗性表述特点（即“隐”字术语意义随单、双字具体语境的不同而有变化的特点）与西方文论术语所追求的逻辑理性特点并存；具体而言，就是在英译时给中国文论术语的诗性表述披上理性表述的外衣，从而使诗性表述进入西方术语表述的逻辑理性传统。为实现“诗、理共建”的诗学策略，四位译者具体采取了“因循本义、随适语境”两个诗学步骤。 2.1 构建理性：“因循本义”的语义策略
就《隐秀》标题而言，四位译者在语义策略上力图体现“因循本义”这一宗旨，以在术语语篇层次上宏观体现逻辑理性的表述特点。译文虽异彩纷呈，亦各有所重。
杨国斌“隐”的核心对应词为 “Concealed Excellence”， [16]抓住了“隐”之“含蓄”内涵；黄兆杰“隐”的核心对应词为“Hidden Grace”，主指“隐藏”；[17]施友忠“隐”的核心对应词为“The Recondite”，[18]侧重“精微、深奥”；宇文所安译为“Latent， Yin”，英译重“隐藏”，并和西方文论中的潜文本（subtext）相互比照。因而他们通过选定了核心对应词，在整体上对标题中“隐”的英译都实施了“因循本义”的语义策略，在诗学构建上实现了逻辑理性，为中国文论的诗学表述增添了理性表述的异质。这样，在传通意义上，考虑了西方受众的追求精确的心理认同或接受习惯，具有“考虑接受”的特点。
2.2 保留诗性：“随适语境”的语境策略
在实现逻辑理性之后，译者们接着在“隐”字的语境适应上实施“随适语境”的微观诗学策略，从而在微观上保持汉语术语诗性表述的特点。这种努力其实是考虑到西方受众在具体语境中的对术语的认知。在伦理意义方面，这其实是在同一翻译模式中保存了两种迥然异质的术语表述习惯，并使这两种异质在同一模式中展开对话与诗学的共融与共建，从而很好地从宏观与微观上解决走出诗学困境的难题。
杨译除省译1处之外（“隐篇”之“隐”），配合“隐”的核心对应词“concealed”而多变有致，如主要使用“excellence”，偶尔使用meaning或beauty，或将核心词替换为hidden。在策略使用上，杨译主要使用了直译，偶然使用意译。从总体上看，杨译在核心对应词所表达概念上保持高度统一，语言精练，同时，也达到了随适语境、保留诗性的效果。与杨译相比，黄译在保存诗性的翻译方法上尽量追求多变，不仅使用了直译（包括音译两处和所有双字的分译），而且也使用了意译，但意译中没有使用省译而使用了增译（两处）和注译，实际上反映了他为中国文论更容易地被西方读者理解和为保持范畴完整所作的努力。如为适应语境，黄译主要使用了hidden（6处）一词来对应术语“隐”的核心词义，另外在随适语境方面也使用了grace（4处），growth（2处）和beauty（1处）。除此之外，黄译还5处使用了pregnant及其同根词（pregnancy 3处，pregnant2处），这是比较新奇的译法，或者叫变异的译法，这种译法往往产生在随适语境的同时。
施译使用了三种策略来构建诗性语境以留存诗性，即顺应、替代及省略。为配合recondite一词适应语境，施友忠3处使用了elements，1处使用beauty一词。另外一处使用hidden 替代recondite，并使用beauty协助适应语境。为适应语境，还有1处是省略。
为配合latent顺应语境，在宇文所安翻译的7处当中，2处分别使用element， richness顺应诗性语境，1处用音译提醒读者此处latent作为术语有特别含义。总体上看，施译和宇文所安的译文在保留诗性方面的努力较少，因而理性更加得到强化。
2.3 “诗、理共建”的统计再现
着眼“诗、理共建”这一术语模式的构建，本文立足统计，利用统一率与离散率来实证与彰显四位主要译者在实施“诗、理共建”的诗学策略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如图1）。其中用统一率表现理性，用离散率来显示诗性。关于统一率与离散率的概念、方法及其诗学意义，见本项目研究前文《文化聚焦与阐释定位》[19。
图1中的“第一术语对应词”即前文所提及的各译者所使用的第一核心术语对应词。如前所述，杨国斌第一核心对应词为 “concealed excellence”，黄兆杰第一核心对应词为“hidden”，施友忠第一核心对应词为“recondite”，宇文所安第一核心对应词为“latent”。从表中可以得知，第一核心对应词的统一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宇文所安→杨国斌→施友忠→黄兆杰。
图1中“次常用对应词”指各译者为适应语境所使用的第二核心对应词，其诗学统计意义在于从一个侧面说明某译者统一率（理性）较低或离散率（诗性）较高的原因。从语篇着眼，就诗学意义而言，“次常用对应词”对应词其实是第一核心对应词随适语境的结果。
将第一对应词统一率（FRU）、次常用对应词统一率（SRU）统一起来分析，可以有效解释第一核心对应词的统一率由高到低的原因。就第二对应词统一率（SRU，即Second Ration of Unification）而言，宇文所安只使用第一核心对应词latent， 所以比率最高；杨国斌共译11处，其中9处使用第一核心对应词“concealed”，只有1处使用了“hidden”一词，所以比率较高；施友忠没有完全使用第一核心对应词recondite， 但由于所译8处，其中1处为省译，1处为使用了hidden来替代recondite，而取得语篇照应，所以比率较低；黄兆杰在所译11处当中，6处来译第一核心对应词“hidden”，但也频度较高地使用了次常用对应词pregnant及其同根词共5处（pregnancy 3处，pregnant 2处），致使第一、第二核心对应词几乎平分秋色，所以第一核心对应词比率最低。
从诗性着眼来讨论离散率（DR），可以看到如下现象。其一，施友忠无论离散率还是离散、统一对比值，都居于第一，因而最具诗性特色，受诗性表述影响颇深。原因有二：一则因为基数小，施译只有8处；再则，施译有省译1处，及使用另外对应词hidden一处。其二，宇文所安的术语模式中，理性居于独尊地位，完全没有因为诗性语境而增加其他的对应词，所以谈不上有离散现象的存在，完全反映出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他者的视域。其三，从离散率及离散、统一对比值的高低来看，总体上排序如下：施友忠→黄兆杰→杨国斌→宇文所安，其中黄兆杰与杨国斌相比，虽然离散率（DR）相同，但因为第一对应词统一率最低（当然低于杨），所以“离散-统一对比值”（CR）较杨国斌高，这实际上是他的诗性策略所致。 综合以上，在哲思层面，译者实施了“诗、理共建”宏观策略，具体体现在两个诗学步骤，就是“因循本义”宏观语义策略的和“随适语境”的微观语境策略。然后，在“诗、理共建”的前提下，译者在具体翻译方法上，实施具有不同诗学价值的诗学策略，最终从方法层面上实现了术语表述的“稳中有变”和“稳中求变”。
3 “稳中求变”：诗学策略的方法层面
如果用统计的方法来审视哲思层面，统一率反映的是理性（“稳”），离散率则反映的则是诗性（“变”），体现了“稳”与“变”的辩证关系，或称从哲思层面上就存在“稳中有变”。如果将哲思与方法层面统筹考虑，则各译者在维系“诗、理共建”宏观策略的基础上（“稳”），又实施具有不同诗学价值的具体翻译策略，从方法组合上显示了译者不同的策略个性（“变”），故而总体上又呈现“稳中求变”的特点，同时也更多地显示了译者在翻译这一术语时所显露的阐释视域。
译者的个性策略显示了不同的诗学价值。该文对译者在翻译“隐”字时的翻译策略进行统计，发现译者使用的策略总体上有直译和意译两大类，其中直译也包括音译和分译；意译还包括合译、省译、增译与注译。因为译者所面临的任务是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术语，所以以上所列举的全部方法在诗学世界具有不同程度的诗学传播价值。就直译而言，在别国的诗学系统中，几乎找不到可以和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术语完全对应的术语，所以音译是不错的选择，这样，意译中的注译（文内或文外）就有了增加术语内涵的作用。鉴于西方重逻辑理性而东方注重诗性理性的传统差异，在中国文论术语英译时，译者会因具体语境的调试（诗性）而使用合译、省译，从而都会致使诗学范畴部分流失（理性减弱），从而给文论术语的世界交流造成困难、甚至增加失语的几率；诚然，合译、省译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译者有责任选取有关策略进行诗学补救，这时分译、增译、音译与注译具有补救的功能。当然分译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补救，更在于保存某一具体诗学理论概念系统的完整性时所体现出来的独有的诗学功用。对以上翻译“隐”时译者所使用的策略，本文统计如下（如表1）。
为彰显译者各自的翻译个性，从表1再进一步进行统计，可以得出译者在个性策略方面的三个特征：翻译术语“隐”时意译与直译的比率、在翻译含“隐”双字时分译的比率，以及译者除了具体直译、意译方法之外所使用其他策略总数占所有策略的百分比（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四位译者策略方面呈现非常鲜明的翻译个性。
从“隐”单、双字意译与直译数量比来看，无论单字还是含术语双字，宇文所安完全使用直译，说明他完全恪守英语文化理性诗学的传统；杨国斌与施友忠几乎采取直译，但这两位译者都有1处使用了意译（省译），这说明他们都受到了汉语诗性诗学（这里指术语随语境多变的诗学表述习惯）的影响；然而使用意译最多的是黄兆杰，他有2处翻译时分别使用了增译和注译，说明他的译文更多地反映了语境变化对译者诗学观念的影响（如坚持理性还是反映诗性，或者哪一个更多一点？）。
在翻译含“隐”双字时分译的比率方面，存在两组现象。其一，黄兆杰与宇文所安的分译比率是一样的，即两位译者都完全使用分译，以完整存留“隐”这一诗学概念，这种耦合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结果，即作为中国文论的调节者的黄兆杰和作为中国文论他者的宇文所安，在翻译含“隐”双字时，在理性诗学方面视域完全取得融合。其二，杨国斌与施友忠在分译比率方面非常接近，且小于前两位译者的比率，这是因为他们都存在1例合译的现象，这又同样反映了两位译者在含“隐”双字翻译时视界的一致：理性诗学固然需要谨守，但诗性翻译（随语境变化）可偶或为之。
译者使用其他的策略（具体直译和意译方法除外）占所有策略的百分比方面，也分为两组现象。首先，黄兆杰、宇文所安两位译者的比率是一样的，但宇文所安所用的策略除了直译、分译及音译以外，并无意译；而黄兆杰则直译与意译并用，伴随直译同时也使用分译和音译；协同意译兼使增译和注译，所以单从策略的丰富性上来看，黄译更胜一筹。其次，杨国斌和施友忠的策略比值一样，而且使用的策略也都相同，即直译意译兼使，分译和省译并用，其中省译的使用是最应该受到关注的，这一点就与策略同样丰富的黄兆杰不同。总之，在译“隐”单字及其双字时，译者使用的策略有直译、意译、分译、省译、音译、增译与注译。
4 结语
因为“隐”范畴凝聚了诸多的异质性而具备了诗学因素，使译者在英译时面临难以突围的诗学困境。在诸多诗学因素中，中西语言的异质性、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异质性，使中西译者在翻译“隐”范畴时不得不在术语翻译模式中考虑理性表述与诗性表述的共建（“稳”），使各译者在哲思层次参与到“诗、理”共建上来。含“隐”双字的大量存在，作为诗性言说特征之一的术语衍生性的具体表现，使译者在方法层面上又体现出“稳中有变、稳中求变”的个性风格，同时也折射出译者不同的阐释视域。由于篇幅的原因，“诗理共建、稳中有变”的具体文本实例将在本项目后续研究中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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