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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社会中的劳动力主体在城市的“拉力”与农村的“推力”的双重驱使下，出现了“主体剥离”的样态，使得农村职业教育陷入了生源“无主体化”、定位“无农村化”、就业“无市场化”的“依赖型困境”。因此，为了农村职业教育能够从困境中突围，需要鼓励“再教育”，拓宽生源层次；需要拓展深造渠道，上移教育重心；需要立足城乡一体，邻近转移就业；需要促进校企合作，共创特色产业。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 主体剥离 依赖型困境 突围路径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中国，具有中等性质的农村职业教育面临挑战。学术界针对这一境况，既在某种程度上探讨了农村职业教育陷入困境之因，又指出了不少破解之途。但是，如果忽略了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背景，仅仅从农村职业教育自身或者教育体系内部探寻原因，难免就会陷于雾里看花的窘境，于事无补。我们需要对“主体剥离”的农村社会具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将农村职业教育的预设建基于农村个体生活境遇的改善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方能接近农村职业教育的问题实质。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认知需要一种转向，一种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关注模式，以便从宏观上把握农村职业教育的问题脉象，提出破解困境的可能路径。只有这样，我们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言说才有现实意义。
一、“主体剥离”的农村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到贺雪峰眼中的“半熟人社会”，再到吴重庆视野里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农村社会的性质已然发生了改变。不管对农村社会的性质做出何种类型的解读，“‘空心化’是今日之农村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山区及经济不发达地区，户均有1.5至2人离土离乡”[1]。可以说，“主体剥离”正是对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空心化”过程的一种抽象概括。所谓“主体剥离”，本文特指农村主要劳动力，即青壮年劳动力被动地在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驱使下，主动地离开农村社会，进城谋求发展，但又难以在城市取得“一席之地”，从而长期处于“回不去的乡，进不了的城”的状态。城市中那些能够使得农村个体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成了“剥离”的拉力，农村社会本身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然而然地成了“剥离”的推力。在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农村社会中的“主体剥离”样态趋近形成。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艾立克·沃尔夫在对农村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都是依托于农村社会基础之上，农村并不能直接从‘传统’跳跃至‘现代’，必须经历一系列持续、变迁的过程。”[2]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新农村的建设失去主体性，主体角色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中处于缺席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劳动力主体流动这一过程中，它并不是以“农业剩余劳动力”为界。那种把跨地域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称之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说法，其实暗含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从农村中流动出来的劳动力都是“剩余”劳动者。实际上，农村劳动力主体流动的规模早已突破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界，所转移的恰恰是农村主要劳动力，因为只有青壮年才更愿意并容易离开农村。我们普遍承认，农村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所以，从根本上看，“主体剥离”形象地刻画了农村社会“空心化”的过程，它自然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建设，将深刻地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
二、农村职业教育的“依赖型困境”
眼下，在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过程中，农村主要劳动力转移，农村职业教育陷入了“依赖型困境”，即农村职业教育的受重视程度和发展水平受制于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策导向。一方面，农村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受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受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受到农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体来看，这种“依赖型困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无”：生源的“无主体化”、定位的“无农村化”、就业的“无市场化”。
1.生源的“无主体化”。
农民子女是农村职业院校的生源主体，农村职业教育主要面向农村社会。就目前来看，虽然农村职业教育基本是无竞争入学，甚至少收学费或部分免收学费，但是，“招生难”却是农村职业院校发展的主要瓶颈。究其原因，农村职业教育本身存在不可忽略的缺陷，但我们更需要在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大背景中思考这一问题。因為“主体剥离”，农村社会“空心化”将会进一步使得农村职业院校在学生生源方面陷于“无主体化”的困境。
农村主要劳动力在农村社会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主要劳动力输出，使得农村社会的人力资源失去了可塑造的对象，农村社会输出的“新生代”劳动力更趋年轻化。那些上不了普通高中的学生往往选择在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情况下外出务工，而不是接受具有中等性质的职业教育。一般而言，只有上不了普通高中的学生才有可能选择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同时，人们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因此，与进城务工带来的短期效益相比较，农民子女易于卷入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进程。不难发现，随着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的转移，农村职业教育遭受“无主体化”的困境实属“情理之中”。
2.定位的“无农村化”。
为顺应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进程，当下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更多的是一种“城市取向”，即纯粹为城市的建设培养和输出廉价的劳动力，它是一种“逃离农村”的思维模式。当下的农村职业教育要么以培养农业劳动力为主，要么以培育第二、第三产业的城市建设者为目标。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在办学定位上出现了“守农”与“离农”的价值选择悖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真正将农村职业教育立足于农村社会之发展。更令人忧虑的是，农村社会在职业教育中的隐匿，反过来又加速着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进程。
无可厚非，这样的办学定位取向是无奈之举。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城市取向”的单向度追逐，将会使得农村职业教育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犹如“镜中花，水中月”，无迹可寻。如果农村职业教育不能真正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有所作为，那么，它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农村职业教育是相对于城市职业教育而言的，它必须凸显自身的特质，以寻得发展的空间。如果一味地以“城市取向”顺应“主体剥离”的进程，那么农村职业教育既不具备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条件，又将失去农村社会这个立足点。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扭曲自身的发展方向。这样来看，在“主体剥离”的背景下，究竟还存不存在农村职业教育，本身就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办学定位的“无农村化”取向，终将使得农村职业教育陷入生存危机之中。 3.就业的“无市场化”。
农村职业教育“城市取向”的办学模式，旨在为城市的建设输送劳动力，这基本符合农民子弟向往城市生活的渴望。但事与愿违的是，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毕业生难以在城市真正寻得工作。我们普遍公认，劳动力的流动日益与劳动者自身的文化素质、教育程度相联系。那些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在城市中因为受教育水平不高，使得其职业地位近乎水平移动。可见，农村职业院校试图顺应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进程，为城市建设培养廉价劳动力是“一厢情愿”的愚行，因为那里似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就业市场。
遗憾的是，“主体剥离”的农村社会呈现出“空心化”的样态，农村主要劳动力大量转移，这种转移并不是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是一种“捞大鱼式”的吸收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村经济的生产能力，造成农户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农村土地闲置和农业减产，进而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低迷，农村便缺失了可供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市场。那么，农村职业院校部分学生所习得的与农业相关的技能，将失去充分发挥的空间。如果缺乏制度与社会对职业教育形成共同支持的环境与条件，人们通过职业教育所习得的技能就都是“屠龙术”，毫无用武之地[3]。这样，农村个体与农村社会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而是一种彼此“抛弃”的样态。不难看出，在就业选择上，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处于“进不了城”与“回不去乡”的尴尬境地。
三、农村职业教育的突围路径
农村社会的“主体剥离”境况，深刻地影响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农村教育系统的分流功能衰落。农村职业教育能否破解因“主体剥离”所带来的“依赖型困境”，关键在于能否发挥其“再分流”的作用。总的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扩大学生来源？除在第一次分流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外，农村高考落榜学生及中等学历以下的农村个体能否都成为农村职业教育吸纳的对象，从而打破第一次教育分流的“终结性”。第二，如何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这关涉到能否全方位沟通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打破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的局面，以提供更多持续教育的机会。第三，如何拓宽农村职业教育的就业空间？即能否立足于农村社会发展，优化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地域合理性，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分流力度。
1.鼓励“再教育”，拓宽生源层次。
农村职业教育的生源“无主体化”困境与大部分农村个体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便进入职场，形成了困扰不断的悖论。在现实的农村社会中，一方面是职业教育的生源紧缺，另一方面存在大量无技能的农村个体。不言而喻，农村职业教育在“主体剥离”的过程中出现了办学需求与教育需求之间不相协调的局面，造成教育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综合考虑当下农村社会的新形势，农村职业教育必须扩大生源层次，不仅要以第一次教育分流出来的初中阶段的学生为主体，还要兼顾潜在的农村个体的各种职业培训任务。
从外部环境来看，拓宽农村职业教育的生源层次需要鼓励“再教育”。政府要加大对农村职业院校的教育投入，通过补贴与奖助等方式提高学生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收益而降低成本。发展面向农村社会就业和提高生活品质需要的实用性强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通过促进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提高教育质量。
从农村职业教育内部来看，农村职业院校需要树立大职教观，大力开展针对农村个体的岗位技术培训和转业转岗培训，使农村职业教育成为层次多重、形式多样、类别多种、内容丰富的教育。农村职业院校应积极创新办学模式，把原来的以学历教育为主的导向，转变为学历教育与短期职业培训并重。这样，才能有效地将全日制的职业教育与在职的职业教育并存，从而通过接收不同层次的生源稳定招生规模，维持职业院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2.拓展深造渠道，上移教育重心。
一般而言，农村职业教育更多定位于专业技术的培养，从而为就业做准备，并不鼓励升学。这种“终结性”的职业教育理念，让极大部分渴望升学的中等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失去继续教育的渠道。这样，大量年轻人纷纷选择外出务工，自然难以吸引更多潜在的生源。然而，具有中等性质的农村职业教育本不应是“终结性”的，而应该是“阶段性”的。因此，农村职业教育除了在横向上拓宽生源层次，吸收更多潜在的农村个体外，还必须在纵向方面拓展深造渠道，上移教育重心，以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在吸引力。
拓展深造渠道，需要通过高等职业教育的变革带动具有中等性质的农村职业教育的革新，最直接的就是鼓励更多的普通高等职业院校为农村中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敞开大门。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变革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模式，不能仅仅以高考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筛选生源的唯一渠道，还需要打通中等职业院校与高等职业院校之间的沟通渠道，以便为农村职业院校的毕业生提供更多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农村职业院校需要变革培养模式，以适应继续升学的需要，促进学生在升学与就业之间的合理分流。诚然，合理的中等职业专业设置能有效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同样，优质的中等职业教学质量则能有效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相对于直接就业的吸引力。
3.立足城乡一体，邻近转移就业。
目前，农村主要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转移往往是一种远距离的劳动力输出，它使得农村劳动力主体之于农村社会建设的影响削弱。如果农村职业教育仍然坚持“城市取向”，一味地为城市的建设培养廉价劳动力，那么，它之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意义将被消解。那种没有“农村”的职业教育将不再是农村职业教育。若要打破这种“无农村化”的困境，就必須立足于城乡一体，并凭借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契机，实现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的邻近转移就业。反过来，将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为城乡一体化建设培养必要的人才。
这里必须明了的是，“城乡一体”中的“城”不应是远离农村的“大城市”，而应是与农村社会在地理位置上连为一体的“城镇”。随着这样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邻近的中小城市中的部分产业会延展到农村社会，农村产业结构呈多元化发展态势。那么，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城乡一体化进程，农村职业教育应着眼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对技术型人才的巨大需求，既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求，又考虑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从而为实现毕业生的邻近转移就业创造优良的条件。所以，立足城乡一体，实现邻近转移就业既关涉农村社会的发展，又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出路问题。
4.促进校企合作，共创特色产业。
农村职业教育若要打破“依赖型困境”，更彻底的思路是实现农村职业院校与相关企业合作，从而共同开创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一方面，它能够增加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就地就业的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它能够为农村社会的发展留住必要的部分劳动力。如此一来，可以依靠特色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社会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怎样有效地促进校企合作、共创特色产业，需要农村职业院校、当地政府及相关企业共同努力。首先，农村职业院校必须变革教育思路，将长期培养和短期培训的目标直接面向相关企业的需要，积极寻求与对口的相关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和培训合作协议，推动“产学结合”、开发订单式培养模式。其次，政府需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通过积极建构校企合作平台，将农村职业院校与相关企业联动起来，并协调各方需求，立足当地现实，鼓励创设特色产业。再次，相关企业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与农村职业院校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互惠共赢”为原则，依靠农村职业院校提供的智力和人力支持，开创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事实证明，地方一旦具有特色产业，通过它的连带机制将会辐射到邻近的农村社会，促进外出务工农村个体的回流。更重要的是，它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将会给当地的农村职业院校的发展带来活力。
参考文献：
[1]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71.
[2]Eric R. Wolf. Peasants[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1966：225.
[3]Foster P.. The Vocational School Fallacy in Development Planning[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356.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发展视角下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项目编号为2013WYM_0095。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 主体剥离 依赖型困境 突围路径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中国，具有中等性质的农村职业教育面临挑战。学术界针对这一境况，既在某种程度上探讨了农村职业教育陷入困境之因，又指出了不少破解之途。但是，如果忽略了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背景，仅仅从农村职业教育自身或者教育体系内部探寻原因，难免就会陷于雾里看花的窘境，于事无补。我们需要对“主体剥离”的农村社会具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将农村职业教育的预设建基于农村个体生活境遇的改善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方能接近农村职业教育的问题实质。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认知需要一种转向，一种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关注模式，以便从宏观上把握农村职业教育的问题脉象，提出破解困境的可能路径。只有这样，我们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言说才有现实意义。
一、“主体剥离”的农村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到贺雪峰眼中的“半熟人社会”，再到吴重庆视野里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农村社会的性质已然发生了改变。不管对农村社会的性质做出何种类型的解读，“‘空心化’是今日之农村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山区及经济不发达地区，户均有1.5至2人离土离乡”[1]。可以说，“主体剥离”正是对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空心化”过程的一种抽象概括。所谓“主体剥离”，本文特指农村主要劳动力，即青壮年劳动力被动地在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驱使下，主动地离开农村社会，进城谋求发展，但又难以在城市取得“一席之地”，从而长期处于“回不去的乡，进不了的城”的状态。城市中那些能够使得农村个体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成了“剥离”的拉力，农村社会本身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然而然地成了“剥离”的推力。在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农村社会中的“主体剥离”样态趋近形成。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艾立克·沃尔夫在对农村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都是依托于农村社会基础之上，农村并不能直接从‘传统’跳跃至‘现代’，必须经历一系列持续、变迁的过程。”[2]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新农村的建设失去主体性，主体角色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中处于缺席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劳动力主体流动这一过程中，它并不是以“农业剩余劳动力”为界。那种把跨地域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称之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说法，其实暗含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从农村中流动出来的劳动力都是“剩余”劳动者。实际上，农村劳动力主体流动的规模早已突破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界，所转移的恰恰是农村主要劳动力，因为只有青壮年才更愿意并容易离开农村。我们普遍承认，农村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所以，从根本上看，“主体剥离”形象地刻画了农村社会“空心化”的过程，它自然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建设，将深刻地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
二、农村职业教育的“依赖型困境”
眼下，在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过程中，农村主要劳动力转移，农村职业教育陷入了“依赖型困境”，即农村职业教育的受重视程度和发展水平受制于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策导向。一方面，农村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受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受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受到农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体来看，这种“依赖型困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无”：生源的“无主体化”、定位的“无农村化”、就业的“无市场化”。
1.生源的“无主体化”。
农民子女是农村职业院校的生源主体，农村职业教育主要面向农村社会。就目前来看，虽然农村职业教育基本是无竞争入学，甚至少收学费或部分免收学费，但是，“招生难”却是农村职业院校发展的主要瓶颈。究其原因，农村职业教育本身存在不可忽略的缺陷，但我们更需要在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大背景中思考这一问题。因為“主体剥离”，农村社会“空心化”将会进一步使得农村职业院校在学生生源方面陷于“无主体化”的困境。
农村主要劳动力在农村社会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主要劳动力输出，使得农村社会的人力资源失去了可塑造的对象，农村社会输出的“新生代”劳动力更趋年轻化。那些上不了普通高中的学生往往选择在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情况下外出务工，而不是接受具有中等性质的职业教育。一般而言，只有上不了普通高中的学生才有可能选择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同时，人们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因此，与进城务工带来的短期效益相比较，农民子女易于卷入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进程。不难发现，随着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的转移，农村职业教育遭受“无主体化”的困境实属“情理之中”。
2.定位的“无农村化”。
为顺应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进程，当下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更多的是一种“城市取向”，即纯粹为城市的建设培养和输出廉价的劳动力，它是一种“逃离农村”的思维模式。当下的农村职业教育要么以培养农业劳动力为主，要么以培育第二、第三产业的城市建设者为目标。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在办学定位上出现了“守农”与“离农”的价值选择悖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真正将农村职业教育立足于农村社会之发展。更令人忧虑的是，农村社会在职业教育中的隐匿，反过来又加速着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进程。
无可厚非，这样的办学定位取向是无奈之举。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城市取向”的单向度追逐，将会使得农村职业教育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犹如“镜中花，水中月”，无迹可寻。如果农村职业教育不能真正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有所作为，那么，它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农村职业教育是相对于城市职业教育而言的，它必须凸显自身的特质，以寻得发展的空间。如果一味地以“城市取向”顺应“主体剥离”的进程，那么农村职业教育既不具备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条件，又将失去农村社会这个立足点。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扭曲自身的发展方向。这样来看，在“主体剥离”的背景下，究竟还存不存在农村职业教育，本身就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办学定位的“无农村化”取向，终将使得农村职业教育陷入生存危机之中。 3.就业的“无市场化”。
农村职业教育“城市取向”的办学模式，旨在为城市的建设输送劳动力，这基本符合农民子弟向往城市生活的渴望。但事与愿违的是，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毕业生难以在城市真正寻得工作。我们普遍公认，劳动力的流动日益与劳动者自身的文化素质、教育程度相联系。那些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在城市中因为受教育水平不高，使得其职业地位近乎水平移动。可见，农村职业院校试图顺应农村社会“主体剥离”的进程，为城市建设培养廉价劳动力是“一厢情愿”的愚行，因为那里似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就业市场。
遗憾的是，“主体剥离”的农村社会呈现出“空心化”的样态，农村主要劳动力大量转移，这种转移并不是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是一种“捞大鱼式”的吸收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村经济的生产能力，造成农户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农村土地闲置和农业减产，进而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低迷，农村便缺失了可供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市场。那么，农村职业院校部分学生所习得的与农业相关的技能，将失去充分发挥的空间。如果缺乏制度与社会对职业教育形成共同支持的环境与条件，人们通过职业教育所习得的技能就都是“屠龙术”，毫无用武之地[3]。这样，农村个体与农村社会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而是一种彼此“抛弃”的样态。不难看出，在就业选择上，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处于“进不了城”与“回不去乡”的尴尬境地。
三、农村职业教育的突围路径
农村社会的“主体剥离”境况，深刻地影响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农村教育系统的分流功能衰落。农村职业教育能否破解因“主体剥离”所带来的“依赖型困境”，关键在于能否发挥其“再分流”的作用。总的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扩大学生来源？除在第一次分流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外，农村高考落榜学生及中等学历以下的农村个体能否都成为农村职业教育吸纳的对象，从而打破第一次教育分流的“终结性”。第二，如何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这关涉到能否全方位沟通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打破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的局面，以提供更多持续教育的机会。第三，如何拓宽农村职业教育的就业空间？即能否立足于农村社会发展，优化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地域合理性，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分流力度。
1.鼓励“再教育”，拓宽生源层次。
农村职业教育的生源“无主体化”困境与大部分农村个体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便进入职场，形成了困扰不断的悖论。在现实的农村社会中，一方面是职业教育的生源紧缺，另一方面存在大量无技能的农村个体。不言而喻，农村职业教育在“主体剥离”的过程中出现了办学需求与教育需求之间不相协调的局面，造成教育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综合考虑当下农村社会的新形势，农村职业教育必须扩大生源层次，不仅要以第一次教育分流出来的初中阶段的学生为主体，还要兼顾潜在的农村个体的各种职业培训任务。
从外部环境来看，拓宽农村职业教育的生源层次需要鼓励“再教育”。政府要加大对农村职业院校的教育投入，通过补贴与奖助等方式提高学生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收益而降低成本。发展面向农村社会就业和提高生活品质需要的实用性强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通过促进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提高教育质量。
从农村职业教育内部来看，农村职业院校需要树立大职教观，大力开展针对农村个体的岗位技术培训和转业转岗培训，使农村职业教育成为层次多重、形式多样、类别多种、内容丰富的教育。农村职业院校应积极创新办学模式，把原来的以学历教育为主的导向，转变为学历教育与短期职业培训并重。这样，才能有效地将全日制的职业教育与在职的职业教育并存，从而通过接收不同层次的生源稳定招生规模，维持职业院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2.拓展深造渠道，上移教育重心。
一般而言，农村职业教育更多定位于专业技术的培养，从而为就业做准备，并不鼓励升学。这种“终结性”的职业教育理念，让极大部分渴望升学的中等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失去继续教育的渠道。这样，大量年轻人纷纷选择外出务工，自然难以吸引更多潜在的生源。然而，具有中等性质的农村职业教育本不应是“终结性”的，而应该是“阶段性”的。因此，农村职业教育除了在横向上拓宽生源层次，吸收更多潜在的农村个体外，还必须在纵向方面拓展深造渠道，上移教育重心，以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在吸引力。
拓展深造渠道，需要通过高等职业教育的变革带动具有中等性质的农村职业教育的革新，最直接的就是鼓励更多的普通高等职业院校为农村中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敞开大门。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变革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模式，不能仅仅以高考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筛选生源的唯一渠道，还需要打通中等职业院校与高等职业院校之间的沟通渠道，以便为农村职业院校的毕业生提供更多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农村职业院校需要变革培养模式，以适应继续升学的需要，促进学生在升学与就业之间的合理分流。诚然，合理的中等职业专业设置能有效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同样，优质的中等职业教学质量则能有效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相对于直接就业的吸引力。
3.立足城乡一体，邻近转移就业。
目前，农村主要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转移往往是一种远距离的劳动力输出，它使得农村劳动力主体之于农村社会建设的影响削弱。如果农村职业教育仍然坚持“城市取向”，一味地为城市的建设培养廉价劳动力，那么，它之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意义将被消解。那种没有“农村”的职业教育将不再是农村职业教育。若要打破这种“无农村化”的困境，就必須立足于城乡一体，并凭借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契机，实现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的邻近转移就业。反过来，将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为城乡一体化建设培养必要的人才。
这里必须明了的是，“城乡一体”中的“城”不应是远离农村的“大城市”，而应是与农村社会在地理位置上连为一体的“城镇”。随着这样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邻近的中小城市中的部分产业会延展到农村社会，农村产业结构呈多元化发展态势。那么，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城乡一体化进程，农村职业教育应着眼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对技术型人才的巨大需求，既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求，又考虑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从而为实现毕业生的邻近转移就业创造优良的条件。所以，立足城乡一体，实现邻近转移就业既关涉农村社会的发展，又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出路问题。
4.促进校企合作，共创特色产业。
农村职业教育若要打破“依赖型困境”，更彻底的思路是实现农村职业院校与相关企业合作，从而共同开创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一方面，它能够增加农村职业院校毕业生就地就业的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它能够为农村社会的发展留住必要的部分劳动力。如此一来，可以依靠特色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社会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怎样有效地促进校企合作、共创特色产业，需要农村职业院校、当地政府及相关企业共同努力。首先，农村职业院校必须变革教育思路，将长期培养和短期培训的目标直接面向相关企业的需要，积极寻求与对口的相关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和培训合作协议，推动“产学结合”、开发订单式培养模式。其次，政府需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通过积极建构校企合作平台，将农村职业院校与相关企业联动起来，并协调各方需求，立足当地现实，鼓励创设特色产业。再次，相关企业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与农村职业院校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互惠共赢”为原则，依靠农村职业院校提供的智力和人力支持，开创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事实证明，地方一旦具有特色产业，通过它的连带机制将会辐射到邻近的农村社会，促进外出务工农村个体的回流。更重要的是，它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将会给当地的农村职业院校的发展带来活力。
参考文献：
[1]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71.
[2]Eric R. Wolf. Peasants[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1966：225.
[3]Foster P.. The Vocational School Fallacy in Development Planning[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356.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发展视角下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项目编号为2013WYM_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