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参观巴甫雷什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纪念馆时，在苏霍姆林斯基的诸多成果中，《我把心给了孩子们》一书被摆放在显著的位置，他们认为这是苏氏名副其实的代表作。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本书论述的是“教师的心”——爱孩子的炽热之心。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首先是人学。作为精神导师，他带着31名“自己的学生”走进快乐学校，朝夕相处度过关键的5年“儿童时代”。苏氏以“撕心裂肺”的情感经历，与同样有苦恼、不幸的孩子们一同治疗心之伤痛，他把人性作为切入点，以情感体验唤醒情感意识，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在这所培养人道主义精神的学校里，他教育孩子们学会了体察人，懂得了爱与恨，播下了忠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第一粒种子。
也正是因为以人性为核心的研究主题与当时苏联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这本书在最初的審查中未能通过。1968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此书才在东德出版。德国对苏氏来说，有着切肤之痛。在卫国战争中，家乡被占领，亲人被蹂躏，他与侵略者——德军进行了面对面的战斗，并身负重伤。因此，在为德文版写的后记中，他自然流露出了烦乱之情、伤心之意，同时对人性和教师使命的理解，更有常人难以体验到的深度：
我希望这本书能启发德国的教育工作者去重新思考一下他们对未来的责任，我多么希望教师每天都能领会到，他的学生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行为中将确立起一些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
列宁认为，热爱人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但在我们当今复杂、艰难的时代，热爱人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做教师的应当激励每个学生都树立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能为人们的幸福而斗争的人，能为人成为人而不惜献出一切力量、必要时献出生命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1969年，《我把心给了孩子们》删改后得以在苏联出版，1973年获得乌克兰共和国教育协会一等奖，1974年获得乌克兰共和国国家奖，不仅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重视，而且在意识形态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共鸣，包括我们的邻居日本。在这本书里，苏氏向孩子们介绍了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得了放射病的小姑娘佐佐木贞子。这个小姑娘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做1000只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纸鹤。于是，巴甫雷什中学的学生纷纷去做纸鹤，随同书信寄到了遥远的日本。最终，这些纸鹤未能挽救小姑娘的生命，她去世的悲痛消息被镂刻在许多年轻的心灵上。一名叫维克多的学生在回忆老师当年对自己的启发时写道：
我用银纸做了100只，它们就像活的一样。全班共做了1000多只小仙鹤，有金黄色的、银白色的、天蓝色的。鸟儿啊，飞吧，飞到遥远的日本，给我们的小朋友带去幸福吧！……假若我有翅膀的话，我要飞到日本，把一朵鲜红的玫瑰花放在小女孩的脚下，我要告诉日本所有的孩子们，你们是我们的朋友，你们热爱生活，我们也热爱生活，你们热爱蓝色的天空和灿烂的太阳，我们也热爱蓝色的天空和灿烂的太阳。希望再也没有战争，希望孩子们不再因折磨人的疾病而死亡。
日本学者杉山明男曾翻译过《中学的教育集体》，还写信请苏霍姆林斯基撰写日本版序言。1975年，由笹尾道子翻译的《教育工作：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在日本出版。我国的第一个译本是1981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这次我们到乌克兰，在基辅的苏霍姆林斯基国家教育科学图书馆，奥丽佳·苏霍姆林斯卡娅院士和列夏·苏霍姆林斯卡娅助理研究员一同向我们介绍了《我把心给了孩子们》的完整内容和坎坷的出版过程，并展示了2018年为纪念苏霍姆林斯基100周年诞辰而出版的乌克兰文最新版本：
第一部分是奥丽佳写的一篇长文——《还原真实》。在苏霍姆林斯基100周年诞辰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倡议，举办全球性的纪念活动。全乌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会委托奥丽佳重新整理这部“能够体现苏氏个性和教育思想的书”，并出版完整的作品。但该书的写作和出版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由于时代背景、观点冲突，加上不断修订，对文字的准确性需要深刻把握。奥丽佳还回顾了苏氏的学术历程、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保卫良知的抗争。
第二部分是正文——《我把心给了孩子们》。奥丽佳从能够找到的8份手稿中，选出她母亲安娜保存的1966年手稿为基础，还原了完全原始的真实文本。本书特别注明“新的读本（未删减版）”，并且穿插有部分作品手稿、教学笔记、活动图片。奥丽佳解释说，书的前言还原了苏氏的一段话，是对人性化“心灵”最为贴切的阐释：“在我们学校里，有教学大纲、课程和带着学习知识的渴望的孩子们，还有肩负育人使命来到学校的教师们。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那就是教师的心，一个鲜活的人的心灵。心灵是每一个父母对于自己孩子每走一步的理解，对孩子每一个变化的眼神的关注。”
第三部分是出版情况介绍——《编辑策略》。一是关于东德出版过程情况的介绍，二是关于苏联时期各种版本出版过程情况的介绍，三是书评和相关来往书信。
第四部分是附件——《进一步的分享》。一是《我把心给了孩子们》世界各国不同时期出版版本索引，二是与《我把心给了孩子们》有关的出版物名称、版本索引。
《我把心给了孩子们》开篇写道：“这部著作是我多年来学校工作的总结，是深思、关心、担忧和不安心情的总结！”对此，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的感觉是，这是一部苏氏心灵疗伤之作：正是由于诸多无法排解的苦恼，他提出回到学校去，要建一所“快乐学校”——每一天都应当充实孩子们的智慧、情感和意志;正是由于面对残缺不全的家庭，他要营造一个和谐的集体——具有家庭般的亲切、热诚、相互关心、信任和帮助的气氛;正是由于战争扭曲了人性，所以学校应该是培养善良情感的场所——善良情感是人性的核心，心灵中确定真正人性的东西，是和认识最初的最重要的真理和体验同时进行的;正是由于战争阴霾下心灵的缺失，他要在学校之外建起一个“健康乐园”——置身自然、通过蓝天下的学校进入人的品行美的境界，心灵中唤起对他人喜忧的共鸣，正确认识善与恶、美与丑、幸福与苦难……教育孩子，也是成就自己。
乌克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人们对人性的思考更多地体现在生活中。在克列明楚格，一到宾馆，翻译就叮嘱我们自己买纯净水，不要喝自来水，因为第聂伯河受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影响还在持续，喝了这里的水轻者掉头发，重则致癌;在巴甫雷什，我看到学校组织八年级学生到基辅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参观的照片，这一段沉重的历史炽烤着心有余悸的乌克兰人，一个孩子记下了博物馆入口处的一句话——“悲伤有极限，焦虑未有期”。今年春节，在整理赴乌考察资料时，正值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隔离期，我趁此机会阅读了乌克兰的历史、政治和文学资料，不意在2月20日又看到一则令人心寒的消息：一架编号为PQ7302的航班当日从中国武汉起飞后，降落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这架飞机上载有72名乘客（乌克兰人45名，其他国家的人27名），按照政府安排，乘客们将被送到波尔塔瓦州的医疗中心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没想到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抗议者竟然喊出了“把他们送到切尔诺贝利去！”……此时，我又一次捧起《我把心给了孩子们》：
培养对他人灾难与不幸的同情心——是苏联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个人只有能忧他人之忧，才能成为他人的朋友、同志和兄弟。要让孩子们的心中有他人——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为自己提出的重要的教育任务。
不要引导孩子回避人类生活的阴暗面，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生活中不尽是欢乐，也有悲伤，要让孩子心里也有他人的忧愁。以心交心，为人性而抗争——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是孤独的，一个孤独的思想者！
（责 编 再 澜）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本书论述的是“教师的心”——爱孩子的炽热之心。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首先是人学。作为精神导师，他带着31名“自己的学生”走进快乐学校，朝夕相处度过关键的5年“儿童时代”。苏氏以“撕心裂肺”的情感经历，与同样有苦恼、不幸的孩子们一同治疗心之伤痛，他把人性作为切入点，以情感体验唤醒情感意识，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在这所培养人道主义精神的学校里，他教育孩子们学会了体察人，懂得了爱与恨，播下了忠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第一粒种子。
也正是因为以人性为核心的研究主题与当时苏联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这本书在最初的審查中未能通过。1968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此书才在东德出版。德国对苏氏来说，有着切肤之痛。在卫国战争中，家乡被占领，亲人被蹂躏，他与侵略者——德军进行了面对面的战斗，并身负重伤。因此，在为德文版写的后记中，他自然流露出了烦乱之情、伤心之意，同时对人性和教师使命的理解，更有常人难以体验到的深度：
我希望这本书能启发德国的教育工作者去重新思考一下他们对未来的责任，我多么希望教师每天都能领会到，他的学生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行为中将确立起一些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
列宁认为，热爱人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但在我们当今复杂、艰难的时代，热爱人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做教师的应当激励每个学生都树立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能为人们的幸福而斗争的人，能为人成为人而不惜献出一切力量、必要时献出生命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1969年，《我把心给了孩子们》删改后得以在苏联出版，1973年获得乌克兰共和国教育协会一等奖，1974年获得乌克兰共和国国家奖，不仅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重视，而且在意识形态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共鸣，包括我们的邻居日本。在这本书里，苏氏向孩子们介绍了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得了放射病的小姑娘佐佐木贞子。这个小姑娘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做1000只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纸鹤。于是，巴甫雷什中学的学生纷纷去做纸鹤，随同书信寄到了遥远的日本。最终，这些纸鹤未能挽救小姑娘的生命，她去世的悲痛消息被镂刻在许多年轻的心灵上。一名叫维克多的学生在回忆老师当年对自己的启发时写道：
我用银纸做了100只，它们就像活的一样。全班共做了1000多只小仙鹤，有金黄色的、银白色的、天蓝色的。鸟儿啊，飞吧，飞到遥远的日本，给我们的小朋友带去幸福吧！……假若我有翅膀的话，我要飞到日本，把一朵鲜红的玫瑰花放在小女孩的脚下，我要告诉日本所有的孩子们，你们是我们的朋友，你们热爱生活，我们也热爱生活，你们热爱蓝色的天空和灿烂的太阳，我们也热爱蓝色的天空和灿烂的太阳。希望再也没有战争，希望孩子们不再因折磨人的疾病而死亡。
日本学者杉山明男曾翻译过《中学的教育集体》，还写信请苏霍姆林斯基撰写日本版序言。1975年，由笹尾道子翻译的《教育工作：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在日本出版。我国的第一个译本是1981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这次我们到乌克兰，在基辅的苏霍姆林斯基国家教育科学图书馆，奥丽佳·苏霍姆林斯卡娅院士和列夏·苏霍姆林斯卡娅助理研究员一同向我们介绍了《我把心给了孩子们》的完整内容和坎坷的出版过程，并展示了2018年为纪念苏霍姆林斯基100周年诞辰而出版的乌克兰文最新版本：
第一部分是奥丽佳写的一篇长文——《还原真实》。在苏霍姆林斯基100周年诞辰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倡议，举办全球性的纪念活动。全乌苏霍姆林斯基研究会委托奥丽佳重新整理这部“能够体现苏氏个性和教育思想的书”，并出版完整的作品。但该书的写作和出版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由于时代背景、观点冲突，加上不断修订，对文字的准确性需要深刻把握。奥丽佳还回顾了苏氏的学术历程、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保卫良知的抗争。
第二部分是正文——《我把心给了孩子们》。奥丽佳从能够找到的8份手稿中，选出她母亲安娜保存的1966年手稿为基础，还原了完全原始的真实文本。本书特别注明“新的读本（未删减版）”，并且穿插有部分作品手稿、教学笔记、活动图片。奥丽佳解释说，书的前言还原了苏氏的一段话，是对人性化“心灵”最为贴切的阐释：“在我们学校里，有教学大纲、课程和带着学习知识的渴望的孩子们，还有肩负育人使命来到学校的教师们。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那就是教师的心，一个鲜活的人的心灵。心灵是每一个父母对于自己孩子每走一步的理解，对孩子每一个变化的眼神的关注。”
第三部分是出版情况介绍——《编辑策略》。一是关于东德出版过程情况的介绍，二是关于苏联时期各种版本出版过程情况的介绍，三是书评和相关来往书信。
第四部分是附件——《进一步的分享》。一是《我把心给了孩子们》世界各国不同时期出版版本索引，二是与《我把心给了孩子们》有关的出版物名称、版本索引。
《我把心给了孩子们》开篇写道：“这部著作是我多年来学校工作的总结，是深思、关心、担忧和不安心情的总结！”对此，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的感觉是，这是一部苏氏心灵疗伤之作：正是由于诸多无法排解的苦恼，他提出回到学校去，要建一所“快乐学校”——每一天都应当充实孩子们的智慧、情感和意志;正是由于面对残缺不全的家庭，他要营造一个和谐的集体——具有家庭般的亲切、热诚、相互关心、信任和帮助的气氛;正是由于战争扭曲了人性，所以学校应该是培养善良情感的场所——善良情感是人性的核心，心灵中确定真正人性的东西，是和认识最初的最重要的真理和体验同时进行的;正是由于战争阴霾下心灵的缺失，他要在学校之外建起一个“健康乐园”——置身自然、通过蓝天下的学校进入人的品行美的境界，心灵中唤起对他人喜忧的共鸣，正确认识善与恶、美与丑、幸福与苦难……教育孩子，也是成就自己。
乌克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人们对人性的思考更多地体现在生活中。在克列明楚格，一到宾馆，翻译就叮嘱我们自己买纯净水，不要喝自来水，因为第聂伯河受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影响还在持续，喝了这里的水轻者掉头发，重则致癌;在巴甫雷什，我看到学校组织八年级学生到基辅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参观的照片，这一段沉重的历史炽烤着心有余悸的乌克兰人，一个孩子记下了博物馆入口处的一句话——“悲伤有极限，焦虑未有期”。今年春节，在整理赴乌考察资料时，正值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隔离期，我趁此机会阅读了乌克兰的历史、政治和文学资料，不意在2月20日又看到一则令人心寒的消息：一架编号为PQ7302的航班当日从中国武汉起飞后，降落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这架飞机上载有72名乘客（乌克兰人45名，其他国家的人27名），按照政府安排，乘客们将被送到波尔塔瓦州的医疗中心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没想到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抗议者竟然喊出了“把他们送到切尔诺贝利去！”……此时，我又一次捧起《我把心给了孩子们》：
培养对他人灾难与不幸的同情心——是苏联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个人只有能忧他人之忧，才能成为他人的朋友、同志和兄弟。要让孩子们的心中有他人——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为自己提出的重要的教育任务。
不要引导孩子回避人类生活的阴暗面，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生活中不尽是欢乐，也有悲伤，要让孩子心里也有他人的忧愁。以心交心，为人性而抗争——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是孤独的，一个孤独的思想者！
（责 编 再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