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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了茅台，也许就读懂了中国经济的真相。假如有—种行政力量能够限制政府官员喝茅台，那么肯定会对其价位、销量造成巨大影响，由此茅台也有可能沦落成一种普通的酒品种。不过，这种可能有可能发生吗?
“我们上百万职工因为这件事抬不起头来。”4月25日，新任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宣布了广东石油分公司“百万买酒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总经理鲁广余被免去职务及个人承担已消费的13万余元红酒费用。中石化公布的调查结论称，2010年9月鲁广余私自安排下属，花费158万余元从贵州茅台销售公司购进茅台酒480瓶、红酒696瓶。
“茅台”是一个醒目的标志，似乎近些年其与“涨价”、“腐败”特别有缘。一种常识是：茅台酒是老百姓喝不起的酒，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茅台局长”等很多新近发生的事件表明，原本是一种国家著名商品的茅台，现今却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奢侈品一般来说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而中国的奢侈品往往却是为权力服务。”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说，“尤其官场里许多话题和聚会围绕着茅台酒的情况愈演愈烈，其名称已经成为富有、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极具中国特色。”
深远的情缘
以前茅台并不怎么出名，价格也没有那么贵，愿意喝它的人大多时候也感觉生活安逸和轻松。可如今，对于在现实中生’存的中国人而言，生活境遇大不相同，他们面临更加复杂与激烈的竞争，还有社会地位的攀比。若有幸进入官场，许多潜移默化的规则必须遵守，习惯必须养成，其中便包括喝茅台酒。
“本来很多人并不喜欢酱香型酒，但当喝茅台成为某种标志后，许多人就不断尝试，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甚至喜欢了。”杨凤春说，“当身边的许多人都在讲茅台、喝茅台时，许多渴望有社会地位的人不可避免要感到压力，会觉得必须努力看齐，否则融入不了别人的圈子。”
杨凤春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是“人的问题”，跟茅台酒没有关系，也可以说是制度造就的结果，尤其是制度中权力的催化力量。“应该说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更喜欢喝茅台，并且从中享受到了轻松和豪爽，消除了官场里的许多压抑气氛。他们经常对喝茅台作出表率，同时将其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这样的情况有着很深的政治情结和历史情结。”杨凤春说，“既然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如此，那么其他人纷纷仿效就不足为奇了。”
2011年1月，《贵州日报》、新华网等媒体报道：七大军区均派出代表赴贵州遵义，与茅台集团结成“军企友好共建单位”，突显了茅台的特殊地位。有军方高层在视察茅台集团时表示：“茅台酒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相关报道称，茅台酒与人民军队的特殊情缘自1932年开始，人民解放战争、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数十年的岁月征程，茅台酒作为军营壮行酒、庆功酒，与人民军队紧密相连的特殊情感融入了彼此的血液。
杨凤春表示，放眼其他一些强势的单位和部门与茅台的交往，其实情况也大同小异，都能够讲出各自的许多理由。
虽然茅台在2001年、2006年、2007年3次以5个注册号码申请“国酒茅台”商标未获得成功，但由于政治伟人的偏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茅台作为国宴用酒和外交国礼用酒，实际上一直被赋予一种政治资格，有很强的身份象征。
“正是‘官酒’的符号印象满足了一些中国人的特殊消费心理。”杨凤春说，“各种‘共建’活动其实都是冲着茅台酒来的，一些茅台包装上也直接标出‘××单位特供’，由于市场上假茅台酒比较多，以此保证能喝到真茅台。”
在杨凤春看来，茅台酒是由“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市场经济学”的供需决定，其被赋予了“权贵外衣”色彩，政治酒、身份酒、天价酒都可以成为它的别号。
云南省一名国企领导说，在现实的一些交往中，请客的酒越贵，往往表示态度越诚恳。因此，茅台似乎永远供不应求，因为总有一些对价格不敏感的消费群体出钱购买。除了企业大量购买，目前茅台酒每年有相当的比例供给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从而也引发了民间对于公款大吃大喝和特权的不满。
杨凤春认为，目前茅台的情况其实处于一种不真实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一方面是政府壟断，另一方面是商家拼命炒价，“尤其政府力量在其中的参与，已经使茅台的销售偏离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不过，作为大型国有企业，茅台在其他方面也不逊色。2010年1月，茅台集团原总经理乔洪因受贿1300余万元，另有82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法院判处死缓，成为该年度一大新闻事件。
不做奢侈品?
茅台正将自己转变成一种易消耗的奢侈品，这推高了人们消费它的成本。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已经不可能成为这方面的常态消费者。
自2011年1月1日起，茅台酒厂上调出厂价，平均上调幅度为20％左右。例如53度飞天茅台出厂价由499元涨到每瓶619元，同时继续实行“限价令”，经销商普通茅台酒销售价格不得超过每瓶959元。这些变化引发了“炒茅台股不如囤茅台酒”的风波，虽然有酒业人士分析茅台涨价与经销商囤货、游资炒作行为有关，同时茅台酒厂的控量保价政策也是诱因，但面对全民的热议，茅台酒厂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从2006年2月至今不到5年的时间里，茅台酒共发布了5次涨价公告，涨幅平均在10％到20％不等。按照贵州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的表述，涨价的原因包括“茅台酒战略发展的需要”、“兼顾国家、消费者、投资者、经销商和企业的利益”和“解决市场供需矛盾的一个办法”。
贵州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更是坦言：涨价直接刺激了股市，有利于投资者；限价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消费者利益；在一涨一限之间，使得茅台酒价格更合理，有利于企业与经销商的持续发展，即长远利益，同时通过涨价带来了国家税收的增加，所以这个决策完全处理好了投资者、消费者、经销商、企业与国家五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不过，茅台高层的种种解释并没有轻易消除民间的非议，相反情况越来越离奇。
今年1月10日，在北京，一瓶1958年出厂的五星牌茅台以112万元的价格被拍走；3月30日，在上海，1979年9月18日出厂的五星牌酱茅台(部队原包装十二瓶装、带装箱单)以58.24万元被买走；4月10日，在贵州，13瓶陈年茅台被以30余万元的出价拍走，另外一瓶1992年产“精装汉帝茅台酒”更拍出了890万元高价。
“茅台不做奢侈品。”虽然季克良如此回应茅台被频繁刷新的拍卖“天价”，但在此前2010年4月23日举行的中国元素奢侈品首届年会上，茅台酒已被评为“最具国际影响力中国元素奢侈品品牌”。
早有业内人士认为，茅台占有不可替代的高端政治资源和酱香型生产的稀缺特 点，最有希望成为中国奢侈品品牌。不过季克良仍然努力在辩解，“在很多城市里面，婚宴、谢师宴、满月酒用茅台来招待宾朋，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当然，茅台的涨价也得到了一些同行的赞许。在4月26日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白酒分会的一次会议上，泸州老窖总经理张良就表示，茅台涨价是被市场逼出来的，却使整个白酒行业受益，它涨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影响力，使白酒的国际地位提高了。
“为什么拉菲(酒)可以在国内卖很高的价格，而中国更好的酒却不能卖高价?不能只让外国酒挣中国人的钱，中国白酒也要去赚外国人的钱。”类似的言论随处可闻。另外的数据是，中国国内1.8万家白酒企业2010年总销售收入只有2700亿元人民币，还不如轩尼诗一家的收入。
“茅台面对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的消费者，而拉菲却是面对全球的富豪，两者的情况有着很大区别。”杨凤春说，“国外名酒似乎都很国际化，而茅台却一如既往的‘很中国’，茅台作为中国产高档酒的尊者，其交际功能和身份象征，在其他国家很难实现。”
2009年，茅台的海外营业收入为2，93亿元，不到总收入的3％。2010年，茅台价格更呈现“内贵外贱”态势，致使出口茅台不断出现回流现象。
“产量是茅台国际化最大的瓶颈，因其产量连国内需求都无法满足，国际化的步伐自然受到影响。”早有专家表示，一个在国内拥有稳定消费群、可以随意涨价却供不应求的国有酒企，何苦要花大心思去拓展国际市场，更何况这背后还有很多风险。
2010年，茅台的产量为3万吨，按照规划，到2020年产量将达4万吨。对于茅台这个利税大户，贵州省高层领导人也不时出言“相助”。在3月9日“欠发达的贵州如何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专场发布会上，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回应茅台酒涨价主要是缘于成本上升、供需矛盾突出和流通环节加价等因素；省委书记栗战书也同时强调，“茅台涨价和公款消费没有必然联系。茅台出厂价适当调整，主要是成本、供求、品牌价值等因素决定的。茅台不是全部供应公款消费，是向整个社会、市场投放的。”
市场支撑点
和一些国际顶级烈酒品牌不断诠释的纯净、简单、完美的品牌核心价值不同，茅台酒似乎一直在刻意强调其深厚的政治底蕴，讲述其在中国国家政治、外交生活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季克良在多種场合坦承，“国家的对外交往越来越多，中华民族用中国最好的酒招待贵客是应该的。另外，文化界、商业界、企业界，方方面面的宴饮，都少不了茅台酒。”
杨凤春表示，把政治作为品牌的核心价值，把“中国官酒”作为其市场定位，恐怕是茅台酒寻找国际市场支撑点的最大瓶颈。
云南省一名国企领导质疑，如果缺乏了公款消费的支撑，茅台还能如此红火吗?换言之，如果茅台价格被降得很低，还能够被视为身份与地位的标志吗?从多角度看，种种压力可以被视为茅台存在危机的信号，而非永垂不朽的象征。
每年茅台供给政府和国企等部门的比例占总销量多少，似乎一直是个秘密，虽然季克良表示，“哪有60％，6％都不可能，我是非常负责任地说这话”。
“这些辩解无法化解社会舆论的关注，因为无论比例大小，都意味着公款消费，不但与政府一直提倡的清廉节俭价值取向背道而驰，更加剧了民众对公款吃喝的明确认识。”杨凤春说，“如今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不少都是每宴必喝作为官酒脸面的茅台，相信这也是茅台酒不断涨价，却依然有人热心追捧的理由。”
依杨凤春的观点，茅台现象应该从“官商关系”与“真正的市场支撑点在哪儿”两大方面来具体分析。
首先，离开了官方消费的支持，茅台的情况将是好还是坏值得思考。目前茅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主要是政府造成的，茅台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更是一家官本位的企业，可以说很难离开官方的支持。
“其次是茅台酒一直与政府相关，多数情况下买酒的是企业，喝酒的则是政府官员，即其市场支撑主要靠这两类人。”杨凤春说，“如果要给茅台市场行情的混乱局面找一个责任者，那么肯定非政府官员莫属。”而假如有一种行政力量能够限制政府官员喝茅台，那么肯定会给其价位、销量造成巨大影响，由此茅台也有可能沦落成一种普通的酒品种，或者说将有其他许多酒能够与其同层次竞争了。
“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茅台在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交往道具，而且这种道具是可以被完全替代的。”上述云南国企领导说，“其实茅台对于官场也并非缺失不可，万一哪天没有了茅台可喝，官员们改喝五粮液、剑南春等其他酒也不会有多少影响。”
中石化天价酒事件被公开后，有网友制作了歌唱视频《我为祖国喝茅台》：“茅台味道就是好，拉菲口感也不差，接轨国外油价咱涨得快，油价低了咱装瞎。”
有网民评论：“茅台酒涨价，涨的其实不是价格，而是腐败水平。只要中国社会腐败一日不除，茅台酒价格就会一直涨下去，这是一条铁律，更是一条畸形规律。”还有网民表示：如果财政公开了，自然就不会大买茅台酒，茅台就不会涨价了。
那么，中国社会有没有什么办法摆脱由茅台酒引出的尴尬局面?众多专家表示：很难!
“我们上百万职工因为这件事抬不起头来。”4月25日，新任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宣布了广东石油分公司“百万买酒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总经理鲁广余被免去职务及个人承担已消费的13万余元红酒费用。中石化公布的调查结论称，2010年9月鲁广余私自安排下属，花费158万余元从贵州茅台销售公司购进茅台酒480瓶、红酒696瓶。
“茅台”是一个醒目的标志，似乎近些年其与“涨价”、“腐败”特别有缘。一种常识是：茅台酒是老百姓喝不起的酒，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茅台局长”等很多新近发生的事件表明，原本是一种国家著名商品的茅台，现今却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奢侈品一般来说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而中国的奢侈品往往却是为权力服务。”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说，“尤其官场里许多话题和聚会围绕着茅台酒的情况愈演愈烈，其名称已经成为富有、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极具中国特色。”
深远的情缘
以前茅台并不怎么出名，价格也没有那么贵，愿意喝它的人大多时候也感觉生活安逸和轻松。可如今，对于在现实中生’存的中国人而言，生活境遇大不相同，他们面临更加复杂与激烈的竞争，还有社会地位的攀比。若有幸进入官场，许多潜移默化的规则必须遵守，习惯必须养成，其中便包括喝茅台酒。
“本来很多人并不喜欢酱香型酒，但当喝茅台成为某种标志后，许多人就不断尝试，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甚至喜欢了。”杨凤春说，“当身边的许多人都在讲茅台、喝茅台时，许多渴望有社会地位的人不可避免要感到压力，会觉得必须努力看齐，否则融入不了别人的圈子。”
杨凤春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是“人的问题”，跟茅台酒没有关系，也可以说是制度造就的结果，尤其是制度中权力的催化力量。“应该说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更喜欢喝茅台，并且从中享受到了轻松和豪爽，消除了官场里的许多压抑气氛。他们经常对喝茅台作出表率，同时将其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这样的情况有着很深的政治情结和历史情结。”杨凤春说，“既然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如此，那么其他人纷纷仿效就不足为奇了。”
2011年1月，《贵州日报》、新华网等媒体报道：七大军区均派出代表赴贵州遵义，与茅台集团结成“军企友好共建单位”，突显了茅台的特殊地位。有军方高层在视察茅台集团时表示：“茅台酒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相关报道称，茅台酒与人民军队的特殊情缘自1932年开始，人民解放战争、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数十年的岁月征程，茅台酒作为军营壮行酒、庆功酒，与人民军队紧密相连的特殊情感融入了彼此的血液。
杨凤春表示，放眼其他一些强势的单位和部门与茅台的交往，其实情况也大同小异，都能够讲出各自的许多理由。
虽然茅台在2001年、2006年、2007年3次以5个注册号码申请“国酒茅台”商标未获得成功，但由于政治伟人的偏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茅台作为国宴用酒和外交国礼用酒，实际上一直被赋予一种政治资格，有很强的身份象征。
“正是‘官酒’的符号印象满足了一些中国人的特殊消费心理。”杨凤春说，“各种‘共建’活动其实都是冲着茅台酒来的，一些茅台包装上也直接标出‘××单位特供’，由于市场上假茅台酒比较多，以此保证能喝到真茅台。”
在杨凤春看来，茅台酒是由“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市场经济学”的供需决定，其被赋予了“权贵外衣”色彩，政治酒、身份酒、天价酒都可以成为它的别号。
云南省一名国企领导说，在现实的一些交往中，请客的酒越贵，往往表示态度越诚恳。因此，茅台似乎永远供不应求，因为总有一些对价格不敏感的消费群体出钱购买。除了企业大量购买，目前茅台酒每年有相当的比例供给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从而也引发了民间对于公款大吃大喝和特权的不满。
杨凤春认为，目前茅台的情况其实处于一种不真实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一方面是政府壟断，另一方面是商家拼命炒价，“尤其政府力量在其中的参与，已经使茅台的销售偏离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不过，作为大型国有企业，茅台在其他方面也不逊色。2010年1月，茅台集团原总经理乔洪因受贿1300余万元，另有82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法院判处死缓，成为该年度一大新闻事件。
不做奢侈品?
茅台正将自己转变成一种易消耗的奢侈品，这推高了人们消费它的成本。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已经不可能成为这方面的常态消费者。
自2011年1月1日起，茅台酒厂上调出厂价，平均上调幅度为20％左右。例如53度飞天茅台出厂价由499元涨到每瓶619元，同时继续实行“限价令”，经销商普通茅台酒销售价格不得超过每瓶959元。这些变化引发了“炒茅台股不如囤茅台酒”的风波，虽然有酒业人士分析茅台涨价与经销商囤货、游资炒作行为有关，同时茅台酒厂的控量保价政策也是诱因，但面对全民的热议，茅台酒厂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从2006年2月至今不到5年的时间里，茅台酒共发布了5次涨价公告，涨幅平均在10％到20％不等。按照贵州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的表述，涨价的原因包括“茅台酒战略发展的需要”、“兼顾国家、消费者、投资者、经销商和企业的利益”和“解决市场供需矛盾的一个办法”。
贵州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更是坦言：涨价直接刺激了股市，有利于投资者；限价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消费者利益；在一涨一限之间，使得茅台酒价格更合理，有利于企业与经销商的持续发展，即长远利益，同时通过涨价带来了国家税收的增加，所以这个决策完全处理好了投资者、消费者、经销商、企业与国家五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不过，茅台高层的种种解释并没有轻易消除民间的非议，相反情况越来越离奇。
今年1月10日，在北京，一瓶1958年出厂的五星牌茅台以112万元的价格被拍走；3月30日，在上海，1979年9月18日出厂的五星牌酱茅台(部队原包装十二瓶装、带装箱单)以58.24万元被买走；4月10日，在贵州，13瓶陈年茅台被以30余万元的出价拍走，另外一瓶1992年产“精装汉帝茅台酒”更拍出了890万元高价。
“茅台不做奢侈品。”虽然季克良如此回应茅台被频繁刷新的拍卖“天价”，但在此前2010年4月23日举行的中国元素奢侈品首届年会上，茅台酒已被评为“最具国际影响力中国元素奢侈品品牌”。
早有业内人士认为，茅台占有不可替代的高端政治资源和酱香型生产的稀缺特 点，最有希望成为中国奢侈品品牌。不过季克良仍然努力在辩解，“在很多城市里面，婚宴、谢师宴、满月酒用茅台来招待宾朋，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当然，茅台的涨价也得到了一些同行的赞许。在4月26日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白酒分会的一次会议上，泸州老窖总经理张良就表示，茅台涨价是被市场逼出来的，却使整个白酒行业受益，它涨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影响力，使白酒的国际地位提高了。
“为什么拉菲(酒)可以在国内卖很高的价格，而中国更好的酒却不能卖高价?不能只让外国酒挣中国人的钱，中国白酒也要去赚外国人的钱。”类似的言论随处可闻。另外的数据是，中国国内1.8万家白酒企业2010年总销售收入只有2700亿元人民币，还不如轩尼诗一家的收入。
“茅台面对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的消费者，而拉菲却是面对全球的富豪，两者的情况有着很大区别。”杨凤春说，“国外名酒似乎都很国际化，而茅台却一如既往的‘很中国’，茅台作为中国产高档酒的尊者，其交际功能和身份象征，在其他国家很难实现。”
2009年，茅台的海外营业收入为2，93亿元，不到总收入的3％。2010年，茅台价格更呈现“内贵外贱”态势，致使出口茅台不断出现回流现象。
“产量是茅台国际化最大的瓶颈，因其产量连国内需求都无法满足，国际化的步伐自然受到影响。”早有专家表示，一个在国内拥有稳定消费群、可以随意涨价却供不应求的国有酒企，何苦要花大心思去拓展国际市场，更何况这背后还有很多风险。
2010年，茅台的产量为3万吨，按照规划，到2020年产量将达4万吨。对于茅台这个利税大户，贵州省高层领导人也不时出言“相助”。在3月9日“欠发达的贵州如何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专场发布会上，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回应茅台酒涨价主要是缘于成本上升、供需矛盾突出和流通环节加价等因素；省委书记栗战书也同时强调，“茅台涨价和公款消费没有必然联系。茅台出厂价适当调整，主要是成本、供求、品牌价值等因素决定的。茅台不是全部供应公款消费，是向整个社会、市场投放的。”
市场支撑点
和一些国际顶级烈酒品牌不断诠释的纯净、简单、完美的品牌核心价值不同，茅台酒似乎一直在刻意强调其深厚的政治底蕴，讲述其在中国国家政治、外交生活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季克良在多種场合坦承，“国家的对外交往越来越多，中华民族用中国最好的酒招待贵客是应该的。另外，文化界、商业界、企业界，方方面面的宴饮，都少不了茅台酒。”
杨凤春表示，把政治作为品牌的核心价值，把“中国官酒”作为其市场定位，恐怕是茅台酒寻找国际市场支撑点的最大瓶颈。
云南省一名国企领导质疑，如果缺乏了公款消费的支撑，茅台还能如此红火吗?换言之，如果茅台价格被降得很低，还能够被视为身份与地位的标志吗?从多角度看，种种压力可以被视为茅台存在危机的信号，而非永垂不朽的象征。
每年茅台供给政府和国企等部门的比例占总销量多少，似乎一直是个秘密，虽然季克良表示，“哪有60％，6％都不可能，我是非常负责任地说这话”。
“这些辩解无法化解社会舆论的关注，因为无论比例大小，都意味着公款消费，不但与政府一直提倡的清廉节俭价值取向背道而驰，更加剧了民众对公款吃喝的明确认识。”杨凤春说，“如今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不少都是每宴必喝作为官酒脸面的茅台，相信这也是茅台酒不断涨价，却依然有人热心追捧的理由。”
依杨凤春的观点，茅台现象应该从“官商关系”与“真正的市场支撑点在哪儿”两大方面来具体分析。
首先，离开了官方消费的支持，茅台的情况将是好还是坏值得思考。目前茅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主要是政府造成的，茅台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更是一家官本位的企业，可以说很难离开官方的支持。
“其次是茅台酒一直与政府相关，多数情况下买酒的是企业，喝酒的则是政府官员，即其市场支撑主要靠这两类人。”杨凤春说，“如果要给茅台市场行情的混乱局面找一个责任者，那么肯定非政府官员莫属。”而假如有一种行政力量能够限制政府官员喝茅台，那么肯定会给其价位、销量造成巨大影响，由此茅台也有可能沦落成一种普通的酒品种，或者说将有其他许多酒能够与其同层次竞争了。
“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茅台在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交往道具，而且这种道具是可以被完全替代的。”上述云南国企领导说，“其实茅台对于官场也并非缺失不可，万一哪天没有了茅台可喝，官员们改喝五粮液、剑南春等其他酒也不会有多少影响。”
中石化天价酒事件被公开后，有网友制作了歌唱视频《我为祖国喝茅台》：“茅台味道就是好，拉菲口感也不差，接轨国外油价咱涨得快，油价低了咱装瞎。”
有网民评论：“茅台酒涨价，涨的其实不是价格，而是腐败水平。只要中国社会腐败一日不除，茅台酒价格就会一直涨下去，这是一条铁律，更是一条畸形规律。”还有网民表示：如果财政公开了，自然就不会大买茅台酒，茅台就不会涨价了。
那么，中国社会有没有什么办法摆脱由茅台酒引出的尴尬局面?众多专家表示：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