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幸运的。1988年美国汉学家兼翻译家葛浩文来到中国，看中了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之后开始了对他作品的翻译，至今莫言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7部小说，都由葛浩文翻译，这位翻译者是英文世界首屈一指的翻译家。
　　“莫言能够进入西方特别是欧美主流文化的视野，翻译家、出版商的翻译推广工作很重要。”文学杂志《收获》总编辑程永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获奖）有机遇问题。以前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些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翻译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西方的读者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委，只能通过法文、英文等相互对照着看，而很多其他语种是从英文转译过去的。”
　　根据与海外汉学家的交流经验，程永新认为，外界对很多中国作家的误读也往往源自翻译。
　　翻译与推广非常重要
　　中国作家进入国际视野，译介是必须的门槛。
　　“在中国当代主力作家群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到海外最多的小说作家。其次是余华、苏童，再其次是贾平凹、王安忆等。”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所主任刘江凯告诉记者。
　　刘江凯说，在国内研究者看来，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王蒙同属于当代中国作家“第一集团军”，“创作的实力上不见得有多大的差距”，但他们的作品在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的确很不一样。
　　“作家的创作风格会很影响他们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比如贾平凹《秦腔》中民族性乡土性的语言特点，翻译之后很多东西就丢掉了，只剩下了一堆鸡毛蒜皮的语言。王安忆的《长恨歌》翻译的时候也比较难。相对来说，莫言和余华作品的翻译就不易丢失味道。”刘江凯认为。
　　除了莫言，余华也是海外较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刘江凯注意到，在余华的小说《兄弟》出版后，国内恶评多于赞美，而在国外却是赞美多于恶评，“基本上很少看到负面评价”。《兄弟》在美国出版之后，美国的主要媒体几乎都大篇幅地介绍了这部作品。
　　莫言作品的出版商做的海外推广似乎比其他人略胜一筹。《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告诉记者，据他了解，莫言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而且举办了不少“读者见面会”等活动，与很多普通读者接触。而余华在美国走的主要都是高校，高校活动更多的是年轻人和华人来捧场，但他们不能构成直接的购买力和影响力，在西方，小说读者多为中老年人群。
　　此外，刘江凯还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苏童、莫言、余华作为小说海外译介前三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作品都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国际电影大奖，如《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获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先后获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金格利造型特别奖、国际影评人奖和英国影视艺术学院最佳外语片奖、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比利时电影评论家协会大奖；《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男主角葛优获“第4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应该给张艺谋颁发‘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最佳贡献奖’。”刘江凯开玩笑说。
　　但毕竟，电影只会对文学起到临时聚光的效应，要得到持续的关注和肯定，还得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
　　“莫言出现并成熟，与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息息相关，这说明中国确实到了一个文学辉煌的时代，而这个辉煌是由一批作家造就的。”程永新说，“虽然能进入西方主流文化视野的还是凤毛麟角。”
　　意外的发现
　　刘江凯在他所做的一项数据统计中意外发现，从翻译语种数量来看，卫慧的翻译要远远多于其他当代主流作家，更意外的是，卫慧的翻译作品主要就是《上海宝贝》这一部。
　　“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上海宝贝》曾在国内被禁止出版，外国人对此好奇；第二，书中对性有出位的描述。由此可以推断，流行元素对世界图书市场的影响很大，作品翻译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作品的艺术价值高低。”
　　刘江凯另一个意外发现是，很多当代作家作品的越南语翻译数量多于英语。刘江凯研究的十二位中国当代主要作家中，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有越南语的译本。像余华、莫言这样的作家还一度在越南读书界形成一股热潮。
　　而这个重要的现象一直被诸多媒体和研究者所忽略。
　　“因为我们在文化交流中，更在意欧美的强势文化。”刘江凯说，“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认同，因此，以前对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总有一种全民集体无意识的焦虑感。莫言获奖的好处，是我们能借此矫正心态。国内媒体的过分炫耀和全民兴奋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自信起来。如果我们足够强大，为什么这么在意外国人颁给我们的一个奖？”
　　中国文学依然处于世界边缘
　　“不要被诺贝尔奖砸昏了头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与国外的交流中还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每年译介出去的不到10部，而引进的远远超过这些。中国文学仍然处在世界文化的边缘，边缘到有些让人无法接受。”刘江凯说。
　　几年前，刘江凯曾经在德国波恩留学，他留意到波恩的书店里很少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作品。
　　“国内即使很小的书店里都能看到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但英法美等几个国家的书店几乎没有完整的关于中国文学的专栏。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法国书店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小的中国文学书架，但书展之后就没有了。”刘江凯说。
　　“国内做出版的朋友也说，相比国内作家的原创，他们更愿意翻译外国作品，因为中国读者更追捧国外文学家的作品，出版翻译作品很少亏本。”叶开告诉记者。
　　“2006年引进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默克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听朋友说至今已经销售40万册了，虽然我个人觉得翻译得不灵。但莫言的《蛙》在获奖之前只印了20万册。国内其他一流的作家，除去那些畅销书作家之外，小说销量10万册都很困难。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文学创作仍然弱势，即便翻译到国外去，实际上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几乎不能在真正的国外普通读者中流行。西方读者很自大，他们对你的文化没有兴趣。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我们只有承认，才能有赶超的机会。”叶开说。
　　鉴于此，刘江凯倡导在海外建立推广中国文学代理机构。
　　“余华和莫言这样的作家，有着很成熟的海外推广和代理机制。创作当然是根本的因素，但当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在流通的环节会涉及翻译家、经纪人、海外出版社的宣传，还包括版税的洽谈、海外汉学家的推广，等等，是有一整套机制在里面的。翻译是公认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更大的瓶颈是海外代理机制的缺失。你看日本是怎么推广川端康成的？”刘江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