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黑暗，我的朋友。”2015年的某个冬夜，我通过IPC看一档由台湾乐评人马世方先生主持的视频节目《听说》，他讲述罗大佑创作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的历史缘起时说出这个句子，它来自英国披头士的歌曲名字“你好黑暗，我的朋友”。如今黑暗和失败是我的两个孪生兄弟，它们跟随着我，有时游弋，有时又聚集，总之会在我的视线里。
　　“作为一个失败的小说家，现在我喜欢自己的角色。也愿意书写失败的主题，以此作切口和视角，观察个人存在，也勘探时代和生活。”2015年深秋的某个时刻，我对一位从事出版的朋友这么说。她决定出版我的访谈集和随笔集，营销团队查询我的以往图书的销售纪录，我出版过八本书，其中长篇小说《隐忍的心》《黑暗纪》《我的神明长眠不醒》《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随笔集《白天遇见黑暗》《黑暗的声音》，访谈集《打开一个封闭的世界》《物质时代文化的真相》，朋友告诉我她的营销团队查询我的出版图书的销售纪录：“在亚马逊，你最好的一本书的销售记录是1000册。”我没查询过销售数字，不在意有多少人阅读我的作品。在一个以金钱为图腾崇尚强权和成功的丛林社会，我安于做一个脆弱的失败者。
　　“惨败，是我唯一可以实现的体验。”这是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在其长篇随笔《船夫日记》中写下的句子。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少年时代被关押到纳粹集中营，体验漫长而残酷的黑暗岁月，青年时期又经历匈牙利禁锢的社会现实。像植物学家一样，他把一个国家的运行作为考察的样本，进行不倦的个人化书写。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被这个人以及他对于失败的体验鼓舞。这样的作家容易令我在精神上亲近。作为一个存在的勘探者，我已经习惯从前置榜样中汲取内心力量，那些杰出的思想者和书写者成为我隐秘的资源。
　　黑暗与失败。曾经是我生命和生活特质的这两个词语后来被我深深厌倦，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人在轻佻而过度使用这个词语，这败坏我的胃口。我阻止它们出现在我的写作里。然而作为世界图景，它们总是如形影跟随，总是在某个时刻不请自来。它们深植内心，弥漫虚空。
　　2015年8月的某个深夜，在我辞去新闻职业三年之后，我的前同事、中国最好的调查记者因为精神抑郁而跳楼自杀。消息令我震惊。作为同业者，理解他所遭遇的现实和精神困境。当然在过去的时光里，震惊的消息不断袭击我们。被精神抑郁所困的不只有新闻记者，还有作家和诗人，包括翻译家。也是在这个季节的某个夜晚，我在北京的簋街与几位朋友聚会，座中有人讲起因为精神抑郁而自杀的东欧文学的译者、一位年轻学者猝然辞世的故事。那是更加令人哀伤的故事。继续追忆。在这一年袭击我们的消息，还有诗人与哲学家以自绝的方式辞别尘世。这些消息不断使我们震惊。这是我看到的巨大生活暗流的显影。
　　它们是隐匿的，也是无明的。
　　《感官朝向无尽的时间敞开》是我写于2015年的作业。
　　这一年体验到的情绪会影响到我写作的心境。这篇小说有过各种标题，我在不同的词语之间选择，如同洗牌者清洗词语，拣选那类温和、中性、没有锋刃感的词语，避其锋芒。这当然是一种妥协，是我与内心悬着的戒尺之间的妥协。除了标题的选择，小说的叙事也更为克制。语调是隐忍的，叙事是平缓的，我让内心汹涌的激情风暴平静下来。这是我通常采取的写作姿态。小说叙事是对某种虚构之物的凝视，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内核具有事实的金属般的质感。这篇小说的写作如同我别的写作，是对存在的注视和勘查。某种隐匿的暗处的生活，某种显在而凋敝的公共生活。这是我长久注视的区域。
　　小说生成的意念其实是寻常的。最初原本是想写一个“选秀”的小说。在我还做新闻工作的时候，某年去长沙做“超女”的报道（公共知识分子的敏感使他们对“选秀”的形式大为躁动，有段时间媒介充斥知识分子对“选秀”一厢情愿的解读）。编辑部派我去做这个题目是想要一种反差感，对那些超女们来说，我几乎是她们的父辈，我的女儿跟超女们的年龄差不多。在电视台通往录播大厅的道路，我看见无限漫长地排列着年轻男女的队伍，那些青春而幼稚的面孔是被电视台从各地动员来为偶像喝彩的。电视直播的时候坐满录播厅的少男少女被人引领，怎样鼓掌，怎样欢呼，甚至尖叫的分贝都有严格的指令。
　　写一个流行而时髦的选秀故事。这是写作初衷。然而初稿出来之后放弃了。我信任的朋友看过小说初稿之后说：“这些舞台前后的事情我们都看到过，即使没有亲眼见到，也还是听说过。在媒介如此发达、信息泛滥的年代，写一场选秀的价值有限。”朋友的热忱集中在我写的那个洗浴中心热爱歌唱和舞蹈的“小姐”的故事，“她的生存状态、生命故事是我们更关切的。”朋友说。这样就有了再次的写作。我直接切掉了前边三分之二的部分。
　　从那个洗浴中心的“小姐”开始写起，从“我”的幽暗而失败的生活写起。
　　正视我们身心的状态，正视我们的精神境况，正视我们生活的真相。
　　正视我们的生命之旅和灵魂构造，正视我们肉体和精神的创痛。
　　这是我在写作中持守的职业伦理。
　　此刻也无例外。
　　责任编辑 杨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