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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问一个人：谁是全球经济的玩家(Player)?人们会随意举出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区域集团。但如果提城市，也许会出现疑虑的眼光。那么，不妨让我们来理一份另类经济榜单。
如果把国家以GDP计、500强跨国公司以营业额计、世界主要大都市以地方生产总值计，来一个混合赛，能排到全球经济体40强的，只有25个是国家，另外还有5家跨国公司，10个大都市!
今天，城市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玩家。投资银行家和证券商这样形容：他们在纽约进行交易，是同他们在伦敦、法兰克福和香港的同道竞争，而不是同英国、德国或是中国的整个经济抗衡。同样，计算机产业的竞争，并不是决定于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台湾间的综合状态，而更直接的是由圣何塞一波士顿一达拉斯、东京、台北和班加罗尔的研发实力所决定。
世界城市可以同跨国公司相抗衡
城市可以成为什么样的玩家呢?全球化时代，国家感受到的是更多的压力，国际资本享受到的是更多的操控能力。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使得国际资本很容易转移生产能力，大大削弱了区位的重要性。从而，在同东道国政府的谈判中，国际资本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即全球性资本力量很容易不对称地单向影响当地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条件。
具体表现在进行当地投资时，倾向于让公共当局承担教育培训和维持秩序的成本，迫使地方当局在基础设施供应和税收方面做出优惠安排；在投资决策、生产安排中不顾当地公共政策目标和社会经济影响而自行其是。反之，当地社会缺少讨价还价的能力。
但城市，尤其是世界城市也许是可以同跨国公司相抗衡的新玩家。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最终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区位上，尽管他们有着很大的自由度，但仍有一些区位是跨国生产布局所不可回避的，即世界城市。跨国公司需要依靠世界城市来获取和调动原料、资本要素、产品、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世界城市也通过吸引和积聚跨国公司、尤其是其指挥总部功能而进一步强化城市的积聚强度。
在合作方面，两者共同充当着全球经济的组织者角色，以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为核心，以电讯和国际航线为干道，以城市为节点，构成全球化经济、社会网络。跨国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世界城市网络在空间上发挥组织作用，是全球经济在空间上的代表。
东京及首都圈的GMP占日本GDP的60％；巴黎及法国岛占法国GDP的30％；大伦敦占英国GDP的20％，首尔及首都圈占韩国GDP的45％。可以说，一个没有世界城市的经济大国，只能是为跨国资本提供劳动力的“躯干国家”。只有拥有了世界城市的经济强国，才有可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头脑国家”。因此，建设属于自己的世界城市，对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玩家的世界城市有自身的一套游戏规则，也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网络。它较少受政治势力控制，以资本流动、信息传递、商品交换、生产分工合作为主要沟通纽带。对外，这个网络在相当程度上同所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存在“落差”。在网络内部，存在着世界城市间的等级结构，处于高等级位置的世界城市对低等级的都会城市产生重要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城市的等级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同国家在国际舞台的地位有升有降一样。这种升降的可能，既激发城市间竞争发展的活力，又对城市背后的国家竞争提供了想像的空间。
城市是国家经济的引擎，城市在国际的城市体系竞争中的胜出，当然也引领着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地位和实力的提升。同时，综合国力的提升也为本国城市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的上升构筑了空间。随着新的区域崛起为经济力量的新中心，一些新的城市也成长为世界城市，如东亚经济奇迹所造就的东京、香港和新加坡。
城市也有困惑
作为新玩家的城市也有其困惑。就城市所在地区和国家目标而言，塑造城市是为了强化整个地区和国家对于全球化经济的参与度和影响力，通过世界城市的塑造引领国家的发展，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城市成为失控的、游离的“飞地”。
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已指示了这样的端倪。班加罗尔以软件业而崛起，但其国际化甚至对于印度南部发展的溢出效应也是相当有限的，更别提对印度整体经济的带动了。如果城市对于本土发展的贡献非常有限，就丧失了塑造新玩家的意义。因此，塑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城市，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当一个城市在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决定性地位的时候，往往会导致中心化的发展趋势，即形成一个观点——对城市有利的就是对国家或地区有利。如此一来，所有的交流节点、大量的资源要素就都集中到单个城市。
很难讲这是好的趋势。有研究反映，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阿根廷首都占据了所有的对外国际航班，而同时它与阿根廷其他城市的航空和陆路交通却相当有限，这实际上就阻碍了其他城市和地区同全球化经济的直接联系。这个案例表明，一个世界城市的发展，可能并不等于国家的发展，因为这其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在阿根廷，这导致了富裕的世界城市和贫困的远未发展内地并存的情况。
因此，世界城市的建设规划中，尤其要注意构筑良性的城市—区域关系，必须通过合作机制和机构，延伸他们的空间影响力。同时，还要扶持以世界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发展，使世界城市成为本地区和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桥梁，成为传递和转移全球化的“高地”。
同样，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规划自己世界城市的建设显然是必要的。无法想像在一个综合国力弱的国家里能诞生世界城市。每一个世界城市背后必然是呈现着其国家、甚至跨国的地区，如新加坡所代表的就是整个东南亚的经济能级与活力。
另一方面，一旦城市达成了这样或那样的世界级功能，城市的公共、商业甚至文化的领导者就需要考虑，怎样施展其能力。或者说，既然达成国际影响，就要承担国际责任，塑造世界城市的过程也是展示负责任的国家形象的过程。
此外，同一般意义上的特大型城市相比，世界城市具有远为强烈的对外辐射力，也更为深层和全面地暴露于外部世界。这就涉及到谁控制谁、谁影响谁的问题，其中也不排除有外部社会经济运行对城市主导性的影响。
但全球化的影响力是强大的，无论是跨国公司、国际金融资本、还是国际经济文化组织，其在世界城市的运作活动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价值考虑、根据自身的战略布局。当这种力量的集聚达到一定门槛，就完全可能在某一功能甚至在整体上，形成操作上的“强势”，造成其战略布局凌驾于国际都市的战略规划之上。这不是配合城市的发展，而是“带着”城市走。
所以，世界城市的发展既要顺应全球发展的潮流，更要注意把握自身发展的节奏和规划，“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控制城市发展的轨迹，引导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如果把国家以GDP计、500强跨国公司以营业额计、世界主要大都市以地方生产总值计，来一个混合赛，能排到全球经济体40强的，只有25个是国家，另外还有5家跨国公司，10个大都市!
今天，城市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玩家。投资银行家和证券商这样形容：他们在纽约进行交易，是同他们在伦敦、法兰克福和香港的同道竞争，而不是同英国、德国或是中国的整个经济抗衡。同样，计算机产业的竞争，并不是决定于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台湾间的综合状态，而更直接的是由圣何塞一波士顿一达拉斯、东京、台北和班加罗尔的研发实力所决定。
世界城市可以同跨国公司相抗衡
城市可以成为什么样的玩家呢?全球化时代，国家感受到的是更多的压力，国际资本享受到的是更多的操控能力。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使得国际资本很容易转移生产能力，大大削弱了区位的重要性。从而，在同东道国政府的谈判中，国际资本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即全球性资本力量很容易不对称地单向影响当地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条件。
具体表现在进行当地投资时，倾向于让公共当局承担教育培训和维持秩序的成本，迫使地方当局在基础设施供应和税收方面做出优惠安排；在投资决策、生产安排中不顾当地公共政策目标和社会经济影响而自行其是。反之，当地社会缺少讨价还价的能力。
但城市，尤其是世界城市也许是可以同跨国公司相抗衡的新玩家。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最终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区位上，尽管他们有着很大的自由度，但仍有一些区位是跨国生产布局所不可回避的，即世界城市。跨国公司需要依靠世界城市来获取和调动原料、资本要素、产品、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世界城市也通过吸引和积聚跨国公司、尤其是其指挥总部功能而进一步强化城市的积聚强度。
在合作方面，两者共同充当着全球经济的组织者角色，以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为核心，以电讯和国际航线为干道，以城市为节点，构成全球化经济、社会网络。跨国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世界城市网络在空间上发挥组织作用，是全球经济在空间上的代表。
东京及首都圈的GMP占日本GDP的60％；巴黎及法国岛占法国GDP的30％；大伦敦占英国GDP的20％，首尔及首都圈占韩国GDP的45％。可以说，一个没有世界城市的经济大国，只能是为跨国资本提供劳动力的“躯干国家”。只有拥有了世界城市的经济强国，才有可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头脑国家”。因此，建设属于自己的世界城市，对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玩家的世界城市有自身的一套游戏规则，也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网络。它较少受政治势力控制，以资本流动、信息传递、商品交换、生产分工合作为主要沟通纽带。对外，这个网络在相当程度上同所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存在“落差”。在网络内部，存在着世界城市间的等级结构，处于高等级位置的世界城市对低等级的都会城市产生重要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城市的等级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同国家在国际舞台的地位有升有降一样。这种升降的可能，既激发城市间竞争发展的活力，又对城市背后的国家竞争提供了想像的空间。
城市是国家经济的引擎，城市在国际的城市体系竞争中的胜出，当然也引领着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地位和实力的提升。同时，综合国力的提升也为本国城市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的上升构筑了空间。随着新的区域崛起为经济力量的新中心，一些新的城市也成长为世界城市，如东亚经济奇迹所造就的东京、香港和新加坡。
城市也有困惑
作为新玩家的城市也有其困惑。就城市所在地区和国家目标而言，塑造城市是为了强化整个地区和国家对于全球化经济的参与度和影响力，通过世界城市的塑造引领国家的发展，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城市成为失控的、游离的“飞地”。
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已指示了这样的端倪。班加罗尔以软件业而崛起，但其国际化甚至对于印度南部发展的溢出效应也是相当有限的，更别提对印度整体经济的带动了。如果城市对于本土发展的贡献非常有限，就丧失了塑造新玩家的意义。因此，塑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城市，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当一个城市在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决定性地位的时候，往往会导致中心化的发展趋势，即形成一个观点——对城市有利的就是对国家或地区有利。如此一来，所有的交流节点、大量的资源要素就都集中到单个城市。
很难讲这是好的趋势。有研究反映，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阿根廷首都占据了所有的对外国际航班，而同时它与阿根廷其他城市的航空和陆路交通却相当有限，这实际上就阻碍了其他城市和地区同全球化经济的直接联系。这个案例表明，一个世界城市的发展，可能并不等于国家的发展，因为这其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在阿根廷，这导致了富裕的世界城市和贫困的远未发展内地并存的情况。
因此，世界城市的建设规划中，尤其要注意构筑良性的城市—区域关系，必须通过合作机制和机构，延伸他们的空间影响力。同时，还要扶持以世界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发展，使世界城市成为本地区和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桥梁，成为传递和转移全球化的“高地”。
同样，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规划自己世界城市的建设显然是必要的。无法想像在一个综合国力弱的国家里能诞生世界城市。每一个世界城市背后必然是呈现着其国家、甚至跨国的地区，如新加坡所代表的就是整个东南亚的经济能级与活力。
另一方面，一旦城市达成了这样或那样的世界级功能，城市的公共、商业甚至文化的领导者就需要考虑，怎样施展其能力。或者说，既然达成国际影响，就要承担国际责任，塑造世界城市的过程也是展示负责任的国家形象的过程。
此外，同一般意义上的特大型城市相比，世界城市具有远为强烈的对外辐射力，也更为深层和全面地暴露于外部世界。这就涉及到谁控制谁、谁影响谁的问题，其中也不排除有外部社会经济运行对城市主导性的影响。
但全球化的影响力是强大的，无论是跨国公司、国际金融资本、还是国际经济文化组织，其在世界城市的运作活动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价值考虑、根据自身的战略布局。当这种力量的集聚达到一定门槛，就完全可能在某一功能甚至在整体上，形成操作上的“强势”，造成其战略布局凌驾于国际都市的战略规划之上。这不是配合城市的发展，而是“带着”城市走。
所以，世界城市的发展既要顺应全球发展的潮流，更要注意把握自身发展的节奏和规划，“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控制城市发展的轨迹，引导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