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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厂一世界
2004年2月，倪润峰60岁。这是国企老总退休的年龄，而绵阳市政府并无因人而异的破例之情。
倪润峰是山东荣城人，少年入川。“他固执，甚至顽固，有霸气，战天斗地，壮志未酬是宿命吧，”长虹的一位现任高层不无感慨地说。
倪润峰曾对此颇为自许：“为什么我不能称霸，为什么我不能把长虹做成全球500强企业中的一个，”
倪润峰麾下的长虹，年年稳坐四川省利税的前排交椅，其本人曾任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位至部级。“他不合群，在官场更是桀骜，上下官员都对他礼让有加，其实这之中就有些紧张的意思。”他的一位朋友说。公开的资料表明，今年5月，倪润峰未入围四川省优秀企业家。
一厂一世界，正如长虹之于倪润峰，长虹之子绵阳也是举足轻重，每年其利税进账占绵阳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4年前倪润峰为长虹把脉的“大企业病”，却一直未觅得对症良药。2002年，长虹一度捉襟见肘。当年年报显示，长虹经营性现金流为-29.7亿元，这是长虹经营性现金流首次出现负数，当年长虹应收账款高达42.2亿元．存货账面余额高达74.7亿。如许阴影在2003年的会计年度中并未散淡。
2003年们月24日，美国商务部裁定，长虹的倾销幅度为45.87％，长虹雪上加霜。据绵阳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权威资料显示，今年长虹完全停止对美国出口，外销转向俄罗斯、中亚等国家，订单小，彩电出口量已由峰值2003年7月的9178万美元、85万台，下降到2004年1月的970万美元、13万台，分别下降89 4％和84 9％。加上国内原材料价格波动大，使其国内形势亦不稳定。
这份资料显示，今年以来，长虹工业总产值增速1月下降6.1％，2月增长3.2％，3月下降20.3％，4月下降19.1％，5月下降32.1％，6月下降22.5％。1-6月总产值累计同比下降17.6％ 产销率仅为94.14％。1-5月长虹公司工业增加值率仅为15.1％，同比下降3.6个百分点。
其间倪润峰再三突围，但战果寥寥。据消息人士说，这让绵阳市有压城之重。他说，2004年绵阳给四川省政府立下军令状 GDP总值达到430亿元，较去年增长11％，实现工业增加值97.35亿元，较去年增长15％，实现财政总收入33.28亿元，增长8.2％。
据消息人士透露，长虹的低迷不振成为绵阳市政府上报省国资委敦请倪润峰让贤的最有力的论据。“不过这并非是唯一的原因”，他说。
失策的扩能
1998年是长虹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彩电全行业已经踏上由盛而衰的转折。
四川长虹在1997年的巅峰时期，曾经实现主业收入为156.73亿元，对应的净利润为26.1亿元，而到1998年，形势急转直下，主业收入缩减4亿元，净利也缩水6000万元。
有人将长虹1998年的下沉归结于当年那次彩管囤积行为。那一年，四川长虹为了遏制对手，从8月开始大量吃进彩管，使应付款和应付票据从35.51亿元猛升至61.9亿元，达到长虹应付款项的峰值。当年，长虹计划生产彩电800万台，但其实际销售并没有跟上，大致只有600多万台。加上1997年底的库存，长虹包袱越背越大。在1998年末，长虹库存对应增长，达到77亿元，比上年整整翻了一倍。
实际上，单单那一次决策失误也不足以令长虹从家电老大的位置上跌落下马并从此一蹶不振。从1996年开始，长虹就秉承了战役式的市场突击策略，不断靠降价来刺激需求，在这家企业迅速坐上市场占有率头把交椅的背后，是这样一个资金流动链条在支撑 依靠上市公司配股筹资——扩大产能——降价——再配股筹资——再扩大产能——再降价。
在2000年之前的几次配股中，四川长虹共获得约44亿元募集资金。这些资金多数被使用于固有彩电生产线的技改(目的是提高生产线效率，扩大产能)，以及配套加工能力的扩建上，而非更新前瞻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比如1997年，长虹募集资金的22.9亿元中，15亿元投向了著名的指向农村市场低端市场的“红太阳一号”工程，有关报告显示，预计投资完成后，长虹电视1999年的产量将达到1000万台。
曾经一度，长虹“红太阳”的广告漫山遍野，甚至被涂刷在山村砖窑的外墙上。而这并没有给长虹的财务链带来更多好处。1998年以前(包括1998年)，四川长虹净利润率还在15％以上，而从1999开始，净利率锐减至3.9％，而且其在经营活动中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逐年萎缩，对应着居高不下的库存和逐年升高的应收款。当家电业寒冬到来，长虹也失去到股市寻找资金援助的概念和机会，资金链和产业链便双双传出隐隐的断裂之声。
渠道外包导致资金使用率低下其实在利用海外渠道APEX进军美国之前，长虹还曾经经历过一次渠道之痛，那就是和郑百文当初的合作。
当时，长虹、郑百文和原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分行之间建立了一种三角信用关系，大致内容是郑百文购进长虹产品，不须支付现金，而是由原建行郑州分行对四川长虹开具6个月的承兑汇票，将郑百文所欠货款直接付给长虹，郑百文在售出长虹产品后再还款给建行。1997年，建行为郑百文开具承兑总额突破50亿元，郑百文一举买断长虹两条生产线的经营权。在1998年郑百文问题浮出水面之前，这条渠道的收入占长虹营业额的30％以上。
长虹最初的意图无非是以此节约渠道成本，但实际上，在郑百文事发之后，长虹不得不重新开始组建自己的销售体系，成立各区域销售管理委员会，实现财务、销售、库房三驾马车相互制衡，但效果并不理想，在1999年，长虹销售业绩同比下滑14.5％，而营销费用反而同比增长了25.5％。分析人士指出，长虹由于重新起步导致管理和销售成本节节攀升，从销售收入的3％——4％上升到了1.2％。不仅如此，长虹原来以郑百文为代表的大户政策的失败，还造成应收账款和库存猛增，这些都给盈利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长虹本身的渠道力量根本无法缓解其产业发展政策上的痼疾。
如果说，长虹曾经从将渠道命悬一线的“押注式”决策中品尝到苦果，那后来的跟APEX合作，就是一次重蹈覆辙。2001年长虹在当年后半程的八九月才跟美国的经销商APEX签署合作协议，而当年年报显示。主业收入比上年减少1.2亿元的情形下，应收款增加10.6亿元，比上年应收款增加了582％。在随后跟APEX合作的三年多来，应收款已积累至50亿元。
在长虹的资金链条中，巨额资金是处于被“冻结”的状态．非但不能给企业产生利润，反而还要为它不断地支付资金成本。
姓公或姓私
一方面，长虹业绩一蹶不振，市场份额也节节下滑。另一方面，倪润峰开始了他的国企改制之路。
现任长虹集团的董事长赵勇，曾对倪有如此评价 “敢干，甚至冒一些政治上的风险，去突破一些人们在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框框。”
事实上，倪润峰对国资委管理国有企业的模式曾屡次公开发表意见。在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再次说 ”国资委作为投资主体和出资人的代表，对企业不要什么都管，否则企业无所适从。企业对出资人负责，也要对全社会负责，国资委必须尊重企业运行机制、运行模式的独立性，不能又当‘婆婆’又当老板。”
但长虹集团毕竟是国有独资企业，而且隶属绵阳市，倪润峰只是代理人而已。有业内人士认为，倪润峰此番谢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许有60岁退休年龄大限的因素，或许也有长虹国际化战略不成功的问题，但是真正伴随着倪润峰离去的还是长虹的MBO(管理层收购)计划。所谓的长虹MBO计划，实际也就是将长虹转变为民营企业的计划。
据长虹内部人士介绍，2004年初，绵阳市政府制定了“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目标”，长虹的改制由绵阳市市长黄学玖和常务副市长蒋仁富负责，绵阳市国资办牵头。
这位人士说，早在1999年，倪润峰就制订了“民营化”计划，后因财政部叫停国有股减持而未果。
倪润峰并未放弃努力。2002年5月，他再次明确提出”民营化”方案：“公司管理层正在考虑各种方式，其中包括收购部分政府所持股份，或建立一家由公司管理层拥有的新公司，或是设立新公司由员工持股。”
但是这样一家旨在推行MBO的公司并未成立。可靠的消息渠道称，最后是被大股东断然拒绝。
上述人士介绍说，2002年的6月份，四川绵阳市出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期股激励试行办法》。《办法》规定：已在深沪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可通过职工持股会购买部分股份设置期股，经营管理者购买期股的资金来源主要有 支付给经营管理者的年薪中，按一定比例转化为期股，按企业净资产增值部分或新增利润的一定比例给予经营管理者特别奖励，经营管理者的自有资金，企业专项基金借给经营管理者。
此项办法实际上对长虹而言只是画饼一张。长虹净资产达130多亿元，加之品牌价值360多亿元，《办法》的资金来源对管理层持股无异于杯水车薪。倪润峰年薪100万元，能取得的长虹多少股权，之后，现任绵阳市市长黄学玖对此表态“长虹国有股占企业总股本的53.6％，这种格局不利于长虹发展。我们希望通过与国内外著名的跨国集团公司合作来实现。政府可以向国内外大型跨国集团公司转让国有股权，在转让国有股权过程中既没有数量上的限制，也没有比例上的限制。”长虹的内部人士说，倪润峰对该政策表示了有条件的同意。
之后，飞利浦、新鸿基、微软等世界级企业与长虹频频接触。
据相关人士介绍，按绵阳市的计划，长虹应在2004年4月30日制定出企业的改制方案，提交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会审。他说，长虹的改制方案如期出炉。但绵阳市国资委和市政府对改制方案在结构等方面不认同，其间双方均未表示出退让余地。这位人士说，倪润峰再次表现出“永不妥协”的个性。
他认为，客观地讲，该方案还是有些粗糙。而且大股东长虹集团手中全部的四川长虹11.6068亿股占总股本的53.63％
总价值数十亿元，长虹“民营化”注定要打持久战，然而倪润峰却不可阻挡地已经迎来了60岁的风霜。
他说，政府何时、以何种形式从企业撤出，都不是企业可以控制的，最现实的做法是积极探索出一个政府和企业都能接受的计划，而不应向政府施压。
2002年，倪润峰就说 “等到爬坡我认为差不多的时候，还有一个60岁退休。” 两年后，60岁的倪润峰如期永别长虹，仅仅持有四川长虹股票7900股。
赵勇的长虹?
对于重掌长虹帅印的赵勇来讲，现在的情形与他2000年执掌长虹时大不一样。彼时赵勇虽为总裁，倪润峰仍是董事长，与倪润峰在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上颇有出入的赵勇不见得能完全施展拳脚，而在倪润峰“彻底离职”之后，赵勇又将怎样运作长虹？
与倪润峰注重规模和成本优势相比，清华大学博士后赵勇更注重技术和企业的创新。在2000年担任总裁时他曾表示，家电企业要尽快完成从终端产品提供商向系统技术提供商、服务提供商、内容提供商的转变，提高产业进入的技术门槛，以保证长虹未来的竞争优势与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
不同的领导理念将给长虹带来不同的气质，业界人士认为长虹将由倪氏主导下的凶悍、凌厉的市场作风，逐渐转向合作 型企业。但长虹的主体业务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一方面因为长虹的彩电业务依然在公司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无法轻易改变，另一方面，进入任何新产业都会冒比较大的风险。
与倪润峰的高度集权相比，赵勇则偏向于放权。赵勇曾在长虹股份公司实行事业部制改革试点，按照产品结构的不同，将企业分成若干个事业部。各事业部实行独立操作，拥有独立的财务与人事权，而倪润峰强调资源的集约。他更愿意将销售渠道整合，用一个统一的网络来销售多个产品。
虽然与倪润峰在决策经营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赵勇却未必能在长虹留下“赵氏风格”，倪润峰不但担任集团和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且兼任党委书记和CEO，各种大权集于一身是倪润峰能够做到独断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现在长虹的党委书记由刘体斌担任、股份公司的总经理由王凤朝担任，长虹的核心领导层将形成以赵勇为首的“三驾马车”的局面。
倪润峰的离职，也让长虹与微软刚刚宣布的合作能否继续推进成为焦点。这项由倪润峰亲自谋划、谈判并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的商业计划会因为倪润峰的离职而束之高阁吗？
对此，业内人士有着不一样的态度，一些人认为倪润峰的离职也许会加速微软与长虹在股权方面的合作。一方面因为在这个商业计划中微软处于主动地位，另一方面对长虹而言，这个计划也同样是未来的增长点。更重要的是，倪润峰的离职意味着强势的管理层在长虹的产权改制过程中力量被削弱，这有助于长虹的大股东——政府——与战略投资者进行谈判。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倪润峰在与微软签订协议后即离职而去，微软很有可能担忧长虹今后的领导人会出现频繁变动的局面，导致企业的决策经营失去连续性。
除了微软，今年长虹还与众多跨国企业进行了合作，IBM、菲利浦、三星、松下、杜比、东芝、三洋等都是其合作伙伴。虽然早些时候与菲利浦达成互相持股的计划流产，但也由此看出这些跨国巨头对长虹的兴趣，如果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分歧能够解决，那么这些企业进入长虹也是可能的。
倪润峰走了，但长虹还要前进。“‘中国造’应该成为高质量、高技术、高价格的代表，中国的民族家电企业应该有这个志气。”不难想见，倪润峰这番荡气回肠的名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应仍是长虹的厂训。
2004年2月，倪润峰60岁。这是国企老总退休的年龄，而绵阳市政府并无因人而异的破例之情。
倪润峰是山东荣城人，少年入川。“他固执，甚至顽固，有霸气，战天斗地，壮志未酬是宿命吧，”长虹的一位现任高层不无感慨地说。
倪润峰曾对此颇为自许：“为什么我不能称霸，为什么我不能把长虹做成全球500强企业中的一个，”
倪润峰麾下的长虹，年年稳坐四川省利税的前排交椅，其本人曾任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位至部级。“他不合群，在官场更是桀骜，上下官员都对他礼让有加，其实这之中就有些紧张的意思。”他的一位朋友说。公开的资料表明，今年5月，倪润峰未入围四川省优秀企业家。
一厂一世界，正如长虹之于倪润峰，长虹之子绵阳也是举足轻重，每年其利税进账占绵阳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4年前倪润峰为长虹把脉的“大企业病”，却一直未觅得对症良药。2002年，长虹一度捉襟见肘。当年年报显示，长虹经营性现金流为-29.7亿元，这是长虹经营性现金流首次出现负数，当年长虹应收账款高达42.2亿元．存货账面余额高达74.7亿。如许阴影在2003年的会计年度中并未散淡。
2003年们月24日，美国商务部裁定，长虹的倾销幅度为45.87％，长虹雪上加霜。据绵阳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权威资料显示，今年长虹完全停止对美国出口，外销转向俄罗斯、中亚等国家，订单小，彩电出口量已由峰值2003年7月的9178万美元、85万台，下降到2004年1月的970万美元、13万台，分别下降89 4％和84 9％。加上国内原材料价格波动大，使其国内形势亦不稳定。
这份资料显示，今年以来，长虹工业总产值增速1月下降6.1％，2月增长3.2％，3月下降20.3％，4月下降19.1％，5月下降32.1％，6月下降22.5％。1-6月总产值累计同比下降17.6％ 产销率仅为94.14％。1-5月长虹公司工业增加值率仅为15.1％，同比下降3.6个百分点。
其间倪润峰再三突围，但战果寥寥。据消息人士说，这让绵阳市有压城之重。他说，2004年绵阳给四川省政府立下军令状 GDP总值达到430亿元，较去年增长11％，实现工业增加值97.35亿元，较去年增长15％，实现财政总收入33.28亿元，增长8.2％。
据消息人士透露，长虹的低迷不振成为绵阳市政府上报省国资委敦请倪润峰让贤的最有力的论据。“不过这并非是唯一的原因”，他说。
失策的扩能
1998年是长虹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彩电全行业已经踏上由盛而衰的转折。
四川长虹在1997年的巅峰时期，曾经实现主业收入为156.73亿元，对应的净利润为26.1亿元，而到1998年，形势急转直下，主业收入缩减4亿元，净利也缩水6000万元。
有人将长虹1998年的下沉归结于当年那次彩管囤积行为。那一年，四川长虹为了遏制对手，从8月开始大量吃进彩管，使应付款和应付票据从35.51亿元猛升至61.9亿元，达到长虹应付款项的峰值。当年，长虹计划生产彩电800万台，但其实际销售并没有跟上，大致只有600多万台。加上1997年底的库存，长虹包袱越背越大。在1998年末，长虹库存对应增长，达到77亿元，比上年整整翻了一倍。
实际上，单单那一次决策失误也不足以令长虹从家电老大的位置上跌落下马并从此一蹶不振。从1996年开始，长虹就秉承了战役式的市场突击策略，不断靠降价来刺激需求，在这家企业迅速坐上市场占有率头把交椅的背后，是这样一个资金流动链条在支撑 依靠上市公司配股筹资——扩大产能——降价——再配股筹资——再扩大产能——再降价。
在2000年之前的几次配股中，四川长虹共获得约44亿元募集资金。这些资金多数被使用于固有彩电生产线的技改(目的是提高生产线效率，扩大产能)，以及配套加工能力的扩建上，而非更新前瞻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比如1997年，长虹募集资金的22.9亿元中，15亿元投向了著名的指向农村市场低端市场的“红太阳一号”工程，有关报告显示，预计投资完成后，长虹电视1999年的产量将达到1000万台。
曾经一度，长虹“红太阳”的广告漫山遍野，甚至被涂刷在山村砖窑的外墙上。而这并没有给长虹的财务链带来更多好处。1998年以前(包括1998年)，四川长虹净利润率还在15％以上，而从1999开始，净利率锐减至3.9％，而且其在经营活动中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逐年萎缩，对应着居高不下的库存和逐年升高的应收款。当家电业寒冬到来，长虹也失去到股市寻找资金援助的概念和机会，资金链和产业链便双双传出隐隐的断裂之声。
渠道外包导致资金使用率低下其实在利用海外渠道APEX进军美国之前，长虹还曾经经历过一次渠道之痛，那就是和郑百文当初的合作。
当时，长虹、郑百文和原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分行之间建立了一种三角信用关系，大致内容是郑百文购进长虹产品，不须支付现金，而是由原建行郑州分行对四川长虹开具6个月的承兑汇票，将郑百文所欠货款直接付给长虹，郑百文在售出长虹产品后再还款给建行。1997年，建行为郑百文开具承兑总额突破50亿元，郑百文一举买断长虹两条生产线的经营权。在1998年郑百文问题浮出水面之前，这条渠道的收入占长虹营业额的30％以上。
长虹最初的意图无非是以此节约渠道成本，但实际上，在郑百文事发之后，长虹不得不重新开始组建自己的销售体系，成立各区域销售管理委员会，实现财务、销售、库房三驾马车相互制衡，但效果并不理想，在1999年，长虹销售业绩同比下滑14.5％，而营销费用反而同比增长了25.5％。分析人士指出，长虹由于重新起步导致管理和销售成本节节攀升，从销售收入的3％——4％上升到了1.2％。不仅如此，长虹原来以郑百文为代表的大户政策的失败，还造成应收账款和库存猛增，这些都给盈利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长虹本身的渠道力量根本无法缓解其产业发展政策上的痼疾。
如果说，长虹曾经从将渠道命悬一线的“押注式”决策中品尝到苦果，那后来的跟APEX合作，就是一次重蹈覆辙。2001年长虹在当年后半程的八九月才跟美国的经销商APEX签署合作协议，而当年年报显示。主业收入比上年减少1.2亿元的情形下，应收款增加10.6亿元，比上年应收款增加了582％。在随后跟APEX合作的三年多来，应收款已积累至50亿元。
在长虹的资金链条中，巨额资金是处于被“冻结”的状态．非但不能给企业产生利润，反而还要为它不断地支付资金成本。
姓公或姓私
一方面，长虹业绩一蹶不振，市场份额也节节下滑。另一方面，倪润峰开始了他的国企改制之路。
现任长虹集团的董事长赵勇，曾对倪有如此评价 “敢干，甚至冒一些政治上的风险，去突破一些人们在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框框。”
事实上，倪润峰对国资委管理国有企业的模式曾屡次公开发表意见。在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再次说 ”国资委作为投资主体和出资人的代表，对企业不要什么都管，否则企业无所适从。企业对出资人负责，也要对全社会负责，国资委必须尊重企业运行机制、运行模式的独立性，不能又当‘婆婆’又当老板。”
但长虹集团毕竟是国有独资企业，而且隶属绵阳市，倪润峰只是代理人而已。有业内人士认为，倪润峰此番谢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许有60岁退休年龄大限的因素，或许也有长虹国际化战略不成功的问题，但是真正伴随着倪润峰离去的还是长虹的MBO(管理层收购)计划。所谓的长虹MBO计划，实际也就是将长虹转变为民营企业的计划。
据长虹内部人士介绍，2004年初，绵阳市政府制定了“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目标”，长虹的改制由绵阳市市长黄学玖和常务副市长蒋仁富负责，绵阳市国资办牵头。
这位人士说，早在1999年，倪润峰就制订了“民营化”计划，后因财政部叫停国有股减持而未果。
倪润峰并未放弃努力。2002年5月，他再次明确提出”民营化”方案：“公司管理层正在考虑各种方式，其中包括收购部分政府所持股份，或建立一家由公司管理层拥有的新公司，或是设立新公司由员工持股。”
但是这样一家旨在推行MBO的公司并未成立。可靠的消息渠道称，最后是被大股东断然拒绝。
上述人士介绍说，2002年的6月份，四川绵阳市出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期股激励试行办法》。《办法》规定：已在深沪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可通过职工持股会购买部分股份设置期股，经营管理者购买期股的资金来源主要有 支付给经营管理者的年薪中，按一定比例转化为期股，按企业净资产增值部分或新增利润的一定比例给予经营管理者特别奖励，经营管理者的自有资金，企业专项基金借给经营管理者。
此项办法实际上对长虹而言只是画饼一张。长虹净资产达130多亿元，加之品牌价值360多亿元，《办法》的资金来源对管理层持股无异于杯水车薪。倪润峰年薪100万元，能取得的长虹多少股权，之后，现任绵阳市市长黄学玖对此表态“长虹国有股占企业总股本的53.6％，这种格局不利于长虹发展。我们希望通过与国内外著名的跨国集团公司合作来实现。政府可以向国内外大型跨国集团公司转让国有股权，在转让国有股权过程中既没有数量上的限制，也没有比例上的限制。”长虹的内部人士说，倪润峰对该政策表示了有条件的同意。
之后，飞利浦、新鸿基、微软等世界级企业与长虹频频接触。
据相关人士介绍，按绵阳市的计划，长虹应在2004年4月30日制定出企业的改制方案，提交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会审。他说，长虹的改制方案如期出炉。但绵阳市国资委和市政府对改制方案在结构等方面不认同，其间双方均未表示出退让余地。这位人士说，倪润峰再次表现出“永不妥协”的个性。
他认为，客观地讲，该方案还是有些粗糙。而且大股东长虹集团手中全部的四川长虹11.6068亿股占总股本的53.63％
总价值数十亿元，长虹“民营化”注定要打持久战，然而倪润峰却不可阻挡地已经迎来了60岁的风霜。
他说，政府何时、以何种形式从企业撤出，都不是企业可以控制的，最现实的做法是积极探索出一个政府和企业都能接受的计划，而不应向政府施压。
2002年，倪润峰就说 “等到爬坡我认为差不多的时候，还有一个60岁退休。” 两年后，60岁的倪润峰如期永别长虹，仅仅持有四川长虹股票7900股。
赵勇的长虹?
对于重掌长虹帅印的赵勇来讲，现在的情形与他2000年执掌长虹时大不一样。彼时赵勇虽为总裁，倪润峰仍是董事长，与倪润峰在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上颇有出入的赵勇不见得能完全施展拳脚，而在倪润峰“彻底离职”之后，赵勇又将怎样运作长虹？
与倪润峰注重规模和成本优势相比，清华大学博士后赵勇更注重技术和企业的创新。在2000年担任总裁时他曾表示，家电企业要尽快完成从终端产品提供商向系统技术提供商、服务提供商、内容提供商的转变，提高产业进入的技术门槛，以保证长虹未来的竞争优势与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
不同的领导理念将给长虹带来不同的气质，业界人士认为长虹将由倪氏主导下的凶悍、凌厉的市场作风，逐渐转向合作 型企业。但长虹的主体业务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一方面因为长虹的彩电业务依然在公司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无法轻易改变，另一方面，进入任何新产业都会冒比较大的风险。
与倪润峰的高度集权相比，赵勇则偏向于放权。赵勇曾在长虹股份公司实行事业部制改革试点，按照产品结构的不同，将企业分成若干个事业部。各事业部实行独立操作，拥有独立的财务与人事权，而倪润峰强调资源的集约。他更愿意将销售渠道整合，用一个统一的网络来销售多个产品。
虽然与倪润峰在决策经营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赵勇却未必能在长虹留下“赵氏风格”，倪润峰不但担任集团和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且兼任党委书记和CEO，各种大权集于一身是倪润峰能够做到独断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现在长虹的党委书记由刘体斌担任、股份公司的总经理由王凤朝担任，长虹的核心领导层将形成以赵勇为首的“三驾马车”的局面。
倪润峰的离职，也让长虹与微软刚刚宣布的合作能否继续推进成为焦点。这项由倪润峰亲自谋划、谈判并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的商业计划会因为倪润峰的离职而束之高阁吗？
对此，业内人士有着不一样的态度，一些人认为倪润峰的离职也许会加速微软与长虹在股权方面的合作。一方面因为在这个商业计划中微软处于主动地位，另一方面对长虹而言，这个计划也同样是未来的增长点。更重要的是，倪润峰的离职意味着强势的管理层在长虹的产权改制过程中力量被削弱，这有助于长虹的大股东——政府——与战略投资者进行谈判。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倪润峰在与微软签订协议后即离职而去，微软很有可能担忧长虹今后的领导人会出现频繁变动的局面，导致企业的决策经营失去连续性。
除了微软，今年长虹还与众多跨国企业进行了合作，IBM、菲利浦、三星、松下、杜比、东芝、三洋等都是其合作伙伴。虽然早些时候与菲利浦达成互相持股的计划流产，但也由此看出这些跨国巨头对长虹的兴趣，如果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分歧能够解决，那么这些企业进入长虹也是可能的。
倪润峰走了，但长虹还要前进。“‘中国造’应该成为高质量、高技术、高价格的代表，中国的民族家电企业应该有这个志气。”不难想见，倪润峰这番荡气回肠的名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应仍是长虹的厂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