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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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年龄增长,其社会影响力逐步增强,相关的家庭生活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子女教育问题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该方向研究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我国家庭亲代独生情况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家庭亲代独生人数通过亲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老龄化程度两个中介变量影响子代教育投入.亲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老龄化程度均会随着亲代独生人数增加而增加,亲代受教育程度与子代教育投入呈现正向变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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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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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年龄增长,其社会影响力逐步增强,相关的家庭生活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子女教育问题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该方向研究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我国家庭亲代独生情况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家庭亲代独生人数通过亲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老龄化程度两个中介变量影响子代教育投入.亲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老龄化程度均会随着亲代独生人数增加而增加,亲代受教育程度与子代教育投入呈现正向变动,家庭老龄化程度会随着家庭总收入的调节作用与子代教育投入呈现反向变动,高收入家庭的老龄化程度对子代教育投入的影响不显著,收入越低的家庭其老龄化程度对子代教育投入的挤出效应越明显.此外,城镇家庭亲代独生人数对子代教育投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乡村则不显著;东部地区家庭亲代独生人数对子代教育投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子代为独生子女的家庭,亲代独生人数对子代人均教育投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子代为非独生子女则不显著,说明独生教育汇流效应存在代际传递,亲代独生的教育溢价也会汇流到其独生的子代身上,从而进一步加大教育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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