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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济源市克井镇大社村北的太行山脚下，有一座修建于北魏太和三年（479年）的盘谷寺。寺前最显眼的一处石阶上，有一座八角重檐尖顶的御碑亭。亭中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碑首刻有“歌盘合契”四个大字，意思是将歌颂盘谷寺的文章合镌在这块碑上。碑文分三个部分，一为唐朝大文豪韩愈的著名散文《送李愿归盘谷序》，二为清朝乾隆皇帝步韩愈韵的七言诗《用韩昌黎盘谷子诗韵明向误并志今考证也》，三为乾隆所撰关于刻碑缘由的后记，均为乾隆亲自书写，书法行云流水，洒脱凝重。在盘谷寺后的千尺摩崖上，也有一处乾隆亲书的《济源盘谷考证》巨型石刻，长6.3米，高3.3米。那么，乾隆为什么会写这么多关于盘谷的诗文呢？一个唐朝的文豪，一个清朝的皇帝，这两个跨越近千年的人物又有着怎样的交集呢？其实，这一切都来源于乾隆对韩愈所作《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盘谷”一地的考证。
唐朝贞元十七年（801年），韩愈在长安等候调官，未能如愿，心情抑郁。此时，他的好友李愿因怀才不遇，不满官场黑暗，决定到盘谷隐居。感同身受的韩愈为了送别好友，遂创作出了《送李愿归盘谷序》。文章开篇说“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日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在文中，他借写临别赠言来吐露自己的抑郁心情，于映衬对比中表达了对官场丑恶的憎恨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文章立意深远，一唱三叹，长短错落，不拘一格，采用散体与歌赋韵文相结合的方式，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北宋苏轼评价：“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已。”
到了清朝，《送李愿归盘谷序》已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乾隆皇帝也经常挥墨书写。因为这篇文章，盘谷也家喻户晓。但是，盘谷究竟在什么地方，韩愈的文章却没有明确指出，后来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在现在的天津市蓟县，有一座著名的盘山，历史上众多的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都曾游历于此，在清朝时更加盛极一时。由于盘山地位显赫，并且属于太行山脉，符合韩愈描述的“太行之阳有盘谷”等地形地貌，所以人们便认为李愿隐居之处就是盘山的盘谷。清朝编修的《盘山志》载：“以盘名山，而谷居盘之中，尤称幽阻，盖昔隐士之所栖止也。”乾隆皇帝尤其钟爱盘山，曾经巡幸盘山三十余次，留下歌咏盘山的诗作一千七百余首，并发出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叹。乾隆在盘山游览时曾经创作过很多《盘谷寺》同名诗，对李愿隐居及韩愈赠别一事多有赞誉，例如：“踽踽策杖人，然疑睹李愿”“珍重韩愈李愿，曾否烟磴跻攀”等等。从这些诗作来看，他对当时流行的盘谷就在天津蓟县的盘山这一说法曾经深信不疑。
但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乾隆皇帝却听说李愿隐居的盘谷并不在天津蓟县盘山，而在济源县盘谷寺。这让他既十分震惊，又将信将疑。“无以证其实，终属疑似，且不知济源之果有盘谷否也。”于是，他命令河南巡抚阿思哈亲自到济源县实地调查，并将盘谷地区的地形地貌、寺庙建筑、李愿坟墓、韩愈碑文等相关情况全部绘图呈贡，最后恍然大悟，得出结论：“盘谷实在济源而不在田盘。予向之假借用之者，误也。”
《济源盘谷考证》，可以说既是乾隆皇帝的“检讨书”，又是他学术观点的集中阐释。在文中，他详细检讨了长久以来时人将盘谷一地“张冠李戴”的原因：第一，天津蓟县盘山也有盘谷，“只以盘山亦有盘谷，而太行实为天下之脊，西南发昆仑，东北走辽海。盘山亦在太行之阳也，故予向居田盘，每假借用之”；第二，韩愈所描写的盘谷自然环境与蓟县盘山的地形地貌极度相似，“雅合田盘之境”；第三，当时的大学士蒋溥等人在编撰Ⅸ盘山志》时，考虑到乾隆的权威和面子，虽对盘谷归属地有所怀疑，但终究未探究事实。“岂惟予误，蒋溥等之辑《盘山志》，二三其说而未归一是者，非不明于学，则有所面从，亦误也。”也就是说，乾隆充分认识到了这一事件所反映的当时存在的学术风气不端正的事实。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和当时的风气，乾隆以身作则，亲自撰写了《济源盘谷考证》和《用韩昌黎盘谷子诗韵明向误并志今考证也》等诗文，并下令将此镌刻于济源县盘谷寺，以昭示后人。
在《济源盘谷考证》一文中，乾隆除了纠正自己之前的错误认识，还有感而发，大谈关于读书问学的认识。他说：“读书所以明理、修身、制事也。陶渊明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余以为在渊明则可，在他人则不可。彼其高尚避世，理有所不必明，身有所不屑修，事有所不足制，故可耳。若予之读书，凡涉疑必求解其疑而后已，此或有合于韩昌黎‘解惑’之说乎！”在文章结尾，他又强调：“陶渊明不求甚解，在彼则可，在他人则不可，而在为人君者益不可。”
可以看出，虽然贵为人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乾隆依然治学严谨，倡导求真，认为读书必须一丝不苟，“求甚解”。对于广为流传的名人逸事，他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派人实地调查，去伪存真，得出正确的结论，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昭示天下，警醒后人。他的这种求真精神和改过勇气十分可贵。乾隆的这些举动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为当时学人树立了一个权威的标杆。皇帝尚且如此，臣工又怎敢懈怠？他们以客观资料为基础，重视考据训诂，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立义必凭证据，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学术不端现象时常出现，学术环境不容乐观，乾隆皇帝的求真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真实，是一切学问的生命，更是所有学人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唐朝贞元十七年（801年），韩愈在长安等候调官，未能如愿，心情抑郁。此时，他的好友李愿因怀才不遇，不满官场黑暗，决定到盘谷隐居。感同身受的韩愈为了送别好友，遂创作出了《送李愿归盘谷序》。文章开篇说“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日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在文中，他借写临别赠言来吐露自己的抑郁心情，于映衬对比中表达了对官场丑恶的憎恨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文章立意深远，一唱三叹，长短错落，不拘一格，采用散体与歌赋韵文相结合的方式，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北宋苏轼评价：“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已。”
到了清朝，《送李愿归盘谷序》已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乾隆皇帝也经常挥墨书写。因为这篇文章，盘谷也家喻户晓。但是，盘谷究竟在什么地方，韩愈的文章却没有明确指出，后来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在现在的天津市蓟县，有一座著名的盘山，历史上众多的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都曾游历于此，在清朝时更加盛极一时。由于盘山地位显赫，并且属于太行山脉，符合韩愈描述的“太行之阳有盘谷”等地形地貌，所以人们便认为李愿隐居之处就是盘山的盘谷。清朝编修的《盘山志》载：“以盘名山，而谷居盘之中，尤称幽阻，盖昔隐士之所栖止也。”乾隆皇帝尤其钟爱盘山，曾经巡幸盘山三十余次，留下歌咏盘山的诗作一千七百余首，并发出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叹。乾隆在盘山游览时曾经创作过很多《盘谷寺》同名诗，对李愿隐居及韩愈赠别一事多有赞誉，例如：“踽踽策杖人，然疑睹李愿”“珍重韩愈李愿，曾否烟磴跻攀”等等。从这些诗作来看，他对当时流行的盘谷就在天津蓟县的盘山这一说法曾经深信不疑。
但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乾隆皇帝却听说李愿隐居的盘谷并不在天津蓟县盘山，而在济源县盘谷寺。这让他既十分震惊，又将信将疑。“无以证其实，终属疑似，且不知济源之果有盘谷否也。”于是，他命令河南巡抚阿思哈亲自到济源县实地调查，并将盘谷地区的地形地貌、寺庙建筑、李愿坟墓、韩愈碑文等相关情况全部绘图呈贡，最后恍然大悟，得出结论：“盘谷实在济源而不在田盘。予向之假借用之者，误也。”
《济源盘谷考证》，可以说既是乾隆皇帝的“检讨书”，又是他学术观点的集中阐释。在文中，他详细检讨了长久以来时人将盘谷一地“张冠李戴”的原因：第一，天津蓟县盘山也有盘谷，“只以盘山亦有盘谷，而太行实为天下之脊，西南发昆仑，东北走辽海。盘山亦在太行之阳也，故予向居田盘，每假借用之”；第二，韩愈所描写的盘谷自然环境与蓟县盘山的地形地貌极度相似，“雅合田盘之境”；第三，当时的大学士蒋溥等人在编撰Ⅸ盘山志》时，考虑到乾隆的权威和面子，虽对盘谷归属地有所怀疑，但终究未探究事实。“岂惟予误，蒋溥等之辑《盘山志》，二三其说而未归一是者，非不明于学，则有所面从，亦误也。”也就是说，乾隆充分认识到了这一事件所反映的当时存在的学术风气不端正的事实。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和当时的风气，乾隆以身作则，亲自撰写了《济源盘谷考证》和《用韩昌黎盘谷子诗韵明向误并志今考证也》等诗文，并下令将此镌刻于济源县盘谷寺，以昭示后人。
在《济源盘谷考证》一文中，乾隆除了纠正自己之前的错误认识，还有感而发，大谈关于读书问学的认识。他说：“读书所以明理、修身、制事也。陶渊明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余以为在渊明则可，在他人则不可。彼其高尚避世，理有所不必明，身有所不屑修，事有所不足制，故可耳。若予之读书，凡涉疑必求解其疑而后已，此或有合于韩昌黎‘解惑’之说乎！”在文章结尾，他又强调：“陶渊明不求甚解，在彼则可，在他人则不可，而在为人君者益不可。”
可以看出，虽然贵为人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乾隆依然治学严谨，倡导求真，认为读书必须一丝不苟，“求甚解”。对于广为流传的名人逸事，他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派人实地调查，去伪存真，得出正确的结论，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昭示天下，警醒后人。他的这种求真精神和改过勇气十分可贵。乾隆的这些举动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为当时学人树立了一个权威的标杆。皇帝尚且如此，臣工又怎敢懈怠？他们以客观资料为基础，重视考据训诂，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立义必凭证据，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学术不端现象时常出现，学术环境不容乐观，乾隆皇帝的求真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真实，是一切学问的生命，更是所有学人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