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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高福利制度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的榜样,但随着欧元危机的深化,高福利被指责为是产生危机的根源。
罗马不是一日造的。
伴随着欧元危机的不断深化,欧盟国家迈入漫长的经济动荡期,化解这场危机注定需要几年或比几年更长的时间。
在对欧盟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层面的救助政策反思后,目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过高的福利成本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才是欧洲高债务和高财政赤字的根源。
长期以来,“高福利、高税收、最低工资水平规定、工时的缩短以及对雇员权利的广泛保护”是欧洲国家广为推行的福利制度;但对于企业经营来讲,高支出的成本已造成竞争力的劣势。“一些企业陆续将业务转移出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躲避欧洲高昂的经营成本。高成本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国家,其直接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下降。”经济学家指出。
减肥行动
看似强大而缜密的欧洲金融防御网,仿佛一夜之间被主权债务危机撕破,使得欧洲福利国家的制度正面临着几十年来最为严峻的威胁。眼下,欧洲各主要经济国家都在忙着出台“缩减福利计划”以应对入不敷出的财政尴尬。
据公开披露显示,德国6月计划削减至少30亿欧元的预算。德国政府首次暗示,可能会再次削减失业福利。这其中包括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向50岁以下的失业人口发放在职时60%的税前工资,而该福利已是大约5年前政府对更为优厚的失业福利进行下调后的产物。
随后,英国公布了利度更大的60亿英镑的预算削减计划。其中大多是削减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金和公共开支。政府暗示会上调政府养老金领取者的年龄:女性从60岁提高到65岁,男性从65岁提高到66岁。它还打算严格福利制度,要求失业者尝试着去找工作。
作为这次“欧元危机”备受指责的国家更是主动削减本国的福利。希腊5月公布了大幅削减开支计划:在退休之前必须缴纳40年而不是37年的养老基金,而且最早也要到60岁才能退休。月工资在3000欧元以上的公务员不会再拿到额外的两个月薪水。
此外,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向来以高福利著称的丹麦等北欧国家政府都在考虑实行提高退休年龄标准、削减政府预算和公务员开支、降低社会福利、提高个人及企业税率等措施。
其实,削减高福利不是一个新话题,它已讨论很久。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这几位战后出生的政治家,就致力于推动福利改革以改善其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在德国曾有两派对这一问题进行争论:改革派认为,应尽快改革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合作机制,按照市场规律实现劳动力成本合理化,遏制资本转移。同时,通过福利体制的改革,杜绝那种躺在高福利上睡觉、坐享其成的不良现象。保守派则认为,完备的福利制度,不仅为劳动力的休养生息创造了良好条件,而且促进了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得德国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如果丢弃这一“德国模式”,则无法体现重视劳工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是追求经济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人类理念。
但如今的欧洲经济状况已今非昔比,各国的财政无力支付国民的高福利生活。根据欧盟的统计数字,1998年各国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除了南欧的四个国家和爱尔兰是在23%以下外,瑞典、丹麦、芬兰、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都在30%以上,奥地利、意大利、英国都在28%左右。在1993～2001年的8年当中,欧盟成员国的老年人平均福利支出已经从1764欧元提高到2574欧元;健康福利平均支出已经从1229欧元提高到1736欧元;伤残福利平均支出则从363欧元提高到505欧元,这三项整体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目前,欧洲的“高福利改革”的政治风险正在加大。一些国家的工会都在计划组织全国性抗议游行和罢工,要求保护工资水平和退休年龄,希腊、西班牙等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游行。
合理的选择
“福利国家”一词来源于《贝弗里奇报告》,它是由英国著名学者W.H.贝弗里奇在1942年提出。贝弗里奇在这份报告中构想了战后英国及整个西欧的一种先进的福利型国家制度。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贝弗里奇报告已成为社会保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影响已经遍及世界所有主要国家。它树立了系统地实行社会计划化而不是零敲碎打地解决个别需要这样一种政策的典范。”半个世纪以来,贝弗里奇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政策建议一直是欧洲福利制度的指导原则。
福利制度是西方民主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橄榄型”社会的理念基础,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富的最大合理化分配。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经历了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从动荡、不成熟走向稳定、合理。
以世界最为推崇的北欧五国——丹麦、芬兰、瑞典、挪威和冰岛“福利国家”为例,它们经历了繁荣、危机、复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初,二战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北欧国家迎来了福利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出现泡沫,高福利制度受到质疑;第三阶段视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开始恢复,北欧五国的经济步入复兴时期,各福利机构和福利项目大部分得到调整和恢复。在这三个阶段中,值得关注的是第二阶段,也就是经济危机时期,当时的情景与现在的欧洲极其相似。来自保守党派的政治家认为,高福利是造成经济低效率和工人无积极性的主要原因,这种制度对经济发展起不到积极的作用。持相反主张的一些政治家则呼吁,政府要增加工作岗位、着力解决就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用收入不平等取代平等,“这是改善贫困的惟一途径:经济繁荣了,穷人也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当时的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形成了“北欧模式”——普遍主义、全面福利、再分配主义和鼓励就业的政策。
欧洲危机爆发后,西班牙经济学家阿莱德对北欧福利改革这样评价道,“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在福利体制方面表现更好,其失业福利体制更多关注的是失业者再就业,而不是让失业者失业期间也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如今,北欧三国的失业率都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丹麦一季度的失业率为7.5%,低于欧盟9.6%的平均水平,瑞典和芬兰的失业率为8.9%,挪威的失业率4月份仅为3%,为欧洲最低水平。
半个世纪前,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就曾告诫说,随着欧洲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人口逐渐变老,社会福利制度将不堪重负。根据欧洲统计组织发布的信息,2000～2020年间,欧盟15国15岁以下的人口将从6340万锐减到4940万,15～24岁的年轻人将从4680万锐减到3890万,25～49岁的壮年将从1.393亿锐减到1.197亿;而同期内,50～64岁的人口将会从6570万激增到8500万,65～79岁的老龄人口将从4730万激增到5970万,80岁以上的老人将从1390万激增到2480万。很显然,人口老龄化和人口下降已成为纠结欧洲高福利的两大根本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在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是日本,日本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及总人口的数量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拐点,随之出现的是日本经济几十年持续的低迷和政府债务的不断增长。现在有学者指出,欧洲是第二个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将是必然。“但目前的问题是,福利改革不是一蹴而就,它是一系列的政策调整、配套推进,特别是要汲取北欧当年的做法,鼓励失业者再就业,以减少社会负担,最大程度的增加社会财富,这或许是根本所在。”欧洲经济学家指出。
罗马不是一日造的。
伴随着欧元危机的不断深化,欧盟国家迈入漫长的经济动荡期,化解这场危机注定需要几年或比几年更长的时间。
在对欧盟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层面的救助政策反思后,目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过高的福利成本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才是欧洲高债务和高财政赤字的根源。
长期以来,“高福利、高税收、最低工资水平规定、工时的缩短以及对雇员权利的广泛保护”是欧洲国家广为推行的福利制度;但对于企业经营来讲,高支出的成本已造成竞争力的劣势。“一些企业陆续将业务转移出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躲避欧洲高昂的经营成本。高成本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国家,其直接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下降。”经济学家指出。
减肥行动
看似强大而缜密的欧洲金融防御网,仿佛一夜之间被主权债务危机撕破,使得欧洲福利国家的制度正面临着几十年来最为严峻的威胁。眼下,欧洲各主要经济国家都在忙着出台“缩减福利计划”以应对入不敷出的财政尴尬。
据公开披露显示,德国6月计划削减至少30亿欧元的预算。德国政府首次暗示,可能会再次削减失业福利。这其中包括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向50岁以下的失业人口发放在职时60%的税前工资,而该福利已是大约5年前政府对更为优厚的失业福利进行下调后的产物。
随后,英国公布了利度更大的60亿英镑的预算削减计划。其中大多是削减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金和公共开支。政府暗示会上调政府养老金领取者的年龄:女性从60岁提高到65岁,男性从65岁提高到66岁。它还打算严格福利制度,要求失业者尝试着去找工作。
作为这次“欧元危机”备受指责的国家更是主动削减本国的福利。希腊5月公布了大幅削减开支计划:在退休之前必须缴纳40年而不是37年的养老基金,而且最早也要到60岁才能退休。月工资在3000欧元以上的公务员不会再拿到额外的两个月薪水。
此外,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向来以高福利著称的丹麦等北欧国家政府都在考虑实行提高退休年龄标准、削减政府预算和公务员开支、降低社会福利、提高个人及企业税率等措施。
其实,削减高福利不是一个新话题,它已讨论很久。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这几位战后出生的政治家,就致力于推动福利改革以改善其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在德国曾有两派对这一问题进行争论:改革派认为,应尽快改革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合作机制,按照市场规律实现劳动力成本合理化,遏制资本转移。同时,通过福利体制的改革,杜绝那种躺在高福利上睡觉、坐享其成的不良现象。保守派则认为,完备的福利制度,不仅为劳动力的休养生息创造了良好条件,而且促进了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得德国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如果丢弃这一“德国模式”,则无法体现重视劳工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是追求经济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人类理念。
但如今的欧洲经济状况已今非昔比,各国的财政无力支付国民的高福利生活。根据欧盟的统计数字,1998年各国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除了南欧的四个国家和爱尔兰是在23%以下外,瑞典、丹麦、芬兰、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都在30%以上,奥地利、意大利、英国都在28%左右。在1993～2001年的8年当中,欧盟成员国的老年人平均福利支出已经从1764欧元提高到2574欧元;健康福利平均支出已经从1229欧元提高到1736欧元;伤残福利平均支出则从363欧元提高到505欧元,这三项整体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目前,欧洲的“高福利改革”的政治风险正在加大。一些国家的工会都在计划组织全国性抗议游行和罢工,要求保护工资水平和退休年龄,希腊、西班牙等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游行。
合理的选择
“福利国家”一词来源于《贝弗里奇报告》,它是由英国著名学者W.H.贝弗里奇在1942年提出。贝弗里奇在这份报告中构想了战后英国及整个西欧的一种先进的福利型国家制度。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贝弗里奇报告已成为社会保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影响已经遍及世界所有主要国家。它树立了系统地实行社会计划化而不是零敲碎打地解决个别需要这样一种政策的典范。”半个世纪以来,贝弗里奇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政策建议一直是欧洲福利制度的指导原则。
福利制度是西方民主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橄榄型”社会的理念基础,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富的最大合理化分配。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经历了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从动荡、不成熟走向稳定、合理。
以世界最为推崇的北欧五国——丹麦、芬兰、瑞典、挪威和冰岛“福利国家”为例,它们经历了繁荣、危机、复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初,二战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北欧国家迎来了福利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出现泡沫,高福利制度受到质疑;第三阶段视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开始恢复,北欧五国的经济步入复兴时期,各福利机构和福利项目大部分得到调整和恢复。在这三个阶段中,值得关注的是第二阶段,也就是经济危机时期,当时的情景与现在的欧洲极其相似。来自保守党派的政治家认为,高福利是造成经济低效率和工人无积极性的主要原因,这种制度对经济发展起不到积极的作用。持相反主张的一些政治家则呼吁,政府要增加工作岗位、着力解决就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用收入不平等取代平等,“这是改善贫困的惟一途径:经济繁荣了,穷人也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当时的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形成了“北欧模式”——普遍主义、全面福利、再分配主义和鼓励就业的政策。
欧洲危机爆发后,西班牙经济学家阿莱德对北欧福利改革这样评价道,“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在福利体制方面表现更好,其失业福利体制更多关注的是失业者再就业,而不是让失业者失业期间也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如今,北欧三国的失业率都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丹麦一季度的失业率为7.5%,低于欧盟9.6%的平均水平,瑞典和芬兰的失业率为8.9%,挪威的失业率4月份仅为3%,为欧洲最低水平。
半个世纪前,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就曾告诫说,随着欧洲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人口逐渐变老,社会福利制度将不堪重负。根据欧洲统计组织发布的信息,2000～2020年间,欧盟15国15岁以下的人口将从6340万锐减到4940万,15～24岁的年轻人将从4680万锐减到3890万,25～49岁的壮年将从1.393亿锐减到1.197亿;而同期内,50～64岁的人口将会从6570万激增到8500万,65～79岁的老龄人口将从4730万激增到5970万,80岁以上的老人将从1390万激增到2480万。很显然,人口老龄化和人口下降已成为纠结欧洲高福利的两大根本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在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是日本,日本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及总人口的数量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拐点,随之出现的是日本经济几十年持续的低迷和政府债务的不断增长。现在有学者指出,欧洲是第二个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将是必然。“但目前的问题是,福利改革不是一蹴而就,它是一系列的政策调整、配套推进,特别是要汲取北欧当年的做法,鼓励失业者再就业,以减少社会负担,最大程度的增加社会财富,这或许是根本所在。”欧洲经济学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