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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民日日报》是陈独秀从事报刊实践活动的起点。他既是《国民日日报》的发起创办人之一，也是总理编辑之一，其地位与章士钊不相上下。陈独秀的加盟为《国民日日报》的“舒缓”及多面向特征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陈独秀 章士钊 《国民日日报》
陈独秀在创办《安徽俗话报》之前，曾参编《国民日日报》，这一点没有疑问。但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的地位问题，则历来都有争论，争论主要围绕两点，一是他是否为《国民日日报》创办人之一；二是他在《国民日日报》是总理编辑之一，还是仅为“文字编辑”。第一个问题关涉到陈独秀是否参与了报纸的办刊全程，第二个问题则关涉陈独秀是否有机会将其办报理念付诸实践，亦即《国民日日报》除带有章士钊的色彩外，是否还具有陈独秀的色彩？如果陈独秀既是《国民日日报》的创办人之一，又是总理编辑之一，且参与了报刊创办的始终，那么陈的地位当与章士钊不相上下，《国民日日报》也必然反映了陈独秀的新闻传播理念及其思想印迹。因此，理清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的地位，不仅对于研究《国民日日报》非常重要，且对于研究陈独秀的报刊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民日日报》虽是陈独秀报刊实践活动的起点，但他本人对这一段经历却少有记载。又因考虑到作者的人身安全，时论（主要为“论说”与“短批评”两个栏目）一类的文章多不署名，且之后陈独秀也没有像章士钊、张继等人对其所刊文章进行“认领”，这就给识别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日报》上所刊文章带来了困难。这也正是学界将《国民日日报》归功于章士钊，忽略陈独秀于该报所作贡献的一个原因。学界专门论述陈独秀与《国民日日报》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多，陈万雄在《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1879—1915》（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认为，陈与该报关系密切，又因《箴奴隶》《道统辨》《说君》等三篇社说与《新青年》时期陈氏的著述十分相近，所以上述文章极有可能出自陈氏手笔。张敬让《陈独秀与〈国民日日报〉》《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对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馆工作期间的经历作了介绍，认为参编《国民日日报》是其报人生涯的开始，但该文篇幅较短，多为介绍性文字，缺乏深入分析。沈寂《陈独秀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认为，作为主编之一的陈独秀，自当有许多社说为其所撰，其中《革天》《道统辨》《奴隶狱序》等似出自他的手笔，《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则为陈独秀、章士钊合撰。上述成果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没有深入分析本文提出的陈独秀于《国民日日报》的地位及贡献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章士钊、张继等当事人以及对“历史表述”颇有影响的冯自由的文字表述，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力图还原陈独秀在该报的地位，并尝试论述陈独秀于《国民日日报》的贡献。
一、冯自由、张继、章士钊等人的文字表述
冯自由在《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报》一文中称：“是报初由章士钊、张继、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等筹办数月，担任是报文字者，除章、何、张、陈外，尚有苏曼殊、陈由己、金天翮，柳弃疾诸人。”[1]这一表述对之后关于《国民日日报》的“历史表述”颇有影响，如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纪要》，即在冯自由论述的基础上，写道：“本日（八月七日），张继、章士钊、陈去病、卢和生等创办《国民日日报》于上海，因虑易招清廷仇视，即以粤人卢和生为发行人。《国民日日报》发刊后，先后担任撰述者有张继、章士钊、何靡施、陈去病、苏曼殊、陈由己、柳弃疾等人，主张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则较《苏报》为新颖。”[2]这种说法对大陆的相关研究也存有影响，如祖艳的《〈国民日日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论文，2008年），虽承认陈独秀于该报有一定的贡献，但却赞成冯的说法，即陈并不是该报的创办人之一，认为冯氏说法并没有错，只是没有突出陈独秀的重要作用而已，还认为陈万雄、邓学稼等人关于冯自由有关陈独秀的表述是别有用心，故意贬低或出于政治立场心存贬意的说法，有些不妥。[3]
张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其（陈梦坡）思想亦较开放，赞成革命，遂聘行严（章士钊）为主笔。余与威丹（邹容）得常至报馆。太炎撰《驳康有为政见书》，威丹著《革命军》，大唱革命，《苏报》和之。余不能文，仅将报内纪事多添‘满贼’而已。……江西谢小石出资，办《国民日日报》，租新闸新马路梅福里一楼一底。楼下安置印刷机及铅字，楼上作编辑室。行严、由己（即陈独秀）及余皆任事。余撰《说君》一文，行严润色之。偶与卢某涉讼，经费缺乏，停刊。”[4]
章士钊《双枰记》道：“后靡施复来自闽，余方经营某新闻社，即约与同居。……独秀山民性伉爽，得靡施恨晚。吾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义至相得。时更有社友燕子山僧善作画，亦靡施剧谭之友”，又“盖新闻脱版，速亦无前于十二句者。脱版后必更阅全稿，防有误字。此役余与独秀递为之。然一人为之，余一人恒与相守，不独往寝。故余与独秀同逾十二句不睡以为常。”[5]章士钊于1926年又写道，“（陈独秀）东游不得意，返于沪，与愚及沧州张溥泉、南康谢晓石共立《国民日日报》。吾两人蛰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为何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6]章士钊于20世纪40年代又赋诗一首，追忆往事：“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即风偃，字字挟严霜。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7]
二、对上述文字表述的分析
章士钊、张继两人是当事人。章士钊的论述肯定了陈独秀的创办人身份以及总理编辑身份；张继的论述也提到了章士钊、陈独秀及他本人均任事《国民日日报》。考虑到章、张二人虽为拜把兄弟，但民元后两人政治身份不同，张继与陈独秀更是不同政见者，因此张继的记述是可信的。在张继的记述中，只提到了出资人谢晓石、章士钊、陈独秀及其本人，其他人等不见记载。因此，结合两人的论述，可以断定，陈独秀既是《国民日日报》的创办人之一，也是报纸的总理编辑之一。 冯自由不是当事人，其论述虽提到陈独秀，但存有不实之处。如“是报初由章士钊、张继、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等筹办数月”，事实上，这份报纸不可能筹办数月，因为《国民日日报》8月7日创刊离《苏报》7月7日被封前后相隔仅30天；陈独秀于6月27日接吴汝澄密报星夜逃往上海，且按照章士钊的记载，章士钊筹办《国民日日报》时，陈独秀已在上海；章士钊在《孤桐杂记》一文中说：“是年（1903年）夏间，陈独秀已在上海。”（《甲寅周刊》，1926-12-15）又按照章士钊的记载，何靡施自闽来沪参与办报，当在陈独秀之后，因此，何靡施参与筹办报纸的说法也是可疑的。此外，就冯自由列出的办报人员来看，苏曼殊此时的中文功底尚弱，尚需陈独秀指导，苏曼殊与陈独秀的终身友谊即是此时结下的，据记载“此时苏曼殊汉文根基尚浅，文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而按照张继自己的说法，张本人的文字功底也不及章、陈二人，因此也不可能与陈、章两人一样总理编辑事务。因此，陈万雄“冯此文所记多失实，中仅说陈独秀曾担任该报文字，不无贬意”，[7]以及邓学稼“大家都知道冯著常歪曲史实，贬陈可能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或记错”[8]的结论有其合理性，那种认为冯氏说法没有错的观点是错误的。[9]
综上可知，陈独秀不仅是《国民日日报》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国民日日报》的总理编辑之一。
三、陈独秀对于《国民日日报》的贡献
《国民日日报》时期，中国报纸仍处于政论时代，报纸主笔及其“论说”对报纸赢得声誉至关重要。陈独秀作为报纸的总理编辑之一，该报“社说”“短批评”栏肯定有陈独秀撰写的文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任建树认为，既然陈独秀与章士钊总理编辑事宜，那么《国民日日报》的指导思想及其重要言论，至少是得到陈独秀的赞同或赏识的。[10]因此，报纸除带有章士钊的色彩外，必然还具有陈独秀的色彩。
《国民日日报》被时人赞评为“《苏报》第二”，但章士钊却说《国民日日报》“论调之舒缓，即远较《苏报》之竣急有差”。《国民日日报》不但排版格式上多有创新，篇幅取材也有所更张，有社说、外论、讲坛、中国警闻、南鸿北雁、谈苑、小说等等，呈现出多面向的特征。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吸取了《苏报》被封的教训，所以“论调较舒缓”，不求“爆炸性之一击”，且认为这是章士钊出于自己的主观认知而独立所为，与陈独秀无关。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陈独秀对报纸的多面向特征是有贡献的。
章士钊此时是专心革命宣传的，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号称“激烈第一人”的刘师培。按照白吉庵在《章士钊传》中的论述，《苏报》被封后，章士钊即从事“实际工作，又开始与黄兴加强联系，计划如何开展革命工作”。他们计划，“第一步是俩人一起去泰兴拜访龙璋（砚仙）”，后“俩人又去南京走访新近由日本回国的魏肇文（江督魏光焘之子）”，并“在南京住了几天”。两人返沪后即拟划如何到内地开展工作。章士钊送走了黄兴后，《国民日日报》才刊行。[11]在编辑报纸过程中，章士钊不仅参与实际的革命活动，“抽出时间，去推行他与黄兴议定好在南京方面的工作”，去南京出席北极阁“拒俄大会”，章士钊在《赵伯先事略》（《甲寅》1卷25号8页）中记载了这一次集会：“癸卯秋，愚潜返宁，为会于北极阁，假借俄事，极言革命，南京学生咸集，为内地公开演说之嚆矢，声势甚盛。”并发表演讲；还创设东大陆图书译印局，不仅出版许多革命书籍，如《猛回头》《攘书》《皇帝魂》《苏报案纪事》等，且自编《大革命家孙逸仙》以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那么，章士钊在专心革命宣传的同时，是否可以舒缓其革命宣传论调呢？个人的转变可以是瞬间的、突然的，但是这种瞬间、突然的转变是有其思想根源的。然而，思想的形成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思想资源的接受与转变对任何人来说都需要一个过程，对于陈独秀、章士钊等“思想者”来说，更是如此。“思想者”可以转变，如陈独秀由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创始人，章士钊虽激烈宣传革命，却拒绝加入“同盟会”，后又成为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但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同时从事相互矛盾的两件事。很难想象，章士钊在出版《大革命家孙逸仙》《猛回头》《攘书》《皇帝魂》等革命书籍宣传革命的同时，在《国民日日报》却舒缓其革命论调，事实上，章士钊在《国民日日报》所发文章的文辞也并不舒缓。因此，很难想象，章士钊以舒缓的形式宣传激烈的革命内容。
相反，陈独秀此时是专心报纸编辑工作的，无论创办《国民日日报》之前，还是之后创办《安徽俗话报》，革命都不是陈独秀的志趣，当然更谈不上激烈的革命。这也是陈独秀相较于“暴得大名”的章士钊、刘师培、林獬等人，显得默默无闻的重要原因，否则以陈独秀的才思文笔，要想“暴得大名”是件轻松的事，这也表明陈独秀有自己的追求、坚持与思考。
陈独秀参与创办的第一份报刊是《国民日日报》，且与章士钊一起成为该报的总理编辑。相较于章在编辑报纸的同时也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陈独秀则专心于报纸的编辑活动，故而《国民日日报》必然也反映了陈独秀的新闻传播理念和思想印迹。事实上，该报的“舒缓”及其多面向特征，正缘于陈独秀的加盟。
参考文献：
[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中华民国史纪要编委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纪元前十年（一九0二）至八年（一九0四）[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495.
[3] [12] 祖艳.《国民日日报》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12.
[4] 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影印本）：5-6.
[5] 烂柯山人（章士钊）.《双秤记》[J].《甲寅杂志》（第一卷）1914-11-20.
[6] 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J].《甲寅周刊》（第一卷）1926-01-30.
[7] 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5期，1941（5）.
[8] 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1879至1915[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55.
[9] 邓学稼.陈独秀传（上册）[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61.
[10]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1] 白吉庵.章士钊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33-34.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暨南大学新闻学院）
《国民日日报》是陈独秀从事报刊实践活动的起点。他既是《国民日日报》的发起创办人之一，也是总理编辑之一，其地位与章士钊不相上下。陈独秀的加盟为《国民日日报》的“舒缓”及多面向特征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陈独秀 章士钊 《国民日日报》
陈独秀在创办《安徽俗话报》之前，曾参编《国民日日报》，这一点没有疑问。但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的地位问题，则历来都有争论，争论主要围绕两点，一是他是否为《国民日日报》创办人之一；二是他在《国民日日报》是总理编辑之一，还是仅为“文字编辑”。第一个问题关涉到陈独秀是否参与了报纸的办刊全程，第二个问题则关涉陈独秀是否有机会将其办报理念付诸实践，亦即《国民日日报》除带有章士钊的色彩外，是否还具有陈独秀的色彩？如果陈独秀既是《国民日日报》的创办人之一，又是总理编辑之一，且参与了报刊创办的始终，那么陈的地位当与章士钊不相上下，《国民日日报》也必然反映了陈独秀的新闻传播理念及其思想印迹。因此，理清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的地位，不仅对于研究《国民日日报》非常重要，且对于研究陈独秀的报刊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民日日报》虽是陈独秀报刊实践活动的起点，但他本人对这一段经历却少有记载。又因考虑到作者的人身安全，时论（主要为“论说”与“短批评”两个栏目）一类的文章多不署名，且之后陈独秀也没有像章士钊、张继等人对其所刊文章进行“认领”，这就给识别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日报》上所刊文章带来了困难。这也正是学界将《国民日日报》归功于章士钊，忽略陈独秀于该报所作贡献的一个原因。学界专门论述陈独秀与《国民日日报》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多，陈万雄在《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1879—1915》（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认为，陈与该报关系密切，又因《箴奴隶》《道统辨》《说君》等三篇社说与《新青年》时期陈氏的著述十分相近，所以上述文章极有可能出自陈氏手笔。张敬让《陈独秀与〈国民日日报〉》《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对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馆工作期间的经历作了介绍，认为参编《国民日日报》是其报人生涯的开始，但该文篇幅较短，多为介绍性文字，缺乏深入分析。沈寂《陈独秀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认为，作为主编之一的陈独秀，自当有许多社说为其所撰，其中《革天》《道统辨》《奴隶狱序》等似出自他的手笔，《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则为陈独秀、章士钊合撰。上述成果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没有深入分析本文提出的陈独秀于《国民日日报》的地位及贡献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章士钊、张继等当事人以及对“历史表述”颇有影响的冯自由的文字表述，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力图还原陈独秀在该报的地位，并尝试论述陈独秀于《国民日日报》的贡献。
一、冯自由、张继、章士钊等人的文字表述
冯自由在《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报》一文中称：“是报初由章士钊、张继、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等筹办数月，担任是报文字者，除章、何、张、陈外，尚有苏曼殊、陈由己、金天翮，柳弃疾诸人。”[1]这一表述对之后关于《国民日日报》的“历史表述”颇有影响，如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纪要》，即在冯自由论述的基础上，写道：“本日（八月七日），张继、章士钊、陈去病、卢和生等创办《国民日日报》于上海，因虑易招清廷仇视，即以粤人卢和生为发行人。《国民日日报》发刊后，先后担任撰述者有张继、章士钊、何靡施、陈去病、苏曼殊、陈由己、柳弃疾等人，主张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则较《苏报》为新颖。”[2]这种说法对大陆的相关研究也存有影响，如祖艳的《〈国民日日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论文，2008年），虽承认陈独秀于该报有一定的贡献，但却赞成冯的说法，即陈并不是该报的创办人之一，认为冯氏说法并没有错，只是没有突出陈独秀的重要作用而已，还认为陈万雄、邓学稼等人关于冯自由有关陈独秀的表述是别有用心，故意贬低或出于政治立场心存贬意的说法，有些不妥。[3]
张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其（陈梦坡）思想亦较开放，赞成革命，遂聘行严（章士钊）为主笔。余与威丹（邹容）得常至报馆。太炎撰《驳康有为政见书》，威丹著《革命军》，大唱革命，《苏报》和之。余不能文，仅将报内纪事多添‘满贼’而已。……江西谢小石出资，办《国民日日报》，租新闸新马路梅福里一楼一底。楼下安置印刷机及铅字，楼上作编辑室。行严、由己（即陈独秀）及余皆任事。余撰《说君》一文，行严润色之。偶与卢某涉讼，经费缺乏，停刊。”[4]
章士钊《双枰记》道：“后靡施复来自闽，余方经营某新闻社，即约与同居。……独秀山民性伉爽，得靡施恨晚。吾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义至相得。时更有社友燕子山僧善作画，亦靡施剧谭之友”，又“盖新闻脱版，速亦无前于十二句者。脱版后必更阅全稿，防有误字。此役余与独秀递为之。然一人为之，余一人恒与相守，不独往寝。故余与独秀同逾十二句不睡以为常。”[5]章士钊于1926年又写道，“（陈独秀）东游不得意，返于沪，与愚及沧州张溥泉、南康谢晓石共立《国民日日报》。吾两人蛰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为何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6]章士钊于20世纪40年代又赋诗一首，追忆往事：“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即风偃，字字挟严霜。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7]
二、对上述文字表述的分析
章士钊、张继两人是当事人。章士钊的论述肯定了陈独秀的创办人身份以及总理编辑身份；张继的论述也提到了章士钊、陈独秀及他本人均任事《国民日日报》。考虑到章、张二人虽为拜把兄弟，但民元后两人政治身份不同，张继与陈独秀更是不同政见者，因此张继的记述是可信的。在张继的记述中，只提到了出资人谢晓石、章士钊、陈独秀及其本人，其他人等不见记载。因此，结合两人的论述，可以断定，陈独秀既是《国民日日报》的创办人之一，也是报纸的总理编辑之一。 冯自由不是当事人，其论述虽提到陈独秀，但存有不实之处。如“是报初由章士钊、张继、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等筹办数月”，事实上，这份报纸不可能筹办数月，因为《国民日日报》8月7日创刊离《苏报》7月7日被封前后相隔仅30天；陈独秀于6月27日接吴汝澄密报星夜逃往上海，且按照章士钊的记载，章士钊筹办《国民日日报》时，陈独秀已在上海；章士钊在《孤桐杂记》一文中说：“是年（1903年）夏间，陈独秀已在上海。”（《甲寅周刊》，1926-12-15）又按照章士钊的记载，何靡施自闽来沪参与办报，当在陈独秀之后，因此，何靡施参与筹办报纸的说法也是可疑的。此外，就冯自由列出的办报人员来看，苏曼殊此时的中文功底尚弱，尚需陈独秀指导，苏曼殊与陈独秀的终身友谊即是此时结下的，据记载“此时苏曼殊汉文根基尚浅，文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而按照张继自己的说法，张本人的文字功底也不及章、陈二人，因此也不可能与陈、章两人一样总理编辑事务。因此，陈万雄“冯此文所记多失实，中仅说陈独秀曾担任该报文字，不无贬意”，[7]以及邓学稼“大家都知道冯著常歪曲史实，贬陈可能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或记错”[8]的结论有其合理性，那种认为冯氏说法没有错的观点是错误的。[9]
综上可知，陈独秀不仅是《国民日日报》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国民日日报》的总理编辑之一。
三、陈独秀对于《国民日日报》的贡献
《国民日日报》时期，中国报纸仍处于政论时代，报纸主笔及其“论说”对报纸赢得声誉至关重要。陈独秀作为报纸的总理编辑之一，该报“社说”“短批评”栏肯定有陈独秀撰写的文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任建树认为，既然陈独秀与章士钊总理编辑事宜，那么《国民日日报》的指导思想及其重要言论，至少是得到陈独秀的赞同或赏识的。[10]因此，报纸除带有章士钊的色彩外，必然还具有陈独秀的色彩。
《国民日日报》被时人赞评为“《苏报》第二”，但章士钊却说《国民日日报》“论调之舒缓，即远较《苏报》之竣急有差”。《国民日日报》不但排版格式上多有创新，篇幅取材也有所更张，有社说、外论、讲坛、中国警闻、南鸿北雁、谈苑、小说等等，呈现出多面向的特征。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吸取了《苏报》被封的教训，所以“论调较舒缓”，不求“爆炸性之一击”，且认为这是章士钊出于自己的主观认知而独立所为，与陈独秀无关。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陈独秀对报纸的多面向特征是有贡献的。
章士钊此时是专心革命宣传的，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号称“激烈第一人”的刘师培。按照白吉庵在《章士钊传》中的论述，《苏报》被封后，章士钊即从事“实际工作，又开始与黄兴加强联系，计划如何开展革命工作”。他们计划，“第一步是俩人一起去泰兴拜访龙璋（砚仙）”，后“俩人又去南京走访新近由日本回国的魏肇文（江督魏光焘之子）”，并“在南京住了几天”。两人返沪后即拟划如何到内地开展工作。章士钊送走了黄兴后，《国民日日报》才刊行。[11]在编辑报纸过程中，章士钊不仅参与实际的革命活动，“抽出时间，去推行他与黄兴议定好在南京方面的工作”，去南京出席北极阁“拒俄大会”，章士钊在《赵伯先事略》（《甲寅》1卷25号8页）中记载了这一次集会：“癸卯秋，愚潜返宁，为会于北极阁，假借俄事，极言革命，南京学生咸集，为内地公开演说之嚆矢，声势甚盛。”并发表演讲；还创设东大陆图书译印局，不仅出版许多革命书籍，如《猛回头》《攘书》《皇帝魂》《苏报案纪事》等，且自编《大革命家孙逸仙》以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那么，章士钊在专心革命宣传的同时，是否可以舒缓其革命宣传论调呢？个人的转变可以是瞬间的、突然的，但是这种瞬间、突然的转变是有其思想根源的。然而，思想的形成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思想资源的接受与转变对任何人来说都需要一个过程，对于陈独秀、章士钊等“思想者”来说，更是如此。“思想者”可以转变，如陈独秀由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创始人，章士钊虽激烈宣传革命，却拒绝加入“同盟会”，后又成为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但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同时从事相互矛盾的两件事。很难想象，章士钊在出版《大革命家孙逸仙》《猛回头》《攘书》《皇帝魂》等革命书籍宣传革命的同时，在《国民日日报》却舒缓其革命论调，事实上，章士钊在《国民日日报》所发文章的文辞也并不舒缓。因此，很难想象，章士钊以舒缓的形式宣传激烈的革命内容。
相反，陈独秀此时是专心报纸编辑工作的，无论创办《国民日日报》之前，还是之后创办《安徽俗话报》，革命都不是陈独秀的志趣，当然更谈不上激烈的革命。这也是陈独秀相较于“暴得大名”的章士钊、刘师培、林獬等人，显得默默无闻的重要原因，否则以陈独秀的才思文笔，要想“暴得大名”是件轻松的事，这也表明陈独秀有自己的追求、坚持与思考。
陈独秀参与创办的第一份报刊是《国民日日报》，且与章士钊一起成为该报的总理编辑。相较于章在编辑报纸的同时也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陈独秀则专心于报纸的编辑活动，故而《国民日日报》必然也反映了陈独秀的新闻传播理念和思想印迹。事实上，该报的“舒缓”及其多面向特征，正缘于陈独秀的加盟。
参考文献：
[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中华民国史纪要编委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纪元前十年（一九0二）至八年（一九0四）[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495.
[3] [12] 祖艳.《国民日日报》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12.
[4] 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影印本）：5-6.
[5] 烂柯山人（章士钊）.《双秤记》[J].《甲寅杂志》（第一卷）1914-11-20.
[6] 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J].《甲寅周刊》（第一卷）1926-01-30.
[7] 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5期，1941（5）.
[8] 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1879至1915[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55.
[9] 邓学稼.陈独秀传（上册）[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61.
[10]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1] 白吉庵.章士钊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33-34.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暨南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