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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全过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的首要任务。基于政党韧性的研究视角，构建“防备—管控—学习”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周期模型，以揭示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之谜。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大风险的表现形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目标定位和行动策略不同，先后经历了以求生存求发展求胜利、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核心目标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历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首先在于它是一個韧性政党，面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善于主动进行防范准备、有效进行管控处理、及时进行学习改进。
关键词：韧性政党;风险治理;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9-0034-16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世界各国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他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1]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是一部在危难和挑战中不断成长的历史。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长盛不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本文提出一个韧性政党的分析框架，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不断取得成功，首先在于它是一个以韧性建设为目标的政党，善于主动防备风险、科学管控风险并及时从风险挑战中学习改进，从而能够积极稳妥地应对各种艰难险阻并在应对过程中愈挫愈勇、百炼成钢。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在危机中求生存、在逆境中求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是不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提高政党韧性的过程。
一、解开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之谜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成立之初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9 5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三个“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2]19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概括为“两大奇迹”——“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3]2。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概括为：“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4]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称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中国共产党也被国际社会誉为“世界上执政成就最辉煌的政党”[5]，“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展现的非凡领导力”被认为是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6]。
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是任何执政党都会遇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1945年7月，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中指出：“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7]从国际经验看，也存在一党连续执政70年左右后走向“人亡政息”的现象——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连续执政71年后下台了，苏联共产党在连续执政72年后解散了[8]。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连续执政70多年，走出了一条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并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蓬勃发展。“中共政权的政治韧性与快速扩张、富有国际竞争力和一体化的经济，构成了一个明显异常和不可预测的事件，对全球政治经济权力分配以及全球关于发展模式的辩论都产生了巨大的潜在冲击。”[9]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特别是，面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为何不仅没有被击垮，反而愈挫愈勇？对此，理论界提出了各种解释框架，试图回答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之谜。例如，使命型政党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确立新时期的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现代性的关键”，“中共的合法性来自其是否能够兑现向社会作出的承诺”，“执政党不仅要有使命，更要有能力实现使命”[10]58-59。政绩型政党理论认为，政绩支持是执政党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之一;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11-12]。适应型政党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善于根据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从而促进整个治理结构与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环境紧密融合[13-14]。 与西方政党非常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应对风险挑战中创立和壮大的，重大风险挑战始终伴随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全过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始终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15-16]。这些风险挑战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外源型的又有内生型的，既有长期性的又有短期性的，既有全局性的又有局部性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17]156，“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18]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特别强调：“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19]16-17
二、韧性政党：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韧性”（resilience）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表示材料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是物体柔软坚实、不易折断破裂的性质。韧性越好，则物体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越小。借鉴物理学的“韧性”概念，本文提出政党韧性模型，把政党韧性看作重大风险挑战应对全过程中防备能力、管控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总和，包括避免或减少重大风险发生、承受和抵御重大风险冲击以及及时从防控风险中学习提高三个方面。
（一）韧性：对动态冲击的响应特性
自源起以来，韧性概念经历了从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演进韧性的认知转型过程。19世纪中期，韧性概念被运用于机械学，用来描述金属受到外力作用产生变形后在未断裂情况下恢复原状的能力。20世纪50年代，韧性被运用于心理学，用来描述遭受精神创伤后的复原和成长状态。20世纪70年代初，韧性被运用于系统生态学，用来描述生态系统吸收各类变化以维持稳定状态的能力。之后，韧性研究逐渐从自然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以及城市、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灾害管理等领域延伸[20-21]。
发源于工程力学的工程韧性，主要指工程系统在受到扰动、偏离既定状态后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能力，通过工程系统对扰动的抵抗能力以及从故障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的速度与程度来衡量。工程韧性强调系统只存在单一平衡状态，其发展变化是有序、线性的。生态韧性观点对工程韧性强调系统维持刚性稳定状态能力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系统存在两种或多种平衡状态而非单一平衡状态，其发展变化是复杂、非线性的。韧性不仅能使系统恢复到原始的平衡状态，而且能使系统在外部扰动作用下从一种平衡状态转向另一种平衡状态。韧性就是系统在不同平衡状态之间转化时所能吸收最大扰动量级的能力[22]。社会—生态韧性观点则进一步抛弃了对系统平衡状态的追求，关注系统非平衡状态的发展与演化，要求系统在外部扰动下能够生存持续，进而塑造循环式动态平衡。社会—生态韧性观点认为，系统所呈现的是发展变化状态而非平衡状态，韧性不仅包括系统承受、抵御和吸收外部扰动以恢復到原始状态的能力，而且包括系统在应对扰动时持续不断地学习、创新、适应、改变的能力[23]。
韧性是对冲击的响应特性。重大冲击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包括冲击前、冲击中、冲击后三个不同阶段;对重大冲击的响应活动，也相应地包括避免或减少冲击、承受和抵御冲击、从冲击中学习和获益三个阶段。因此，在以往关于承受和抵御（冲击中阶段）冲击、从冲击中学习和获益（冲击后阶段）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可以把韧性的内容往前扩展至避免或减少冲击（冲击前阶段）。也就是说，韧性不仅包括面对外界扰动时所具有的承受、抵御、恢复能力以及适应、创新、进步能力，而且包括避免和减少冲击、为响应冲击提前做好准备的能力。
（二）政党韧性：一个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全周期过程模型
政党是一个以执掌或参与政权为主要目标的政治组织。在赢得政权、参与政权或维护政权的过程中，政党会遇到各种干扰和冲击，需要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能否有效抵御风险挑战，及时从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应对风险考验中不断前行，是衡量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经常要应对挑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破解危局的政党来说，更需要增强韧性。
根据“冲击—响应”韧性理论，作为组织机构的政党需要经常回应作为冲击的各种风险挑战;政党的韧性是对降低冲击、回应冲击并从冲击中获益的速度、广度、效度等不同方面的综合测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包括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在内的全生命周期的活动过程;政党韧性是一个由避免或减少风险挑战的防备能力、承受和抵御风险挑战的管控能力、从风险挑战中获益和改进的学习能力共同构成的全周期过程性能力（见图1）。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具有足够的韧性，就要看这个政党是否能够主动防备风险、有效管控风险以及善于从风险中学习。强韧性的政党，不仅能够有效承受和抵御重大风险带来的冲击，不会被各种困难击败，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或降低风险，为政党生存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并善于从应对风险中总结经验教训，在挫折中变得越来越强大。
《申鉴·杂言》云：“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防备、管控、学习分别对应着重大风险全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任务要求和目标定位。其中，防备侧重“防”，强调从源头上避免或减少重大风险的发生，并为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做好应对准备。防备能力是一种防范力和准备力，强调在重大风险“彻底未发”的常态阶段或“将发未发”的孕育阶段，通过标本兼治、未雨绸缪来“防备异态”，做到“未病先防”。管控侧重“救”，强调在重大风险发生时有效抵御并及时恢复到正常状态，确保组织的关键功能不受根本性影响。越是在短的时间内果断采取措施，就能越早地控制事态，将危害与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管控能力是一种抵抗力和复原力，强调在重大风险已经爆发的僵持阶段，通过采取应急处置与救援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和损失，来“控制事态”并“恢复常态”，做到“既病防变”。学习侧重“戒”，强调在经受重大风险后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查缺补漏，改进工作。学习能力是一种适应力和调整力，强调在重大风险衰减平息的善后阶段，通过亡羊补牢、“吃一堑长一智”来“超越旧常态”“实现新常态”，做到“愈后防复”。 近年来，国内外也有部分学者开始用“韧性”来描述和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权。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马丁·迪米特罗夫（Martin K. Dimitrov）将中共政权韧性的研究路径，分为推动经济改革、包容改革失败者、建立责任机制、重视意识形态四个方面[24]。哈佛大学的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也认同中共政权具有很强的韧性，“能够创造性地运用从本国丰富的历史传统发展而来的各种象征性资源”，这个特质在支持中共政权稳固性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25]6。2020年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发布的一份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报告认为，民众的广泛支持使得中共具有很强的韧性和稳固的执政基础[26]。
在国内，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例如，吴波认为，韧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品质，其内在构成主要包括斗争性或反抗性、建立在斗争性基础上的适应性、牺牲性三个方面[27]。马晓星把这种能够积极适应环境变化并有效应对各种危机以不断延续自身生命的政治能力与特质称作“政治韧性”，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韧性主要表现为善于应对各种危机、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及时进行自我修复三个方面[28]。还有学者使用“国家韧性”或“国家治理韧性”等概念。例如，周嘉豪、徐红通过对新中国治水史的政治现象学分析，认为中国的国家韧性依赖于国家政权认同、治理绩效、执政理念三个层面的建设[29]。赵玉丽总结认为，自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提出中国政权“韧性”概念之后，围绕着中国政权韧性产生的原因，理论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公共政策体制、官员管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四个重要研究视角，分别揭示出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策实验、选贤任能的官员管理制度、权威协商式的社会治理体系在中国政权韧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30]。
本文提出的全周期过程韧性模型，是对现有中国共产党韧性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总的来看，现有关于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研究，大多把中国共产党稳定、发展、进步的各个方面都看作韧性的表现。如此界定使概念过于宽泛，很容易导致各说各话，难于进行有效对话。同时，现有的研究大多采取阶段论的观点，即把韧性主要看作中国共产党对环境的适应和调整能力，而不是一个全周期的活动过程。政党韧性过程模型基于重大风险“冲击—响应”理论，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是在全过程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中的防备能力、管控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总和，既要避免或减少重大风险的发生，又要承受和抵御重大风险的冲击，还要及时从防控风险中学习和提高。
三、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基本历程
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历史，是在应对挑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破解危局中不断前行的。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政权、巩固政权，实现不断发展壮大的一条主线。在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不同历史时期，重大风险挑战的表现形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目标定位、风险防控的具体策略等呈现不同的特点。
（一）1921—1949年：求生存求发展求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時期，中国共产党处在艰难危险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强调要科学认识风险、有效应对风险，做好应对困难局面的准备，从而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非常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能够求得生存、求得发展、求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遭受了国民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两次重大挫折。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迅速由党的五大时的5.8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280余万人锐减到几万人[31]214。1927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批判和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4年10月中旬，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32]40。
面对革命战争年代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求生存、求发展、求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33]602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决定中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33]616-617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强调：“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33]782，784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121万名党员，国际国内形势也较为有利。面对大好形势，毛泽东却一口气列举了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他指出：“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34]390，388，392 7月22日，毛泽东再次指出：“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34]445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35]1163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谈判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重庆谈判的风险考验，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不懈努力，同时领导解放区人民做好应对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1945年8月13日，在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提醒人民和党内干部要注意内战危险。他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35]1125-1126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仍不忘提醒：“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35]1465
同时，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已将视线投向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如何经受住考验的重大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干部深刻汲取李自成政权败亡的教训。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强调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3月23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京时，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进京赶考”问题，期待全党能够经受住执政后各种诱惑和风险的考验。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6]647
（二）1949—1978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37]214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刚刚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遭遇了多方面的困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如何增强危机意识、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进行了有益探索。
从表现形态来看，这一阶段我国面临的重大风险大都是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全局性重大风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社会等各个领域。在此期间，我国承受和抵御的重大风险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财经危机、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国内社会异动、1959—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文化大革命”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冲突、中苏珍宝岛冲突等战事。
从风险防控策略来看，主要是针对最坏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和安全。在全国党代会和其他场合，党和国家领导人频繁提及“问题”“困难”“风险”等，要求全党做好应对非常困难和不利情况的准备。毛泽东多次强调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部署工作——“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38]404“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39]190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就世界战争问题谈到：“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39]326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时说道：“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40]34
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高度关注最高领导层的安全问题。党的八大决定中央委员会增设副主席和常委，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和候补书记。1956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此作了说明：“主要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41]125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再次谈到：“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为好。”[42]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的周边环境日益复杂，国际紧张局勢不断加剧。毛泽东预估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最坏可能，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1961年8月，毛泽东就世界大战谈到：“说世界大战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这么做好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43]470-471。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的三线建设总目标[44]277。1965年，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共134亿元（中央投资89.7亿元，地方投资44.3亿元），其中用于三线建设的高达42亿元，占总投资的约三分之一;在初步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占187个，占总项目的近三分之一[45]。 （三）1978—2012年：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开启了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全国工作重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把风险意识运用于改革开放实践中，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妥善应对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和谐安定的环境。在此期间，我国应对的重大风险主要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1999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等重大外交和军事危机，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严重疫情。
从风险的表现形态来看，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阶段我国出现的重大风险主要表现为发展型风险，同时外源型风险对我国的影响不断增大。“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政治动乱，而且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46]31，35。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很多风险挑战。他明确指出，改革“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必然“要冒很大风险”[47]156，13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处在一个由穷到富、将富未富的历史阶段。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逐渐进入一个风险多发易发并发的时期，危及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的因素以及来自境外的干扰和冲击明显增多。
从工作定位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政治安定、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推进带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相对均衡的社会利益格局，由此产生的社会不稳定事件让社会稳定成为迫切任务。”[48]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战略，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此，党的几代领导人形成了与时代特点相适应的稳定观。邓小平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稳定观，强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47]284，“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47]331。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的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稳定升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从工作要求来看，主要是增强忧患意识，提前准备好对策，妥善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同时总结经验教训，变挑战冲击为宝贵财富。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47]267他还强调，要在改革开放中积累驾驭风险的经验，增强驾驭风险的本领——“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47]364江泽民反复强调，要不断增强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总揽全局等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他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49]272进入21世纪，胡锦涛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把提高防控风险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他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在实践中特别是要在关键时刻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实践中来推进。”[50]12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51]479。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識。”[52]54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党面临着“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53]528。
在总结经验教训、从错误和挫折中学习方面，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要及时总结评估，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制裁”、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判断形势，善于把握机遇。他反复强调：“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47]321针对东欧剧变的教训，邓小平突出强调要抓好中央高层的团结和建设，“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47]365针对暴露出的党的组织软弱涣散、有的党员政治敏锐性不强的问题，198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下决心解决好当前党的建设中的迫切问题。”[54]588针对暴露出的贪污腐败、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47]3131990年3月12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四）2012—2021：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在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断，向全党发出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斗号角，就为什么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哪些重大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战略部署。 从表现形态来看，这一阶段我国面临的重大风险呈现更加多元复杂、连锁联动的特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构成党中央治国理政科学体系的历史基座[55]。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处在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历史阶段，战略机遇期与风险高发期相互交织，各种重大风险更加复杂多样。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他指出：“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56]24“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56]39“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2]23“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知危图安，尽职尽责、勇于担责，着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17]16进入2020年，中央作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的战略判断，强调要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风险综合体”的概念，强调要高度关注重大风险之间的连锁联动效应，避免风险传导、耦合、演变、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57]82“要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避免各领域风险产生交叉感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风险。”[58]97
从工作定位来看，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形势下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安全的强大思想武器”[59]。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60]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论断，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把“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列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把“驾驭风险”作为增强执政本领的八个方面之一，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三大攻坚战的首位。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大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58]22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61]26。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62]
从工作策略来看，主要是以底线思维为科学方法，推动重大风险具体化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操作化。底线思维是指以底线为基本导向，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调控事物朝着预定目标发展的一种思维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绘制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图谱。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們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57]81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搞开放发展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58]13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63]。在2019年1月21日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对美经贸斗争、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重点领域的重大风险。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0年编辑出版的《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重点论述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发展、科技、社会稳定、生态、生物安全、外部环境、党的建设、重大公共卫生等重点领域的重大风险[17]。
四、基本结论：打造一个善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韧性政党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遇到的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是世界上其他政党不能比拟的。虽然历经磨难，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愈挫愈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首先在于它是一个强韧性的政党，面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善于主动进行防范准备、有效进行管控处理、及时进行学习改进，从而能够从挫折中奋起，在逆境中前行。
（一）主动防备风险：坚持底线思维，做足长期准备
坚持底线思维，设定最坏情况，做足长期准备，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前提和基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坚持底线思维，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开展重大风险情景构建，客观设定最大假想敌，采取有效的防备措施，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64]王浦劬，湯彬.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9（9）：4-24.
[65]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66]吴永.困境与危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2020年6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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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钟开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框架构建、演进历程与完善策略[J].改革，2020（6）：5-18.
The Basic Course and Main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Dealing with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ast 100 Years
ZHONG Kai-bin
Abstract： All kinds of major risks and challenges accompany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 is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PC. Based 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party resilie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ull cycle model of "prevention， control and learning" to prevent and resolve major risks， so as to reveal the mystery of the long-term prosperity of the CPC.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leading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PC has faced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major risks， different target orientations and action strategies for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 It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 with the following core objectives： seeking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or victory，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dhere to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The reason why the CPC can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grow in a difficult and complex environment is that it is a resilient party. In the face of various major risks and challenges， it is good at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prepare for prevention， effectively manage and control， and timely learn and improve.
Key words： resilient party; risk management; governing the country
关键词：韧性政党;风险治理;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9-0034-16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世界各国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他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1]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是一部在危难和挑战中不断成长的历史。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长盛不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本文提出一个韧性政党的分析框架，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不断取得成功，首先在于它是一个以韧性建设为目标的政党，善于主动防备风险、科学管控风险并及时从风险挑战中学习改进，从而能够积极稳妥地应对各种艰难险阻并在应对过程中愈挫愈勇、百炼成钢。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在危机中求生存、在逆境中求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是不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提高政党韧性的过程。
一、解开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之谜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成立之初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9 5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三个“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2]19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概括为“两大奇迹”——“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3]2。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概括为：“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4]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称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中国共产党也被国际社会誉为“世界上执政成就最辉煌的政党”[5]，“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展现的非凡领导力”被认为是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6]。
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是任何执政党都会遇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1945年7月，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中指出：“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7]从国际经验看，也存在一党连续执政70年左右后走向“人亡政息”的现象——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连续执政71年后下台了，苏联共产党在连续执政72年后解散了[8]。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连续执政70多年，走出了一条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并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蓬勃发展。“中共政权的政治韧性与快速扩张、富有国际竞争力和一体化的经济，构成了一个明显异常和不可预测的事件，对全球政治经济权力分配以及全球关于发展模式的辩论都产生了巨大的潜在冲击。”[9]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特别是，面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为何不仅没有被击垮，反而愈挫愈勇？对此，理论界提出了各种解释框架，试图回答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之谜。例如，使命型政党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确立新时期的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现代性的关键”，“中共的合法性来自其是否能够兑现向社会作出的承诺”，“执政党不仅要有使命，更要有能力实现使命”[10]58-59。政绩型政党理论认为，政绩支持是执政党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之一;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11-12]。适应型政党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善于根据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从而促进整个治理结构与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环境紧密融合[13-14]。 与西方政党非常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应对风险挑战中创立和壮大的，重大风险挑战始终伴随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全过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始终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15-16]。这些风险挑战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外源型的又有内生型的，既有长期性的又有短期性的，既有全局性的又有局部性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17]156，“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18]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特别强调：“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19]16-17
二、韧性政党：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韧性”（resilience）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表示材料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是物体柔软坚实、不易折断破裂的性质。韧性越好，则物体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越小。借鉴物理学的“韧性”概念，本文提出政党韧性模型，把政党韧性看作重大风险挑战应对全过程中防备能力、管控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总和，包括避免或减少重大风险发生、承受和抵御重大风险冲击以及及时从防控风险中学习提高三个方面。
（一）韧性：对动态冲击的响应特性
自源起以来，韧性概念经历了从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演进韧性的认知转型过程。19世纪中期，韧性概念被运用于机械学，用来描述金属受到外力作用产生变形后在未断裂情况下恢复原状的能力。20世纪50年代，韧性被运用于心理学，用来描述遭受精神创伤后的复原和成长状态。20世纪70年代初，韧性被运用于系统生态学，用来描述生态系统吸收各类变化以维持稳定状态的能力。之后，韧性研究逐渐从自然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以及城市、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灾害管理等领域延伸[20-21]。
发源于工程力学的工程韧性，主要指工程系统在受到扰动、偏离既定状态后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能力，通过工程系统对扰动的抵抗能力以及从故障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的速度与程度来衡量。工程韧性强调系统只存在单一平衡状态，其发展变化是有序、线性的。生态韧性观点对工程韧性强调系统维持刚性稳定状态能力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系统存在两种或多种平衡状态而非单一平衡状态，其发展变化是复杂、非线性的。韧性不仅能使系统恢复到原始的平衡状态，而且能使系统在外部扰动作用下从一种平衡状态转向另一种平衡状态。韧性就是系统在不同平衡状态之间转化时所能吸收最大扰动量级的能力[22]。社会—生态韧性观点则进一步抛弃了对系统平衡状态的追求，关注系统非平衡状态的发展与演化，要求系统在外部扰动下能够生存持续，进而塑造循环式动态平衡。社会—生态韧性观点认为，系统所呈现的是发展变化状态而非平衡状态，韧性不仅包括系统承受、抵御和吸收外部扰动以恢復到原始状态的能力，而且包括系统在应对扰动时持续不断地学习、创新、适应、改变的能力[23]。
韧性是对冲击的响应特性。重大冲击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包括冲击前、冲击中、冲击后三个不同阶段;对重大冲击的响应活动，也相应地包括避免或减少冲击、承受和抵御冲击、从冲击中学习和获益三个阶段。因此，在以往关于承受和抵御（冲击中阶段）冲击、从冲击中学习和获益（冲击后阶段）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可以把韧性的内容往前扩展至避免或减少冲击（冲击前阶段）。也就是说，韧性不仅包括面对外界扰动时所具有的承受、抵御、恢复能力以及适应、创新、进步能力，而且包括避免和减少冲击、为响应冲击提前做好准备的能力。
（二）政党韧性：一个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全周期过程模型
政党是一个以执掌或参与政权为主要目标的政治组织。在赢得政权、参与政权或维护政权的过程中，政党会遇到各种干扰和冲击，需要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能否有效抵御风险挑战，及时从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应对风险考验中不断前行，是衡量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经常要应对挑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破解危局的政党来说，更需要增强韧性。
根据“冲击—响应”韧性理论，作为组织机构的政党需要经常回应作为冲击的各种风险挑战;政党的韧性是对降低冲击、回应冲击并从冲击中获益的速度、广度、效度等不同方面的综合测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包括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在内的全生命周期的活动过程;政党韧性是一个由避免或减少风险挑战的防备能力、承受和抵御风险挑战的管控能力、从风险挑战中获益和改进的学习能力共同构成的全周期过程性能力（见图1）。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具有足够的韧性，就要看这个政党是否能够主动防备风险、有效管控风险以及善于从风险中学习。强韧性的政党，不仅能够有效承受和抵御重大风险带来的冲击，不会被各种困难击败，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或降低风险，为政党生存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并善于从应对风险中总结经验教训，在挫折中变得越来越强大。
《申鉴·杂言》云：“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防备、管控、学习分别对应着重大风险全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任务要求和目标定位。其中，防备侧重“防”，强调从源头上避免或减少重大风险的发生，并为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做好应对准备。防备能力是一种防范力和准备力，强调在重大风险“彻底未发”的常态阶段或“将发未发”的孕育阶段，通过标本兼治、未雨绸缪来“防备异态”，做到“未病先防”。管控侧重“救”，强调在重大风险发生时有效抵御并及时恢复到正常状态，确保组织的关键功能不受根本性影响。越是在短的时间内果断采取措施，就能越早地控制事态，将危害与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管控能力是一种抵抗力和复原力，强调在重大风险已经爆发的僵持阶段，通过采取应急处置与救援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和损失，来“控制事态”并“恢复常态”，做到“既病防变”。学习侧重“戒”，强调在经受重大风险后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查缺补漏，改进工作。学习能力是一种适应力和调整力，强调在重大风险衰减平息的善后阶段，通过亡羊补牢、“吃一堑长一智”来“超越旧常态”“实现新常态”，做到“愈后防复”。 近年来，国内外也有部分学者开始用“韧性”来描述和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权。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马丁·迪米特罗夫（Martin K. Dimitrov）将中共政权韧性的研究路径，分为推动经济改革、包容改革失败者、建立责任机制、重视意识形态四个方面[24]。哈佛大学的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也认同中共政权具有很强的韧性，“能够创造性地运用从本国丰富的历史传统发展而来的各种象征性资源”，这个特质在支持中共政权稳固性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25]6。2020年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发布的一份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报告认为，民众的广泛支持使得中共具有很强的韧性和稳固的执政基础[26]。
在国内，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例如，吴波认为，韧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品质，其内在构成主要包括斗争性或反抗性、建立在斗争性基础上的适应性、牺牲性三个方面[27]。马晓星把这种能够积极适应环境变化并有效应对各种危机以不断延续自身生命的政治能力与特质称作“政治韧性”，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韧性主要表现为善于应对各种危机、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及时进行自我修复三个方面[28]。还有学者使用“国家韧性”或“国家治理韧性”等概念。例如，周嘉豪、徐红通过对新中国治水史的政治现象学分析，认为中国的国家韧性依赖于国家政权认同、治理绩效、执政理念三个层面的建设[29]。赵玉丽总结认为，自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提出中国政权“韧性”概念之后，围绕着中国政权韧性产生的原因，理论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公共政策体制、官员管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四个重要研究视角，分别揭示出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策实验、选贤任能的官员管理制度、权威协商式的社会治理体系在中国政权韧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30]。
本文提出的全周期过程韧性模型，是对现有中国共产党韧性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总的来看，现有关于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研究，大多把中国共产党稳定、发展、进步的各个方面都看作韧性的表现。如此界定使概念过于宽泛，很容易导致各说各话，难于进行有效对话。同时，现有的研究大多采取阶段论的观点，即把韧性主要看作中国共产党对环境的适应和调整能力，而不是一个全周期的活动过程。政党韧性过程模型基于重大风险“冲击—响应”理论，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是在全过程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中的防备能力、管控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总和，既要避免或减少重大风险的发生，又要承受和抵御重大风险的冲击，还要及时从防控风险中学习和提高。
三、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基本历程
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历史，是在应对挑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破解危局中不断前行的。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政权、巩固政权，实现不断发展壮大的一条主线。在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不同历史时期，重大风险挑战的表现形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目标定位、风险防控的具体策略等呈现不同的特点。
（一）1921—1949年：求生存求发展求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時期，中国共产党处在艰难危险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强调要科学认识风险、有效应对风险，做好应对困难局面的准备，从而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非常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能够求得生存、求得发展、求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遭受了国民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两次重大挫折。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迅速由党的五大时的5.8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280余万人锐减到几万人[31]214。1927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批判和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4年10月中旬，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32]40。
面对革命战争年代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求生存、求发展、求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33]602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决定中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33]616-617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强调：“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33]782，784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121万名党员，国际国内形势也较为有利。面对大好形势，毛泽东却一口气列举了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他指出：“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34]390，388，392 7月22日，毛泽东再次指出：“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34]445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35]1163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谈判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重庆谈判的风险考验，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不懈努力，同时领导解放区人民做好应对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1945年8月13日，在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提醒人民和党内干部要注意内战危险。他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35]1125-1126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仍不忘提醒：“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35]1465
同时，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已将视线投向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如何经受住考验的重大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干部深刻汲取李自成政权败亡的教训。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强调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3月23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京时，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进京赶考”问题，期待全党能够经受住执政后各种诱惑和风险的考验。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6]647
（二）1949—1978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37]214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刚刚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遭遇了多方面的困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如何增强危机意识、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进行了有益探索。
从表现形态来看，这一阶段我国面临的重大风险大都是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全局性重大风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社会等各个领域。在此期间，我国承受和抵御的重大风险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财经危机、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国内社会异动、1959—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文化大革命”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冲突、中苏珍宝岛冲突等战事。
从风险防控策略来看，主要是针对最坏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和安全。在全国党代会和其他场合，党和国家领导人频繁提及“问题”“困难”“风险”等，要求全党做好应对非常困难和不利情况的准备。毛泽东多次强调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部署工作——“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38]404“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39]190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就世界战争问题谈到：“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39]326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时说道：“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40]34
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高度关注最高领导层的安全问题。党的八大决定中央委员会增设副主席和常委，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和候补书记。1956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此作了说明：“主要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41]125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再次谈到：“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为好。”[42]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的周边环境日益复杂，国际紧张局勢不断加剧。毛泽东预估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最坏可能，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1961年8月，毛泽东就世界大战谈到：“说世界大战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这么做好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43]470-471。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的三线建设总目标[44]277。1965年，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共134亿元（中央投资89.7亿元，地方投资44.3亿元），其中用于三线建设的高达42亿元，占总投资的约三分之一;在初步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占187个，占总项目的近三分之一[45]。 （三）1978—2012年：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开启了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全国工作重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把风险意识运用于改革开放实践中，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妥善应对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和谐安定的环境。在此期间，我国应对的重大风险主要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1999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等重大外交和军事危机，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严重疫情。
从风险的表现形态来看，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阶段我国出现的重大风险主要表现为发展型风险，同时外源型风险对我国的影响不断增大。“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政治动乱，而且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46]31，35。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很多风险挑战。他明确指出，改革“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必然“要冒很大风险”[47]156，13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处在一个由穷到富、将富未富的历史阶段。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逐渐进入一个风险多发易发并发的时期，危及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的因素以及来自境外的干扰和冲击明显增多。
从工作定位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政治安定、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推进带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相对均衡的社会利益格局，由此产生的社会不稳定事件让社会稳定成为迫切任务。”[48]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战略，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此，党的几代领导人形成了与时代特点相适应的稳定观。邓小平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稳定观，强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47]284，“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47]331。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的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稳定升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从工作要求来看，主要是增强忧患意识，提前准备好对策，妥善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同时总结经验教训，变挑战冲击为宝贵财富。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47]267他还强调，要在改革开放中积累驾驭风险的经验，增强驾驭风险的本领——“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47]364江泽民反复强调，要不断增强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总揽全局等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他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49]272进入21世纪，胡锦涛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把提高防控风险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他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在实践中特别是要在关键时刻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实践中来推进。”[50]12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51]479。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識。”[52]54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党面临着“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53]528。
在总结经验教训、从错误和挫折中学习方面，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要及时总结评估，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制裁”、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判断形势，善于把握机遇。他反复强调：“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47]321针对东欧剧变的教训，邓小平突出强调要抓好中央高层的团结和建设，“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47]365针对暴露出的党的组织软弱涣散、有的党员政治敏锐性不强的问题，198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下决心解决好当前党的建设中的迫切问题。”[54]588针对暴露出的贪污腐败、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47]3131990年3月12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四）2012—2021：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在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断，向全党发出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斗号角，就为什么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哪些重大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战略部署。 从表现形态来看，这一阶段我国面临的重大风险呈现更加多元复杂、连锁联动的特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构成党中央治国理政科学体系的历史基座[55]。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处在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历史阶段，战略机遇期与风险高发期相互交织，各种重大风险更加复杂多样。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他指出：“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56]24“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56]39“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2]23“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知危图安，尽职尽责、勇于担责，着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17]16进入2020年，中央作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的战略判断，强调要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风险综合体”的概念，强调要高度关注重大风险之间的连锁联动效应，避免风险传导、耦合、演变、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57]82“要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避免各领域风险产生交叉感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风险。”[58]97
从工作定位来看，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形势下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安全的强大思想武器”[59]。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60]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论断，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把“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列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把“驾驭风险”作为增强执政本领的八个方面之一，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三大攻坚战的首位。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大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58]22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61]26。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62]
从工作策略来看，主要是以底线思维为科学方法，推动重大风险具体化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操作化。底线思维是指以底线为基本导向，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调控事物朝着预定目标发展的一种思维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绘制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图谱。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們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57]81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搞开放发展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58]13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63]。在2019年1月21日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对美经贸斗争、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重点领域的重大风险。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0年编辑出版的《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重点论述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发展、科技、社会稳定、生态、生物安全、外部环境、党的建设、重大公共卫生等重点领域的重大风险[17]。
四、基本结论：打造一个善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韧性政党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遇到的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是世界上其他政党不能比拟的。虽然历经磨难，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愈挫愈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首先在于它是一个强韧性的政党，面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善于主动进行防范准备、有效进行管控处理、及时进行学习改进，从而能够从挫折中奋起，在逆境中前行。
（一）主动防备风险：坚持底线思维，做足长期准备
坚持底线思维，设定最坏情况，做足长期准备，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前提和基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坚持底线思维，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开展重大风险情景构建，客观设定最大假想敌，采取有效的防备措施，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64]王浦劬，湯彬.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9（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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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Course and Main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Dealing with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ast 100 Years
ZHONG Kai-bin
Abstract： All kinds of major risks and challenges accompany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 is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PC. Based 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party resilie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ull cycle model of "prevention， control and learning" to prevent and resolve major risks， so as to reveal the mystery of the long-term prosperity of the CPC.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leading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PC has faced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major risks， different target orientations and action strategies for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 It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 with the following core objectives： seeking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or victory，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dhere to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The reason why the CPC can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grow in a difficult and complex environment is that it is a resilient party. In the face of various major risks and challenges， it is good at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prepare for prevention， effectively manage and control， and timely learn and improve.
Key words： resilient party; risk management; governing the 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