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松第一次被告上“家庭法庭”，是在他十二岁那年初夏。
　　那晚，他流下比平常多两倍的汗水。他旁听过七八回庭审，学会很多大人的词语，却一直没有资格张嘴，唯独这回他是以被告的身份出庭。哇！好开心呀。这说明他有了家庭地位，是个大人了。吃晚饭时，奶奶提出开庭请求，要告他。他乐坏了，好像期末考试得了第一，还跟奶奶撒娇，问她要告他什么？
　　爸爸是庭长，妈妈是陪审员，爷爷是书记员。爷爷只要不是原告或被告，就是书记员，他退休前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写得一手好字，最适合干这个。每开一回庭，爷爷都能洋洋洒洒地记上十多页，装订成册，悉心保管，比他那些教案都宝贝呢。
　　苏松想不到奶奶会告他偷钱，把他小脸都急白了。
　　奶奶陈述：她藏在枕下的一百元钱，上午还在，下午就不见了，家里翻遍了都没找着。书记员没拿，只有被告回家吃中饭，又慌慌张张地跑了。下午放学，被告没有直接回家，去游戏房玩了两个小时，錢肯定是被他偷去玩游戏了。
　　苏松的脑袋顿时轰地炸开了，眼泪疯狂地混入同样火辣辣的汗水中。
　　苏松至今仍记得那种被人冤枉的滋味，简直比死都难过。
　　三年前爷爷过世，他要来了所有案宗。他好奇家庭法庭的由来。谁家会这么做呀？他仔细翻阅泛黄的历史，才发现第一回开庭竟在四十年前。那时，奶奶刚从牢里出来，恢复原职。作为高知，六年前她被不明不白地逮捕，判了十年刑，现在又被不明不白地平反，连个理由都不给，像无处申冤的窦娥。爷爷灵机一动，就开设了家庭法庭，原告是奶奶，被告由十二岁的苏松爸爸代劳。原告陈述了她被冤枉的二十条理由。庭长最后宣判原告清白。
　　从此，家庭法庭就沿用下来。
　　苏松抽泣陈述：原告冤枉他，跟踪他，私翻他的书包。这是可耻的、违法的。
　　庭长问被告：“打游戏的钱哪来的？”
　　被告答：“压岁钱。”
　　庭长又问：“总共有多少？现在还剩多少？”
　　被告答：“一百六十元，还剩九十元。”
　　陪审员问原告有没有跟踪被告、未经被告同意私翻他的书包？
　　原告答：“有。”
　　陪审员又问：“为何不直接叫他回家？”
　　原告答：“我就是想看看他去干吗了。”
　　苏松如今是一名老刑警了，立志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七年前，他以省警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分配到市公安局重案组，三次立功，两次放弃提干。每次执行任务时，几十年前的滋味就向他心口奔去。他清楚自己走上这条路，就是受第一次上庭的影响。
　　庭长宣布休庭。原告和被告回避。庭长、陪审员和书记员在法庭上交换意见。
　　“原告真的丢钱了？“
　　书记员说：“是的。”以往她丢东西，都是他找到的。她一时一个念头，把东西藏到自己易找别人难寻的地方，结果转身就忘，找不到就哇哇大叫。但这次不同，她静悄悄的，找了数遍才问他，他也都到处找了，没有找到。“你们别去说原告，这是她当年坐牢坐出来的毛病。”
　　陪审员问书记员：“没有被你拿去买烟抽吧？”
　　“什么？”书记员生气道，“你怀疑我？“
　　“我是说，如果……就发动大家找，你就说找到了，把钱给原告了事。“
　　“我没偷！”他把“偷”字咬得很重。
　　“我反对！”庭长说陪审员，“你这是包庇被告！现在他还小，偷钱不当回事，等他大了，偷习惯了，就毁了他一生。“
　　陪审员不服：“要是冤枉呢？原告跟踪他，私翻他的书包，已经构成对被告的伤害，如果再冤枉他，那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独生子女容易走极端，万一出事都是大事，你承担得起吗？”
　　“我没钱。”书记员低头道，“工资都在原告手上。”
　　“我出。”陪审员说。
　　庭长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只会害了被告。”
　　第一次被告上家庭法庭的经历，让苏松不适应，但也让他渐渐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他深信人这一生，不光活个生死，还活个对错。但对错不是老师批卷，现实鲜有答案。他读大二那年，奶奶告爷爷，要离婚。两天前原告拎水，水桶压伤了脚，被告不闻不问。离婚理由是被告不关心原告，缺乏爱心。被告喊冤，称那天是原告偷偷吃了糕点，不给他做饭，说他四肢齐全，为何不自己做？说话阴阳怪气，而且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了，他才会如此的。被告越说越火：“离就离！”
　　法庭调解后判决：都是奔八十的人了，倒不会好好说话了。不予离婚，重启对话模式。
　　苏松“偷”钱案重新开庭后，庭长宣布延期判决：“被告私房钱上缴，钱归被告专用，用时须有正当理由。从明天起，被告放学后必须直接回家，否则停用私房钱。”被告满腹委屈，赖倒在地哭闹。多年后，苏松回忆起第一次上庭情景，怀疑是原告和庭长设的局，目的是没收他的压岁钱，不许他玩游戏。而十七年前那张不翼而飞的百元大钞，终究成了不解之谜。
　　苏松工作后不久，第九次被告上家庭法庭。与前八次不同的是，这次告他的人不是家庭成员，而是他的女友——现在的孩子他妈。陈洁是他的初恋，两人谈了六年多，陈洁催他结婚，他总说再等等，一气之下，她就把他告上了家庭法庭。
　　开庭时原告陈述：被告只跟她谈恋爱，不跟她结婚，纯属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