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长我十八岁，这于兄弟间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我两岁时，脖子上得了一种叫瘰疬的疾患。那时大哥是高等师范的学生，就要投笔从戎做一名职业革命家，临行前发现了我这个正给家中带来累赘的男孩，于是决定为家中“除患”。
　　大哥确实接触过现代医学，也号召用西药代替中药，但他从未拿过手术刀。我不记得他是怎样把疯狂反抗的我制服的，只记得在日后的岁月里，他给我留下的灾难有多么沉重：我三岁了，脖子整天歪向一边，不愈合的刀口令我日夜疼痛难忍。
　　日后听他叙述，在战争年代，他一旦闲下来，便会想起我的脖子，而且总觉得我凶多吉少。
　　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哥回家探亲时，我才和大哥“正式”见面。这个陌生的大哥个子不高，面颊消瘦，长着茂密的胡子。无视家人对他的迎接，大哥首先奔向了我。他盯住我的脖子左看右看：“总算长好了，真是危险。”
　　或许是大哥在我脖子上留过歉意的缘故，他终生对我牵挂有加，我也是因了受大哥的牵挂而感动，在所有家人中和大哥交流最多。因为他早年的意识超前，且涉猎广泛，在我进入艺术行当之后，大哥和我谈艺术论文学时就更加自然。我越来越觉得大哥并非只是一个粗人，在灵魂深处，他是个富有爱心的 “细人”，细中还常带着几分软弱。
　　我约几名朋友去大哥家中画画，大哥连班都不上了，还用他的特供“富强粉”亲自动手为我们包饺子。我同他看了一出话剧，他约我一同为那出戏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发表，我们兄弟得了十八元稿費。
　　我为整天忙于此道的大哥而兴奋，也为他而担心——这是一个不务正业的领导同志吧。果然，不久“文革”袭来，大哥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命运。
　　十年浩劫过后，我们再次相见时，他已是一个满头白发、面无表情、蹒跚的老者，且有多种疾病缠身，可他还是像普通劳动者一样努力做着手上的事。
　　这次我专程来看大哥，和他相处的日子较长。一天，大哥凝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对我说，他曾写了一首诗，诗是专为我而作的。我无比感动，但不知道说些什么。再者，功与过还用得着我去评说吗？30年来的一切，在他的记忆中逐渐模糊起来，唯独故园与我脖子上的那一刀越来越清晰。他说，这几年他总是在做同一个梦——为我开刀，他说在梦中的我当场就死在他的刀下。每次他都是在一阵恐惧中惊醒。我说：“梦都是反的，我现在不是活得很好吗？”他问我：“你学过解剖学，那块肌肉叫什么肌？”我说：“胸锁乳突肌。”他说：“给人动刀，连那块肌肉叫什么都不知道，也太大胆了。”
　　我本想跟大哥和诗一首，也因为我在大哥面前一向太幼稚吧，我想了些似是而非的句子，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打算。虽然那时已是严冬过后的春天，“动乱”的十年已成了历史。
　　（摘自《母亲的大碗》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亓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