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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它与钢铁、石油、煤炭并列为现代社会四大工业原料，军用飞机、大炮、装甲车更是离不开天然橡胶。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天然橡胶的发展。有的自然资源短缺国家，甚至跨越国界，千方百计到他国境内开发天然橡胶生产基地，以满足本国经济和军事建设上的需要。
橡胶树是热带雨林植物，原产地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它对地理环境、土壤、气温、湿度等条件要求极严。国际权威人士通常认为，橡胶树仅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是赤道南或北10度以内。超越这一地区，则被列入“植胶禁区”，断言不宜大规模发展天然橡胶。
历史资料表明，世界上橡胶主要生产国大多集中在赤道以南10度到赤道以北15度之间的热带雨林地区，其中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我国除西沙、南沙群岛外，都位于北纬18度以北，雨量、气温、纬度等植胶条件均远远差于上述国家。许多国际专家按照传统理论，历来都把中国列为“植胶禁区”。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家们也断言：中国不可能发展橡胶，它的橡胶只能永远靠进口解决。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大批解放军转业官兵、知识分子、支边青年组成的垦荒植胶大军，挺进广东、海南、云南等热带雨林，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仅用10多年时间，就建起了100多个橡胶农场，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我国天然橡胶事业迅速崛起，并跻身于世界橡胶大国的行列，种植面积883万亩，位居世界第四；年总产干胶45万吨，位居世界第五。
顽强的中国人，终于突破国际“禁区”，登上了世界天然橡胶生产的高峰，创造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
叶帅走马上任当局长
我国天然橡胶树的种植，最早始于1904年，当时有少数华侨出于爱国之心，曾在云南、广东部分地区零星种植。因受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之长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影响，旧中国当局没有也不可能重视天然橡胶生产。到1949年为止，历经45年惨淡经营，步履维艰，先后仅种植4.2万亩胶园，年产干胶不过200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建设处于恢复时期，百业待举，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急需大量天然橡胶。而帝国主义敌视我新生政权，公然对我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和禁运，天然橡胶作为重要战略物资，更是禁运的重点。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国天然橡胶供求关系更趋紧张。前方飞机、大炮、汽车以至军用鞋急需天然橡胶，后方物资运输、卫生医疗和工农业生产也急需天然橡胶。天然橡胶像金子一样宝贵，到处都向中央伸手要橡胶。当时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对我极为友好，曾不顾国际禁运同我达成以橡胶换大米的协议，向我运送了一批天然橡胶，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
然而，我国是天然橡胶消费大国，杯水车薪无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严重缺胶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党中央及时果断作出“一定要建我国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的战略决策。
1951年8月底，我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培植橡胶的决定》。决定指出：“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美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为确保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会议对华南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五省区的气温、雨量及其他条件进行分析研究后，要求这五省区“应大力培植天然橡胶”、“迅速动员本地可动员的农林院校学生、教授、专家等组成调查队，分别对本省区境内适宜种胶的地区进行调查，保护现有的橡胶母树，确保种苗来源。”政务院还要求他们在1952～1957年种植天然橡胶700多万亩，争取10年后年产干胶10万吨。
会后，党中央又指示全国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集中人力、物力，加速发展天然橡胶事业，并指定副总理陈云统筹安排，亲自主持这项工作。
鉴于我国适宜植胶地区大多位于华南热带雨林地带，党中央又确定在广东建立华南垦殖局（后改为垦殖总局），实行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体制，任命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为局长，直接指挥大规模种植橡胶，创建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基地。
任务紧迫，刻不容缓，这年9月陈云同志赶赴广州，会同叶帅一道主持召开华南垦殖局筹建工作会议。他遵照中央指示，明确要求天然橡胶生产“一要有，二要多，三要快”。为加强领导，中央还任命广东、广西的党政主要领导人冯白驹、陈漫远等担任华南垦殖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书长李嘉人为华南垦殖局专职副局长，协助叶帅领导天然橡胶的开发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又从全国各地选调一些得力的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赶赴海南、广西组建垦殖分局，具体研究制订实施方案。
一个月后，叶帅正式走马上任，他带领广东的林业、橡胶专家和林业院校师生一千多人，奔赴粤西南山区，从北纬22度起，由北而南沿着高州、湛江一线，广泛开展森林资源、气象、土壤情况调查。他们穿林爬坡，翻山越岭，逐段勘察地形，寻找橡胶树的踪影。
有一次，调查队在北纬22度的高州县城附近，突然发现三株橡胶树，叶帅如获至宝，高兴万分地说：“这三株橡胶树说明，从这里开始，一直向南都可以种橡胶树！”这个重大发现，为破除北纬18度以北不能植胶的传统理论，找到了可靠的事实依据。
随后，调查队在茂名县又发现一些生长了一二十年的老胶树，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县甚至发现2000多株橡胶树群。大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欢呼雀跃，为新中国开辟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信心和决心大为增强。
军委调兵遣将建胶园
中央接到华南垦殖局的实地勘察报告后，决定动用解放军的整建制部队参加植胶行动。
中央军委闻风而动，1952年3月春节刚过，就下令调兵遣将，从华南地区抽调2万多人组成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这些部队，原先都隶属第四野战军，他们从东北挥师南下，参加过攻克南昌、长沙和解放广州、南宁的战役，有着“攻必克、战必胜”的光荣历史。如今，中央命令他们参加我国史无前例的植胶大行动，承担开发战略物资——天然橡胶的历史使命，人人斗志昂扬，个个摩拳擦掌。大家日夜兼程，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奔向海南、湛江、合浦垦区。
2万多官兵，均由师、团、营、连长带领进入荒野的山区，先后在热带雨林里安营扎寨。师长王昌虎是一位老红军，作战勇敢，雷厉风行，人称“王老虎”。他指挥林业工程一师横渡琼州海峡，进军海南垦区。另一位老红军、师政治委员陈文高，带领林业工程二师，向雷州半岛湛江垦区挺进。
海南和湛江两大热带荒原，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恶劣。那里荆棘丛生，蛇兽穿行，雨雾连绵，台风不断。尤其是湛江垦区，位于雷电交加的雷击地带，人畜伤亡时有发生。好在植胶部队都是像打仗一样，实行集团作业，而且发扬了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始终斗志昂扬。在那艰苦创业的岁月里，官兵们患难与共，团结一致战台风，抗雷雨，搏毒蛇，斗猛兽，为了开拓新中国自己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大家历尽千辛万苦，甘当无名英雄。
橡胶苗是靠橡胶母树的种子自然繁殖的，而我国橡胶母树历来稀少，种子稀缺。加之帝国主义严禁种子输入我国，因此橡胶种子成为各级领导普遍关注的珍宝。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初，许多爱国华侨为了祖国尽早发展橡胶事业，曾冒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生命危险，积极开展引种工作。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马来西亚华侨雷贤仲先生，他先后引进了一些优良品种，至今仍是我国天然橡胶的当家品种。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周总理曾亲自接见雷先生，并以总理名义授予奖状。
至于植胶部队，对搜集橡胶种子更是视为执行特殊使命，极其精心细致。当时的口号是“一粒种子、一两黄金”。为采集种子，部队指战员往往昼夜轮流蹲守在橡胶母树下。一旦听到种子成熟爆裂的响声，大家立即在荒草丛中四处寻找种子，细心包好，紧急护送到橡胶育苗基地。当种子发芽后，指战员们又用自己的衣服包裹幼苗，精心保护，免受风寒侵害。这批勇于吃大苦、耐大劳的指战员，是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他们许多人积劳成疾、工伤致残，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更多的人则是在生产实践中经受了磨练，逐步成长为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骨干和专家。
我国决定创建自己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极为关注，兴趣很浓。因为，在苏联、东欧各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发展天然橡胶的诸多条件。他们在军事和经济建设上短缺的天然橡胶，均依赖于从西方进口，或以高昂的代价和复杂的技术，从石油中提炼合成胶。他们热切盼望我国能迅速成为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曾指示有关部门大力支持我国发展橡胶事业。尽管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但他们仍然派出林业专家顾格宁为首的专家顾问组赶赴广东，住在湛江垦区帮助机械化施工。
50～60年代，是橡胶战线艰苦奋斗的年代，以10万转业官兵为主体，吸收大批知识青年和支边青年组成的30万垦荒植胶大军，分布在广东、海南、云南莽莽的热带雨林里。仅短短16年，就在广东建起100多个橡胶农场，植胶树199万亩，年产干胶2.18万吨；在云南建起32个橡胶农场，植胶树32万亩，年产干胶569吨，创造了巨大的成绩。 勇闯禁区科技创奇迹
天然橡胶的选择性很强，与东南亚主要产胶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相比，我国纬度偏高，气温偏低，台风频繁，灾害较多，土质较差，自然环境不理想，容易出现橡胶的病虫害。虽然在广东发现有零散的橡胶树，但大面积种植橡胶树的不利因素确实很多，风险性极大。党中央、国务院深知此中的艰辛，在调动部队向荒山野林进军的同时，又从各地抽调林业科技人员到海南组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后改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并选调国家林业部特种林司司长何康，到海南岛担任首届所长、院长（后任农业部长）。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全国只有500多名林业院校毕业生。为适应种植天然橡胶树的需要，中央下决心将400多人分配到华南垦殖局工作。同时，还向社会广招贤才，聘请有识之士到华南垦区当顾问，提供咨询，指导工作。许多爱国华侨热烈响应，给予大力支持。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特别关心，曾到橡胶农场考察，现场指导工作，对橡胶园的种植、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广东归国侨胞、高级工程师徐广泽，是新中国第一个选育橡胶良种的专家。他1946年从橡胶王国马来西亚回国从事教学工作，1950年辞去中山大学讲师职务，积极参加广州军管会组织的海南橡胶考察团，开始献身祖国的橡胶事业。经过一个多月现场考察，他提出海南岛虽在北纬17度以北，但从气候、土壤、雨量上看，发展橡胶大有前途。他整理了大量调查资料，为领导部门对种植橡胶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51年，他又带领5名学生钻进海南的老胶园里，精心选择900株高产母树，并用芽接法培育自己的良种。1952年，当海南拉开垦荒植胶序幕时，他带领7名学生第三次进入海南，对全岛几十个胶园的优良母树全部作了精密鉴定，并指导植胶人员播下了800多亩良种，撰写了十多篇很有科研价值的植胶论文，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橡胶育种》教科书。
为加速实现橡胶良种化，徐广泽还积极引进国外优良新品种，并以“一代多次”增殖法代替“一代一次”繁育法，从而使橡胶繁育速度加快3倍。在他的组织和指导下，海南垦区首先育成了抗风、耐寒、高产良种“海垦1号”，为我国突破国际禁区，在北纬17度以北大面积成功种植天然橡胶，创造了有利条件。他曾创造性地提出，在海南岛运用适当密植，增加胶园每亩株数，对付台风的频繁侵袭，确保胶树减少损失，推广后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小气候环境极为复杂，俗称“十里不同天”。在那里种植橡胶，生产技术上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然而，云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不负重托，经反复实验和科学研究，终于总结出一整套适合当地气候特点的抗寒植胶科技措施，使云南高纬度、高海拔地区能大面积种植橡胶，而且实现了大面积高产丰收。目前，西双版纳橡胶亩产平均100多公斤，在国内位居第一，在国际橡胶生产国中也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已超过号称橡胶王国的马来西亚，为中华民族赢得了骄傲和荣誉。
我国橡胶科技人员，勇于开拓创新，发挥了科学技术的奇特作用，为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仅据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统计，1954～1984年30年间就取得科技成果274项，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已是世界先进水平或占领先地位。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惟一在北纬18～24度地区大面积植胶成功的国家，创造了世界新纪录，改写了国际橡胶权威的传统理论，为我国和世界天然橡胶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有趣的是，我国橡胶工作者历来只注重默默奉献，不求声张宣扬。直到80年代初，在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上，新华社记者任泽励写了一篇报道，被《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才产生了轰动效应，引起国内外人士广泛注意。国家科委拍案叫好，认为如此重大惊人的成果早该获奖了。随后，国家科学发明一等奖的奖状和奖杯，终于伴着鲜花和掌声，送给了长期埋头苦干的橡胶科研工作者。这是我国科研领域内的最高奖赏和荣誉，国际橡胶界对我国橡胶事业，也因此而刮目相看。
1980年，我国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院长黄宗道、橡胶研究所所长刘松泉，应邀出席国际橡胶研究委员会，我国从此成为该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并在该组织的科研及学术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3年5月，国际橡胶会议特意选择在我国首都召开。近百名著名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听取我国代表介绍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在北纬18度以北大面积成功种植橡胶和胶苗早期预测等研究成果，使各国专家赞叹不已。第二年，国际橡胶研究委员会又委托我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举办了一期国际橡胶技术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法国等国的橡胶科研人员，这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在国际橡胶科研领域内的声誉。
中央领导情系橡胶园
50年代初，数十个团的植胶部队和十多万民工进入广东、海南、云南热带雨林施工后，面对瘴气弥漫的深山野林，尽管广大指战员和民工们热情很高，昼夜奋战，但体力毕竟有限，消耗很大，效率不高，进度不快。
华南垦殖局的领导和苏联专家顾问组研究后，认为必须改变作业方式，加大机械施工的力量，减少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可是，当时我国经济正处于恢复时期，又面临抗美援朝战争，欲增加施工机械谈何容易。华南垦殖局决定派计划处长进京汇报情况，并将开发橡胶所需的动力机械、运输工具等物资清单，呈送中央财经委陈云、薄一波两位副总理。他们立即转报周总理审定，周总理作急件处理，迅即批示“李强同志明天去苏联，请他带往莫斯科”。苏联政府极为支持，不久各类拖拉机、挖掘机、采伐机、运输车等，先后经过西伯利亚进入我国境内运往华南垦区使用。
当时，浩浩荡荡的垦荒植胶大军，大多分驻在远离城镇的荒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粮、油及副食供应极为困难。为确保后勤物资保障不受阻碍，1952年底，中央领导同志特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关于华南橡胶垦殖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强调植胶部队仍保持原建制番号和供给标准，“凡因垦殖工作而增加经费者，由垦殖总局报中央林业部批准后实施。”
在五六十年代艰苦创业的岁月里，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心系天然橡胶事业，起先是党中央副主席朱德和副总理邓子恢多次结伴同行，赴海南橡胶农场调查研究。后来，刘少奇主席又由华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央的罗瑞卿等陪同视察，他指示海南橡胶垦区“种好橡胶，发展生产，巩固国防”。至于后来担任农垦部正、副部长的王震、肖克等将军，则是多次深入到橡胶农场，现场研究和指导开发工作，为我国橡胶事业出谋划策，建功立业。
周恩来总理更是为这项事业耗尽心机，从制定橡胶发展规划到生产建设，从机械设备、技术措施、经营管理到职工生活等，都亲自过问。他在总结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曾亲自归纳了“控大灾、施重肥、修梯田、造防护林、种覆盖作物”的植胶经验。1960年元旦刚过，他就指示进一步加快发展橡胶的速度，要求国家计委、经委将广东橡胶垦区需要增拨的资金、物资列入国家计划，并要求军委在3年内为橡胶农场补充4万名复员转业军人，同时对发展橡胶事业所需的粮油、人才、物资等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
90年代初，联合国一位官员在考察我国垦区后，曾感慨万分地说：“由退伍军人组成的绿色开发部队，是中国的一个创造，创造的是一个辉煌。”这是国际友人对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登上世界高峰的热情赞美。■
橡胶树是热带雨林植物，原产地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它对地理环境、土壤、气温、湿度等条件要求极严。国际权威人士通常认为，橡胶树仅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是赤道南或北10度以内。超越这一地区，则被列入“植胶禁区”，断言不宜大规模发展天然橡胶。
历史资料表明，世界上橡胶主要生产国大多集中在赤道以南10度到赤道以北15度之间的热带雨林地区，其中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我国除西沙、南沙群岛外，都位于北纬18度以北，雨量、气温、纬度等植胶条件均远远差于上述国家。许多国际专家按照传统理论，历来都把中国列为“植胶禁区”。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家们也断言：中国不可能发展橡胶，它的橡胶只能永远靠进口解决。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大批解放军转业官兵、知识分子、支边青年组成的垦荒植胶大军，挺进广东、海南、云南等热带雨林，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仅用10多年时间，就建起了100多个橡胶农场，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我国天然橡胶事业迅速崛起，并跻身于世界橡胶大国的行列，种植面积883万亩，位居世界第四；年总产干胶45万吨，位居世界第五。
顽强的中国人，终于突破国际“禁区”，登上了世界天然橡胶生产的高峰，创造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
叶帅走马上任当局长
我国天然橡胶树的种植，最早始于1904年，当时有少数华侨出于爱国之心，曾在云南、广东部分地区零星种植。因受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之长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影响，旧中国当局没有也不可能重视天然橡胶生产。到1949年为止，历经45年惨淡经营，步履维艰，先后仅种植4.2万亩胶园，年产干胶不过200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建设处于恢复时期，百业待举，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急需大量天然橡胶。而帝国主义敌视我新生政权，公然对我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和禁运，天然橡胶作为重要战略物资，更是禁运的重点。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国天然橡胶供求关系更趋紧张。前方飞机、大炮、汽车以至军用鞋急需天然橡胶，后方物资运输、卫生医疗和工农业生产也急需天然橡胶。天然橡胶像金子一样宝贵，到处都向中央伸手要橡胶。当时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对我极为友好，曾不顾国际禁运同我达成以橡胶换大米的协议，向我运送了一批天然橡胶，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
然而，我国是天然橡胶消费大国，杯水车薪无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严重缺胶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党中央及时果断作出“一定要建我国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的战略决策。
1951年8月底，我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培植橡胶的决定》。决定指出：“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美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为确保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会议对华南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五省区的气温、雨量及其他条件进行分析研究后，要求这五省区“应大力培植天然橡胶”、“迅速动员本地可动员的农林院校学生、教授、专家等组成调查队，分别对本省区境内适宜种胶的地区进行调查，保护现有的橡胶母树，确保种苗来源。”政务院还要求他们在1952～1957年种植天然橡胶700多万亩，争取10年后年产干胶10万吨。
会后，党中央又指示全国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集中人力、物力，加速发展天然橡胶事业，并指定副总理陈云统筹安排，亲自主持这项工作。
鉴于我国适宜植胶地区大多位于华南热带雨林地带，党中央又确定在广东建立华南垦殖局（后改为垦殖总局），实行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体制，任命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为局长，直接指挥大规模种植橡胶，创建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基地。
任务紧迫，刻不容缓，这年9月陈云同志赶赴广州，会同叶帅一道主持召开华南垦殖局筹建工作会议。他遵照中央指示，明确要求天然橡胶生产“一要有，二要多，三要快”。为加强领导，中央还任命广东、广西的党政主要领导人冯白驹、陈漫远等担任华南垦殖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书长李嘉人为华南垦殖局专职副局长，协助叶帅领导天然橡胶的开发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又从全国各地选调一些得力的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赶赴海南、广西组建垦殖分局，具体研究制订实施方案。
一个月后，叶帅正式走马上任，他带领广东的林业、橡胶专家和林业院校师生一千多人，奔赴粤西南山区，从北纬22度起，由北而南沿着高州、湛江一线，广泛开展森林资源、气象、土壤情况调查。他们穿林爬坡，翻山越岭，逐段勘察地形，寻找橡胶树的踪影。
有一次，调查队在北纬22度的高州县城附近，突然发现三株橡胶树，叶帅如获至宝，高兴万分地说：“这三株橡胶树说明，从这里开始，一直向南都可以种橡胶树！”这个重大发现，为破除北纬18度以北不能植胶的传统理论，找到了可靠的事实依据。
随后，调查队在茂名县又发现一些生长了一二十年的老胶树，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县甚至发现2000多株橡胶树群。大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欢呼雀跃，为新中国开辟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信心和决心大为增强。
军委调兵遣将建胶园
中央接到华南垦殖局的实地勘察报告后，决定动用解放军的整建制部队参加植胶行动。
中央军委闻风而动，1952年3月春节刚过，就下令调兵遣将，从华南地区抽调2万多人组成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这些部队，原先都隶属第四野战军，他们从东北挥师南下，参加过攻克南昌、长沙和解放广州、南宁的战役，有着“攻必克、战必胜”的光荣历史。如今，中央命令他们参加我国史无前例的植胶大行动，承担开发战略物资——天然橡胶的历史使命，人人斗志昂扬，个个摩拳擦掌。大家日夜兼程，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奔向海南、湛江、合浦垦区。
2万多官兵，均由师、团、营、连长带领进入荒野的山区，先后在热带雨林里安营扎寨。师长王昌虎是一位老红军，作战勇敢，雷厉风行，人称“王老虎”。他指挥林业工程一师横渡琼州海峡，进军海南垦区。另一位老红军、师政治委员陈文高，带领林业工程二师，向雷州半岛湛江垦区挺进。
海南和湛江两大热带荒原，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恶劣。那里荆棘丛生，蛇兽穿行，雨雾连绵，台风不断。尤其是湛江垦区，位于雷电交加的雷击地带，人畜伤亡时有发生。好在植胶部队都是像打仗一样，实行集团作业，而且发扬了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始终斗志昂扬。在那艰苦创业的岁月里，官兵们患难与共，团结一致战台风，抗雷雨，搏毒蛇，斗猛兽，为了开拓新中国自己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大家历尽千辛万苦，甘当无名英雄。
橡胶苗是靠橡胶母树的种子自然繁殖的，而我国橡胶母树历来稀少，种子稀缺。加之帝国主义严禁种子输入我国，因此橡胶种子成为各级领导普遍关注的珍宝。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初，许多爱国华侨为了祖国尽早发展橡胶事业，曾冒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生命危险，积极开展引种工作。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马来西亚华侨雷贤仲先生，他先后引进了一些优良品种，至今仍是我国天然橡胶的当家品种。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周总理曾亲自接见雷先生，并以总理名义授予奖状。
至于植胶部队，对搜集橡胶种子更是视为执行特殊使命，极其精心细致。当时的口号是“一粒种子、一两黄金”。为采集种子，部队指战员往往昼夜轮流蹲守在橡胶母树下。一旦听到种子成熟爆裂的响声，大家立即在荒草丛中四处寻找种子，细心包好，紧急护送到橡胶育苗基地。当种子发芽后，指战员们又用自己的衣服包裹幼苗，精心保护，免受风寒侵害。这批勇于吃大苦、耐大劳的指战员，是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他们许多人积劳成疾、工伤致残，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更多的人则是在生产实践中经受了磨练，逐步成长为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骨干和专家。
我国决定创建自己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极为关注，兴趣很浓。因为，在苏联、东欧各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发展天然橡胶的诸多条件。他们在军事和经济建设上短缺的天然橡胶，均依赖于从西方进口，或以高昂的代价和复杂的技术，从石油中提炼合成胶。他们热切盼望我国能迅速成为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曾指示有关部门大力支持我国发展橡胶事业。尽管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但他们仍然派出林业专家顾格宁为首的专家顾问组赶赴广东，住在湛江垦区帮助机械化施工。
50～60年代，是橡胶战线艰苦奋斗的年代，以10万转业官兵为主体，吸收大批知识青年和支边青年组成的30万垦荒植胶大军，分布在广东、海南、云南莽莽的热带雨林里。仅短短16年，就在广东建起100多个橡胶农场，植胶树199万亩，年产干胶2.18万吨；在云南建起32个橡胶农场，植胶树32万亩，年产干胶569吨，创造了巨大的成绩。 勇闯禁区科技创奇迹
天然橡胶的选择性很强，与东南亚主要产胶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相比，我国纬度偏高，气温偏低，台风频繁，灾害较多，土质较差，自然环境不理想，容易出现橡胶的病虫害。虽然在广东发现有零散的橡胶树，但大面积种植橡胶树的不利因素确实很多，风险性极大。党中央、国务院深知此中的艰辛，在调动部队向荒山野林进军的同时，又从各地抽调林业科技人员到海南组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后改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并选调国家林业部特种林司司长何康，到海南岛担任首届所长、院长（后任农业部长）。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全国只有500多名林业院校毕业生。为适应种植天然橡胶树的需要，中央下决心将400多人分配到华南垦殖局工作。同时，还向社会广招贤才，聘请有识之士到华南垦区当顾问，提供咨询，指导工作。许多爱国华侨热烈响应，给予大力支持。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特别关心，曾到橡胶农场考察，现场指导工作，对橡胶园的种植、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广东归国侨胞、高级工程师徐广泽，是新中国第一个选育橡胶良种的专家。他1946年从橡胶王国马来西亚回国从事教学工作，1950年辞去中山大学讲师职务，积极参加广州军管会组织的海南橡胶考察团，开始献身祖国的橡胶事业。经过一个多月现场考察，他提出海南岛虽在北纬17度以北，但从气候、土壤、雨量上看，发展橡胶大有前途。他整理了大量调查资料，为领导部门对种植橡胶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51年，他又带领5名学生钻进海南的老胶园里，精心选择900株高产母树，并用芽接法培育自己的良种。1952年，当海南拉开垦荒植胶序幕时，他带领7名学生第三次进入海南，对全岛几十个胶园的优良母树全部作了精密鉴定，并指导植胶人员播下了800多亩良种，撰写了十多篇很有科研价值的植胶论文，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橡胶育种》教科书。
为加速实现橡胶良种化，徐广泽还积极引进国外优良新品种，并以“一代多次”增殖法代替“一代一次”繁育法，从而使橡胶繁育速度加快3倍。在他的组织和指导下，海南垦区首先育成了抗风、耐寒、高产良种“海垦1号”，为我国突破国际禁区，在北纬17度以北大面积成功种植天然橡胶，创造了有利条件。他曾创造性地提出，在海南岛运用适当密植，增加胶园每亩株数，对付台风的频繁侵袭，确保胶树减少损失，推广后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小气候环境极为复杂，俗称“十里不同天”。在那里种植橡胶，生产技术上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然而，云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不负重托，经反复实验和科学研究，终于总结出一整套适合当地气候特点的抗寒植胶科技措施，使云南高纬度、高海拔地区能大面积种植橡胶，而且实现了大面积高产丰收。目前，西双版纳橡胶亩产平均100多公斤，在国内位居第一，在国际橡胶生产国中也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已超过号称橡胶王国的马来西亚，为中华民族赢得了骄傲和荣誉。
我国橡胶科技人员，勇于开拓创新，发挥了科学技术的奇特作用，为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仅据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统计，1954～1984年30年间就取得科技成果274项，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已是世界先进水平或占领先地位。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惟一在北纬18～24度地区大面积植胶成功的国家，创造了世界新纪录，改写了国际橡胶权威的传统理论，为我国和世界天然橡胶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有趣的是，我国橡胶工作者历来只注重默默奉献，不求声张宣扬。直到80年代初，在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上，新华社记者任泽励写了一篇报道，被《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才产生了轰动效应，引起国内外人士广泛注意。国家科委拍案叫好，认为如此重大惊人的成果早该获奖了。随后，国家科学发明一等奖的奖状和奖杯，终于伴着鲜花和掌声，送给了长期埋头苦干的橡胶科研工作者。这是我国科研领域内的最高奖赏和荣誉，国际橡胶界对我国橡胶事业，也因此而刮目相看。
1980年，我国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院长黄宗道、橡胶研究所所长刘松泉，应邀出席国际橡胶研究委员会，我国从此成为该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并在该组织的科研及学术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3年5月，国际橡胶会议特意选择在我国首都召开。近百名著名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听取我国代表介绍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在北纬18度以北大面积成功种植橡胶和胶苗早期预测等研究成果，使各国专家赞叹不已。第二年，国际橡胶研究委员会又委托我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举办了一期国际橡胶技术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法国等国的橡胶科研人员，这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在国际橡胶科研领域内的声誉。
中央领导情系橡胶园
50年代初，数十个团的植胶部队和十多万民工进入广东、海南、云南热带雨林施工后，面对瘴气弥漫的深山野林，尽管广大指战员和民工们热情很高，昼夜奋战，但体力毕竟有限，消耗很大，效率不高，进度不快。
华南垦殖局的领导和苏联专家顾问组研究后，认为必须改变作业方式，加大机械施工的力量，减少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可是，当时我国经济正处于恢复时期，又面临抗美援朝战争，欲增加施工机械谈何容易。华南垦殖局决定派计划处长进京汇报情况，并将开发橡胶所需的动力机械、运输工具等物资清单，呈送中央财经委陈云、薄一波两位副总理。他们立即转报周总理审定，周总理作急件处理，迅即批示“李强同志明天去苏联，请他带往莫斯科”。苏联政府极为支持，不久各类拖拉机、挖掘机、采伐机、运输车等，先后经过西伯利亚进入我国境内运往华南垦区使用。
当时，浩浩荡荡的垦荒植胶大军，大多分驻在远离城镇的荒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粮、油及副食供应极为困难。为确保后勤物资保障不受阻碍，1952年底，中央领导同志特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关于华南橡胶垦殖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强调植胶部队仍保持原建制番号和供给标准，“凡因垦殖工作而增加经费者，由垦殖总局报中央林业部批准后实施。”
在五六十年代艰苦创业的岁月里，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心系天然橡胶事业，起先是党中央副主席朱德和副总理邓子恢多次结伴同行，赴海南橡胶农场调查研究。后来，刘少奇主席又由华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央的罗瑞卿等陪同视察，他指示海南橡胶垦区“种好橡胶，发展生产，巩固国防”。至于后来担任农垦部正、副部长的王震、肖克等将军，则是多次深入到橡胶农场，现场研究和指导开发工作，为我国橡胶事业出谋划策，建功立业。
周恩来总理更是为这项事业耗尽心机，从制定橡胶发展规划到生产建设，从机械设备、技术措施、经营管理到职工生活等，都亲自过问。他在总结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曾亲自归纳了“控大灾、施重肥、修梯田、造防护林、种覆盖作物”的植胶经验。1960年元旦刚过，他就指示进一步加快发展橡胶的速度，要求国家计委、经委将广东橡胶垦区需要增拨的资金、物资列入国家计划，并要求军委在3年内为橡胶农场补充4万名复员转业军人，同时对发展橡胶事业所需的粮油、人才、物资等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
90年代初，联合国一位官员在考察我国垦区后，曾感慨万分地说：“由退伍军人组成的绿色开发部队，是中国的一个创造，创造的是一个辉煌。”这是国际友人对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登上世界高峰的热情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