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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房地产形成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中国经济是房地产投资驱动型经济。很多人提出许多数字，认为中国房地产投资跟美国比、跟其他国家比，并没有过度，但如果我们去一些城市，哪怕去三线城市看看，都会被房地产高产所震惊。到舟山去了一趟，在朱家尖岛上看到了希尔顿、威斯汀等五星级酒店，可它只是一个三线或者四线城市。截至2013年，中國造了696座五星级酒店，在建500座，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还有470座摩天大楼，在建的332座，这两项加起来是超过美国的。我们再到地方看看，政府办公大楼豪华程度非常惊人。过去二十年，在房地产投资方面，我们是过多了，虽然应该充分肯定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但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增长不可能只建立在钢筋水泥上。过去20年中，盖房子占用了太多的资源，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和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都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我们的人均收入比这些国家要低得多。因此，房地产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太大是需要调整的。
高房价对实体经济和消费形成挤压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伟民表示，房地产是重要产业，是需要建房子的，但在经济金融化、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房地产成为保值最好的产品，也成为银行业最主要的利润来源。新增贷款中40%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高房价给实体经济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进一步脱实向虚，辛辛苦苦干一辈子的制造企业，不如在北上广深买一套小房子。二是面抬高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很多企业包括高科技企业，不得不加工资，因为房租在提高，房价在提高，不加工资，员工就走了。工资高，社保缴费又高。消费为什么减速，除了收入增长放缓、服务业消费比重提高、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下降等原因外，不可否认的因素是高房价的挤压。北京、上海应该是收入水平最高的，但北京的消费增速早就进入了个数位，全国现在是百分之八九，北京早就进入到5%。为什么？房价导致的。我算了一下，每年居民利息支出1.5万亿，相当于居民储蓄额的18%。如果没有房贷压力，消费是自由的;一旦有房贷，相对来讲就压力大了。
警惕新一轮风险积累，决不能停止去杠杆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国内对杠杆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国际金融危机刚发生的时候大家知道杠杆是有害的且是所有风险的源头，但我们看到美国高杠杆而我们低杠杆，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在加杠杆，一直加到2015年，回过头来看2015年的“股灾”，相当大程度上和有关部门对于加杠杆没有警惕，甚至有意加杠杆有关。所以，后来才有了去杠杆。但现在有人说杠杆不是问题了，去杠杆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金融风险源头还是高杠杆，现在无非是说有其他一些事情需要临时性处理，于是把去杠杆的节奏放慢一点，但绝不是说不干了。有很多事情其实已经在加杠杆了，风险其实又在积累了，我们不能再犯上一轮的错误。去杠杆是一个不能改变的长期政策，与其他政策在协调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节奏配合、轻重缓急问题。
当前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表示，当前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现在非常担心一边通过收税把经济增长压出去，另一边通过央行放货币，这样的话，可能经济增长没上来，通货膨胀先上来了。如果出现“滞胀”的局面，宏观调控将无所适从，无从下手。二是要处理好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不深化改革的话宏观调控的路会越走越窄，宏观调控的区间也会越来越小。三是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过去老讲通过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但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如果国内不深化改革的话，外资不来了，甚至往外走了。所以，我们要加快改革。加快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确实在下降，即使是根据官方数字，我们的实际增长也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意味着失业，我国的失业不像拉美国家那样年轻人都在大街上晃悠，而是宅在家里、趴在网上。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表示，中国来自两方面的国际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吸引国际资本，同时高端制造环节技术创新和技术保护强度增加，对中国发展中高端产业形成高压效应。另一方面是中低收入国家正在低端制造业领域照搬中国模式，对中国替代作用越来越大。现在中国经济到了中上收入国家水平，经济增长再以投资为主就不灵了，因为公共领域投资饱和了，中低端产业投资也饱和了，而高端产业又进不去。所以，逼迫经济向消费为主转型。韩国、日本当年都这样，到了中上等收入水平必须向消费为主转型。但消费为主和投资为主不同，投资是快变量，少数人决策，集中见效;消费是人人决策，分散消费，渐进式见效。所以，转向消费为主增速必然会下降，任何经济体都是这样的。尤其在中国，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导致消费动力不强，低收入人群没钱消费，中等收入人群有钱不敢消费，高收入人群不想消费。从供给侧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新兴产业发展虽然很快，但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很少。
在支持实体经济上要有管用的政策
朗华集团董事长、深圳市工商联副主席张春华表示，对于民营企业，政策很重要，特别是给民营企业的政策和机制很重要。深圳基本上民营企业没怎么管，深圳有180多万家企业，管不过来，所以才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深圳地方官员相当开放，申请供应链的时候，工商局根本不知道这个名词，企业也解释不清楚，但你来申请，就给你了。供应链在全中国发展最快的也是深圳。实体经济日子不好过的原因是毛利润太低，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政策，做虚拟经济的赚钱太快，银行是300%的毛利，相当好赚钱。（摘自《改革内参》）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中国经济是房地产投资驱动型经济。很多人提出许多数字，认为中国房地产投资跟美国比、跟其他国家比，并没有过度，但如果我们去一些城市，哪怕去三线城市看看，都会被房地产高产所震惊。到舟山去了一趟，在朱家尖岛上看到了希尔顿、威斯汀等五星级酒店，可它只是一个三线或者四线城市。截至2013年，中國造了696座五星级酒店，在建500座，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还有470座摩天大楼，在建的332座，这两项加起来是超过美国的。我们再到地方看看，政府办公大楼豪华程度非常惊人。过去二十年，在房地产投资方面，我们是过多了，虽然应该充分肯定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但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增长不可能只建立在钢筋水泥上。过去20年中，盖房子占用了太多的资源，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和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都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我们的人均收入比这些国家要低得多。因此，房地产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太大是需要调整的。
高房价对实体经济和消费形成挤压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伟民表示，房地产是重要产业，是需要建房子的，但在经济金融化、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房地产成为保值最好的产品，也成为银行业最主要的利润来源。新增贷款中40%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高房价给实体经济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进一步脱实向虚，辛辛苦苦干一辈子的制造企业，不如在北上广深买一套小房子。二是面抬高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很多企业包括高科技企业，不得不加工资，因为房租在提高，房价在提高，不加工资，员工就走了。工资高，社保缴费又高。消费为什么减速，除了收入增长放缓、服务业消费比重提高、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下降等原因外，不可否认的因素是高房价的挤压。北京、上海应该是收入水平最高的，但北京的消费增速早就进入了个数位，全国现在是百分之八九，北京早就进入到5%。为什么？房价导致的。我算了一下，每年居民利息支出1.5万亿，相当于居民储蓄额的18%。如果没有房贷压力，消费是自由的;一旦有房贷，相对来讲就压力大了。
警惕新一轮风险积累，决不能停止去杠杆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国内对杠杆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国际金融危机刚发生的时候大家知道杠杆是有害的且是所有风险的源头，但我们看到美国高杠杆而我们低杠杆，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在加杠杆，一直加到2015年，回过头来看2015年的“股灾”，相当大程度上和有关部门对于加杠杆没有警惕，甚至有意加杠杆有关。所以，后来才有了去杠杆。但现在有人说杠杆不是问题了，去杠杆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金融风险源头还是高杠杆，现在无非是说有其他一些事情需要临时性处理，于是把去杠杆的节奏放慢一点，但绝不是说不干了。有很多事情其实已经在加杠杆了，风险其实又在积累了，我们不能再犯上一轮的错误。去杠杆是一个不能改变的长期政策，与其他政策在协调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节奏配合、轻重缓急问题。
当前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表示，当前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现在非常担心一边通过收税把经济增长压出去，另一边通过央行放货币，这样的话，可能经济增长没上来，通货膨胀先上来了。如果出现“滞胀”的局面，宏观调控将无所适从，无从下手。二是要处理好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不深化改革的话宏观调控的路会越走越窄，宏观调控的区间也会越来越小。三是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过去老讲通过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但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如果国内不深化改革的话，外资不来了，甚至往外走了。所以，我们要加快改革。加快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确实在下降，即使是根据官方数字，我们的实际增长也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意味着失业，我国的失业不像拉美国家那样年轻人都在大街上晃悠，而是宅在家里、趴在网上。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表示，中国来自两方面的国际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吸引国际资本，同时高端制造环节技术创新和技术保护强度增加，对中国发展中高端产业形成高压效应。另一方面是中低收入国家正在低端制造业领域照搬中国模式，对中国替代作用越来越大。现在中国经济到了中上收入国家水平，经济增长再以投资为主就不灵了，因为公共领域投资饱和了，中低端产业投资也饱和了，而高端产业又进不去。所以，逼迫经济向消费为主转型。韩国、日本当年都这样，到了中上等收入水平必须向消费为主转型。但消费为主和投资为主不同，投资是快变量，少数人决策，集中见效;消费是人人决策，分散消费，渐进式见效。所以，转向消费为主增速必然会下降，任何经济体都是这样的。尤其在中国，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导致消费动力不强，低收入人群没钱消费，中等收入人群有钱不敢消费，高收入人群不想消费。从供给侧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新兴产业发展虽然很快，但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很少。
在支持实体经济上要有管用的政策
朗华集团董事长、深圳市工商联副主席张春华表示，对于民营企业，政策很重要，特别是给民营企业的政策和机制很重要。深圳基本上民营企业没怎么管，深圳有180多万家企业，管不过来，所以才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深圳地方官员相当开放，申请供应链的时候，工商局根本不知道这个名词，企业也解释不清楚，但你来申请，就给你了。供应链在全中国发展最快的也是深圳。实体经济日子不好过的原因是毛利润太低，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政策，做虚拟经济的赚钱太快，银行是300%的毛利，相当好赚钱。（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