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5日，上海。早上六点零五分电台广播了“上海解放了”这条传遍全国、震撼全球的新闻；1979年3月，一则30秒的广告开创了中国电视广告的先河；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矗立。这三个列入中国广播电视史册的大事，都是邹凡扬经手、筹办的。邹凡扬是一位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传奇人物。
　　上过日军黑名单
　　邹凡扬是上海人，“一·二八”、“八一三”之后，邹凡扬的住家和学校被日本炮火轰为平地，全家人逃往法租界亲戚家居住。由于对日本鬼子的仇恨，邹凡扬十七岁参加了学生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占领租界，邹凡扬的名字列入日军搜捕的黑名单，邹凡扬被迫离开上海到苏北盐阜区参加新四军。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邹凡扬被派往上海，准备收复上海的工作。日本投降后，邹凡扬奉命在上海长期潜伏，在报社做新闻工作。他在新闻界身兼三职，既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控制的《新夜报》的首席记者，又是三清团办的《大光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同时还是中统办的“中联社”的总编辑。于是有人对他刮目相看，有人对他嗤之以鼻，有人讲他是特务，有人骂他是“黄牛党”。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却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
　　邹凡扬曾三次采访蒋介石，一次采访李宗仁，其中一次是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10月8日，邹探得“蒋总统今夜莅沪”的消息，即赶到龙华机场，蒋到达后邹竟紧跟蒋介石的车队，一直跟到蒋介石的官邸。第二天又驾车尾随蒋的座骑到万国公墓，因军警阻挡不准入内，邹凡扬竟越过围墙，翻身入内，荷枪实弹的军警端起刺刀围上来，邹凡扬毫不畏惧，举着记者证夺路飞奔，终于抢到了“蒋介石到沪”的独家头条新闻。
　　邹凡扬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党委的姚溱领导，姚溱在上海创办《消息》三日刊，以后又创办了《文萃》，邹凡扬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上午用《新夜报》记者的名义，下午用《大光通讯》记者的身份采访国民党机关，晚上又戴着耳机抄送延安的广播，把自己收听记录和采访所得的材料整理出来送给姚溱或进步报刊采用。
　　“大上海解放了”
　　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三大战役后，解放大军过江，地下党要求做好上海解放和接管准备工作，邹凡扬工作也转到这方面。据邹凡扬自述文章回忆：“1949年5月，我奉命撤出所有公开任职的单位和住所，躲在一亲戚家里，每天用电话联系指挥准备接管的工作，争取把大量电台设备和人员都留下来，阻止他们到台湾去。当时地下党还让我负责上海的电台和真如国际电台的先期接管工作，防止敌人的拆迁和破坏，争取更多人留下。1949年5月24日晚上，当郊外的炮声沉寂时，国民党的散兵溃败，随路丢弃枪支弹药向东逃窜，随后就有解放军迅速挺进，战线向西移。我等住在西区的地下党员事先约好在常熟路（当时叫善钟路）我的公寓里集合，我们坐了我那辆别克轿车先到大西路七号（现延安西路）的上海广播电台，其余的人去了《申报》馆，我在车上写了一条23字的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凌晨攻入上海市区（大上海解放了）’稿子，经顾渊审阅，我拿着稿子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只身进入电台，找到电台的工务主任，他当时是代理台长，我事先已经同他联系好，便交给他一篇新闻稿和一篇布告，叫他中止原有的广播，立即播出这两篇稿子。我在会客室打开收音机监听广播，5月25日早上六点零五分，电台播出了上海解放的第一条新闻，声音响彻上海天空，传遍全国，震撼全球。我事先曾要求地下党派播音员来支援，我担心国民党电台的播音员能否播好新闻和布告以及后续稿件。七时正，地下党派来了王世桢等四位同志，門口由解放军驻守站岗，还来了同济大学和交大学生组成的人民保安队。王世桢负责对外联络，钱乃立、徐炜、陈奇和原来电台的播音员施燕声一起轮流不间断地播出。马路上本来没有行人，听到广播后老百姓都上街了，看到解放军不进老百姓的家里都睡在马路上，也不喝老百姓的一汤一水，秩序井然，老百姓都很感动。当时报纸还出不了，只有广播快捷地传播消息，上海广播功率很大，覆盖华东，台湾都能听到。当时在上海的许多记者包括外国通讯社，都说上海是5月25日早上解放的，实际上当时苏州河西岸还有几十万国民党军没有放下武器，上海完全解放是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我调到军管会文教接管会，被派去接管上海一家大报《新闻报》，同时创办《新闻日报》，担任总编辑。1960年《新闻日报》和《解放日报》合并，我被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副总编辑，这是我正式调到广播电视系统工作。”
　　邹凡扬在电视台工作时，广播电视的经费由国家财政支出，一般职工的工资只有36元，每天晚上职工值班播出的夜餐费都要财政局报销，演员来台没有车接送，要各自乘公交车或步行。有一次，演员赵丹换乘两路公交车来台，因身体不适，对邹凡扬说：你不能用车接送一下吗？可是电台连一辆车也没有，邹凡扬和职工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只能让赵丹走着回去，这件事使邹凡扬很难受。更为难的是搞电视剧从摄影机到胶片都是进口，要用外汇，但申请外汇却十分困难。摄影机是从旧货店淘来的二手货，胶片是过期的16毫米反转片，新闻播出常常面临揭不开锅的窘况……
　　电视广告第一人
　　1979年3月，一则30秒的广告开创了中国电视广告的先河，邹凡扬因签发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而获“天威广告开拓者奖”。讲起签发这则广告，邹凡扬说：“当年我在上海电视台是搞新闻的，不太懂经营广告，但电视要生存，就得想办法。这时候厂家找上门来要做一则广告，每次300元，我就冒着风险签了这则药酒广告。此后上海电视台的广告经营开始火起来，到1985年创收已达1300万元，与政府投资金基本相当。到了1998年就已经达到15个亿，上海电视台终于走出了一条自谋发展之路。”邹凡扬还说：“媒体应该重视广告审查，坏的要拿掉，避免产生误导，中国广告之路还很长很长，希望我们大家为之努力。”上海电视台做广告是全国第一家，比广东台早三个月，比中央电视台早一年多，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曾说：“邹凡扬在上海开了一个好头，走出一条新路。” 　　筹建“东方明珠”
　　当年，邹凡扬带队到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考察，并派技术人员到发达国家参加培训，从日本引进了海外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播出时引起轰动。此后，上海电视台不断增加自己摄制电视连续剧的数量。日本朋友还向邹凡扬提出应该在上海建造一个更高的广播电视塔的建议，他们认为上海这样一个平原地区，需要一个制高点，这就是筹建“东方明珠”塔的初衷。如今“东方明珠”已成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塔顶可以观光，投资早已收回。在选址的时候，邹凡扬认识到开发浦东的重要性，将“东方明珠”塔建在浦东陆家嘴，现在那里是上海的中心地区之一。
　　我的良师益友
　　1958年6月，我被调去上海广播电台当记者，此时邹凡扬在电台任副总编辑。当时电视台是电台的一个部，他分管两台的新闻，所以我有较多机会接触他。邹凡扬的办公室在四楼，编辑部各组和发稿室在三楼，他经常到编辑部，鼓励我们工作要创新，除了发新闻要搞带广播特点的录音新闻、口头采访报道，还要多到基层作调查研究。晚上编辑部要发稿时，他常来发稿室看重点稿子，编辑部主任高宇请他看稿子，一起切磋业务。晚上我们工作晚了就到食堂吃夜餐，他也常去。接触多了，我感到他睿智、有胆识、有魄力，为人谦和平易，一点架子也没有。在他鼓励和倡导下，我在电台搞过一些录音报道和调查研究报告，其中一个录音访问节目，在中央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的节目》里播出受到好评……
　　1959年我采访三轮卡车生产时回来写了个调查报告，编辑部主任林路看了报告批给邹凡扬同志，请他抽空一阅，建议将此件摘编《解放日报》，在工业组和编辑组中传阅。邹凡扬看后批：“材料很好，可摘编给《解放日报》。”后来厂家根据581型三轮卡车尚未定型，质量没有完全过关，又不适合我国农村地区桥上行驶的条件，没有列入国家型号就改型了，我也取消了原报道计划。这次采访使我体会到只有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心中有数，避免错误报道。
　　1965年，中央台要在上海电台设立记者站，我被定为中央台驻上海的记者，不久又决定调我去北京，听说让我当时政记者。我在上海台后期任时政记者，觉得不如在工厂、基层采访“轰轰烈烈”。我带着这个困惑找到邹凡扬，他耐心地告诉我，在基层采访固然好，是一种生活，到北京当时政记者却是另一番天地，接触的面广，可以放眼世界，又是一种生活和体验。他说你能担任这项工作是你的幸运，你要好好干，同样，时政报道也可以创新。经邹凡扬的劝说，我愉快地接受了新的工作……
　　到北京后，只要我到上海出差、探親，我都会去上海电台看编辑部的同志和凡扬同志，他们都热情地接待我。后来凡扬同志因病长期住在华东医院，我会打长途电话，通过护士站让她们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幸福的耋耋婚姻
　　2010年10月10日上午10点10分，上海徐汇区结婚登记处特地安排这个时刻给时年87岁的邹凡扬和74岁的张循盖上大红结婚登记章。他们俩都有过几次婚姻，都处在独居生活，缘分使他们俩走到一起，是一对创纪录的新人。
　　张循是1959年到《新闻日报》实习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当时邹凡扬任副总编辑，经过多次接触，邹凡扬同情张循在几次运动中遭迫害的遭遇，欣赏张循的坚强和为人。邹凡扬的不凡经历、品德、素养、孝善是张循敬重的。婚前，邹凡扬以87岁的高龄爬楼梯来张循家十多次，展示爱慕的诚意；婚后，邹凡扬有病在身，张循日夜陪伴，悉心照料。有一次，邹凡扬握着张循的手说：“我的晚年找到你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2013年8月的一天，邹凡扬突然对张循说：“如把我过去写的东西整理一下也蛮有意思的啊。”张循曾向邹凡扬提过这个建议，所以张循毫不犹豫地说“好啊”。在医院里，张循陪着邹凡扬看电视、听音乐、下棋、读报纸，还抽空在床前编《人生九十不容易》一书。2014年9月，张循罹患肺癌，在手术后，依然坚持编书。2015年6月7日，邹凡扬已不能说话，眼睛也看不清，但抚摸着《人生九十不容易》一书，他笑得很是欣慰。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