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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从油价攀升、路况拥堵、停车位稀缺和停车费上涨之后，限购限行便开始悄然由一线城市不断向二线甚至三城市蔓延……此时，刚刚富裕起来的国人，手里攥着钱，眼里放着光，在车市里徘徊着……他们纠结着：该不该出手?是该买新车还是该买二手车?就算是他们已经决定扔下钱，把车开走，可这已经不可能了——汽车，买与不买，除了跟钱有关，还跟运气有关。难怪有“汽车控”感叹，汽车“想说爱你不容易。”
盲目就盲目，买了再说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2010年的12月23日下午三点，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布治堵方案，摇号限牌的传言获得证实。
北京银行的客户经理吴筱告诉《中国新时代》，她准备提前实现她的购车计划，虽然还没有考虑好自己究竟该买SUV还是轿车，但是现在这已经不是她所关心的第一问题，在她的候选项中，有雷诺科雷傲、斯巴鲁森林人、迈腾、天籁、新君威……而判断是否购买的标准现在只有一个：什么车能尽快提获，就买什么。“那时基本上是有什么车，就提什么车，就为了从经销商那儿获得备案，能赶上摇号前的最后一班车。”
其实，自去年10月份以来，销售顾问卖车的数量增长就很明显，特别是11月份北京治堵的消息散开以来，更是翻倍增长，导致的后果是，以前不加价销售的车型，现在也要加价2000元，比如宝来、捷达，高尔夫的加价更是明显，已经高达1万－1.5万不等，这让吴筱变得很被动，“花钱都花得不爽。”
一条“摇号”的消息，意味着北京汽车消费环境将面临巨变。巨大的交通压力对车市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吴筱并不真正关心，在她的身边，仅仅是摇号的风声就已经让这些潜在车主们开始躁动不安了。
“‘买车没有?’现在简直成了日常的问候语。”吴筱说，“现在也不管车辆档次了，有多少钱就买什么样的车，甚至有还没有拿到驾照的同事也匆忙购车。”主要是因为“限车政策马上要出来了，一定要抢到这份‘最后的晚餐’。”
如今，如愿抢到了车的吴筱让周围很多同事羡慕，不过，她的日子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过，“两个月以来，在北京市场，新车上牌、交购置税的人总在排队。”她说，现在更让她担心的是怎么养车，“买到车后，油费和停车费不停上涨，因为工作地点在金融街，现在工作日有时候我还是宁愿选择坐地铁上下班。”
在吴筱看来，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交通的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如果只是针对私车制定交通管理措施，将很难取得实际效果。“我觉得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去考虑利和弊的问题，表面上看到的是一种畅通，但是它对社会的公平、对社会该信奉的一种普遍的价值观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单双号真正开始长期运行之后，政府更应该考虑到民生的一些问题。居高不下以至于普通人难以承受的房价，使得很多人选择去燕郊、通县甚至河北买房，在公共交通发展尚不完善的时候，这批人需要以车代步，限行限购对这一群体来说，就是个大问题。另外，政府本来鼓励居民消费，掏钱买车，转眼又严厉限制出行，对此，政府该怎么解释?”
“曾经上海也试图通过车牌拍卖控制车，但许多当地人跑到杭州、苏州、南通上牌，然后开着所谓的‘外地车’在上海工作生活，路上的汽车数量并没有显著减少。”和吴筱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最人性化的途径，在公共交通还不足够发达的时候，贸然限车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在微博上如此评价北京的治堵新规：“他们治不了堵就牺牲公民买车的权利；治不了房价就牺牲公民买房的权利。其实堵是他们造成的，哪有他们哪就堵；高房价也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造成，因他们故意推高地价。‘解铃还须系铃人’，真想解决问题，得拿他们开刀。他们不拿自己开刀，就只好用我们的公民权利，不断为他们的无能买单。”
摇不摇到号都一样纠结
在外企工作的王琳琳原本计划今年年底攒够钱买一辆稍微上一点档次的车，但突如其来的摇号政策让她不知所措，既怕摇中号牌时，还没攒够买车的钱，又怕有钱的时候，不够幸运，摇不中号。
百般纠结的她只好决定，从2月份就发动全家人一起参加摇号。没想到第一次摇号她爸爸就摇中了，转眼之间，半年的有效期就要过去，既不想浪费号牌，又不甘心买经济型小车的她想出了个折中的办法——先到二手车市场买一辆两三万元的二手车，把车牌留下再说。
上周，她花了不到3万开回了一辆二手“雨燕”，她打算年底就换一辆新车。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二手车市场并非如年初业界预测的那般萧条。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的数据显示，5月用换购指标购置二手车占本市之间过户量的34.7％。购买15万元以下二手车的占当月亚市更新指标的89.4％，其中置换3万元以下二手车的占30.5％，3万元至15万元的占58.94％。
位于北京南部的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数据也显示，5月份的二手车交易中，约45％是3万左右的经济型小车。“很多都是过渡性消费，先占个号牌，尤其是本身有房贷的年轻人，经济上已有一定压力，先买辆3万左右的二手车占‘坑儿’。”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公关传播部经理葛然说。
不过，像王琳琳这样的人还是少数，有部门调查发现，摇号上牌率不足30％。这意味着一季度5.28万个中签指标中，至少3.6万辆计划中的新车交易量，或是已经“蒸发”，或是还在“沉睡”。这对北京车市无疑是雪上加霜。中签者在取得购车资格后却并不急于行使手中的权利，他们选择持币观望，期待车价下降；而屡摇不中者不满新政，期待着规则的改变。
王琳琳的同事小月参加了四次摇号，都没有摇中，对此她有很大的不满：“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一个全盘的考虑。限制是一个最不公平的办法，相反，开放是最公平的办法，生活在城市的大众，自由是他们渴望的，他们的幸福感并不来源于生活的绝对值，而是选择的权利。在北京，你不能选择了，你得摇号了。用限制的办来控制，是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战争时期产品匮乏的办法，现在是市场经济，应该用引导、用增加税收的办法。香港的油很贵，新加坡的税很重，在这种情况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小月说，她还会参加下一次的摇号，而始终让她疑惑的是，治堵是否非得限购汽车不行?“自己生活在北京，交通拥堵苦不堪言，要治堵我怎能不赞成?但老实讲，我本人对限购并不看好。不否认，汽车限购对治堵有助，至少可减轻日后城市的交通压力，但有两个问题仍解决不了：第一，当下北京早已车饱为患，即使不再增新车，还会照堵不误，怎么办?第二，摇号购车虽是机会平等，但却不分轻重缓急，某些人急需用车而总也不中签，怎么办?”
“我愿意相信，这个政策无法延续下去。”
“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私营企业主罗先生如是说。在他的公司，为应对限号， 已经先后购买了5辆车，并分别上了不同的牌照
“这种情况很普遍，身边很多朋友都有两辆以上的车，而且有些因为限行，还将自己第二辆车的购车计划提前了。我认为，恰恰是限号催生了汽车市场的火热，越限车越多——有很多家庭可能是两三年、四五年之后才计划买第二辆车，现在由于这种单双号的限行，很多家庭原来只有一辆车，现在变成了拥有第二辆车，而且交管部门也很人性，车牌是可以按照需要来选择单双号的，这样一家可各有一个单双号，其实，这从另一个角度又刺激了汽车的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你说，是利大还是弊大?”
罗先生敏锐觉察到限行限购可能带来的商机，他认为，限购限行有可能催生车位的炒作与热卖，他根据经济学常识判断，一种社会资源变为稀缺时，就会价值提升，就会吸引投资，甚至进而演变成一种产业。
“相关限制政策的出台，还会造成对某些车主的不公平。”罗先生表示，比如关于买车必须配车位的规定，就只是对规定出台后买车的消费者适用，而之前已经拥有车的车主就不受此约束，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北京市政府第一次开始进行单双号限行的时候，是在北京奥运测试时期。当时很多人都留心到一个小细节——报请国务院批准。这说明当时北京市政府也意识到进行这样一个强制一刀切的政策，不是自己这就能做主的，它涉及到很多人的公共利益。而在奥运会期间实施，关键在于当时很多人不是表示对这种决策的肯定，而是出于内心情感的一种肯定——我愿意奉献，奥运会这是一个百年梦圆的时刻，我作为北京的市民，愿意牺牲这几个月单双号限行的不便，来支持北京奥运。
在罗先生看来，这样一种奉献的结果，北京交管部门等类似部门应该对市民表示感谢，可后来却变成了一种强制，“这是对大家情感的一种打击”罗先生说。
“现在就已经太堵了”，而控制汽车数量的办法，顶多可以避免北京走向“更堵”。在罗先生看来，如今的北京交通，表面上似乎比之前畅通了，但是会堵住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权力寻租的问题，实行了单双号的限制，可能有很多有权力的人就能得到各种单双号可以无障碍通行的证件，而普通百姓是无法获得的。单双号限行后，普通人的权利被剥夺，但是限不住真正富裕的人和有权力的人，富裕的人可能会买两辆车，有权力的人拥有公车，且单双号车都有，他们不在乎这一点。相比较而言，管理水平的下降，我想对于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远远比城市拥堵的隐患更大。”
其实，不仅是这半年，交通布局和城市布局的不完善已经很多年了，如何治堵的各种讨论也是此起彼伏。归根结底，治堵就是加强基础交通建设的问题。连日来，汽车限行限购之所以会引发强烈的反响，就是因为在没有替代出行方案的前提下，将政府本应该承担的责任用简单、一刀切的方法变成了一种管理效果，转嫁给民众。罗先生直言：“我愿意相信，这个政策无法延续下去。起码的一点，市场经济主张买卖自由，而政府用行政办法限购算怎么回事?”
盲目就盲目，买了再说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2010年的12月23日下午三点，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布治堵方案，摇号限牌的传言获得证实。
北京银行的客户经理吴筱告诉《中国新时代》，她准备提前实现她的购车计划，虽然还没有考虑好自己究竟该买SUV还是轿车，但是现在这已经不是她所关心的第一问题，在她的候选项中，有雷诺科雷傲、斯巴鲁森林人、迈腾、天籁、新君威……而判断是否购买的标准现在只有一个：什么车能尽快提获，就买什么。“那时基本上是有什么车，就提什么车，就为了从经销商那儿获得备案，能赶上摇号前的最后一班车。”
其实，自去年10月份以来，销售顾问卖车的数量增长就很明显，特别是11月份北京治堵的消息散开以来，更是翻倍增长，导致的后果是，以前不加价销售的车型，现在也要加价2000元，比如宝来、捷达，高尔夫的加价更是明显，已经高达1万－1.5万不等，这让吴筱变得很被动，“花钱都花得不爽。”
一条“摇号”的消息，意味着北京汽车消费环境将面临巨变。巨大的交通压力对车市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吴筱并不真正关心，在她的身边，仅仅是摇号的风声就已经让这些潜在车主们开始躁动不安了。
“‘买车没有?’现在简直成了日常的问候语。”吴筱说，“现在也不管车辆档次了，有多少钱就买什么样的车，甚至有还没有拿到驾照的同事也匆忙购车。”主要是因为“限车政策马上要出来了，一定要抢到这份‘最后的晚餐’。”
如今，如愿抢到了车的吴筱让周围很多同事羡慕，不过，她的日子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过，“两个月以来，在北京市场，新车上牌、交购置税的人总在排队。”她说，现在更让她担心的是怎么养车，“买到车后，油费和停车费不停上涨，因为工作地点在金融街，现在工作日有时候我还是宁愿选择坐地铁上下班。”
在吴筱看来，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交通的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如果只是针对私车制定交通管理措施，将很难取得实际效果。“我觉得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去考虑利和弊的问题，表面上看到的是一种畅通，但是它对社会的公平、对社会该信奉的一种普遍的价值观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单双号真正开始长期运行之后，政府更应该考虑到民生的一些问题。居高不下以至于普通人难以承受的房价，使得很多人选择去燕郊、通县甚至河北买房，在公共交通发展尚不完善的时候，这批人需要以车代步，限行限购对这一群体来说，就是个大问题。另外，政府本来鼓励居民消费，掏钱买车，转眼又严厉限制出行，对此，政府该怎么解释?”
“曾经上海也试图通过车牌拍卖控制车，但许多当地人跑到杭州、苏州、南通上牌，然后开着所谓的‘外地车’在上海工作生活，路上的汽车数量并没有显著减少。”和吴筱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最人性化的途径，在公共交通还不足够发达的时候，贸然限车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在微博上如此评价北京的治堵新规：“他们治不了堵就牺牲公民买车的权利；治不了房价就牺牲公民买房的权利。其实堵是他们造成的，哪有他们哪就堵；高房价也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造成，因他们故意推高地价。‘解铃还须系铃人’，真想解决问题，得拿他们开刀。他们不拿自己开刀，就只好用我们的公民权利，不断为他们的无能买单。”
摇不摇到号都一样纠结
在外企工作的王琳琳原本计划今年年底攒够钱买一辆稍微上一点档次的车，但突如其来的摇号政策让她不知所措，既怕摇中号牌时，还没攒够买车的钱，又怕有钱的时候，不够幸运，摇不中号。
百般纠结的她只好决定，从2月份就发动全家人一起参加摇号。没想到第一次摇号她爸爸就摇中了，转眼之间，半年的有效期就要过去，既不想浪费号牌，又不甘心买经济型小车的她想出了个折中的办法——先到二手车市场买一辆两三万元的二手车，把车牌留下再说。
上周，她花了不到3万开回了一辆二手“雨燕”，她打算年底就换一辆新车。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二手车市场并非如年初业界预测的那般萧条。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的数据显示，5月用换购指标购置二手车占本市之间过户量的34.7％。购买15万元以下二手车的占当月亚市更新指标的89.4％，其中置换3万元以下二手车的占30.5％，3万元至15万元的占58.94％。
位于北京南部的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数据也显示，5月份的二手车交易中，约45％是3万左右的经济型小车。“很多都是过渡性消费，先占个号牌，尤其是本身有房贷的年轻人，经济上已有一定压力，先买辆3万左右的二手车占‘坑儿’。”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公关传播部经理葛然说。
不过，像王琳琳这样的人还是少数，有部门调查发现，摇号上牌率不足30％。这意味着一季度5.28万个中签指标中，至少3.6万辆计划中的新车交易量，或是已经“蒸发”，或是还在“沉睡”。这对北京车市无疑是雪上加霜。中签者在取得购车资格后却并不急于行使手中的权利，他们选择持币观望，期待车价下降；而屡摇不中者不满新政，期待着规则的改变。
王琳琳的同事小月参加了四次摇号，都没有摇中，对此她有很大的不满：“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一个全盘的考虑。限制是一个最不公平的办法，相反，开放是最公平的办法，生活在城市的大众，自由是他们渴望的，他们的幸福感并不来源于生活的绝对值，而是选择的权利。在北京，你不能选择了，你得摇号了。用限制的办来控制，是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战争时期产品匮乏的办法，现在是市场经济，应该用引导、用增加税收的办法。香港的油很贵，新加坡的税很重，在这种情况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小月说，她还会参加下一次的摇号，而始终让她疑惑的是，治堵是否非得限购汽车不行?“自己生活在北京，交通拥堵苦不堪言，要治堵我怎能不赞成?但老实讲，我本人对限购并不看好。不否认，汽车限购对治堵有助，至少可减轻日后城市的交通压力，但有两个问题仍解决不了：第一，当下北京早已车饱为患，即使不再增新车，还会照堵不误，怎么办?第二，摇号购车虽是机会平等，但却不分轻重缓急，某些人急需用车而总也不中签，怎么办?”
“我愿意相信，这个政策无法延续下去。”
“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私营企业主罗先生如是说。在他的公司，为应对限号， 已经先后购买了5辆车，并分别上了不同的牌照
“这种情况很普遍，身边很多朋友都有两辆以上的车，而且有些因为限行，还将自己第二辆车的购车计划提前了。我认为，恰恰是限号催生了汽车市场的火热，越限车越多——有很多家庭可能是两三年、四五年之后才计划买第二辆车，现在由于这种单双号的限行，很多家庭原来只有一辆车，现在变成了拥有第二辆车，而且交管部门也很人性，车牌是可以按照需要来选择单双号的，这样一家可各有一个单双号，其实，这从另一个角度又刺激了汽车的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你说，是利大还是弊大?”
罗先生敏锐觉察到限行限购可能带来的商机，他认为，限购限行有可能催生车位的炒作与热卖，他根据经济学常识判断，一种社会资源变为稀缺时，就会价值提升，就会吸引投资，甚至进而演变成一种产业。
“相关限制政策的出台，还会造成对某些车主的不公平。”罗先生表示，比如关于买车必须配车位的规定，就只是对规定出台后买车的消费者适用，而之前已经拥有车的车主就不受此约束，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北京市政府第一次开始进行单双号限行的时候，是在北京奥运测试时期。当时很多人都留心到一个小细节——报请国务院批准。这说明当时北京市政府也意识到进行这样一个强制一刀切的政策，不是自己这就能做主的，它涉及到很多人的公共利益。而在奥运会期间实施，关键在于当时很多人不是表示对这种决策的肯定，而是出于内心情感的一种肯定——我愿意奉献，奥运会这是一个百年梦圆的时刻，我作为北京的市民，愿意牺牲这几个月单双号限行的不便，来支持北京奥运。
在罗先生看来，这样一种奉献的结果，北京交管部门等类似部门应该对市民表示感谢，可后来却变成了一种强制，“这是对大家情感的一种打击”罗先生说。
“现在就已经太堵了”，而控制汽车数量的办法，顶多可以避免北京走向“更堵”。在罗先生看来，如今的北京交通，表面上似乎比之前畅通了，但是会堵住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权力寻租的问题，实行了单双号的限制，可能有很多有权力的人就能得到各种单双号可以无障碍通行的证件，而普通百姓是无法获得的。单双号限行后，普通人的权利被剥夺，但是限不住真正富裕的人和有权力的人，富裕的人可能会买两辆车，有权力的人拥有公车，且单双号车都有，他们不在乎这一点。相比较而言，管理水平的下降，我想对于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远远比城市拥堵的隐患更大。”
其实，不仅是这半年，交通布局和城市布局的不完善已经很多年了，如何治堵的各种讨论也是此起彼伏。归根结底，治堵就是加强基础交通建设的问题。连日来，汽车限行限购之所以会引发强烈的反响，就是因为在没有替代出行方案的前提下，将政府本应该承担的责任用简单、一刀切的方法变成了一种管理效果，转嫁给民众。罗先生直言：“我愿意相信，这个政策无法延续下去。起码的一点，市场经济主张买卖自由，而政府用行政办法限购算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