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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作为第一批日中青年友好交流团成员，保母武彦曾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
保母武彦，这位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日本老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直关注我国西部，特别是宁夏南部山区的经济发展。因为贡献突出，2008年他被授予“宁夏银川市荣誉市民”称号。
结缘宁夏，情系西部
1993年，保母武彦第一次踏上宁夏南部山区的土地，在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与宁夏的科研人员一起，为宁夏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污水处理以及沙漠化防治等而劳累奔波，结合日本在经济高度发展期出现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促进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2003年，当时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现日本海外协力组织)启动了针对中国西部地区200所大学的人才培养日元贷款项目，包括对中国高校的设施建设、设备援助和大学教员的赴日研修等。为推动落实宁夏大学的人才培养日元贷款项目，国际协力银行找到与宁夏保持密切关系的岛根大学，希望他们配合接收宁夏大学的赴日研修人员。时任日本岛根大学副校长的保母武彦在同意接受赴日研修人员的同时，还建议：在中国本土建设一个可持续进行人才培养的基地，该提议得到了中日双方政府的同意。这就是“宁夏大学岛根大学国际联合研究所”的由来。该研究所创造了中国西部参与该项目的200所大学中唯一的合作研究模式，今天研究所的合作备受中日两国相关机构的关注。从研究所设立之初，保母武彦就一直担任研究所日方顾问，2009年和2010年为了进一步推动研究所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在研究所常驻了2年。该研究所现在已经把研究地区从宁夏推广到整个西部，由中日两国的研究人员共同参加的“中国西部地区学术研究网”正在逐步建立。保母说：“西部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西部的研究，它同时会成为解决世界范围内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金钥匙。这里面蕴含着西部研究对人类的贡献和意义。”
环保优先
保母武彦早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承担了大阪的无公害化研究。他当时提出的将大阪的重化学工业地带转变为物流基地的政策设想，被当地政府积极采纳。毕业之后保母武彦开始在岛根大学任教，他参与提出并建立了环境保全性地区开发理论，1996年他写的《内发型发展论与日本的农村山村问题》一书被广泛作为农村发展问题的教科书，它是一本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参考价值的著作。多年来保母武彦不仅注重理论架构的建设，同时一直坚持去实地考察，他参与设计了日本很多农村、城市的发展规划等。其中他指导的北海道下川町和岛根县海士町是日本当今备受关注并被称为地区开发模式的典型。
在保母看来，中国政府促进宁夏等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值得肯定，但是“地区发展最终依靠的还应该是当地人”。这也就是他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发型发展。
保母是“环境优先”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应该以环境保护为前提。在他看来，考量经济水平需要结合环境、人民幸福感等因素，绝对不能以环境为代价，否则就会陷入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恶性循环中；而一个地区的发展靠的是合理、灵活地利用当地的资源，正所谓“因地制宜”。
“环境优先”是相对于“经济优先”、“经济与环境兼顾”等而言的，它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实施环境优先战略的区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经济比较发达、环境资源已得到比较大的开发利用、环境压力比较大的地区；二是自然条件非常脆弱、难以承载大规模经济开发活动的地区，或是在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大规模开发将毁坏良好自然遗产的地区。
“决策者一定要倾听、尊重当地人的声音，只有当地人才会真正考虑当地的长期发展。”保母一直强调地方，尤其是农村发展要让当地人做主。即使他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破坏了环境，也会尽最大努力去治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会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家乡。”
保母提到了一位中国人。这人原本是包工头，先前开荒采矿破坏了很多地方的自然环境，现在转行经营起农家乐，并且用自己的收入去建蓄水池，搞养殖，还建小学。“他这么做是为了赎罪，做些事情来弥补。”保母认为，这一个人的例子，其实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处理环境和经济发展问题观念的转变。
当初选择在宁夏建立研究所的目的也是出于更好地为地区发展服务。“我们应该重视亚洲的文化，把人才培养的中心转移到亚洲。东亚，甚至东南亚地区应该更加密切地合作，才能培养出有利于当地发展的人才。”
保母带领一批日本学者与宁夏学者们一起充分发挥国际联合研究所的积极作用，他们结合当地情况，利用当地资源来培养人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已经被资助该科研机构的日本海外协力事业团作为一个投资科研的成功案例。
环境荒漠化犹可治
众所周知，制约中国西部发展的一大因素，就是水资源的缺乏，宁夏当然也不例外。如何更有效地将水资源循环再利用，是摆在世界学者们面前的一大重要议题。鉴于日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保母认为中国可以学习借鉴这些技术和经验以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
保母先生曾亲自带领来自宁夏的8位研修生，利用15天的时间参观日本各地的水循环利用系统。提起此事，老先生还颇为自豪：“我的贡献不仅仅限于培养研究型人才，还有为发展服务的人才，这是其他学者还未做到的。”
水的问题与荒漠化盘根错节，多年来，保母先生在宁夏进行了大量地考察。未来，他还将继续和中国农业大学、宁夏大学的教授一起，前往更多地区进行荒漠化的防治研究，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
“我相信我们在研究的同时，荒漠化依然继续在恶化，但是只要意识到了，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总比不治理强。”
人心“荒漠化”不可医
对宁夏等中国西部地区的调研结果，也引起了保母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反思。中文里有“村落”一词，指的是一种社会共同体，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地缘关系。“无论发展到何种地步，这种关系都是需要存在的，而且应该越来越牢固。”保母引经据典地说道。如今在农村，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地缘关系还是比较密切，但人情淡薄的现象巳越来越显现，尤其是在城市。今天的日本，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其老龄化、少子化问题都很普遍。尤其是农村的过疏化问题就是因为这种社会共同体的功能衰退所造成的。保母认为，在当今物质水平快速发展的社会，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很多农村都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留守”老人的看护和“留守”儿童的教育，以及伴随而来的其他社会问题常常引发人们的热烈讨论。保母说在他去调研过的农村，凡是收入增加了的家庭，都有人外出打工。“也许在一定时期内，他们认为只要拿回钱来就是幸福，但是我认为那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
在很多日本人眼中，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日本的黄金时代。这个阶段，日本经济还没有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比较低，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质朴。经济繁荣之后，在人际关系方面反而出现了很多怨言和不满。“在我的调查中，不少人表示，怀念人与人之间那种和谐的、互帮互助的关系。”保母对当下人情淡薄的状态颇为担忧。
“我们可以允许自然的荒漠化，但绝不允许人心的荒漠化。要是这样，这个世界就真的没救了，希望年轻一代切记，要加油。”
保母武彦，这位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日本老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直关注我国西部，特别是宁夏南部山区的经济发展。因为贡献突出，2008年他被授予“宁夏银川市荣誉市民”称号。
结缘宁夏，情系西部
1993年，保母武彦第一次踏上宁夏南部山区的土地，在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与宁夏的科研人员一起，为宁夏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污水处理以及沙漠化防治等而劳累奔波，结合日本在经济高度发展期出现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促进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2003年，当时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现日本海外协力组织)启动了针对中国西部地区200所大学的人才培养日元贷款项目，包括对中国高校的设施建设、设备援助和大学教员的赴日研修等。为推动落实宁夏大学的人才培养日元贷款项目，国际协力银行找到与宁夏保持密切关系的岛根大学，希望他们配合接收宁夏大学的赴日研修人员。时任日本岛根大学副校长的保母武彦在同意接受赴日研修人员的同时，还建议：在中国本土建设一个可持续进行人才培养的基地，该提议得到了中日双方政府的同意。这就是“宁夏大学岛根大学国际联合研究所”的由来。该研究所创造了中国西部参与该项目的200所大学中唯一的合作研究模式，今天研究所的合作备受中日两国相关机构的关注。从研究所设立之初，保母武彦就一直担任研究所日方顾问，2009年和2010年为了进一步推动研究所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在研究所常驻了2年。该研究所现在已经把研究地区从宁夏推广到整个西部，由中日两国的研究人员共同参加的“中国西部地区学术研究网”正在逐步建立。保母说：“西部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西部的研究，它同时会成为解决世界范围内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金钥匙。这里面蕴含着西部研究对人类的贡献和意义。”
环保优先
保母武彦早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承担了大阪的无公害化研究。他当时提出的将大阪的重化学工业地带转变为物流基地的政策设想，被当地政府积极采纳。毕业之后保母武彦开始在岛根大学任教，他参与提出并建立了环境保全性地区开发理论，1996年他写的《内发型发展论与日本的农村山村问题》一书被广泛作为农村发展问题的教科书，它是一本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参考价值的著作。多年来保母武彦不仅注重理论架构的建设，同时一直坚持去实地考察，他参与设计了日本很多农村、城市的发展规划等。其中他指导的北海道下川町和岛根县海士町是日本当今备受关注并被称为地区开发模式的典型。
在保母看来，中国政府促进宁夏等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值得肯定，但是“地区发展最终依靠的还应该是当地人”。这也就是他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发型发展。
保母是“环境优先”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应该以环境保护为前提。在他看来，考量经济水平需要结合环境、人民幸福感等因素，绝对不能以环境为代价，否则就会陷入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恶性循环中；而一个地区的发展靠的是合理、灵活地利用当地的资源，正所谓“因地制宜”。
“环境优先”是相对于“经济优先”、“经济与环境兼顾”等而言的，它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实施环境优先战略的区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经济比较发达、环境资源已得到比较大的开发利用、环境压力比较大的地区；二是自然条件非常脆弱、难以承载大规模经济开发活动的地区，或是在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大规模开发将毁坏良好自然遗产的地区。
“决策者一定要倾听、尊重当地人的声音，只有当地人才会真正考虑当地的长期发展。”保母一直强调地方，尤其是农村发展要让当地人做主。即使他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破坏了环境，也会尽最大努力去治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会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家乡。”
保母提到了一位中国人。这人原本是包工头，先前开荒采矿破坏了很多地方的自然环境，现在转行经营起农家乐，并且用自己的收入去建蓄水池，搞养殖，还建小学。“他这么做是为了赎罪，做些事情来弥补。”保母认为，这一个人的例子，其实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处理环境和经济发展问题观念的转变。
当初选择在宁夏建立研究所的目的也是出于更好地为地区发展服务。“我们应该重视亚洲的文化，把人才培养的中心转移到亚洲。东亚，甚至东南亚地区应该更加密切地合作，才能培养出有利于当地发展的人才。”
保母带领一批日本学者与宁夏学者们一起充分发挥国际联合研究所的积极作用，他们结合当地情况，利用当地资源来培养人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已经被资助该科研机构的日本海外协力事业团作为一个投资科研的成功案例。
环境荒漠化犹可治
众所周知，制约中国西部发展的一大因素，就是水资源的缺乏，宁夏当然也不例外。如何更有效地将水资源循环再利用，是摆在世界学者们面前的一大重要议题。鉴于日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保母认为中国可以学习借鉴这些技术和经验以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
保母先生曾亲自带领来自宁夏的8位研修生，利用15天的时间参观日本各地的水循环利用系统。提起此事，老先生还颇为自豪：“我的贡献不仅仅限于培养研究型人才，还有为发展服务的人才，这是其他学者还未做到的。”
水的问题与荒漠化盘根错节，多年来，保母先生在宁夏进行了大量地考察。未来，他还将继续和中国农业大学、宁夏大学的教授一起，前往更多地区进行荒漠化的防治研究，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
“我相信我们在研究的同时，荒漠化依然继续在恶化，但是只要意识到了，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总比不治理强。”
人心“荒漠化”不可医
对宁夏等中国西部地区的调研结果，也引起了保母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反思。中文里有“村落”一词，指的是一种社会共同体，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地缘关系。“无论发展到何种地步，这种关系都是需要存在的，而且应该越来越牢固。”保母引经据典地说道。如今在农村，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地缘关系还是比较密切，但人情淡薄的现象巳越来越显现，尤其是在城市。今天的日本，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其老龄化、少子化问题都很普遍。尤其是农村的过疏化问题就是因为这种社会共同体的功能衰退所造成的。保母认为，在当今物质水平快速发展的社会，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很多农村都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留守”老人的看护和“留守”儿童的教育，以及伴随而来的其他社会问题常常引发人们的热烈讨论。保母说在他去调研过的农村，凡是收入增加了的家庭，都有人外出打工。“也许在一定时期内，他们认为只要拿回钱来就是幸福，但是我认为那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
在很多日本人眼中，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日本的黄金时代。这个阶段，日本经济还没有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比较低，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质朴。经济繁荣之后，在人际关系方面反而出现了很多怨言和不满。“在我的调查中，不少人表示，怀念人与人之间那种和谐的、互帮互助的关系。”保母对当下人情淡薄的状态颇为担忧。
“我们可以允许自然的荒漠化，但绝不允许人心的荒漠化。要是这样，这个世界就真的没救了，希望年轻一代切记，要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