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史料中，最早记载治疗流感发热的论著有《伤寒论》一书。本书成于东汉末，是张仲景总结了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继承并发展《黄帝内经》的阴阳、经脉、气象、热病论等医学思想，归纳编著而成。本书是中医四诊、八纲、方药学的先驱，历时几千年，他给后代引证治疗流感发热，有着不可否定的贡献。
　　天宝中期，唐玄宗平时较宠爱的嫔妃柳婕好，有一次外出郊游，动身跋涉而出汗，导致外感发热，先服御医开的几剂辛凉药。药后三天，症状未减，反而加重。出现烦渴不解，谵语狂言，脉浮洪大。太监急忙传召名医陈宏坐诊，陈宏看看病情，立即开白虎加桂枝汤。御医见方中有桂枝，不由得一愣；陈宏知道御医顾虑，立即分析道： “贵入出大汗，阴气先伤，阳气突发，故但热不寒，消烁肌肉，与伏暑相似，亦温病之类也。治以白虎加桂枝汤，以白虎保肺清金，峻泻阳明独胜之热，使不消烁肌肉。单以桂枝一味，领邪外出，作向导之官，得热因热用之妙。”嫔妃服药后，不到一个时辰，身上微微汗出，次日症状大减。以桂枝温经发汗，疏松腠理，从而解表退烧，这乃是古人的哲学精点。唐朝文化的崛起，推动了中医药的发展。公元659年，李绩、苏敬等22个当代名医集体编撰《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而欧洲最早的《纽伦堡药典》是1498年出版，比《新修本草》晚800多年时间。名医孙思邈在行医过程，还向民众提倡屋前屋后种植药材，“屋后山茱萸叶似梅叶花，呈白色。四月结果，五月采，治心下邪气寒热……”孙思邈还总结了自己的行医经验，于公元682年，编写《千金要方》，对防治疾病做出了贡献。纵观唐史，没有发现大流感疫情的记载，这与唐代兴旺，名医辈出，有着密切的关系。
　　直到明清时代，诸多医学家对历代流感的医史病案又有新的见解，新的判断，兴于研究，认定温热是产生于伤寒病学的基础上，是一种急性病，传染病。利用温病学处置各种流感，在临床上，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流传给后人，许许多多有效的方剂。在明清史上，有过大大小小的流行性感冒的记载，由于有《伤寒论》、《温病学》的知识来引导，抗击各种大流感，大传染病，维护人类健康，社会稳定，起到独特的作用。没有大批量的死亡人数，没有治不好的病名记载，这就是中医中药的威力。尤其是1918年，全世界发生过一次大流感，有10亿人感染，在欧洲死亡人数超过4000万人。在中国也有几千万人感染致病，但没有成批的死亡病例记载。以事实说明，中医药治疗大流感，流感发热症，是能够强占世界医学领域的一席地位。
　　1933年，在香港出现大流感，仅在半年内就波及全世界，死亡人数上千万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有不少计数，感染本次流感病毒，致病过万人，但没有成批的死亡病例，反而在中医界呈现了许多治疗大流感的有效病案，延伸了《伤寒论》、《温病学》治疗大流感的魅力。1972年，上海地区流行亚洲甲型流感，疫情非常迅猛，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当地军民团结一致，积极采取防控措施，及时利用板蓝根、鱼腥草等中草药煎熬成药液，发动全民饮用。对已发病患者，采用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非常好，很快控制疫情的传播。2009年，我国大部分地区也流行了甲型H1N1流感，采用中医或者中西结合治疗，治愈率比西方国家高，死亡率比西方国家低。这一年，经笔者诊治甲型H1N1流感发热患者上百人，采用中药治疗，多以麻黄汤、白虎汤为代表方，其中药物还有加减。有表症者，首先发汗解表，清热解毒，一般服药后，均可退烧，逐渐康复。药方配伍不多，价格实惠，疗程短。
　　中医学博大精深，用之不绝，取之不尽。几千年来，对防治六淫、疫疠、瘴气等引起的大流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的玄妙，从表里论寒热，从寒热论虚实，通过改善人体内环境，达到阴阳平衡，增强免疫力，维护人体健康，这就是扶正祛邪的原理。
　　现在人，由于生活方式改变，对使用中药治疗疾病觉得太麻烦，偏重于西药，甚至滥用激素、抗生素、或者其他药物，殊不知导致自身的免疫功能下降。即使想利用汤剂治疗疾病，也不讲究中药的煎熬方法，使中药的原本性味功能失调，造成疗效偏低，甚至无效。中医哲理不但贯穿着人的整体观，而且也贯穿着天人合一观。我们采用中医治疗疾病，首先要掌握好中医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医的辨证论治，中药的性味功能，使用方法。尤其是采用中西结合治疗，更应该重视中医的独特之处，才能扬长避短，相辅相成，提高疗效。我们要相信中医，尊重中医的多元化，用现代科学来探索中医的玄妙之处，从而更好地传承中医文化，服务于人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