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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鲁迅四十岁，刚到不惑之年。
众所周知，鲁迅1912年应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1926年离开。因此，鲁迅这时的职业，仍是教育部的部员，任职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到教育部后的六七年，鲁迅比较沉寂，因为他说，他见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怀疑起来，所以失望，颓唐得很，于是工余的时间，他跑琉璃厂，买拓片、砖刻、古书，躲在绍兴会馆研究佛经，抄古碑，校古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钱玄同找他给《新青年》杂志写稿。
鲁迅虽然自有他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便答应写文章。于是，猛烈抨击“吃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小说《狂人日记》石破天惊般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于是，文坛上便横空出现了一个鲁迅。这是1918年。这年，鲁迅还写了名作《孔乙己》，发表了论文《我之节烈观》及杂文《随感录》，继续对封建传统进行猛烈进攻。
翌年，鲁迅一发不可收，继续发表短篇小说《药》、《明天》、《一件小事》及《随感录》二十一篇和杂文名篇《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他在这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在宗族六房联合出卖了绍兴的老宅后，从2月起，他就四处奔走，到处看房子，在跑了十几处地方后，最后在北京西直门里八道湾选中了十一号这个三进的大宅院。这个宅子颇为理想，大大小小有二十多间房子，还有宽敞的院落，“宜于儿童游玩”。这是鲁迅为全家人擘画的一个地方，连侄子们活动都想到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家11月搬了进去。12月1日，他从北京出发，取道津浦路去接家人。回家这段时间颇为辛苦，他收拾行李，迁坟扫墓，赴饯行宴，画售屋押，联系捷运公司，24日带着母亲和家眷从绍兴动身，一路劳顿，于29日抵达北京，完成了一个大家庭安家北京的愿望。到京第二天，即送同事朋友火腿、笋干、龙眼等，还到琉璃厂买墓砖、墓志，这样，就到了1920年。
1920年的鲁迅，人到中年。在家庭，作为长子，他负起了老大的责任，把母亲和三弟一家从家乡接到身边，一家人团聚，成为一个兄弟情深、其乐融融的大家庭，鲁迅做得无可挑剔;在社会上，他因为不同凡响的创作业绩，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名流和著名作家，赢得了人们的钦慕与尊重。但由于鲁迅刚刚成名，所以在同事和朋友的眼中，他仍旧是一个教育部的官员，大家一般还习惯于叫他周树人。
年初，正是北京的深冬，他去税务处办理房契税，又到大栅栏买被子。因为刚刚乔迁，还需要置办一些家具。在他上下班必经的宣武门瓮城两侧，有被称为“小市”的集市。因为方便，他常抽空去逛小市，添买了一些木器、玩具，并在琉璃厂给三弟买了墨盒和铜尺。这段时间，他还陆续收到教育部的同事因为他乔迁而赠送的钟表、灯具、茶具、桃花、梅花等。其时，周建人不到一岁的次子周丰二生病，鲁迅到医院请医生为他治疗并多次往来医院为之取药。转眼到了2月，19日是大年三十，鲁迅一家依中国风俗，除夕夜祭拜祖先，添菜饮酒，放烟花爆竹。这是到北京一家人团聚的第一个年节，自然不同寻常。春节之后，为答谢在他买宅置屋时送礼赠物的同乡同事，他提前五天發帖，于3月14日星期天中午，设酒席两桌，以绍兴风味的饭菜与黄酒宴请了十五位客人。
生活在社会上的鲁迅像普通人一样有日常琐事、往来应酬。附近的小市、青云阁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在那里买书架、鞋子、牙具等日用品，买一些点心、饼干等小食品，还会买到一些拓片等旧物。同事孙冠华、谢冰仁嫁妹，他各送礼一元。司长高阆仙母亲八十寿辰，他随份子三元。5月2日是个晴朗的星期天，高家在江西会馆唱戏祝寿，他亦去贺寿观剧。周末无事时，他会抽空整理从绍兴运来的书籍以及别的旧书，有时候自己动手修补装订，有时候自己出钱，委托在京师图书分馆工作、当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的学生宋子佩，在图书馆修订。有时会外出访友聚谈，出席上司或同事招饮的饭局，并常常喝酒。他一般是上午坐一辆人力车，去部里上班，有公事办点公事，没公事就摊开一本书来阅读;下午下班之后如果没有应酬，就搭人力车回家，晚上在家吃饭居多。中午这一顿，往往与同事在附近找地方吃饭。饭毕的午后，有兴致的时候，还会偕同事或一个人去游览护国寺或中央公园，喝茶聊天。4月开春以后，他还兴致勃勃地在屋子前面种植了两株丁香树。
一家人来到北京，他不能再像过去在藤花馆和补树书屋那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家务事多了起来。5月16日，周丰二过周岁生日，一家人吃面饮酒庆贺。但二天后，周丰二就得了肺炎，是夜为请医生看病，鲁迅一夜未眠，天亮时赶快送丰二到同仁医院住院，直到下午才得回到家。第二天上午，他又去医院看护，第三天仍在医院陪护，第四天上午从医院回来，晚上又去，第五天仍在医院，第六天晚上才回到家里。谁知半夜周作人的内弟重久过来，说丰二病情危急，他又急忙赶赴医院。之后，在周丰二住院的五十多天，直到7月13日出院，他一般都是白天去教育部上班，晚上在医院陪护，只有几天例外。不想这小孩出院只隔一天，下午又腹泻，鲁迅只好再请医生来看，第二天又送去同仁医院。7月18日，直皖战争进入决战，皖军溃败，欲窜入北京，引起市民恐慌，鲁迅连夜送母亲等妇孺进入同仁医院暂避。19日皖系段祺瑞通电辞职，战争宣告结束，才又把他们接回了家。鲁迅对母亲一直孝顺，在家里，他陪着母亲同桌吃饭;春天来了的时候，和周作人陪母亲游三贝子园（又叫万牲园，今天北京动物园的原址）;12月某天，母亲牙疼，就赶紧带着母亲去看牙医。
鲁迅的身体似乎也不太好，不时会生病，背痛，腹泻，发热，疲倦。这时，他就涂松节油，吃蓖麻子油，服用“规那”（即奎宁）以及告假休息。
鲁迅也很乐意帮助别人。一天，在好友许季上家里，看到许的儿子生病，就带他到山本医院诊治。他在绍兴中学堂时的学生俞物恒要去美国留学，他出面为其作保，也就是在担保的特定文书上签字、盖章。鲁迅是有信必复的，据日记记载，这年他与人依旧多有书信来往，但目前全集中却仅存他于5月4日致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的学生宋崇义的一封信;我后又在《鲁迅佚文辑》看到他1920年12月14日致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一封信。给宋崇义的信，鲁迅敞开心扉，谈了他对社会现象、教育及未来的看法，不妨转述一二：他认为，对五四运动，“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但在他看来，此“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他接着说：“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他还认为，中国人无感染性，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的乱仍是中国式之乱，不是他国式之乱。“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他还发感慨说：“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他还认为无一根柢学问，爱国就是空谈，因此要熬苦求学云云。这些话，颇可代表鲁迅此一时期的思想。而给青木正儿的信，因为青木正儿在他所编《支那学》杂志第一号及第三号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潮涌浪漩着的文学革命》一文，对鲁迅及其《狂人日记》作了较高评价，11月又致信鲁迅，所以鲁迅复信，说他过去已经在胡适那里看到过《支那学》上刊登的青木正儿的论文，表示“在你的公平的评论中充满了同情与希望，使我衷心感谢”。然后对自己的小说进行评价并说了他写小说的初衷及今后的想法：“我所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是对象隆冬一样没有歌唱，没有花朵的本国情景感到悲哀，才写些东西来打破寂寞而已，对于日本的读书界，恐怕是不会有一读的生命与价值的。以后写还是想写，但前途暗淡，在这样的环境中，恐怕更陷于讽刺与诅咒亦未可知。”对中国文艺，鲁迅表示担忧：“在中国，文学与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虽略见萌放，但是否能够生长，尚未可知。”对于青木正儿询问的白话文研究，他中肯地指出：“关于中国，白话文的研究，我意目前尚属困难，刚在开始提倡，因此也还没有一定的规则，各人都只以自己方便的文句与言语写着罢了。”认为现在进行研究为时尚早。 大概因为财政问题，教育部按月足额正常发薪的时候不多。到了1920年，更是每月只发半俸，到了年底才发完9月的薪俸。鲁迅因为刚刚买房以及负担家用并时常接济羽太家人等，经济有些拮据，手头时常会缺钱。所以这一年，他从同事手里借钱支用，等工资发了以后又及时归还，然后再借、再还的记录屡见于日记。同时，鲁迅还继续前几年的习惯，对古碑拓片仍具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去琉璃厂、小市和厂甸买各种墓志碑文造像残石摩崖古砖拓片，有时是配齐以前买的;有的拓片拿回来，疑是伪作，又拿去换;有的是好友或送或寄给他的，还有托同事的弟弟在新疆拓的，他有时也会赠朋友几枚拓片。至于买书、借书还书，更是很平常的事。计1920年一年，他共得拓片六十八枚，其中十五枚为朋友赠予，两枚为用别的拓片换来，买书二十二册，共花去五十二块大洋。
鲁迅还是公务在身的人，他任职科长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管辖着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以及文艺、音乐、演剧等方面的事项，鲁迅都以敬业的精神，为其付出了很大精力。尤其是历史博物馆和京师图书馆分馆的筹建都是鲁迅亲力亲为抓起来的。所以，除到部办公或有病请假之外，他还常去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分馆、通俗图书馆、国歌研究会和午门公干。国歌研究会是教育部于上年设立的一个组织，主要是在废除了袁世凯称帝时的洪宪国歌后，讨论确定新国歌。尽管鲁迅说他完全不懂音乐，但还是被指派为干事，几次去听北平中学生在教育部礼堂的唱奏，并于4月参加国歌审定会，审定改进后的《卿云歌》两种不同歌谱之一种为当时的国歌。而午门的事则是因为德国在欧战失败，教育部把上海德国商人俱乐部“德华总会”所藏德、俄、法、日等文书籍作为战利品接收，堆放在午门楼上进行分类、整理。鲁迅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负责审阅德、俄文书籍，所以不时要去午门办公。另外，作为公事的一部分，鲁迅还必须到孔庙参加每年的丁祭演礼和正式祭孔典礼，在祭祀的仪式上充当执事的角色，就是戴着冕帽，穿着古怪的服饰，从别的殿一次次把祭品端来递到上一级祭祀的人手中，供他人献爵供礼。虽然鲁迅内心很反感祭孔这事，但职务在身，不得已還要“敬谨执事”。
在文学活动方面，1920年，鲁迅相对较少，主要成绩是译完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四幕话剧《一个青年的梦》，作小说《风波》和《头发的故事》;在审阅“德华总会”的德文藏书中，他意外发现了德译本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看后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于是就根据这个本子进行翻译。同事齐寿山通德文，翻译中，鲁迅常常向他请教。10月份，译完该书（发表在翌年的《小说月报》，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还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幸福》，翻译了《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之外，还参加了胡适邀集的《新青年》编辑讨论会，指导新潮社《文艺丛书》出版等。
1920年对鲁迅来说，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这就是当年北京大学国文系准备开一门小说史这样的课程，系主任马幼渔就跟已在北大当文科教授的周作人商量，想请他来教。周作人心想自己虽然对小说没有专门研究，但家里有鲁迅所辑的一部《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就贸然答应下来。回到家仔细一想，又觉得并不妥当，于是跟鲁迅商量说，不如由他去讲更为合适。鲁迅虽然踌躇，最后还是答应了。周作人便把这个意思转告给马幼渔，马幼渔也很赞成，在8月份专程到八道湾给鲁迅下了聘他为国文系讲师的聘书。同月，鲁迅还收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让他担任讲师的聘书（当时高校规定，兼职者不得为教授）。12月24日下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的课在北大开讲。其时，鲁迅身着蓝布长衫，夹着一个包着讲义的黑底红色线条的包袱，在上课铃声响完的那一刻踏进教室。他不修边幅，头发髭须根根竖立，因为吸烟，脸色黑黄，但目光锐利，不苟言笑。他走上讲台，并不多寒暄，翻开讲义就用“绍兴官话”开讲，往往两堂课接连讲完，在下课铃声中，夹起讲义转身离开。于是乎，从这年起，鲁迅又有了一个大学讲师的身份。
众所周知，鲁迅1912年应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1926年离开。因此，鲁迅这时的职业，仍是教育部的部员，任职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到教育部后的六七年，鲁迅比较沉寂，因为他说，他见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怀疑起来，所以失望，颓唐得很，于是工余的时间，他跑琉璃厂，买拓片、砖刻、古书，躲在绍兴会馆研究佛经，抄古碑，校古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钱玄同找他给《新青年》杂志写稿。
鲁迅虽然自有他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便答应写文章。于是，猛烈抨击“吃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小说《狂人日记》石破天惊般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于是，文坛上便横空出现了一个鲁迅。这是1918年。这年，鲁迅还写了名作《孔乙己》，发表了论文《我之节烈观》及杂文《随感录》，继续对封建传统进行猛烈进攻。
翌年，鲁迅一发不可收，继续发表短篇小说《药》、《明天》、《一件小事》及《随感录》二十一篇和杂文名篇《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他在这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在宗族六房联合出卖了绍兴的老宅后，从2月起，他就四处奔走，到处看房子，在跑了十几处地方后，最后在北京西直门里八道湾选中了十一号这个三进的大宅院。这个宅子颇为理想，大大小小有二十多间房子，还有宽敞的院落，“宜于儿童游玩”。这是鲁迅为全家人擘画的一个地方，连侄子们活动都想到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家11月搬了进去。12月1日，他从北京出发，取道津浦路去接家人。回家这段时间颇为辛苦，他收拾行李，迁坟扫墓，赴饯行宴，画售屋押，联系捷运公司，24日带着母亲和家眷从绍兴动身，一路劳顿，于29日抵达北京，完成了一个大家庭安家北京的愿望。到京第二天，即送同事朋友火腿、笋干、龙眼等，还到琉璃厂买墓砖、墓志，这样，就到了1920年。
1920年的鲁迅，人到中年。在家庭，作为长子，他负起了老大的责任，把母亲和三弟一家从家乡接到身边，一家人团聚，成为一个兄弟情深、其乐融融的大家庭，鲁迅做得无可挑剔;在社会上，他因为不同凡响的创作业绩，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名流和著名作家，赢得了人们的钦慕与尊重。但由于鲁迅刚刚成名，所以在同事和朋友的眼中，他仍旧是一个教育部的官员，大家一般还习惯于叫他周树人。
年初，正是北京的深冬，他去税务处办理房契税，又到大栅栏买被子。因为刚刚乔迁，还需要置办一些家具。在他上下班必经的宣武门瓮城两侧，有被称为“小市”的集市。因为方便，他常抽空去逛小市，添买了一些木器、玩具，并在琉璃厂给三弟买了墨盒和铜尺。这段时间，他还陆续收到教育部的同事因为他乔迁而赠送的钟表、灯具、茶具、桃花、梅花等。其时，周建人不到一岁的次子周丰二生病，鲁迅到医院请医生为他治疗并多次往来医院为之取药。转眼到了2月，19日是大年三十，鲁迅一家依中国风俗，除夕夜祭拜祖先，添菜饮酒，放烟花爆竹。这是到北京一家人团聚的第一个年节，自然不同寻常。春节之后，为答谢在他买宅置屋时送礼赠物的同乡同事，他提前五天發帖，于3月14日星期天中午，设酒席两桌，以绍兴风味的饭菜与黄酒宴请了十五位客人。
生活在社会上的鲁迅像普通人一样有日常琐事、往来应酬。附近的小市、青云阁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在那里买书架、鞋子、牙具等日用品，买一些点心、饼干等小食品，还会买到一些拓片等旧物。同事孙冠华、谢冰仁嫁妹，他各送礼一元。司长高阆仙母亲八十寿辰，他随份子三元。5月2日是个晴朗的星期天，高家在江西会馆唱戏祝寿，他亦去贺寿观剧。周末无事时，他会抽空整理从绍兴运来的书籍以及别的旧书，有时候自己动手修补装订，有时候自己出钱，委托在京师图书分馆工作、当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的学生宋子佩，在图书馆修订。有时会外出访友聚谈，出席上司或同事招饮的饭局，并常常喝酒。他一般是上午坐一辆人力车，去部里上班，有公事办点公事，没公事就摊开一本书来阅读;下午下班之后如果没有应酬，就搭人力车回家，晚上在家吃饭居多。中午这一顿，往往与同事在附近找地方吃饭。饭毕的午后，有兴致的时候，还会偕同事或一个人去游览护国寺或中央公园，喝茶聊天。4月开春以后，他还兴致勃勃地在屋子前面种植了两株丁香树。
一家人来到北京，他不能再像过去在藤花馆和补树书屋那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家务事多了起来。5月16日，周丰二过周岁生日，一家人吃面饮酒庆贺。但二天后，周丰二就得了肺炎，是夜为请医生看病，鲁迅一夜未眠，天亮时赶快送丰二到同仁医院住院，直到下午才得回到家。第二天上午，他又去医院看护，第三天仍在医院陪护，第四天上午从医院回来，晚上又去，第五天仍在医院，第六天晚上才回到家里。谁知半夜周作人的内弟重久过来，说丰二病情危急，他又急忙赶赴医院。之后，在周丰二住院的五十多天，直到7月13日出院，他一般都是白天去教育部上班，晚上在医院陪护，只有几天例外。不想这小孩出院只隔一天，下午又腹泻，鲁迅只好再请医生来看，第二天又送去同仁医院。7月18日，直皖战争进入决战，皖军溃败，欲窜入北京，引起市民恐慌，鲁迅连夜送母亲等妇孺进入同仁医院暂避。19日皖系段祺瑞通电辞职，战争宣告结束，才又把他们接回了家。鲁迅对母亲一直孝顺，在家里，他陪着母亲同桌吃饭;春天来了的时候，和周作人陪母亲游三贝子园（又叫万牲园，今天北京动物园的原址）;12月某天，母亲牙疼，就赶紧带着母亲去看牙医。
鲁迅的身体似乎也不太好，不时会生病，背痛，腹泻，发热，疲倦。这时，他就涂松节油，吃蓖麻子油，服用“规那”（即奎宁）以及告假休息。
鲁迅也很乐意帮助别人。一天，在好友许季上家里，看到许的儿子生病，就带他到山本医院诊治。他在绍兴中学堂时的学生俞物恒要去美国留学，他出面为其作保，也就是在担保的特定文书上签字、盖章。鲁迅是有信必复的，据日记记载，这年他与人依旧多有书信来往，但目前全集中却仅存他于5月4日致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的学生宋崇义的一封信;我后又在《鲁迅佚文辑》看到他1920年12月14日致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一封信。给宋崇义的信，鲁迅敞开心扉，谈了他对社会现象、教育及未来的看法，不妨转述一二：他认为，对五四运动，“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但在他看来，此“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他接着说：“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他还认为，中国人无感染性，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的乱仍是中国式之乱，不是他国式之乱。“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他还发感慨说：“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他还认为无一根柢学问，爱国就是空谈，因此要熬苦求学云云。这些话，颇可代表鲁迅此一时期的思想。而给青木正儿的信，因为青木正儿在他所编《支那学》杂志第一号及第三号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潮涌浪漩着的文学革命》一文，对鲁迅及其《狂人日记》作了较高评价，11月又致信鲁迅，所以鲁迅复信，说他过去已经在胡适那里看到过《支那学》上刊登的青木正儿的论文，表示“在你的公平的评论中充满了同情与希望，使我衷心感谢”。然后对自己的小说进行评价并说了他写小说的初衷及今后的想法：“我所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是对象隆冬一样没有歌唱，没有花朵的本国情景感到悲哀，才写些东西来打破寂寞而已，对于日本的读书界，恐怕是不会有一读的生命与价值的。以后写还是想写，但前途暗淡，在这样的环境中，恐怕更陷于讽刺与诅咒亦未可知。”对中国文艺，鲁迅表示担忧：“在中国，文学与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虽略见萌放，但是否能够生长，尚未可知。”对于青木正儿询问的白话文研究，他中肯地指出：“关于中国，白话文的研究，我意目前尚属困难，刚在开始提倡，因此也还没有一定的规则，各人都只以自己方便的文句与言语写着罢了。”认为现在进行研究为时尚早。 大概因为财政问题，教育部按月足额正常发薪的时候不多。到了1920年，更是每月只发半俸，到了年底才发完9月的薪俸。鲁迅因为刚刚买房以及负担家用并时常接济羽太家人等，经济有些拮据，手头时常会缺钱。所以这一年，他从同事手里借钱支用，等工资发了以后又及时归还，然后再借、再还的记录屡见于日记。同时，鲁迅还继续前几年的习惯，对古碑拓片仍具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去琉璃厂、小市和厂甸买各种墓志碑文造像残石摩崖古砖拓片，有时是配齐以前买的;有的拓片拿回来，疑是伪作，又拿去换;有的是好友或送或寄给他的，还有托同事的弟弟在新疆拓的，他有时也会赠朋友几枚拓片。至于买书、借书还书，更是很平常的事。计1920年一年，他共得拓片六十八枚，其中十五枚为朋友赠予，两枚为用别的拓片换来，买书二十二册，共花去五十二块大洋。
鲁迅还是公务在身的人，他任职科长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管辖着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以及文艺、音乐、演剧等方面的事项，鲁迅都以敬业的精神，为其付出了很大精力。尤其是历史博物馆和京师图书馆分馆的筹建都是鲁迅亲力亲为抓起来的。所以，除到部办公或有病请假之外，他还常去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分馆、通俗图书馆、国歌研究会和午门公干。国歌研究会是教育部于上年设立的一个组织，主要是在废除了袁世凯称帝时的洪宪国歌后，讨论确定新国歌。尽管鲁迅说他完全不懂音乐，但还是被指派为干事，几次去听北平中学生在教育部礼堂的唱奏，并于4月参加国歌审定会，审定改进后的《卿云歌》两种不同歌谱之一种为当时的国歌。而午门的事则是因为德国在欧战失败，教育部把上海德国商人俱乐部“德华总会”所藏德、俄、法、日等文书籍作为战利品接收，堆放在午门楼上进行分类、整理。鲁迅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负责审阅德、俄文书籍，所以不时要去午门办公。另外，作为公事的一部分，鲁迅还必须到孔庙参加每年的丁祭演礼和正式祭孔典礼，在祭祀的仪式上充当执事的角色，就是戴着冕帽，穿着古怪的服饰，从别的殿一次次把祭品端来递到上一级祭祀的人手中，供他人献爵供礼。虽然鲁迅内心很反感祭孔这事，但职务在身，不得已還要“敬谨执事”。
在文学活动方面，1920年，鲁迅相对较少，主要成绩是译完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四幕话剧《一个青年的梦》，作小说《风波》和《头发的故事》;在审阅“德华总会”的德文藏书中，他意外发现了德译本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看后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于是就根据这个本子进行翻译。同事齐寿山通德文，翻译中，鲁迅常常向他请教。10月份，译完该书（发表在翌年的《小说月报》，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还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幸福》，翻译了《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之外，还参加了胡适邀集的《新青年》编辑讨论会，指导新潮社《文艺丛书》出版等。
1920年对鲁迅来说，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这就是当年北京大学国文系准备开一门小说史这样的课程，系主任马幼渔就跟已在北大当文科教授的周作人商量，想请他来教。周作人心想自己虽然对小说没有专门研究，但家里有鲁迅所辑的一部《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就贸然答应下来。回到家仔细一想，又觉得并不妥当，于是跟鲁迅商量说，不如由他去讲更为合适。鲁迅虽然踌躇，最后还是答应了。周作人便把这个意思转告给马幼渔，马幼渔也很赞成，在8月份专程到八道湾给鲁迅下了聘他为国文系讲师的聘书。同月，鲁迅还收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让他担任讲师的聘书（当时高校规定，兼职者不得为教授）。12月24日下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的课在北大开讲。其时，鲁迅身着蓝布长衫，夹着一个包着讲义的黑底红色线条的包袱，在上课铃声响完的那一刻踏进教室。他不修边幅，头发髭须根根竖立，因为吸烟，脸色黑黄，但目光锐利，不苟言笑。他走上讲台，并不多寒暄，翻开讲义就用“绍兴官话”开讲，往往两堂课接连讲完，在下课铃声中，夹起讲义转身离开。于是乎，从这年起，鲁迅又有了一个大学讲师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