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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美国外交史学界，70年代已是一个遥远的话题。一位前外交高层人物和一名学者的两部新著却在20世纪末的美国学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兴趣。这两部著作分别是威廉·邦迪研究尼克松总统任内外交政策的专著《纠缠不清的网络：尼克松总统任内外交政策的制定》、威廉·伯尔编辑的《基辛格会谈记录：与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层秘密对话》。[注解WilliamBundy,ATangledWeb:TheMakingofForeignPolicyintheNixonPresidency(NewYork:HillandWang,1998)；WilliamBurred.,
KissingerTranscripts:TheSecretTopTalkswithBeijingand
Moscow(NewYork:theNewPress,1998).]
一一幅灰暗的图景
威廉·邦迪（1917－）是大名鼎鼎的邦迪兄弟的老大，他也是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女婿，从50年代初就开始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担任中央情报局官员。60年代，他先后担任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实际上，他和其弟，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麦乔治·邦迪、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曼斯菲尔德·泰勒将军共同制定了美国对越南的政策。退出公职后，他从1972－1984年担任《外交》（ForeignAffairs）杂志的编辑。离开《外交》杂志之后，他一边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教学，一边开始尼克松总统任内外交政策的研究和写作。虽然他有师从外交史学家威廉·兰格（WilliamL.Langer，兰格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伟大的国际关系史学家”[注解AlfredJ.Rieber,“HistoriographyofImperialRussiaForeignPolicy，”
HughRagsdaleed.,ImperialRussiaForeignPolicy(Washington:Woodrow
WilsonCenterPress,1993),p.420.]）的经历，但从职业角度来说邦迪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同时，作为与尼克松政府有着政见之争的前任民主党政府外交决策人，邦迪在面对其研究对象时能否采取一种超然的研究态度确实值得怀疑，对邦迪的这本著作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就直言不讳地问道：“邦迪研究尼克松外交政策的动机是什么？”[注解FrancisJ.Gavin,“Acheson,Nixon,andthePoliticsofDeception,”
Orbis,Vol.43,No.2(Spring,1999).]，即使这本著作的推崇者也认为，作为一个地道的“圈内人”，邦迪的著作“是一个‘圈内人’对美国外交政策形成过程的分析，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老的外交精英让位于新的国际关系‘专家’”。[注解TonyJudt,“CounselsonForeignRelations,”
TheNewYorkReviewofBooks,August13,1998.]总之，《纠缠不清的网络》很难说是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
邦迪的著作提供了一幅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全景图，但正如该书以黑色、灰色为基调的封面设计一样，这是一幅灰暗的图景。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所有成就都被作者重新评价。邦迪试图粉碎所谓尼克松时代美国外交战略创造性的神话，也就是基辛格总结的尼克松外交的几大成就：“当尼克松离任之时，结束越南战争的条约已经签订，并且以后政策的主要原则也已确立：与中国建立持久的外交对话，认真而不带幻想地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启动了中东和平进程，开始通过欧洲安全会议确立人权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原则，从而削弱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注解QuotedinATangledWeb，pp.522-523.]。
邦迪对上述成就逐一进行了重新评估。首先，在邦迪看来，1973年的巴黎协定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停战条约，印度支那战争的真正‘结束’是在1975年以美国失败告终。由于1969年中期中苏处于战争的边缘，中美恢复建设性的对话因此成为可能，并且在此后直至1970年12月中国发出决定性邀请的一系列中美接触中，中国人至少和美国人发挥了同样的主动性。即使中美关系在尼克松时期得到发展，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它对苏联行为的影响很小，在1971年的印巴危机中，美国还因此扮演了一个危险的角色。1973年之后由于柬埔寨问题及美苏符拉迪沃斯托克高峰会议，中美关系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其次，尼克松的对苏“缓和”战略由于缺乏国内政治支持而最终失败，尽管尼克松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认真地进行与苏联的谈判，但这远非他在1969年所宣称的“谈判时代”。第三，至于1975年的赫尔辛基会议与人权外交，尼克松并不热心，赫尔辛基协定和人权外交是导致冷战结束的重要因素，但它主要是欧洲人发起和推行的。第四，尼克松时期的西方联盟关系一直是紧张的，对日本的关系更是尼克松外交的败笔（基辛格1971年首次访华之前才临时通知日本，这使日本此后逐渐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而削弱了在西方经济体系的参与程度）。最后，虽然邦迪对尼克松时期的中东外交给予了更多的赞扬，但他仍然认为尼克松政府与伊朗国王的密切关系导致1979年伊朗革命的激烈反美色彩，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的政策无论在意愿还是技巧方面都是失败的[注解ATangledWeb，pp.523-529.]。总之，“尼克松时期，美国处于从冷战模式走向一个新时代，即地方性和区域性危机比超级大国的竞争更为重要、在任何层面上经济因素都比地缘政治更有影响力，但尼克松在两个方面都未能实现历史呼唤的跳跃”[注解Ibid.,p.529.]。
因此，邦迪对尼克松外交的总体评价相当低，邦迪认为造成尼克松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顽固地使用欺骗手段”[注解Ibid.,p.519.]，“尼克松时代最为突出的教训在于那种欺骗国会和美国民众的方式最终注定会遭到失败”[注解Ibid.,p.529.]。在所有尼克松外交的失败记录中，1970年对柬埔寨的入侵是最遭垢病的，它不仅破坏了更为重要的“越南化”政策，而且对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后的大屠杀负有责任。同时，绕过国会和公众对柬埔寨进行秘密轰炸和入侵也集中体现了尼克松外交使用欺骗手段的重要特征。
邦迪对尼克松外交的上述批评相当有力，但却很难说完全站得住脚。邦迪认为尼克松外交未能突破冷战模式实际上是苛求于“古人”，冷战结束前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也说不上超越了冷战模式，而要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处于冷战相持阶段的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突破冷战模式确实过于严苛了。邦迪对尼克松外交的批评更多地集中于其政策手段上，如外交决策权高度集中于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通过“后门管道”进行秘密外交，排斥职业外交专家，对国会和公众采取欺骗手段等等。但是，使用欺骗手段并不是尼克松外交的专利，“实际上每一届冷战时期的政府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都或多或少地欺骗甚至误导国会和美国公众”[注解FrancisJ.Gavin,“Acheson,Nixon,andthePoliticsofDeception.”]。根据凯·伯德的研究，邦迪兄弟在任期间特别是在美国的越南政策上也有言过其实和欺骗行为[注解Ibid.]。实际上，这一问题是现代历届美国政府面临的困境：“美国民主的需要是否妨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言过其实甚至欺骗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能够认为是正当的吗？”[注解Ibid.在面对这一困境时，历届政府的作为却是一贯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要求采取行动，而公众舆论总是消极被动的，这二者的冲突是由政府使用政府机密采取行动得以解决。”Ibid.]诚然，尼克松外交在政策手段上的欺骗特征较其他历届政府更为明显，但这一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性质上的不同，邦迪主要将原因归结为尼克松的个人品质而忽视了产生这一问题的更为深层的体制原因，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尼克松外交在政策手段上秘密外交的特征更为明显与尼克松的外交哲学密切相关。尼克松外交的贡献很大程度在于深化了美国的外交哲学：“他们（尼克松、基辛格）接受了以前对普世主义的大量批评，然而以一种经典的欧洲权术的教条重塑其政策手段。他们认为，美国既不能从这个世界退回，也不能统治这个世界，而应当接受作为一个保持世界均势的稳定者的角色，舍此将不会有和平与正义。”[注解DavidC.Hendrickson,“AllthePresidentsAcumen,”ForeignAffairs,Vol.77,No.3,May/June,1998.]基辛格是欧洲19世纪经典外交的崇信者，他对俾斯麦、梅特涅的外交哲学作过深入研究，在将这一外交哲学付诸实施之时，欧洲外交的一整套纵横捭阖的外交权术（statecraft）也会得到更广泛的运用。邦迪对此也未作探讨，可见其解释力是有限的。
就一些具体的外交事件而言，邦迪的指责也很难令人信服。基辛格坚持认为邦迪的著作是对尼克松外交的诋毁[注解HenryKissinger,YearsofRenewal(NewYork:Simon&Schuster,1999),
pp.73,1083n10.]，并对邦迪的批评作了回应，双方甚至就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前未能尽早通知日本政府一事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基辛格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东亚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邦迪显然知道没有任何渠道通知日本政府而不泄密。”[注解HenryKissinger,“TotheEditorofNYR,”TheNewYorkReviewofBooks,September24,1998.]邦迪则认为：“在国务院任职期间，我曾经数次向日本大使和首相预先透露重大的决定或事件的进展，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泄密发生。”[注解WilliamBundy,“TotheEditorofNYR,”TheNewYorkReviewofBooks,October8,1998.]双方对立的立场让人难以辨明事实的真相，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在为自己辩护。的确，这一事件给日美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也并不是如邦迪说的那样严重，日本此后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与其说是源自于对美国的怨恨，不如说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此外，1971年6月发生了“五角大楼文件”泄漏事件，当时基辛格正在准备秘密访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秘密谈判也在进行之中。基辛格认为这一泄密事件的发生会造成严重后果：“这些特别微妙的工作将会处于危急之中，这表明美国行政权威正在衰落，而且华盛顿保守机密谈判的能力正在受到怀疑”[注解YearsofRenewalWTBZ〗,p.53.]，这也是尼克松政府对基辛格访华高度保密的一个重要原因。况且，尼克松、基辛格开启与中国的外交对话更多是着眼于全球地缘战略，其中小国的作用是被忽视的（当时的日本从全球地缘战略来说肯定是一个小国），为确保其全球三角地缘战略的成功，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
邦迪力图在全书的写作风格上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但在一些地方仍然流露出对他的继任者的厌恶[注解TonyJudt,“CounselsonForeignRelations.”]，在即将结束全书之时，他甚至忍不住对基辛格冷嘲热讽起来[注解ATangledWeb，pp.514,604n3.]。作者的这一写作立场无疑降低了本书的学术价值。该书的材料“主要依赖于当代的报道和评论以及大批的回忆录和70年代以来出版的研究著作”，同时邦迪也承认大量的美国政府记录的解密尚待时日，但他却怀疑“它们会改变根据现在可以获得的资料可能得出的重要结论”W(〗ATangledWeb，p.viii.]。虽然在书末的“参考文献”中，作者也列出了公开出版的一些政府文件及一些口述史料，然而邦迪对原始史料的轻视可见一斑。但是，近年来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外交文件的大批解密，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外交史学界对五六十年代美国外交的评价，可见邦迪的学术态度至少是不严肃的。邦迪在该书的“致谢”中说道：“我的研究没能达到我的外交史导师威廉·兰格的标准。”[注解ATangledWeb，p.xix.]我们大可不必将之作为邦迪的谦辞，与兰格相比，该书离优秀的外交史著作的标准确实相距甚远。试将该书与兰格的代表作之一《帝国主义外交》[注解WilliamL.Langer,TheDiplomacyofImperialism,1890-1902S
(NewYork:Alfred.A.Knopf,1935).]作一比较，兰格的这部两卷本的著作和所有优秀的外交史著一样是建立在对大量材料的使用和分析之上，并且使用了以前在西方语言材料中无法得到的俄文、亚美尼亚文、日文材料，优先的使用和分析客观性强的原始文件材料（无论是公开出版的文件集，还是未刊档案），客观性稍差甚至主观色彩较浓的回忆录、自传、传记及一般研究则退居其次。与之相较，邦迪的著作在材料的运用这一方面无论是主观和客观上都难以令人信服。兰格的史学主张非常（甚至是固执地）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他）支持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观）。他对于以过去来解释现在一点也不感兴趣并且认为历史是不能作为一个经验数据库来总结出有效的人类行为的规律。”[注解FrederickL.Schuman,“PathsofEmpire,”TheNation,November20,1935.]在这一点上，邦迪与其师的学术境界实难同日而语。非常遗憾的是，邦迪未能将作为前外交政策决策人的这一“移情作用”转化为对尼克松外交决策机制的理解，但是该书在周密的研究叙述之上对尼克松外交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他的大多数叙述是冷静、理智的，在涉及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又是高度专业技术化的。因此该书将取代过分情绪化的赫什和肖克罗斯的著作[注解SeymourM.Hersh,ThePriceofPower:KissingerintheNixonWhiteHouse
(NewYork:SummitBooks,1983);WilliamShawcross,Sideshow:Kissinger,
NixonandtheDestructionofCambodia(NewYork:Simon&Schuster,1979).]，构成对尼克松－基辛格外交严厉的学术批评。
二一部不完备的记录
邦迪的著作也暴露出由于材料的不足，在没有大量解密材料的情况之下对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外交的研究已经很难有更大的突破。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威廉·伯尔编辑的《基辛格会谈记录：与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层秘密对话》正好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但该书主要涉及中美苏三角外交，远不能满足对尼克松-福特外交的总体研究之需，而且仅就中美苏三角外交而言，许多重要的记录仍然没能公之于众。所以这部五百余页的著作只是一部不完备的记录，只能反映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冰山之一角。
相较而言，伯尔就是局外人了。但他编写的这部著作并非一部单纯的机密档案资料汇编，除了很长的一篇序论之外，每一章开始都有一段评论，此外在几乎每一段重要的会谈记录之后也有编者的评论，再加上伯尔为本书所作的广泛而细致的注释使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部研究基辛格时期中美苏三角外交的专著[注解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伯尔视为该书的作者。]。因此该书和邦迪的著作一样引起了争论。这本书的推崇者认为：“伯尔简明地总结了基辛格狡猾但奉承般地与中国人进行合作和急切但不信任地与苏联人达成协议……（并且）为该书所记录的事件提供了必须的背景”W(〗MaxFrankel,“ThePingPongTapes,”TheNewYorkTimesBookReview,February21,1999.]。但按照基辛格的反驳，伯尔的评论是有倾向性而偏狭的[注解HenryKissinger,“TotheEditorofNYR,”TheNewYorkReviewofBooks,March18,1999.]，泽里考（PhilipZelikow）也认为：“伯尔攻击基辛格的热情损害了他的编者的角色”[注解ForeignAffairs,Vol.78,No.3,May/June,1999,p.137.]。
该书的主要来源一方面是“国务院在国家档案馆开放的温斯顿·洛德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PPS）文件中所有基辛格的谈话备忘录”，另一方面来自于“国务院解密的基辛格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记录，这些备忘录是由其他助手记录并留在了国务院档案中”[注解WTBX〗KissingerTranscripts，p.vii.]。作为基辛格在中国政策方面的主要助手，洛德参与了基辛格对华外交的大部分工作，因此与中国有关的部分占了该书内容的近2/3，包括了从1971年中美开始外交对话到1977年福特政府卸任前有关中美外交关系（主要是中美间的会谈，也包括美国外交决策层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的记录。虽然该书的会谈备忘录记录了中美关系从出现历史性突破到寻求战略合作再到双方关系停滞不前的整个过程，但是，这些备忘录主要集中在1973－1976年，关键的中美关系出现突破的1971年只有零星的记录出现，基辛格在任期间的九次中国之行书中也只记载了四次。美苏关系部分也主要是1974－1976年有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欧安会及美苏经济合作、安哥拉局势的会谈备忘录。这一方面是受制于材料的来源，例如，1971年7月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戏剧性的访问，但是基辛格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仍属保密[注解泽里考认为威廉·伯尔未能将富有象征性的“打开中国”的记录详细披露，显然，这并非完全是伯尔的过错。见ForeignAffairs,Vol.78,No.3,May/June,1999,p.137.]，此外1972－1973年美苏“缓和”达到高潮的记录也未解密。另一方面恐怕就与伯尔的编辑方针有关了，在该书的前言和引论部分，伯尔很清楚地表明了其编辑方针。显然，他的着眼点是美国历史上这位最有争议的国务卿：“很少有国务卿像基辛格这样或者声名远扬或者臭名昭著”W(〗KissingerTranscripts，p.iv.]。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些记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些读者会认为这些文件证实了他们把基辛格作为一个精明的均势外交的实施者的评价。其他从长远观点来看的人，会认为基辛格是处于通往后帝国世界的复杂阶段的过渡性人物，在其中美国扮演的角色比以前的中心作用略为逊色。一些人则不会对基辛格的外交家作用印象深刻，而认为他是一个自负的、权欲极强的谄媚者，甚至是一个容忍人权被侵犯的反革命并且对于印度支那的战争罪行负有责任。还有人会认为基辛格是一个极权政府的绥靖者。”[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xvii.]伯尔在该书前言的编辑说明及书中广泛的评论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实际上倾向于上述的第三种观点[注解JonathanSpence,“Kissinger&theEmperor,”TheNewYorkReviewofBooks,March4,1999.]。因此，伯尔的评论经常集中于下述方面：基辛格对保密的热衷；他绕过国务院甚至他自己的班子使用“后门管道”；他将人权问题与政治上的“缓和”相分离；他对美国在柬埔寨政策的辩护及试图让中国人帮助解决在东南亚的冲突；他对尼克松及其他有权势的世界领导人的阿谀奉承以及他对自己形象的执迷等等[注解JonathanSpence,“Kissinger&theEmperor.”]。但是，如果忽视伯尔对历史记录的客观性的认识也是不公正的，伯尔认为：“这些记录证实了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对其与毛泽东、周恩来在1972－1973年的会谈内容的描述，也表明他的回忆录只揭示了三角外交的部分内容。”[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viii.]（也证实了基辛格在其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复兴年代》[注解YearsofRenewal,pp.243-309,834-899.]中对中美苏三角外交的描述）。同时，这些备忘录清楚地记录了基辛格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细节及他在建立与中国的第一次有效外交接触所作的努力。伯尔认为，“基辛格仍然应该得到这样的赞许，即他在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减少美苏紧张关系方面扮演了中心作用。”[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20.伯尔对于根据这些备忘录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非常审慎的，他认为：“这些记录尽管在揭示基辛格作为一个外交家和总统顾问的作用方面非常珍贵，但它们绝不能独立存在。要得出一幅尼克松－基辛格外交政策与战略的清晰图画需要开放基辛格的文件、在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尼克松文件中的国家安全档案和杰拉尔德·福特图书馆中的国家安全档案，更不用说中国和俄国的材料来源了。”[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xixn13.]
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伯尔使用大量的二手著作和回忆录并作了广泛而详尽的注释，为理解这些备忘录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从某种意义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备忘录本身。当然材料的取舍取决于编者的态度，在所引用的数以百计的文献中，伯尔特别列出四本最为重要的著作，其中，邦迪的这部比该书早出版不足一年的《纠缠不清的网络》被伯尔认为“虽然在本书编辑的后期才出版，但却证明是弥足珍贵的”[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504.]，这本书在书中被多次征引足以说明伯尔对邦迪严厉批评尼克松－基辛格外交持基本认同的立场。
伯尔认为，由于有了这些材料，对于基辛格的态度“批评者会稍微变得宽容，吹捧者则会持更为批评的态度”[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xvii.，“这虽然未能到‘批评者会更宽容，而吹捧者会稍微持批评的立场’的程度，但毕竟是朝着公正的方向迈进”[注解JonathanSpence,“Kissinger&theEmperor.”]。也许，该书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一部研究著作，一部解密文件集都把注意力投向了20多年前的那一段外交史。虽然体裁不一，但作为对这一段历史所作的研究，它们都带有美国外交史著的通病。伦德斯塔德曾经批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存在四大弊病，即“道德主义”(Moralism)、“（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现时主义”（Presentism,即指历史〔研究〕反映了现在的政治目的）和“（美国）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指相信美国能够决定世界不同地区事态的发展）[注解GeirLundestad,TheAmerican“Empire,”(Oslo:NorwegianUniversityPress,1990),pp.11－21.]。这两部著作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上述缺点，都带有非常强烈的“现时主义”色彩。诚然，“历史学家和普通人一样总是陷入自我中心的困境，现时主义是他的原罪”，但这两位作者甚至没有意识到“他的职业义务就是要努力超越现在”[注解ArthurSchlesinger,Jr.,TheCyclesofAmericanHistory,(Boston:HoughtonMifflin,1986),p.373.]。虽然他们并非专业历史学家，并且他们所叙述的毕竟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这是他们自身很难超越的，但一旦从事了历史研究就必须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并努力超越之，从这一意义来说，他们都不太成功。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一段外交史，他们这种切身的叙述与分析也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龚洪烈：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博士《当代美国丛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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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缉思任主编，裴长洪、陶文钊任副主编的《当代美国丛书》已于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丛书共分十卷，包括：经济卷(陈宝森著)、政治卷(刘杰著)、文化卷(朱世达著)、社会卷(刘永涛著)、军事卷(朱成虎著)、外交卷(赵学功著)、教育卷(史静寰著)、科技卷(朱斌著)、法律卷(何家弘著)、宗教卷(刘澎著)。丛书是由专家撰写的知识性著作，每位作者都是有关问题的专家，他们力求根据最新获得的资料(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的资料)对美国各方面的情况作较为全面、客观的介绍。每卷丛书篇幅在25至30万字左右。丛书不仅为研究工作者、大学教师和学生提供了研究和教学的参考用书，而且也为实际工作者和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美国的一套便利、可读性强的实用性读物。
(任文)
KissingerTranscripts:TheSecretTopTalkswithBeijingand
Moscow(NewYork:theNewPress,1998).]
一一幅灰暗的图景
威廉·邦迪（1917－）是大名鼎鼎的邦迪兄弟的老大，他也是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女婿，从50年代初就开始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担任中央情报局官员。60年代，他先后担任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实际上，他和其弟，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麦乔治·邦迪、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曼斯菲尔德·泰勒将军共同制定了美国对越南的政策。退出公职后，他从1972－1984年担任《外交》（ForeignAffairs）杂志的编辑。离开《外交》杂志之后，他一边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教学，一边开始尼克松总统任内外交政策的研究和写作。虽然他有师从外交史学家威廉·兰格（WilliamL.Langer，兰格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伟大的国际关系史学家”[注解AlfredJ.Rieber,“HistoriographyofImperialRussiaForeignPolicy，”
HughRagsdaleed.,ImperialRussiaForeignPolicy(Washington:Woodrow
WilsonCenterPress,1993),p.420.]）的经历，但从职业角度来说邦迪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同时，作为与尼克松政府有着政见之争的前任民主党政府外交决策人，邦迪在面对其研究对象时能否采取一种超然的研究态度确实值得怀疑，对邦迪的这本著作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就直言不讳地问道：“邦迪研究尼克松外交政策的动机是什么？”[注解FrancisJ.Gavin,“Acheson,Nixon,andthePoliticsofDeception,”
Orbis,Vol.43,No.2(Spring,1999).]，即使这本著作的推崇者也认为，作为一个地道的“圈内人”，邦迪的著作“是一个‘圈内人’对美国外交政策形成过程的分析，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老的外交精英让位于新的国际关系‘专家’”。[注解TonyJudt,“CounselsonForeignRelations,”
TheNewYorkReviewofBooks,August13,1998.]总之，《纠缠不清的网络》很难说是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
邦迪的著作提供了一幅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全景图，但正如该书以黑色、灰色为基调的封面设计一样，这是一幅灰暗的图景。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所有成就都被作者重新评价。邦迪试图粉碎所谓尼克松时代美国外交战略创造性的神话，也就是基辛格总结的尼克松外交的几大成就：“当尼克松离任之时，结束越南战争的条约已经签订，并且以后政策的主要原则也已确立：与中国建立持久的外交对话，认真而不带幻想地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启动了中东和平进程，开始通过欧洲安全会议确立人权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原则，从而削弱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注解QuotedinATangledWeb，pp.522-523.]。
邦迪对上述成就逐一进行了重新评估。首先，在邦迪看来，1973年的巴黎协定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停战条约，印度支那战争的真正‘结束’是在1975年以美国失败告终。由于1969年中期中苏处于战争的边缘，中美恢复建设性的对话因此成为可能，并且在此后直至1970年12月中国发出决定性邀请的一系列中美接触中，中国人至少和美国人发挥了同样的主动性。即使中美关系在尼克松时期得到发展，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它对苏联行为的影响很小，在1971年的印巴危机中，美国还因此扮演了一个危险的角色。1973年之后由于柬埔寨问题及美苏符拉迪沃斯托克高峰会议，中美关系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其次，尼克松的对苏“缓和”战略由于缺乏国内政治支持而最终失败，尽管尼克松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认真地进行与苏联的谈判，但这远非他在1969年所宣称的“谈判时代”。第三，至于1975年的赫尔辛基会议与人权外交，尼克松并不热心，赫尔辛基协定和人权外交是导致冷战结束的重要因素，但它主要是欧洲人发起和推行的。第四，尼克松时期的西方联盟关系一直是紧张的，对日本的关系更是尼克松外交的败笔（基辛格1971年首次访华之前才临时通知日本，这使日本此后逐渐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而削弱了在西方经济体系的参与程度）。最后，虽然邦迪对尼克松时期的中东外交给予了更多的赞扬，但他仍然认为尼克松政府与伊朗国王的密切关系导致1979年伊朗革命的激烈反美色彩，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的政策无论在意愿还是技巧方面都是失败的[注解ATangledWeb，pp.523-529.]。总之，“尼克松时期，美国处于从冷战模式走向一个新时代，即地方性和区域性危机比超级大国的竞争更为重要、在任何层面上经济因素都比地缘政治更有影响力，但尼克松在两个方面都未能实现历史呼唤的跳跃”[注解Ibid.,p.529.]。
因此，邦迪对尼克松外交的总体评价相当低，邦迪认为造成尼克松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他顽固地使用欺骗手段”[注解Ibid.,p.519.]，“尼克松时代最为突出的教训在于那种欺骗国会和美国民众的方式最终注定会遭到失败”[注解Ibid.,p.529.]。在所有尼克松外交的失败记录中，1970年对柬埔寨的入侵是最遭垢病的，它不仅破坏了更为重要的“越南化”政策，而且对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后的大屠杀负有责任。同时，绕过国会和公众对柬埔寨进行秘密轰炸和入侵也集中体现了尼克松外交使用欺骗手段的重要特征。
邦迪对尼克松外交的上述批评相当有力，但却很难说完全站得住脚。邦迪认为尼克松外交未能突破冷战模式实际上是苛求于“古人”，冷战结束前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也说不上超越了冷战模式，而要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处于冷战相持阶段的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突破冷战模式确实过于严苛了。邦迪对尼克松外交的批评更多地集中于其政策手段上，如外交决策权高度集中于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通过“后门管道”进行秘密外交，排斥职业外交专家，对国会和公众采取欺骗手段等等。但是，使用欺骗手段并不是尼克松外交的专利，“实际上每一届冷战时期的政府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都或多或少地欺骗甚至误导国会和美国公众”[注解FrancisJ.Gavin,“Acheson,Nixon,andthePoliticsofDeception.”]。根据凯·伯德的研究，邦迪兄弟在任期间特别是在美国的越南政策上也有言过其实和欺骗行为[注解Ibid.]。实际上，这一问题是现代历届美国政府面临的困境：“美国民主的需要是否妨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言过其实甚至欺骗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能够认为是正当的吗？”[注解Ibid.在面对这一困境时，历届政府的作为却是一贯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要求采取行动，而公众舆论总是消极被动的，这二者的冲突是由政府使用政府机密采取行动得以解决。”Ibid.]诚然，尼克松外交在政策手段上的欺骗特征较其他历届政府更为明显，但这一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性质上的不同，邦迪主要将原因归结为尼克松的个人品质而忽视了产生这一问题的更为深层的体制原因，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尼克松外交在政策手段上秘密外交的特征更为明显与尼克松的外交哲学密切相关。尼克松外交的贡献很大程度在于深化了美国的外交哲学：“他们（尼克松、基辛格）接受了以前对普世主义的大量批评，然而以一种经典的欧洲权术的教条重塑其政策手段。他们认为，美国既不能从这个世界退回，也不能统治这个世界，而应当接受作为一个保持世界均势的稳定者的角色，舍此将不会有和平与正义。”[注解DavidC.Hendrickson,“AllthePresidentsAcumen,”ForeignAffairs,Vol.77,No.3,May/June,1998.]基辛格是欧洲19世纪经典外交的崇信者，他对俾斯麦、梅特涅的外交哲学作过深入研究，在将这一外交哲学付诸实施之时，欧洲外交的一整套纵横捭阖的外交权术（statecraft）也会得到更广泛的运用。邦迪对此也未作探讨，可见其解释力是有限的。
就一些具体的外交事件而言，邦迪的指责也很难令人信服。基辛格坚持认为邦迪的著作是对尼克松外交的诋毁[注解HenryKissinger,YearsofRenewal(NewYork:Simon&Schuster,1999),
pp.73,1083n10.]，并对邦迪的批评作了回应，双方甚至就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前未能尽早通知日本政府一事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基辛格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东亚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邦迪显然知道没有任何渠道通知日本政府而不泄密。”[注解HenryKissinger,“TotheEditorofNYR,”TheNewYorkReviewofBooks,September24,1998.]邦迪则认为：“在国务院任职期间，我曾经数次向日本大使和首相预先透露重大的决定或事件的进展，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泄密发生。”[注解WilliamBundy,“TotheEditorofNYR,”TheNewYorkReviewofBooks,October8,1998.]双方对立的立场让人难以辨明事实的真相，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在为自己辩护。的确，这一事件给日美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也并不是如邦迪说的那样严重，日本此后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与其说是源自于对美国的怨恨，不如说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此外，1971年6月发生了“五角大楼文件”泄漏事件，当时基辛格正在准备秘密访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秘密谈判也在进行之中。基辛格认为这一泄密事件的发生会造成严重后果：“这些特别微妙的工作将会处于危急之中，这表明美国行政权威正在衰落，而且华盛顿保守机密谈判的能力正在受到怀疑”[注解YearsofRenewalWTBZ〗,p.53.]，这也是尼克松政府对基辛格访华高度保密的一个重要原因。况且，尼克松、基辛格开启与中国的外交对话更多是着眼于全球地缘战略，其中小国的作用是被忽视的（当时的日本从全球地缘战略来说肯定是一个小国），为确保其全球三角地缘战略的成功，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
邦迪力图在全书的写作风格上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但在一些地方仍然流露出对他的继任者的厌恶[注解TonyJudt,“CounselsonForeignRelations.”]，在即将结束全书之时，他甚至忍不住对基辛格冷嘲热讽起来[注解ATangledWeb，pp.514,604n3.]。作者的这一写作立场无疑降低了本书的学术价值。该书的材料“主要依赖于当代的报道和评论以及大批的回忆录和70年代以来出版的研究著作”，同时邦迪也承认大量的美国政府记录的解密尚待时日，但他却怀疑“它们会改变根据现在可以获得的资料可能得出的重要结论”W(〗ATangledWeb，p.viii.]。虽然在书末的“参考文献”中，作者也列出了公开出版的一些政府文件及一些口述史料，然而邦迪对原始史料的轻视可见一斑。但是，近年来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外交文件的大批解密，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外交史学界对五六十年代美国外交的评价，可见邦迪的学术态度至少是不严肃的。邦迪在该书的“致谢”中说道：“我的研究没能达到我的外交史导师威廉·兰格的标准。”[注解ATangledWeb，p.xix.]我们大可不必将之作为邦迪的谦辞，与兰格相比，该书离优秀的外交史著作的标准确实相距甚远。试将该书与兰格的代表作之一《帝国主义外交》[注解WilliamL.Langer,TheDiplomacyofImperialism,1890-1902S
(NewYork:Alfred.A.Knopf,1935).]作一比较，兰格的这部两卷本的著作和所有优秀的外交史著一样是建立在对大量材料的使用和分析之上，并且使用了以前在西方语言材料中无法得到的俄文、亚美尼亚文、日文材料，优先的使用和分析客观性强的原始文件材料（无论是公开出版的文件集，还是未刊档案），客观性稍差甚至主观色彩较浓的回忆录、自传、传记及一般研究则退居其次。与之相较，邦迪的著作在材料的运用这一方面无论是主观和客观上都难以令人信服。兰格的史学主张非常（甚至是固执地）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他）支持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观）。他对于以过去来解释现在一点也不感兴趣并且认为历史是不能作为一个经验数据库来总结出有效的人类行为的规律。”[注解FrederickL.Schuman,“PathsofEmpire,”TheNation,November20,1935.]在这一点上，邦迪与其师的学术境界实难同日而语。非常遗憾的是，邦迪未能将作为前外交政策决策人的这一“移情作用”转化为对尼克松外交决策机制的理解，但是该书在周密的研究叙述之上对尼克松外交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他的大多数叙述是冷静、理智的，在涉及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又是高度专业技术化的。因此该书将取代过分情绪化的赫什和肖克罗斯的著作[注解SeymourM.Hersh,ThePriceofPower:KissingerintheNixonWhiteHouse
(NewYork:SummitBooks,1983);WilliamShawcross,Sideshow:Kissinger,
NixonandtheDestructionofCambodia(NewYork:Simon&Schuster,1979).]，构成对尼克松－基辛格外交严厉的学术批评。
二一部不完备的记录
邦迪的著作也暴露出由于材料的不足，在没有大量解密材料的情况之下对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外交的研究已经很难有更大的突破。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威廉·伯尔编辑的《基辛格会谈记录：与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层秘密对话》正好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但该书主要涉及中美苏三角外交，远不能满足对尼克松-福特外交的总体研究之需，而且仅就中美苏三角外交而言，许多重要的记录仍然没能公之于众。所以这部五百余页的著作只是一部不完备的记录，只能反映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冰山之一角。
相较而言，伯尔就是局外人了。但他编写的这部著作并非一部单纯的机密档案资料汇编，除了很长的一篇序论之外，每一章开始都有一段评论，此外在几乎每一段重要的会谈记录之后也有编者的评论，再加上伯尔为本书所作的广泛而细致的注释使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部研究基辛格时期中美苏三角外交的专著[注解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伯尔视为该书的作者。]。因此该书和邦迪的著作一样引起了争论。这本书的推崇者认为：“伯尔简明地总结了基辛格狡猾但奉承般地与中国人进行合作和急切但不信任地与苏联人达成协议……（并且）为该书所记录的事件提供了必须的背景”W(〗MaxFrankel,“ThePingPongTapes,”TheNewYorkTimesBookReview,February21,1999.]。但按照基辛格的反驳，伯尔的评论是有倾向性而偏狭的[注解HenryKissinger,“TotheEditorofNYR,”TheNewYorkReviewofBooks,March18,1999.]，泽里考（PhilipZelikow）也认为：“伯尔攻击基辛格的热情损害了他的编者的角色”[注解ForeignAffairs,Vol.78,No.3,May/June,1999,p.137.]。
该书的主要来源一方面是“国务院在国家档案馆开放的温斯顿·洛德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PPS）文件中所有基辛格的谈话备忘录”，另一方面来自于“国务院解密的基辛格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记录，这些备忘录是由其他助手记录并留在了国务院档案中”[注解WTBX〗KissingerTranscripts，p.vii.]。作为基辛格在中国政策方面的主要助手，洛德参与了基辛格对华外交的大部分工作，因此与中国有关的部分占了该书内容的近2/3，包括了从1971年中美开始外交对话到1977年福特政府卸任前有关中美外交关系（主要是中美间的会谈，也包括美国外交决策层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的记录。虽然该书的会谈备忘录记录了中美关系从出现历史性突破到寻求战略合作再到双方关系停滞不前的整个过程，但是，这些备忘录主要集中在1973－1976年，关键的中美关系出现突破的1971年只有零星的记录出现，基辛格在任期间的九次中国之行书中也只记载了四次。美苏关系部分也主要是1974－1976年有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欧安会及美苏经济合作、安哥拉局势的会谈备忘录。这一方面是受制于材料的来源，例如，1971年7月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戏剧性的访问，但是基辛格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仍属保密[注解泽里考认为威廉·伯尔未能将富有象征性的“打开中国”的记录详细披露，显然，这并非完全是伯尔的过错。见ForeignAffairs,Vol.78,No.3,May/June,1999,p.137.]，此外1972－1973年美苏“缓和”达到高潮的记录也未解密。另一方面恐怕就与伯尔的编辑方针有关了，在该书的前言和引论部分，伯尔很清楚地表明了其编辑方针。显然，他的着眼点是美国历史上这位最有争议的国务卿：“很少有国务卿像基辛格这样或者声名远扬或者臭名昭著”W(〗KissingerTranscripts，p.iv.]。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些记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些读者会认为这些文件证实了他们把基辛格作为一个精明的均势外交的实施者的评价。其他从长远观点来看的人，会认为基辛格是处于通往后帝国世界的复杂阶段的过渡性人物，在其中美国扮演的角色比以前的中心作用略为逊色。一些人则不会对基辛格的外交家作用印象深刻，而认为他是一个自负的、权欲极强的谄媚者，甚至是一个容忍人权被侵犯的反革命并且对于印度支那的战争罪行负有责任。还有人会认为基辛格是一个极权政府的绥靖者。”[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xvii.]伯尔在该书前言的编辑说明及书中广泛的评论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实际上倾向于上述的第三种观点[注解JonathanSpence,“Kissinger&theEmperor,”TheNewYorkReviewofBooks,March4,1999.]。因此，伯尔的评论经常集中于下述方面：基辛格对保密的热衷；他绕过国务院甚至他自己的班子使用“后门管道”；他将人权问题与政治上的“缓和”相分离；他对美国在柬埔寨政策的辩护及试图让中国人帮助解决在东南亚的冲突；他对尼克松及其他有权势的世界领导人的阿谀奉承以及他对自己形象的执迷等等[注解JonathanSpence,“Kissinger&theEmperor.”]。但是，如果忽视伯尔对历史记录的客观性的认识也是不公正的，伯尔认为：“这些记录证实了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对其与毛泽东、周恩来在1972－1973年的会谈内容的描述，也表明他的回忆录只揭示了三角外交的部分内容。”[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viii.]（也证实了基辛格在其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复兴年代》[注解YearsofRenewal,pp.243-309,834-899.]中对中美苏三角外交的描述）。同时，这些备忘录清楚地记录了基辛格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细节及他在建立与中国的第一次有效外交接触所作的努力。伯尔认为，“基辛格仍然应该得到这样的赞许，即他在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减少美苏紧张关系方面扮演了中心作用。”[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20.伯尔对于根据这些备忘录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非常审慎的，他认为：“这些记录尽管在揭示基辛格作为一个外交家和总统顾问的作用方面非常珍贵，但它们绝不能独立存在。要得出一幅尼克松－基辛格外交政策与战略的清晰图画需要开放基辛格的文件、在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尼克松文件中的国家安全档案和杰拉尔德·福特图书馆中的国家安全档案，更不用说中国和俄国的材料来源了。”[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xixn13.]
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伯尔使用大量的二手著作和回忆录并作了广泛而详尽的注释，为理解这些备忘录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从某种意义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备忘录本身。当然材料的取舍取决于编者的态度，在所引用的数以百计的文献中，伯尔特别列出四本最为重要的著作，其中，邦迪的这部比该书早出版不足一年的《纠缠不清的网络》被伯尔认为“虽然在本书编辑的后期才出版，但却证明是弥足珍贵的”[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504.]，这本书在书中被多次征引足以说明伯尔对邦迪严厉批评尼克松－基辛格外交持基本认同的立场。
伯尔认为，由于有了这些材料，对于基辛格的态度“批评者会稍微变得宽容，吹捧者则会持更为批评的态度”[注解KissingerTranscripts,p.xvii.，“这虽然未能到‘批评者会更宽容，而吹捧者会稍微持批评的立场’的程度，但毕竟是朝着公正的方向迈进”[注解JonathanSpence,“Kissinger&theEmperor.”]。也许，该书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一部研究著作，一部解密文件集都把注意力投向了20多年前的那一段外交史。虽然体裁不一，但作为对这一段历史所作的研究，它们都带有美国外交史著的通病。伦德斯塔德曾经批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存在四大弊病，即“道德主义”(Moralism)、“（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现时主义”（Presentism,即指历史〔研究〕反映了现在的政治目的）和“（美国）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指相信美国能够决定世界不同地区事态的发展）[注解GeirLundestad,TheAmerican“Empire,”(Oslo:NorwegianUniversityPress,1990),pp.11－21.]。这两部著作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上述缺点，都带有非常强烈的“现时主义”色彩。诚然，“历史学家和普通人一样总是陷入自我中心的困境，现时主义是他的原罪”，但这两位作者甚至没有意识到“他的职业义务就是要努力超越现在”[注解ArthurSchlesinger,Jr.,TheCyclesofAmericanHistory,(Boston:HoughtonMifflin,1986),p.373.]。虽然他们并非专业历史学家，并且他们所叙述的毕竟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这是他们自身很难超越的，但一旦从事了历史研究就必须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并努力超越之，从这一意义来说，他们都不太成功。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一段外交史，他们这种切身的叙述与分析也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龚洪烈：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博士《当代美国丛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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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缉思任主编，裴长洪、陶文钊任副主编的《当代美国丛书》已于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丛书共分十卷，包括：经济卷(陈宝森著)、政治卷(刘杰著)、文化卷(朱世达著)、社会卷(刘永涛著)、军事卷(朱成虎著)、外交卷(赵学功著)、教育卷(史静寰著)、科技卷(朱斌著)、法律卷(何家弘著)、宗教卷(刘澎著)。丛书是由专家撰写的知识性著作，每位作者都是有关问题的专家，他们力求根据最新获得的资料(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的资料)对美国各方面的情况作较为全面、客观的介绍。每卷丛书篇幅在25至30万字左右。丛书不仅为研究工作者、大学教师和学生提供了研究和教学的参考用书，而且也为实际工作者和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美国的一套便利、可读性强的实用性读物。
(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