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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南分局与南下大军在赣州召开会议，史称“赣州会议”。赣州会议是广东党组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折点，对当代广东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毛泽东原本设想在粤北会师，目的是要解决入粤各军的团结问题。可南下大军因盛夏行军产生了大规模的非战斗减员，促使毛泽东最终下决心召开赣州会议。赣州会议是在毛泽东统筹安排下召开的，会议中形成的诸多决议明显都由他制定、受他影响。
【关键字】毛泽东；赣州会议；华南分局
【中图分类号】D231；K2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11-0026-05
1949年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毛泽东视野逐渐南移，开始思索如何“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问题。7月24日，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以商讨会师入粤、两广作战等事宜。那么，毛泽东为何选择在赣州召开决定当代广东命运的会议？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会议过程及其对当代广东的影响，①本文试从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出发，考察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的台前幕后。
一、三伏天促使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
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战争进入战略追击阶段，华南的军事作战进入毛泽东的视野。5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尚在香港的华南分局，称“人民解放军秋季或冬季可能攻占两广”，要求“所属各区在夏秋两季有步骤地加强工作，特别是加强广州及其他城市的工作，着重工厂及学校的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军主力的到来。”②同日，毛泽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负责进入两广作战。③5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方方领导华南分局内迁潮梅解放区，准备迎接大军南下。④
1949年7月上旬，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还在指导湘赣战役，但到了7月中旬之后，华南的作战计划、解放后的人员安排以及配合南下大军的支前工作等问题已经十分急迫。毛泽东不得不加强对华南分局和入粤大军的指导。根据7月17日四野报告陈赓、邓华兵团准备进军广东的情况，21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对解放广东作出部署，“同意分两路入粤的计划，从东江和北江两路攻广州”，但同时还要求入粤大军“需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⑤据时任华南分局机要秘书杜襟南的日记所载，翌日，中共中央发来了三个电报：
“第一个是准备成立广东军区，把闽西、赣南割归闽赣两省去，这表示闽粤赣这种边区割据的形式即将终止，今后不再是打游击，是正规化了。第二个是除叶飞兵团外，又加上陈赓、邓华两兵团分由湘南、赣南下广东，军委已把路线及攻占韶、惠，休整一月，再攻广州的部署发来，这正与方方的部署及指示符合，不同者是重点应放在粤北，不放在梅、埔，故着令我们即迁南雄。第三是关于电台联络的指示”。①
这三份电报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广东作战已经有清晰的思路，只不过此时他计划在粤北会师。中共中央同时还确定叶剑英主政广东，要求华南分局与叶剑英、陈赓、邓华还有叶飞等联络。②由此可以看出，随着解放军继续向南推进，中共中央干部调配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两广和西南，但此时毛泽东尚未有召开赣州会议的想法，赣州也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中。
直至7月24日，毛泽东才决定召开赣州会议。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四野，称“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天以后”，并催促“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必须到达赣州举行会议”，他还强调“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要求华南分局必须“在会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③
毛泽东早年曾长期在江西开展武装斗争，对盛夏大规模行军的艰辛深有体会。考虑陈赓、邓华兵团多为北方士兵，三伏天行军极易中暑、甚至出现“病员及掉队严重的情况”，④毛泽东才同意调整大军的南下计划。其中，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的诱因则是四野关于部队疾病情形严重的报告。此前一天，即7月23日，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联名给中央军委发出报告，称“目前正值三伏季节，我湘赣主力部队决在三伏天内不作大的行动，各部将进至指定地点休整。”⑤据当时四兵团的情况反映，湘赣战役之后，“一下热病七千多人，马热病者百余”，如果“勉强酷暑行军，将发生严重减员”，而且远距离进行山地行军，部队的粮草又难以补充，“思想与物质均须必要的准备”。⑥
要知道，四兵团整个七月份因作战伤亡只有三六四人。⑦可见，酷暑行军出现大规模中暑减员的情况要远远严重于战斗伤亡，推迟南进时间和速度刻不容缓。而当时负责广东战役的四兵团和十五兵团皆在赣西，赣州是其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这些军情导致毛泽东改变原先的想法：由于大军推迟南进，毛泽东才决定召开赣州会议，商讨解放华南的各项事宜。
二、团结会师是召开赣州会议的初衷
表面上看，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与南方的三伏天有着直接关系，但实际上，赣州会议最主要的任务是要解决南下大军与华南游击队的会师问题。毛泽东深知，各地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斗争的现实使党内不可避免存在山头主义。“协调各方、共同打天下”是中共中央的期望和职责所在。同时，陈赓兵团既是广东战役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广西作战的南路军，陈赓兵团由粤入桂的补给问题也是赣州会议上亟需解决的难题。
毛泽东为何如此重视南下大军与华南分局的会师？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解决中共正规军与广东地方游击队的团结会师及两广建政后的权力分配问题。
一方面，当时华南已经成立闽粤赣边、粤赣湘边和粤桂边三支主力纵队，拥有数量可观的武装部队和解放区，基本上可以解决大军入粤的后勤补给，但是各方面工作急需统筹安排、妥善协商。另一方面，由于沟通不善，此前解放军南下过程中曾与某些地方游击队发生过摩擦，造成损失。渡江后不久，由于没有做好充分沟通，二野第三兵团与皖南游击队会师时曾经发生过擦枪走火的事情，此事引起毛泽东的格外重视，他特意代表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等将领，指示“正确地处理四野与南方游击队的会师问题，是为至要”。①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当方方在大埔致电中央称“估计不能如期抵达赣州”时，毛泽东为何会复以措辞严厉的电报加以训斥。②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方方逾期不仅拖了赣州会议的会期，而且还可能会让原本已经不太融洽的干部团结问题雪上加霜。 当然，方方此时的处境亦很无奈，其托辞也是迫不得已。由于受到胡琏兵团的阻隔，方方率领的华南分局机关一时难以越过崇山峻岭的粤北也是情有可原。但到了8月初，四野十五兵团的先头部队已抵达赣南，方方也感到形势紧迫，遂向中央请示“主力是否适当给我策应，我们则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平远、蕉岭之敌，北上与主力会合”。③此时方方还是将北上的希望寄托在大军身上。不过，此主张很快便遭到毛泽东的否定。11日，毛泽东复电方方，对他进行相当严肃地批评：“我们很早就通知你九月五日到赣州开会，你却到现在还在韩江以东没有动身，却要求主力向你靠拢，打开道路，而不是你向主力靠拢，经过会议决定方针，再向粤敌进攻。”同时他还提了两个方案供方方选择，一是“走五华兴宁或走寻邬会昌道路，争取于九月五日到达赣州开会”。二是“根本不到赣州会议”，立即动身向广州方向前进，在广州附近迎接解放军。④毛泽东态度非常明确，方方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立即动身前往赣州，要么干脆不用去，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总之，从毛泽东的语气中，可以隐约察觉到他对方方的不满。同日，叶剑英已乘火车离开北平，准备赴华南工作。⑤
至此，方方已经没有犹豫的余地。第二天，他复电中央，决定排除万难北上参加赣州会议。仅仅几天后，四野十五兵团48军便占领了赣州。此后，大批国民党军沿平远、兴宁一线撤退，分局的西进路线受阻，方方不得已调整行军方向，改道北上。与魏金水等人商量后，方方决定调闽粤赣边纵主力护送，取道上杭、武平及瑞金、会昌之间，相机前往赣州。⑥9月6日，方方率领华南分局终于赶到赣州，与叶剑英、陈赓、邓华等人胜利会师。至此，华南分局完成中共中央下达的内迁使命，随即组成了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新的华南分局。⑦
解决会师中的团结问题是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围绕着如何参加赣州会议，方方屡次以各种理由请求推迟北上，最终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在毛泽东下达严厉命令之后，方方不得不下定决心北上参会，赣州会议得以如期召开。总之，毛泽东对赣州会议寄予厚望，他希望入粤大军和华南分局能够携手合作、共同解决广东建政的重要事宜。
三、赣州会议与广东解放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49年9月7日至24日，叶剑英在赣州分别主持了广东作战会议、三次分局扩大会议和高级干部会议，史称“赣州会议”。会议研究和部署解放广东和华南的作战计划，解决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配备、支前工作，以及接管城市的政策、外交方针和对付帝国主义封锁等问题。
赣州会议召开之时，全国已大部解放。此时，华南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有广东余汉谋、薛岳部和广西白崇禧部，其中白崇禧的军事力量较为强大。早在7月中旬，毛泽东根据白崇禧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们作战”的特点，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大迂回大包抄”的战术打法，决定陈赓率领四兵团担任南路军，由广州经粤西进入桂南包抄桂系的后路。①因此，叶剑英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分局的任务是解放华南，首先是解决广东，做事有缓急先后，今天在这里我们先要集中精力来讨论广东的问题，到了广州之后再来讨论广西的问题。”②所以，制定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成为赣州会议的首要任务。
9月7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广东作战会议，会议推选陈赓统一指挥入粤作战的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并决定“依照中央军委意图先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毛泽东基本同意会议的部署，12日，他复电叶剑英、陈赓：“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③为了配合大军入粤作战，华南分局在16日下午召开扩大会议，重点讨论支前工作问题，对全省的支前工作做了统一部署。④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有关指示精神，就借粮数目、对象、范围、办法、手续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对组织民工、担架和恢复交通运输等工作也进行了具体安排。
团结会师是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的初衷。当时准备入粤的干部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赣州，既有外来与本地干部，也有军队和地方干部，团结问题特别重要。如何看待华南党组织的历史地位，直接关乎广东解放后的干部关系。为此，毛泽东在9月8日致电叶剑英、方方时专门提到：“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方方代表华南分局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介绍广东的一般情况。⑥他着重介绍了广东的革命传统、三年游击战争以及党组织和军事武装状况，对华南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的斗争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同时也指出存在的一些问题，充分肯定南下大军的作用，强调若没有南下干部来充实，我们仍担负不了解放广东的重任。叶剑英、方方和大军干部的讲话对团结入粤干部起到明显的效果。
由于广东解放时间较迟，干部匮乏是会议期间华南分局面临的最大难题。当时从各地抵达赣州准备参加广东工作的干部只有1580人，其中还包括600多名学生，这个数量的干部对于接管广东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①因此，会议决定这批干部主要用于接管广州，而农村大部分政权只能利用原有的县级、地级政权。后来一些南下干部把这一做法当成华南分局搞“地方主义”的证据，实际上叶剑英和方方确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难，实属无奈之举。而且，注重任用地方干部原本便是毛泽东对叶剑英的寄语。不过，华中局曾也指示从东北南下江西的干部中抽调1000名入粤，叶剑英、方方考虑到广东的实际情况，向中南局提出广东“只要县级以上干部”，区级以下的干部因语言不通，开展群众工作不方便，建议将这批干部转到支持广西、湖南。②会后，华南分局以南下干部为主体，组成广州军管会，成为接管广州的主力。
会后不久，南下大军在华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分三路进逼广州，10月14日晚，华南重镇广州宣告解放。此后，新的华南分局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赣州会议是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的召开与毛泽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战场上瞬息万变，赣州会议的召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偶然因素促成。如果不是四野在7月23日报告三伏天气、部队伤病严重，并请示暂缓南下，可能会师的地点会在粤北而不是赣南。但赣州会师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注重吸取二野与皖南游击队“误会”的教训，要求南下大军与各地游击队及时联系、沟通，做好会师工作。而且，在军事占领前先准备好接管机构，是中共在解放战争中逐渐摸索出来的宝贵经验，此举为新解放区早日恢复秩序和生产提供保障。从这一角度视之，赣州会议体现了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既注重经验教训又能因时因地制宜，既坚守原则又不墨守成规、能够随机应变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2014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字】毛泽东；赣州会议；华南分局
【中图分类号】D231；K2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11-0026-05
1949年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毛泽东视野逐渐南移，开始思索如何“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问题。7月24日，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以商讨会师入粤、两广作战等事宜。那么，毛泽东为何选择在赣州召开决定当代广东命运的会议？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会议过程及其对当代广东的影响，①本文试从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出发，考察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的台前幕后。
一、三伏天促使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
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战争进入战略追击阶段，华南的军事作战进入毛泽东的视野。5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尚在香港的华南分局，称“人民解放军秋季或冬季可能攻占两广”，要求“所属各区在夏秋两季有步骤地加强工作，特别是加强广州及其他城市的工作，着重工厂及学校的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军主力的到来。”②同日，毛泽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负责进入两广作战。③5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方方领导华南分局内迁潮梅解放区，准备迎接大军南下。④
1949年7月上旬，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还在指导湘赣战役，但到了7月中旬之后，华南的作战计划、解放后的人员安排以及配合南下大军的支前工作等问题已经十分急迫。毛泽东不得不加强对华南分局和入粤大军的指导。根据7月17日四野报告陈赓、邓华兵团准备进军广东的情况，21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对解放广东作出部署，“同意分两路入粤的计划，从东江和北江两路攻广州”，但同时还要求入粤大军“需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⑤据时任华南分局机要秘书杜襟南的日记所载，翌日，中共中央发来了三个电报：
“第一个是准备成立广东军区，把闽西、赣南割归闽赣两省去，这表示闽粤赣这种边区割据的形式即将终止，今后不再是打游击，是正规化了。第二个是除叶飞兵团外，又加上陈赓、邓华两兵团分由湘南、赣南下广东，军委已把路线及攻占韶、惠，休整一月，再攻广州的部署发来，这正与方方的部署及指示符合，不同者是重点应放在粤北，不放在梅、埔，故着令我们即迁南雄。第三是关于电台联络的指示”。①
这三份电报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广东作战已经有清晰的思路，只不过此时他计划在粤北会师。中共中央同时还确定叶剑英主政广东，要求华南分局与叶剑英、陈赓、邓华还有叶飞等联络。②由此可以看出，随着解放军继续向南推进，中共中央干部调配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两广和西南，但此时毛泽东尚未有召开赣州会议的想法，赣州也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中。
直至7月24日，毛泽东才决定召开赣州会议。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四野，称“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天以后”，并催促“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必须到达赣州举行会议”，他还强调“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要求华南分局必须“在会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③
毛泽东早年曾长期在江西开展武装斗争，对盛夏大规模行军的艰辛深有体会。考虑陈赓、邓华兵团多为北方士兵，三伏天行军极易中暑、甚至出现“病员及掉队严重的情况”，④毛泽东才同意调整大军的南下计划。其中，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的诱因则是四野关于部队疾病情形严重的报告。此前一天，即7月23日，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联名给中央军委发出报告，称“目前正值三伏季节，我湘赣主力部队决在三伏天内不作大的行动，各部将进至指定地点休整。”⑤据当时四兵团的情况反映，湘赣战役之后，“一下热病七千多人，马热病者百余”，如果“勉强酷暑行军，将发生严重减员”，而且远距离进行山地行军，部队的粮草又难以补充，“思想与物质均须必要的准备”。⑥
要知道，四兵团整个七月份因作战伤亡只有三六四人。⑦可见，酷暑行军出现大规模中暑减员的情况要远远严重于战斗伤亡，推迟南进时间和速度刻不容缓。而当时负责广东战役的四兵团和十五兵团皆在赣西，赣州是其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这些军情导致毛泽东改变原先的想法：由于大军推迟南进，毛泽东才决定召开赣州会议，商讨解放华南的各项事宜。
二、团结会师是召开赣州会议的初衷
表面上看，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与南方的三伏天有着直接关系，但实际上，赣州会议最主要的任务是要解决南下大军与华南游击队的会师问题。毛泽东深知，各地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斗争的现实使党内不可避免存在山头主义。“协调各方、共同打天下”是中共中央的期望和职责所在。同时，陈赓兵团既是广东战役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广西作战的南路军，陈赓兵团由粤入桂的补给问题也是赣州会议上亟需解决的难题。
毛泽东为何如此重视南下大军与华南分局的会师？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解决中共正规军与广东地方游击队的团结会师及两广建政后的权力分配问题。
一方面，当时华南已经成立闽粤赣边、粤赣湘边和粤桂边三支主力纵队，拥有数量可观的武装部队和解放区，基本上可以解决大军入粤的后勤补给，但是各方面工作急需统筹安排、妥善协商。另一方面，由于沟通不善，此前解放军南下过程中曾与某些地方游击队发生过摩擦，造成损失。渡江后不久，由于没有做好充分沟通，二野第三兵团与皖南游击队会师时曾经发生过擦枪走火的事情，此事引起毛泽东的格外重视，他特意代表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等将领，指示“正确地处理四野与南方游击队的会师问题，是为至要”。①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当方方在大埔致电中央称“估计不能如期抵达赣州”时，毛泽东为何会复以措辞严厉的电报加以训斥。②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方方逾期不仅拖了赣州会议的会期，而且还可能会让原本已经不太融洽的干部团结问题雪上加霜。 当然，方方此时的处境亦很无奈，其托辞也是迫不得已。由于受到胡琏兵团的阻隔，方方率领的华南分局机关一时难以越过崇山峻岭的粤北也是情有可原。但到了8月初，四野十五兵团的先头部队已抵达赣南，方方也感到形势紧迫，遂向中央请示“主力是否适当给我策应，我们则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平远、蕉岭之敌，北上与主力会合”。③此时方方还是将北上的希望寄托在大军身上。不过，此主张很快便遭到毛泽东的否定。11日，毛泽东复电方方，对他进行相当严肃地批评：“我们很早就通知你九月五日到赣州开会，你却到现在还在韩江以东没有动身，却要求主力向你靠拢，打开道路，而不是你向主力靠拢，经过会议决定方针，再向粤敌进攻。”同时他还提了两个方案供方方选择，一是“走五华兴宁或走寻邬会昌道路，争取于九月五日到达赣州开会”。二是“根本不到赣州会议”，立即动身向广州方向前进，在广州附近迎接解放军。④毛泽东态度非常明确，方方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立即动身前往赣州，要么干脆不用去，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总之，从毛泽东的语气中，可以隐约察觉到他对方方的不满。同日，叶剑英已乘火车离开北平，准备赴华南工作。⑤
至此，方方已经没有犹豫的余地。第二天，他复电中央，决定排除万难北上参加赣州会议。仅仅几天后，四野十五兵团48军便占领了赣州。此后，大批国民党军沿平远、兴宁一线撤退，分局的西进路线受阻，方方不得已调整行军方向，改道北上。与魏金水等人商量后，方方决定调闽粤赣边纵主力护送，取道上杭、武平及瑞金、会昌之间，相机前往赣州。⑥9月6日，方方率领华南分局终于赶到赣州，与叶剑英、陈赓、邓华等人胜利会师。至此，华南分局完成中共中央下达的内迁使命，随即组成了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新的华南分局。⑦
解决会师中的团结问题是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围绕着如何参加赣州会议，方方屡次以各种理由请求推迟北上，最终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在毛泽东下达严厉命令之后，方方不得不下定决心北上参会，赣州会议得以如期召开。总之，毛泽东对赣州会议寄予厚望，他希望入粤大军和华南分局能够携手合作、共同解决广东建政的重要事宜。
三、赣州会议与广东解放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49年9月7日至24日，叶剑英在赣州分别主持了广东作战会议、三次分局扩大会议和高级干部会议，史称“赣州会议”。会议研究和部署解放广东和华南的作战计划，解决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配备、支前工作，以及接管城市的政策、外交方针和对付帝国主义封锁等问题。
赣州会议召开之时，全国已大部解放。此时，华南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有广东余汉谋、薛岳部和广西白崇禧部，其中白崇禧的军事力量较为强大。早在7月中旬，毛泽东根据白崇禧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们作战”的特点，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大迂回大包抄”的战术打法，决定陈赓率领四兵团担任南路军，由广州经粤西进入桂南包抄桂系的后路。①因此，叶剑英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分局的任务是解放华南，首先是解决广东，做事有缓急先后，今天在这里我们先要集中精力来讨论广东的问题，到了广州之后再来讨论广西的问题。”②所以，制定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成为赣州会议的首要任务。
9月7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广东作战会议，会议推选陈赓统一指挥入粤作战的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并决定“依照中央军委意图先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毛泽东基本同意会议的部署，12日，他复电叶剑英、陈赓：“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③为了配合大军入粤作战，华南分局在16日下午召开扩大会议，重点讨论支前工作问题，对全省的支前工作做了统一部署。④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有关指示精神，就借粮数目、对象、范围、办法、手续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对组织民工、担架和恢复交通运输等工作也进行了具体安排。
团结会师是毛泽东决定召开赣州会议的初衷。当时准备入粤的干部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赣州，既有外来与本地干部，也有军队和地方干部，团结问题特别重要。如何看待华南党组织的历史地位，直接关乎广东解放后的干部关系。为此，毛泽东在9月8日致电叶剑英、方方时专门提到：“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方方代表华南分局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介绍广东的一般情况。⑥他着重介绍了广东的革命传统、三年游击战争以及党组织和军事武装状况，对华南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的斗争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同时也指出存在的一些问题，充分肯定南下大军的作用，强调若没有南下干部来充实，我们仍担负不了解放广东的重任。叶剑英、方方和大军干部的讲话对团结入粤干部起到明显的效果。
由于广东解放时间较迟，干部匮乏是会议期间华南分局面临的最大难题。当时从各地抵达赣州准备参加广东工作的干部只有1580人，其中还包括600多名学生，这个数量的干部对于接管广东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①因此，会议决定这批干部主要用于接管广州，而农村大部分政权只能利用原有的县级、地级政权。后来一些南下干部把这一做法当成华南分局搞“地方主义”的证据，实际上叶剑英和方方确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难，实属无奈之举。而且，注重任用地方干部原本便是毛泽东对叶剑英的寄语。不过，华中局曾也指示从东北南下江西的干部中抽调1000名入粤，叶剑英、方方考虑到广东的实际情况，向中南局提出广东“只要县级以上干部”，区级以下的干部因语言不通，开展群众工作不方便，建议将这批干部转到支持广西、湖南。②会后，华南分局以南下干部为主体，组成广州军管会，成为接管广州的主力。
会后不久，南下大军在华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分三路进逼广州，10月14日晚，华南重镇广州宣告解放。此后，新的华南分局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赣州会议是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的召开与毛泽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战场上瞬息万变，赣州会议的召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偶然因素促成。如果不是四野在7月23日报告三伏天气、部队伤病严重，并请示暂缓南下，可能会师的地点会在粤北而不是赣南。但赣州会师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注重吸取二野与皖南游击队“误会”的教训，要求南下大军与各地游击队及时联系、沟通，做好会师工作。而且，在军事占领前先准备好接管机构，是中共在解放战争中逐渐摸索出来的宝贵经验，此举为新解放区早日恢复秩序和生产提供保障。从这一角度视之，赣州会议体现了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既注重经验教训又能因时因地制宜，既坚守原则又不墨守成规、能够随机应变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