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社会中,身份是有颜色的,不同的色彩,对应的是不同的身份。反过来,不同的身份,也有不同的色彩对应。身份色彩体现的纲常伦理、尊卑等级,不可僭越,这就是儒家们所热心制定和维护的礼法。
　　皇帝垄断了黄色。黄色成为皇帝的专用色,是从隋唐之际开始的。从此一直到溥仪离开紫禁城为止,一千多年的时间,大自然造化的黄色,成为皇帝的禁脔。皇帝为什么垄断黄色呢?因为黄色是太阳的色彩,而皇帝就是人间的太阳。明朝禁止臣民用黄,所有的黄,包括柳黄、明黄、姜黄诸色都禁止民间使用。清朝甚至禁止与黄色接近的香色、秋香色、米色等。乾隆时期皇帝的一则措辞严厉的诏令说,民间如有违反,加罪论处。只有皇帝特别恩赐的才可用,如黄马褂之类。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他作为逊帝,权威仅仅在紫禁城中有效的日子里,还因为发现他弟弟溥杰的衣袖中有一种什么黄色而严加斥问,吓坏了年幼的溥杰。
　　高级官员垄断了紫色、红色。杜甫诗中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有达官显贵才可以用朱红色的大门,不但老百姓不能用,低级官员也不能用。唐朝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和亲王的官袍是紫色,五品以上是朱色。这就是把飞黄腾达的人形容为“大红大紫”的原因。明朝取消了几百年来最为高贵的紫色,以红色代替,规定一至四品用绯色,绯色就是红色,从此,鲜艳的大红色是黄色之后最高贵的色彩。
　　大红大紫的鲜亮色彩被中高级官员垄断了,给下级官员剩下的就是一般的色彩了。唐朝规定五品六品的低级官员只能穿绿色,八品九品是青色;明朝规定五至七品青色,八、九品绿色,基本打了个颠倒。但无论青色还是绿色,都是并不鲜亮的色彩。白居易《琵琶行》写道,“坐上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当时被贬谪,当了江州司马,是一个品级低下的小官,只能穿黑糊糊的青衫,不但没有面子,而且情绪也很糟糕,以致一个歌女的一曲琵琶,就勾起他满腹泪水。
　　只有高官才有资格用紫色、红色的服饰,所以,官迷们对于紫红深怀渴望期盼之情。白居易写诗说,“吾观九品至一品,其间气味都相似。紫绶朱绂青布衫,颜色不同而已矣。”从这种说法也可以看出,他的心理并不平衡,不过自我安慰而已。对于低级官员的艳羡,富有人情味的皇帝大概也考虑到这种心理,因此在严格不同身份等级官员服饰色彩的规范的同时,又格外开恩,制定了“借绯”、“赐绯”、“借紫”、“赐紫”制度。所谓“赐”和“借”,无非是说,虽然按照你的官品,你还没有资格用这个色彩,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开恩赐给你这个资格,或者开恩权且借你这个资格,使用这种色彩。白居易当上忠州刺史就享受了“借绯”的待遇,他羞涩地说:“假著绯袍君莫笑。”到了50岁那年,他终于真正熬够了服绯的资格,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大红袍,他得意地说:“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著了好归田。”一副衣锦还乡,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样子。不过绯色上面还有更高贵的紫色,当官一场,没有穿上紫袍,总是遗憾。大和元年,白居易拜秘书监,散官为中大夫,官品是从第四品下,不具备穿紫袍的品位,但皇帝开恩“赐紫”,白居易自豪地说:“勿谓身未贵,金章照紫袍。”作为人臣,能够穿上紫袍,是尊贵之极了。
　　官員垄断了色彩,留给老百姓的基本上就只有最黯淡、最难堪、最普通的色彩了。在历史上,老百姓的衣服总以本色为主。所谓本色,就是说做衣服的纺织品原料的本来色彩是什么,它就是什么颜色。古代老百姓只能穿麻布衣服,麻布的本色就是灰白色的,所以老百姓也叫“白衣”。老百姓除了穿麻布,还穿用牛毛织成的褐,由老百姓而当官,就叫做“解褐”。实质上褐不但是牛毛织成的衣服,而且也是做这种衣服的原料牛毛的自然颜色。“衣褐”也就是老百姓的身份标志。
　　古代还规定一些特定的颜色。宋太宗就明确规定各色胥吏、平民、商贾、工匠、占卜以及不隶属于官府的民间艺人,其衣装颜色,一律只能使用白与黑。因此,“皂隶”成为胥吏之流的别称,“青衣”也成为婢女的代称。
　　像低级官员艳羡高级官员的大红大紫一样,富有的老百姓也艳羡官员的服饰器用的亮丽色彩,千方百计要追逐模仿。这种模仿破坏了儒家和皇权精心设置的纲常伦理和身份等级,是僭越逾制,要被严加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