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孙惠柱编剧导演的音乐话剧《白马café》，让观众体验到了虚实相生的表演和观剧感受。该剧台词因人物角色需要而中英文双语交替混杂，演员大多为上海戏剧学院的在读硕士研究生，但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有中国学生、有来自英美的国际学生，还有专业人士，全剧穿插了不少中西名曲的演唱，包括脍炙人口的西方歌曲和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小调，由谙熟不同文化和艺术形式的演员分别演绎，其文化的多元和交融与戏剧情节高度统一，在创作和表演形式上颇为新颖。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重新修建布展并对公眾开放，主旨为展现上海在二战期间接纳、庇护、中转数万犹太难民的历史，馆址就是当年犹太难民经常聚集社交处，即旧时的白马咖啡馆所在地。话剧上演的舞台即现在纪念馆内的摩西会堂，因而情节中关于上海市井和欧洲犹太文化的交融，不同文化信仰的碰撞，放在犹太小教堂的空间中，自有一种微妙独特、得天独厚的意味。
　　表演和观戏场地若是满座，可容纳观众70人左右，具有典型的小剧场话剧的特色，又似乎将历史和戏剧流行文化进行了巧妙结合。诚然，小剧场模式是西方戏剧对于商业化的反拨，旨在突显戏剧实验和探索精神。在这样相对狭窄有限的空间里，“第四堵墙”被推倒，戏剧的假定性减弱，演戏和观戏的距离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再是纯粹的单向投射和接受，因而戏剧的创作意义也有了某种突破和转移。
　　例如，单纯从剧本情节上看，《白马café》的舞台是犹太父女雅科夫和仙娜经营的咖啡馆，父女俩是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他们的咖啡馆雇佣了本地姑娘小英，他们也因此结识了形形色色的顾客。日本军官铃木迷恋上仙娜，不断以自己的权势胁迫姑娘屈从。仁慈的犹太父女接纳了波兰难民伊萨卡和中国穷人苦力松耀，而后者正是新四军地下党，他在咖啡馆干活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以此为据点为新四军伤病战士筹措和运送药品。仙娜和小英在生活中成了好友，可是她们同时爱上了松耀，为此三人产生了错综的情感纠葛。个人命运和民族苦难、侵略者和反侵略战士、现实和理想等就在这个小小空间中不断拉锯展现……然而，这种故事的铺展似乎因为表演场地的特殊，脱离了对文学剧本的绝对依赖，表演中的某种虚实相生和距离的变化，让表达和接受摆脱了传统的单一性，剧场感受和虚拟性产生了某种微妙效果，让观戏和演戏的想象力得以拓展。
　　全剧从仙娜和小英多年后的故地重逢开始，后者带来了仙娜当年最爱吃的点心，两人蹒跚苍老的步态表明了人物进入暮年的状态，在背景音乐中，仙娜和小英各自揭掉披肩，恢复了青春的身影，历史的倒叙缓缓开启。故事最终在人物或逃离或丧生的悲剧中结束，而后再跳回记忆主体，重新回到线性时间中。演员谢幕，观众起身回到现实，或反观戏剧，或在踏出历史空间的同时，由恍惚回归当下。有趣的是，诗意的产生竟然是在戏后，余音袅袅中，黑夜的现实融入了更多的文化记忆和想象。
　　其实，此剧给人的另一种独特感受在于，剧场环境让演员可以摆脱某种大舞台腔调，贴近受众的距离也会让人物意识的发展得到细腻的传达。历史叙述的场景想象和逼真感受可以如此细致地还原，安坐于此的100分钟也能让人对历史经历和情感矛盾有形象深入的见证感受。
　　在《白马café》的狭窄空间中，摩西会堂的讲坛成为咖啡馆的吧台，两侧房门供演员上下场，而两侧白墙上的中英文字幕投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言障碍的问题。讲坛一侧对着另一个小边门，由台阶划分为咖啡馆的地下储藏室。夜间舞台灯光能营造不同的场景效果，时而压抑幽暗，时而热情洋溢或悲伤无奈，观众能够即刻感受其光线明暗的意境。
　　演员与观众并无牵强的硬性交流，只在全戏开演时由扮演犹太父亲的雅科夫为前排观众倒上咖啡和牛奶，轻声问一句“需要咖啡吗？要加牛奶吗？”于是某种交流关系形成，心理距离拉近，故事开始。
　　在某种意义上，传统的文本式戏剧批评对于这种表演形式是很难适用的，因为表演中的可能性丰富了，动态的变化也多了。其实从剧本看，情节发展上的微妙性和复杂程度并不高，人物形象和个性特征也并不精细，相对粗线条。但是，小剧场表演为此提供了一定的展现潜能，加之音乐剧的特色穿插其中，更适于人物和情感朝深处发展。例如，仙娜和小英的友谊从表面看或许简单明了，她们对于欲诉还羞的情感、彼此羞恼的态度，放在一般少女的关系中不过如此，可是在跨越了国界和文化，具有如此背景差异的人物身上，加之历史语境的无奈，就成了可以被不断解读的潜力场。不过我个人感觉，小英过于流利的英文表达似乎有些难以令人信服，而松耀和仙娜的中英文交替对话，彼此并无理解障碍的倾听也似乎可以进一步推敲。
　　主创谈及创作时，曾提及灵感的来源，是想探究历史大背景下个人的悲壮经历。犹太人被上海接受的历史是真实的，其内在情感的细节也值得历史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剧中波兰难民伊萨卡谈及她痛苦的回忆，表达出唯有到地球的另一边去才能远离灾难，她和仙娜相同的深情表述令人深思和感慨。这个世界的另一头就是上海，而不少学者也像主创一样，在研究跨文化专题时，都在深思一个问题：为什么二战时几乎所有国家都不肯接受面临大屠杀的犹太难民，但是中国人却并无这样的偏见？这是意外还是必然？因此，全戏其实是通过这个故事试图解释谜团、给出某种解答。因此在呈现上，人物若是稍显单向度，那这解释的接受度就难以被推广。目前看来，好人如雅科夫和仙娜，能够慷慨仁慈地帮助受难者，如小英能够心无芥蒂地屡屡为仙娜解围、帮助松耀，又如松耀能不顾个人安危为部队联系并运送药品，而坏人如铃木则伪善、跋扈、凶残，观众会觉得难以深入人物继续挖掘，不免感到直白单一的不足。不过剧中有几处有趣的细节弥补了直白简洁的不足，如松耀为了打掩护主动拥抱小英，事后为此向姑娘道歉，小英又羞又恼的情绪则有出彩的情感表达处理。两个姑娘在命运飘摇中的情爱表达和感受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松耀对于小英和仙娜的情感更可以有丰富的表现。不过由于人物并非主角，情感展现的冲击力相对较弱。
　　其实整个观戏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前文提及的文化质询。这个故事的重心在于从宏大历史叙述的空隙里关注个人命运，探究不同文化、种族的交流和碰撞会有怎样的表现。这个构思和切入点非常独特巧妙，因而观看全剧后的不同感受，以及答案是否足以令人信服就非常重要。 　　从演员的参与和故事情节看，全剧的文化碰撞确实强烈明确。首先演员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自身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底蕴，音乐也彰显了文化的差异和不同特色。同时，摩西会堂是绝佳的故事上演的空间，几乎是全戏的重要亮點、创意和优势，即表现空间和故事空间的高度一致。这里是昔日的咖啡馆，本质上就是不同个人和文化交融的地方，这里又是宗教场，有着信念和意义传递的仪式感，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再造家园的文化归属情绪浓烈。在这样的现场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会减少，失落感会有所弥补，而日本军官铃木迷恋欧洲文化，也反讽铃木这样的人物企图建立等级高下和主次的荒谬。在人物的对话、欢笑、痛苦中，一同扶持和关爱着的人们视咖啡馆为家，哪怕这只是暂时躲避痛苦的庇护所。即便是在类似于东方诺亚方舟的地方，艰难时日中依然不可缺少音乐和诗歌，不能没有对维也纳森林的想象。同样，房门一开，战火漫天，可是人们依旧渴望爱情，渴望能保持友谊和平。小人物的生活或许进入不了宏大叙述的史册，但是朴素恬然的愿望和不违背内心的向往却是人类生存的恒久主题。
　　几年前，我曾经在布拉格的犹太教堂里观看过两位学者型演员演绎《威尼斯商人》片段，对其中犹太问题的揭示十分微妙复调。《白马café》是我第二次在犹太小教堂里看演出，和前者的艺术微妙性有所差异，此剧的线条相对明朗清晰，基本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不过尾声处有一段呈现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即仙娜在铃木的胁迫下进退维谷，痛苦矛盾时，她的演唱和舞蹈由穿着斗篷式服装的松耀配合，黑色斗篷的松耀从形象展现看只是仙娜梦想中的幻影，由此表达了理想和现实的无奈距离、仙娜情感的纠结痛苦，此后灯光变幻，人物回归现实。
　　全剧的结束是悲壮的，雅科夫被枪杀，松耀中弹牺牲，小英吟唱《小河淌水》的哀伤情绪弥漫全场，人物披上了秋冬的披肩，倒叙和回忆结束。有趣的是，满场的咖啡香味依然萦绕盘旋。观众几乎也在嗅觉的感受中经历着人物命运的起伏变换。这不免让我想起不知是哪位戏剧评论家曾说过的话：“视觉并不一定占观剧感受的主导。”当然，如果剧终松耀不随着小英的吟唱缓缓起身，或许观众能更自然地沉浸于剧情所营造的悲壮和哀伤的气氛中。
　　走出摩西会堂，走在秋日微凉的街头，经过周围历史久远的建筑，我竟然有几分恍惚。我相信故事空间的神秘力量：或许演员们一次次地上演这样的故事，在入秋的沉郁中让虚构的情节在真正的历史空间中落实，还真是一种格外特别的艺术创作。
　　（作者本名张琼，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