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中国儒学史上的代表人物、集大成者，他所开创的学派，被后人称为程朱理学，其所倡导的观点、学说，被历代统治者封为圭臬，那么，他的行状如何，学说是怎样形成的，本文试图加以说明。
　　【关键词】朱熹理学
　　朱熹，祖籍安徽徽州府婺源县，字元晦。其后改为仲晦，号晦庵，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由于其长期居闽讲学，并在考亭建立书院，故后人亦称之为考亭之学、闽学。
　　朱熹自幼早慧，六七岁时开蒙读书，八九岁上读《孟子》，以为孔孟可法，奋然以圣人自励。十四岁时，父亲早逝，临终将其托付于好友胡宾、刘勉之等人抚育。青少年时读《中庸》，见其中有“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一句，大受启发，读书不废。
　　朱熹青少年时虽进学刻苦，却绝非读死书的角色，其兴趣广泛，佛、道、兵、阴阳等诸流派无不涉猎，这些都为其日后在学术上别树一帜打下了坚实基础，其广取博览兼汇并包的治学气魄和人格特征此时已初现端倪。
　　当然，在其治学上占主导地位仍是不折不扣的儒学。在其求学道路上，有一人，必须一提，就是李侗。公元1153年（绍兴二十三年），已中进士两年余的朱熹赴同安任，途经延平，拜在李侗门下，执以父礼，以弟子事之，专攻儒学，皈依正宗。在多年之后，自己说起这段经历：“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是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并得出结论“毕竟佛道无是处”。（《朱子语类》卷一零四）此话综述了其治学方向及态度的根本性嬗变，在其由儒学启蒙，其后兼摄佛老诸学后，又返回了儒学正宗。在追随李侗学习的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朱熹总结出了其师的思想主旨，即是“洒然溶释”、“体现未发”、“默坐澄心”、“理一分殊”。（《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李侗不仅在学术上对朱熹进行指导，驳正学术研究的方向，更在精神上帮其树立抗金复国的信念。朱熹在为官之后，向朝廷上言事劄子，事先征询恩师，李侗坚决反对议和，力主抗金，这些言行对朱熹抗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其后，朱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术思想之规模和治学胸襟已远非其师的框架所能涵盖，但终其一生，始终视李侗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朱熹不光对学术醉心其中，也时刻关注着当时的时局。公元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呈书当时的枢密使，痛斥议和之辱。读来感情深沉、心思迫切、使人扼腕。公元1163年（隆兴元年）赴行在，入殿召对，面对天子的垂询，连上“修政事、攘夷狄”，“罢黜和议，追还使者”等数封事，复国忧民之心溢于笔端，梦寐恢复之志岂可言表！然而朝政的颓唐，远非朱熹能左右。公元1164年（隆兴二年），宋金“隆兴和议”草签，消息传来，士农四民奔走哭号、昼夜讲论如丧考妣，自此后直至公元1188年（淳熙十五年），朱熹鉴于隆兴和议所带来的南北对峙、偏安一隅局面的实际形成，在奔走力言抗金的同时，痛感恢复之事，如梦如呓，因此，重心转而入学，是年六月“除兵部郎中，以足疾丐祠，未供职”（《朱文公行状》）。其后“除值宝文阁，，主管西京崇福宫。……，除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辞”。公元1167年（乾道三年），荐除编修枢密院，以足疾辞，诏书屡下，催促赴任，而以养亲为由辞不就赴。面对朝廷的新命，坚辞不就长达十几年之久，在封建社会是不常见的，其实细细分析，不难体味其中奥秘。老夫子视官场为探汤，不外乎三点原因：首先是对“隆兴和议”及其造成山河豆剖局面形成的极度不满，认为恢复之事，终不可言，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二：醉心学术，此条应该看成与上一条密切相关的因素。国运不振让朱熹痛感“学术不明，天下事绝无可为之理”的堪忧局面（《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因此，潜心论著，此后十余年，是其讲学著述的丰盛时期，《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论语精义》、《孟子精义》等先后出炉，其思想体系大致奠定，就在此时，朱子与吕祖谦合著的《近思录》形成，并与陆氏兄弟在江西铅山举行了著名的“鹅湖之会”。其三：奉养老母，也是朱熹在劄子中屡次提到的因素。“伏睹老亲行年七十，旁无兼侍，尤不欲其至于如此”，且这种状况已使朱子“日夕忧烦，几废寝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因此请求“俾得婆娑丘林，母子粗保，逞其麋鹿之性，实为莫大之幸”（朱熹《与陈丞相书》）。
　　公元1178年（淳熙五年），朱熹奉诏赴南康军（南宋“军”为行政单位）视事，任知南康军事，面对难得的主政一方的机遇，朱熹切实的在其治下推行儒家传统的治国教民的理念，先后颁下《知南康榜文》，《劝谕救荒》等文告，开荒田、劝农桑、减赋税、轻徭役、办学校、敦道统等举措相继展开，力图使南康军变成理想之处。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就兴办于此，此后成为理学道统流布传播的策源之所。公元1180年（淳熙七年），朱熹上《封事》，其中有“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养军”，在上书中，请求朝廷给于蠲免赋税。公元1181年（淳熙八年），调任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公事，期间，微服入民间，“按行境内，单车摒侍从，所去人所不及知，郡县管理惮其风采”，因此，多得下情，于民瘼悉为知晓，兴利除弊，以至“废寝食”。（《宋史—本传》）。并于公元1188年（淳熙十五年）上书言事，以儒家大中至正的胸襟相天子奏陈：“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朱文公文集》卷一一），忠爱血诚流于笔端，以致孝宗皇帝秉烛夜读，击节感慨。其后，公元1183年至1188年（淳熙十年至淳熙十五年），朱熹先后辞去兵部郎中、崇政殿说书等职，悉心学术，此间又有一批专著问世，如《易学启蒙》、《孝经刊误》、《小学》等对儒家传统经典的诠释性的书籍，此外又成《太极》《通书》《西铭解义》等传之子弟，以示后人。公元1192年（绍熙三年），朱熹居于福建考亭，盖竹林精舍，以讲学传道为业。相继编成《中庸章句》、《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文集》等书。
　　公元1193年（绍熙四年），朱熹除授潭州荆湖两路安抚使，并严命，不许辞免，朱熹不得已履新视事。在任期间，仍是一如既往践行儒家理念，自身也期以内圣外王之道，诸多善政不胜枚举。而颇值得注意的是两件：一是任内平定了苗民之变，并在岳麓书院右侧立碑以纪其功；二是奏请朝廷将由辛弃疾建立起来的飞虎军调至湖南，以期整顿使用。 　　中国传统儒家培养出来的政治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注重教化，朱熹也不例外。在湖南任职期间，这位老夫子颇感“士气不振，议者惜之”，鉴于此状况，于是在“本州州学之外，复置岳麓”，（《朱文公文集》卷一百），由此岳麓书院应运而生。对于此书院，朱熹可谓是颇费踌躇，据说“规模宏阔，教条详明，……，所谓学徒千余人，食田五十倾，载诸碑侧，不可诬也“，以至于“一时湖南道化之盛，至比邹鲁”（明陈凤悟《岳麓书院序》），俨然成为朱学重镇。
　　公元1194年（绍熙五年）光宗辞位，朱熹受赵汝愚的推荐，赴临安奏事，颇值一提的是，道经宜春，弟子刘黻向老师请安，问道：“先生此行，上以虑心以待，敢问其道何先？”朱熹意气勃发，慨然答道：“今日之事，非大变革，不足以悦天意，服人心”。（《朱熹年谱》卷四），慷慨任事的朱熹哪里想到，由于当时赵韩两党明争暗斗，而其又是受赵党核心人物的推荐而入京师，日后不可避免地陷入政争的泥淖之中，并由此引发南宋最大的党争事件——庆元党禁，以致朱熹晚年深受迫害，其弟子门人都被囊括其中，概莫能免。这次，朱熹在朝任职仅四十六天，就被排挤外黜，以后徘徊江西讲学，最后到达考亭，等待他的是精神上的备受摧残、政治上的严酷打击、生活上的疲惫窘迫和学术上的压制困厄。
　　公元1196年（绍熙六年），御史中丞何谵攻击朱熹的道学实为伪学，公元1196年（庆元二年）刘德秀上书“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惑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销毁“，（《续资治通鉴》第4137页）。当年大比，“稍涉义理者悉黜”（《续资治通鉴》第4137页），其后深究其源，连儒家经典之书籍《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也被列为禁书。更有甚者，矛头直指朱熹本人，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上言事劄子，直刺朱熹，罗列大罪其六，恶行有五，并要求将其革职拿问。这对朱熹而言是绝大的侮辱，当时其内心的苦闷完全可以推想。就在此时，因受朱熹牵连，一代大儒吕祖谦病死贬所，使朱熹深感“亲朋凋零，……，令人痛心，益无生意”，（《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
　　迫害远未休止。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王渷乞置伪学之籍。当时著名的学者，因政见不同而被罗列其中的多达五十九人，朱子作为所谓伪学之魁当然名列其中，至此，政治对学术的摧残臻于两宋顶点，南宋大批学术和思想上的中坚人物备受折磨，儒学受到了一次大的迫害，而整个有宋的文化走势也由盛转衰。
　　朱熹虽处颓唐之境，却越发著述不辍，这才是学者的真道德、真品性。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周易参田契考异》、《韩文考异》、《书集传》、《四书集注》、《楚辞集中》等相继问世。公元1199年（庆元五年），已经古稀之年的朱子，悲痛地对弟子说：“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这位真儒的忧患意识并未因庆元党禁而消磨，反而日久弥笃，即便身心备受折磨，也从未动摇，朱子是一位“虽刀锯在前，鼎获在后，视之如无”的真儒者（《朱子行状》）。
　　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朱熹溘然长逝。这位被辛弃疾称为“历数尧唐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的儒者，我们推崇他，不仅在于他的学识博大、用意精深、刷新儒学、足法后世，还在于他的人格高尚、操守濂洁、品质卓绝、不坠污淖，更在于其面对艰难困苦，不改初衷、矢志不渝、日久弥笃、愈挫愈奋，正是应了苏轼的一句话“古今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绝伦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最后，套用一句古人的话“高山苍苍，云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单位：王毅，安徽博物院；费非，安徽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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