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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機后，国际贸易保护现象抬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紧紧盯住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公开表示人民币价值低估，汇率方面的争议客观反映了贸易领域的矛盾。理论界普遍认同货币升值有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但是，现实中人民币币值问题是否是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关键？本文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分别对人民币汇率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影响进出口的非汇率因素展开了深入的剖析。同时，对如何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提升汇率在进出口调节中的作用及如何形成政策合力给出了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中国进出口相关性分析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走势
按照汇率形成机制，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2005年7月，该阶段主要是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以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除了在1994年1月到1995年8月期间有过小幅度升值外，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第二阶段为2005年7月后至今。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人民币总体上以升值为主，但2015年三季度开始，我国人民币兑美元和欧元汇率走出一轮贬值行情。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与贬值总体上反映了我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变动趋势。
中国进出口的总体情况
从1995年到2015年20年海关统计的进出口数据来看，以2008年为界，我国进出口情况总体上也分成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主体部分进出口额度逐年增加，但增速却明显存在差异：1995～2008年阶段进出口增速均是保持上升态势，而2009～2014年阶段进出口增速却是以下降为主。从进出口差额来看，第二阶段虽然进出口增速下滑，但是贸易顺差却保持了逐年扩大走势。除了两个阶段的主体走势外，有两个关键时点值得关注，分别为2009年和2015年。这两年，进出口额较上年均出现下降，将1995～2015年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波段。第二阶段的波段长度较第一波段短了许多，说明进出口波动频率增强，影响我国货物贸易均衡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复杂化。
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相关性分析
1995年以来，总体上人民币升值伴随的是进口和出口额度双双逐年增加，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通过相关系数的计算和检验，对我国汇率和进出口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数据为1998～2016年3月末的季度数据，口径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分析结果为：1998～2016年3月末，进口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107，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与传统认识一致；而出口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5953，也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与传统认识相悖。上述相关性分析结果均通过了相关的检验。此外，根据我国外贸的阶段性特征，分阶段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分段分析的结果与前述观点基本一致。相关性分析显示了我国人民币汇率与出口之间的并没有显示出理论上的正相关性，因此，分析我国的进出口走势还须从影响进出口的非汇率因素方面进行考察，分析非汇率因素对出口的正面影响是否覆盖了汇率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影响。
影响进出口的非汇率因素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和货物贸易产品结构的变迁
伴随我国三次产业及内部结构变化，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有了明显的调整。尤其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贸易产品结构由早期的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向进口原材和工业制成品并重，同时出口由早期初级产品向出口工业制成品发展。1995～2015年的20年间，我国工业制品类产品进口由81.5%下降至71.9%，出口占到全部出口额的比例由85.6%提高到95.4%。贸易产品结构的变迁是我国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在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果。货物贸易结构的变迁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和进出口相关性影响的关键在于贸易结构变迁过程中的进出口交易产品的价格弹性的变化。价格弹性变化为汇率政策调控提供了重要条件。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进口品主要以社会主义建设必需的工业制品为主，因为这类产品国内缺乏相应的替代品，所以产品缺乏价格弹性，进口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很小。但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实现了大部分工业制品的自给自足，工业制品的进口价格弹性在逐渐增强，汇率与进口之间的负相关性表现的更加明显。而出口方面，在开放初期由于我国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初级产品在市场上的话语权较小，国际上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主要还在于我国商品价格相对低廉。即使我国目前工业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并且我国的产品和国际上的相关产品存在重叠，我国产品在价格上有优势仍然存在。人民币汇率小范围波动所产生的价格变化对出口的影响有限。
贸易条件改变和相对价格变化
国际间的商品交易能否发生取决于本国商品和外国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如果相对价格趋近于1的时候，贸易基本不会发生，只有当价格出现经销商有利可图时才会重新开启，其中影响经销商的盈利除了关税、运输成本和损耗外，汇率起着很主要的作用。当直接标价方式下，本币贬值（即汇率提高）后，外国商品在国内以本币价格计价的售价提升，有利于控制国外商品的进口。同时在本国商品用外国货币计价下降，有利于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引入上述贸易条件理论重点不是论述汇率对进出口影响，而是着眼两国之间商品价格差异有时对进出口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程度。以2008～2015年中美之间的情况为例，2008～2015年美国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累计增长14.86%，而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累计增长0.67%。虽然二者在编制方面存在差异，但对本国生产者价格变化情况均能客观的反应。期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率为6.99%，扣除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后，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仍然高于我国工业出产品价格。从2008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具体情况来看，除了2009年对美国出口下降外，其他年份均为增长。 国际分工中的外商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在引资、引智、设备引入，推动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2015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和出口额分别占到全国的49.3%和44.2%，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进出口最主要的载体是国际资本、境外产业转移的结果，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优势的反映，尤其是生产要素（如土地、人工、原材料）成本优势和政策性（如税收）优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生产要素价格也不断攀升，传统中外商投资比较集中的制造业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吸引力减弱。2015年制造业领域外商投资额较2005年下降了6.86%，并且在2005～2015年期间多数年份制造业领域外商投资额在下降。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和结构性变化对我国贸易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
贸易国双方经济增长的影响
西方关于国际收支的理论（如吸收论、乘数论）对国民收入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均有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长期的快速发展，GDP总量不断攀升。GDP是我国进口增长的基础，同时经济增长对进口的作用和汇率升值对进口的作用二者是叠加关系，但随着我国GDP增速放缓，GDP同样会拉低进口的增速。2007年我国GDP增速为14.2%，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之后总体呈现下滑走势，2015年为6.9%，近20年来最低。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中，二者的影响是互相的，会彼此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和回波效应。我国经济增长会增加我国对他国的进口，同时他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增加我国的出口。2008年后，主要贸易国家经济均出现了下滑甚至负增长，同时经济波动性加大，抑制了对上述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导致了我国出口增速的减缓。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更主要体现在量的方面。2008年以后，我国人民币持续升值，我国出口量并没有下降，更多的体现在增速下滑方面。而贸易国家经济增速与我国出口增速之间的关系表现的更为直接，因此在出口变化过程中，贸易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表现的更为突出，而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被经济增长因素抵消。
总体来看，当前阶段汇率与进出口之间体现的高度负相关性其实是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汇率对进口的影响在相关系数上直接体现了出来，而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则被其他非汇率因素所覆盖。
保持进出口均衡增长的政策建议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与我国经济和进出口国际地位上相适应的汇率制度和外汇市场体系。2015年我国GDP达到10万亿美元，位于全球第二位，比美國少6万亿美元，比日本多5万多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近4万亿美元，比美国多了1000多亿美元，位于全球首位。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以10.92%的权重超越日元和英镑，连同美元、欧元，组成新篮子五种货币中的一员。即使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取得了这些成果，但是人民币汇率对我国进出口均衡的调节机制尚不完善，尤其是在出口方面调控效果往往被非汇率因素所抵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必须推进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建设。在现有的意愿结售汇基础上，放宽外汇买卖的时需原则，推动外汇合人民币之间的双向自主交易，提高外汇买卖的便利化，促进外汇市场的深度，提升汇率市场决定机制，积极推动藏汇于民。加强与货币当局之间的联系，增加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货币当局的货币互换额度，改善国际市场上人民币供求情况，为人民币市场机制建设打基础，共同维护人民币汇率市场的稳定。同时建立汇率目标调控机制，根据进出口、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等相关变量变化进行微调，提高货币当局对人民币汇率市场进行干预和管控能力，保持进出口的总体平衡，发挥汇率的自动调节功能。
推动制造业领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从上面分析来看，我国进出口在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方面均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产业结构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产业重叠现象严重，我国出口的产品在国际上的替代产品众多。同时，我国产品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对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的作用在减弱。就出口而言，我国同时面对发达国家的和发展中国家双重竞争压力。只有不断推动供给测改革，加强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产品升级，出口才能突破受价格、汇率、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当前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关键在于解决底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短缺问题。我国目前很多产业都面临这产业过剩的问题，尤其是钢铁、电解铝等重工业领域方面比较突出，国际上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反补贴频繁。产能过剩加剧了我国行业的盈利水平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科研投入和产品提升。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点。因此，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的落后产能退出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投资是当务之急。
强调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2008年后，伴随着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升，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0.5%。虽然在第二产业增速换挡之际，第三产业的增长发挥了稳定器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的同时也降低了我国进出口的水平。另外，我国外商投资在加工制造业领域的比重下降同样对我国进出口能力的下降产生影响。因此，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点应该保持第二产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提档升级，通过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而不是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替代。面对目前我国第二产业大而不强，应该把第二产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作为长期目标，以工业企业为主体，积极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打造一流国际一流企业，加大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性价比，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改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解决我国第三产业长期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活力和动力问题，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结构由餐饮、交通运输的传统服务业占主导向信息、咨询、科技、金融服务等新兴服务产业方向发展。通过三次产业统筹协调，尤其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提升我国整体的进出口竞争能力。
协调宏观政策，发挥政策合力。近年来由于我国生产要素优势等传统竞争优势削弱，全球产业链参与份额面临产业转移风险。产业转移既有外国投资者降低我国的投资意愿，也有我国居民开展的境外投资。近年来二者之间存在此起披伏现象。产业转移客观反映了我国制造业成本的提升对产品竞争的影响。成本方面优势的保持在政策层面上需要形成合力。货币政策应以稳健的货币为主，防止多发超发，积极创造保持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总体稳定的货币环境。区域经济政策方面，要加快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充分利用东西地区的产品生产要素差异，尤其是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差异推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转移，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在西部地区落地生根。在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实现区域梯度、联动、协调发展，不断扩大中西部外贸规模。涉外经济政策方面，按照国际通用的方法提高我国商品竞争能力，如出口退税，避免反倾销反补贴制裁，减少贸易摩擦。同时推动贸易便利化，积极转变贸易方式和推动自贸区建设，促进我国自贸区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的突破点，保持我国在国际贸易和招商引资领域方面的优势，增强我国区域性和跨区域贸易合作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鞍山支行）
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中国进出口相关性分析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走势
按照汇率形成机制，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2005年7月，该阶段主要是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以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除了在1994年1月到1995年8月期间有过小幅度升值外，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第二阶段为2005年7月后至今。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人民币总体上以升值为主，但2015年三季度开始，我国人民币兑美元和欧元汇率走出一轮贬值行情。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与贬值总体上反映了我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变动趋势。
中国进出口的总体情况
从1995年到2015年20年海关统计的进出口数据来看，以2008年为界，我国进出口情况总体上也分成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主体部分进出口额度逐年增加，但增速却明显存在差异：1995～2008年阶段进出口增速均是保持上升态势，而2009～2014年阶段进出口增速却是以下降为主。从进出口差额来看，第二阶段虽然进出口增速下滑，但是贸易顺差却保持了逐年扩大走势。除了两个阶段的主体走势外，有两个关键时点值得关注，分别为2009年和2015年。这两年，进出口额较上年均出现下降，将1995～2015年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波段。第二阶段的波段长度较第一波段短了许多，说明进出口波动频率增强，影响我国货物贸易均衡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复杂化。
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相关性分析
1995年以来，总体上人民币升值伴随的是进口和出口额度双双逐年增加，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通过相关系数的计算和检验，对我国汇率和进出口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数据为1998～2016年3月末的季度数据，口径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分析结果为：1998～2016年3月末，进口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107，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与传统认识一致；而出口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5953，也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与传统认识相悖。上述相关性分析结果均通过了相关的检验。此外，根据我国外贸的阶段性特征，分阶段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分段分析的结果与前述观点基本一致。相关性分析显示了我国人民币汇率与出口之间的并没有显示出理论上的正相关性，因此，分析我国的进出口走势还须从影响进出口的非汇率因素方面进行考察，分析非汇率因素对出口的正面影响是否覆盖了汇率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影响。
影响进出口的非汇率因素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和货物贸易产品结构的变迁
伴随我国三次产业及内部结构变化，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有了明显的调整。尤其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贸易产品结构由早期的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向进口原材和工业制成品并重，同时出口由早期初级产品向出口工业制成品发展。1995～2015年的20年间，我国工业制品类产品进口由81.5%下降至71.9%，出口占到全部出口额的比例由85.6%提高到95.4%。贸易产品结构的变迁是我国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在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果。货物贸易结构的变迁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和进出口相关性影响的关键在于贸易结构变迁过程中的进出口交易产品的价格弹性的变化。价格弹性变化为汇率政策调控提供了重要条件。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进口品主要以社会主义建设必需的工业制品为主，因为这类产品国内缺乏相应的替代品，所以产品缺乏价格弹性，进口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很小。但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实现了大部分工业制品的自给自足，工业制品的进口价格弹性在逐渐增强，汇率与进口之间的负相关性表现的更加明显。而出口方面，在开放初期由于我国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初级产品在市场上的话语权较小，国际上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主要还在于我国商品价格相对低廉。即使我国目前工业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并且我国的产品和国际上的相关产品存在重叠，我国产品在价格上有优势仍然存在。人民币汇率小范围波动所产生的价格变化对出口的影响有限。
贸易条件改变和相对价格变化
国际间的商品交易能否发生取决于本国商品和外国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如果相对价格趋近于1的时候，贸易基本不会发生，只有当价格出现经销商有利可图时才会重新开启，其中影响经销商的盈利除了关税、运输成本和损耗外，汇率起着很主要的作用。当直接标价方式下，本币贬值（即汇率提高）后，外国商品在国内以本币价格计价的售价提升，有利于控制国外商品的进口。同时在本国商品用外国货币计价下降，有利于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引入上述贸易条件理论重点不是论述汇率对进出口影响，而是着眼两国之间商品价格差异有时对进出口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程度。以2008～2015年中美之间的情况为例，2008～2015年美国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累计增长14.86%，而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累计增长0.67%。虽然二者在编制方面存在差异，但对本国生产者价格变化情况均能客观的反应。期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率为6.99%，扣除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后，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仍然高于我国工业出产品价格。从2008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具体情况来看，除了2009年对美国出口下降外，其他年份均为增长。 国际分工中的外商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在引资、引智、设备引入，推动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2015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和出口额分别占到全国的49.3%和44.2%，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进出口最主要的载体是国际资本、境外产业转移的结果，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优势的反映，尤其是生产要素（如土地、人工、原材料）成本优势和政策性（如税收）优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生产要素价格也不断攀升，传统中外商投资比较集中的制造业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吸引力减弱。2015年制造业领域外商投资额较2005年下降了6.86%，并且在2005～2015年期间多数年份制造业领域外商投资额在下降。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和结构性变化对我国贸易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
贸易国双方经济增长的影响
西方关于国际收支的理论（如吸收论、乘数论）对国民收入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均有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长期的快速发展，GDP总量不断攀升。GDP是我国进口增长的基础，同时经济增长对进口的作用和汇率升值对进口的作用二者是叠加关系，但随着我国GDP增速放缓，GDP同样会拉低进口的增速。2007年我国GDP增速为14.2%，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之后总体呈现下滑走势，2015年为6.9%，近20年来最低。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中，二者的影响是互相的，会彼此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和回波效应。我国经济增长会增加我国对他国的进口，同时他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增加我国的出口。2008年后，主要贸易国家经济均出现了下滑甚至负增长，同时经济波动性加大，抑制了对上述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导致了我国出口增速的减缓。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影响更主要体现在量的方面。2008年以后，我国人民币持续升值，我国出口量并没有下降，更多的体现在增速下滑方面。而贸易国家经济增速与我国出口增速之间的关系表现的更为直接，因此在出口变化过程中，贸易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表现的更为突出，而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被经济增长因素抵消。
总体来看，当前阶段汇率与进出口之间体现的高度负相关性其实是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汇率对进口的影响在相关系数上直接体现了出来，而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则被其他非汇率因素所覆盖。
保持进出口均衡增长的政策建议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与我国经济和进出口国际地位上相适应的汇率制度和外汇市场体系。2015年我国GDP达到10万亿美元，位于全球第二位，比美國少6万亿美元，比日本多5万多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近4万亿美元，比美国多了1000多亿美元，位于全球首位。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以10.92%的权重超越日元和英镑，连同美元、欧元，组成新篮子五种货币中的一员。即使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取得了这些成果，但是人民币汇率对我国进出口均衡的调节机制尚不完善，尤其是在出口方面调控效果往往被非汇率因素所抵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必须推进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建设。在现有的意愿结售汇基础上，放宽外汇买卖的时需原则，推动外汇合人民币之间的双向自主交易，提高外汇买卖的便利化，促进外汇市场的深度，提升汇率市场决定机制，积极推动藏汇于民。加强与货币当局之间的联系，增加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货币当局的货币互换额度，改善国际市场上人民币供求情况，为人民币市场机制建设打基础，共同维护人民币汇率市场的稳定。同时建立汇率目标调控机制，根据进出口、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等相关变量变化进行微调，提高货币当局对人民币汇率市场进行干预和管控能力，保持进出口的总体平衡，发挥汇率的自动调节功能。
推动制造业领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从上面分析来看，我国进出口在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方面均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产业结构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产业重叠现象严重，我国出口的产品在国际上的替代产品众多。同时，我国产品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对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的作用在减弱。就出口而言，我国同时面对发达国家的和发展中国家双重竞争压力。只有不断推动供给测改革，加强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产品升级，出口才能突破受价格、汇率、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当前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关键在于解决底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短缺问题。我国目前很多产业都面临这产业过剩的问题，尤其是钢铁、电解铝等重工业领域方面比较突出，国际上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反补贴频繁。产能过剩加剧了我国行业的盈利水平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科研投入和产品提升。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点。因此，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的落后产能退出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投资是当务之急。
强调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2008年后，伴随着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升，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0.5%。虽然在第二产业增速换挡之际，第三产业的增长发挥了稳定器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的同时也降低了我国进出口的水平。另外，我国外商投资在加工制造业领域的比重下降同样对我国进出口能力的下降产生影响。因此，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点应该保持第二产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提档升级，通过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而不是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替代。面对目前我国第二产业大而不强，应该把第二产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作为长期目标，以工业企业为主体，积极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打造一流国际一流企业，加大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性价比，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改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解决我国第三产业长期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活力和动力问题，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结构由餐饮、交通运输的传统服务业占主导向信息、咨询、科技、金融服务等新兴服务产业方向发展。通过三次产业统筹协调，尤其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提升我国整体的进出口竞争能力。
协调宏观政策，发挥政策合力。近年来由于我国生产要素优势等传统竞争优势削弱，全球产业链参与份额面临产业转移风险。产业转移既有外国投资者降低我国的投资意愿，也有我国居民开展的境外投资。近年来二者之间存在此起披伏现象。产业转移客观反映了我国制造业成本的提升对产品竞争的影响。成本方面优势的保持在政策层面上需要形成合力。货币政策应以稳健的货币为主，防止多发超发，积极创造保持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总体稳定的货币环境。区域经济政策方面，要加快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充分利用东西地区的产品生产要素差异，尤其是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差异推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转移，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在西部地区落地生根。在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实现区域梯度、联动、协调发展，不断扩大中西部外贸规模。涉外经济政策方面，按照国际通用的方法提高我国商品竞争能力，如出口退税，避免反倾销反补贴制裁，减少贸易摩擦。同时推动贸易便利化，积极转变贸易方式和推动自贸区建设，促进我国自贸区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的突破点，保持我国在国际贸易和招商引资领域方面的优势，增强我国区域性和跨区域贸易合作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鞍山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