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轼的《自题金山画像》，是他去世前两个月所作，虽然后来（去世前二日）他还写了《答径山琳长老》，但人们似乎更愿意把这首诗看作是老苏的绝笔。
　　诗里提到的黄州、惠州和儋州，是苏轼一生三次被贬官发配到的地方。
　　关于苏轼的生平，简单地说，就是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在四川眉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他一生做官，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五朝。
　　史载其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参加礼部考试，本应被取为第一，但因为这一科的主考官欧阳修误以为苏轼在考场上所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出自他的弟子曾巩手笔，为了避嫌，所以才取为了第二。之后，参加殿试，被评为制策三等（大家不要一看是“三等”，就觉得不如“一等”、“二等”。据《石林燕语》：“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又，据《宋史·苏轼传》：“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者，惟吴育与轼而已。”这就说制科根本就没有“一等”“二等”，“三等”便是最高的了。且几乎所有被取为“三等”的人，亦都是以“四等”见录的。真正以“三等”见录的，自宋开国以来，也只有一个吴育，第二个就是他了。后来，南宋还有两个。由此可见，他的这个“制策三等”，实比一般状元还难得），可谓一鸣惊人。
　　此后，他就一路做官，最高做到正三品（兵部和礼部尚书），除在朝中为官外，还担任过30多个地方官职，做官之地有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和儋州等地，也算是足迹半中国了。其中，只有黄、惠、儋三州是他被贬官发配去的，其他则不是他自己主动要求去的，就是被平调去的。
　　那么，他为什么在总结自己这一生的功业时，没有提别的地方，而只是说了黄州、惠州和儋州这三个地方？是怨恨，是自嘲，又或者是他对自己经历这些苦难，仍能挺直脊梁，笑看荣辱与得失，保持一种旷达心态的自许？正如钱穆所说：苏东坡的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他一辈子在政治上就没有得意过，他一生的波澜曲折都在诗里了。特别是他在黄州，还有后来在惠州、琼州（也即儋州）的一段，诗都好，可一安逸下来，就不行了。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又，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了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亦并不相信有某一种制度，就肯定要比别一种制度好些。而他们的另一面，又都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那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苏轼这三次遭贬都是因为什么———
　　一、黄州，仕路崎岖自兹始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43岁的苏轼由徐州知州调任了湖州知州。他到任后，就按照宋朝官员履新的惯例，给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湖州谢上表》。
　　其时，朝中新旧两党之间的争斗，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苏轼是旧党官员，同时又是文坛领袖，在士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是以很多新党官员都一直憋着要找个什么茬儿，把他给办了。偏他这人说话又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往往得罪了人，也不知道。再有就是他是一个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是写这样的官样文章，也总是免不了要带出一点个人情感，结果就给人抓了小辫子。
　　那他在这个表中，都說了什么呢？原文我们就不引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网上查看。翻译成白话文大概就是：圣上，我已经按照您的安排，于这个月的二十号来湖州上任了。这儿的民风淳朴，又山清水秀，本应是朝廷安排那些优秀的官员来任职的地方，想不到我也能到这儿来任职，实在是太感谢您了。其实，我这个人，啥都不行。就连一般人都有的优点，我也没有。我知道我能有今天，都是因为有先帝和您对我的误宠。对此，我真是感动得不要不要的，所以我一定会努力报答圣恩。可我的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了，我想您是因为知道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法跟朝中的那些后起之秀一起工作，同时您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惹是生非的人，在地方上做个小官还是可以的，所以才把我派到这儿来的，你实在是太英明了。请您放心，我在这边一定好好工作，奉公守法，勤政爱民，既体现出朝廷的仁爱，也不会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真也难怪新党说他这明显是对皇上安排他到湖州去任职心怀不满，并包藏祸心：明着是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不堪重用，反过来岂不就是说皇上识人不明，不会用人，这分明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但仅凭这样一篇文章，还打不倒苏轼，于是，他们又从苏轼以往所作的诗中，挑出了一些他们认为有讪谤朝廷之意的诗作，要求神宗皇帝下旨严办苏轼。
　　就这样，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就被御史台的人给抓了，并直接解往京师，关进了大狱，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官署内遍植柏树，其上终年栖息着很多乌鸦，故御史台又称乌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