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正式开始。５月１８日凌晨，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素有宣传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新闻学家、诗人、杂文家、书法家之称的邓拓，在家里服下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成了“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以后第一个以死抗争的罹难者。
主张把《海瑞罢官》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前一两年，中国一直在酝酿着一场政治大风暴。斗争首先从文化艺术界开始，对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和戏剧《李慧娘》、《谢瑶环》等文艺作品的批判，在学术领域对一些哲学、历史理论问题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硬，帽子越来越大，早已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背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参加革命几十年、经历了党内许多斗争的邓拓，已隐隐地意识到这背后一定有什么名堂。特别是江青突然找上门来，说要在北京京剧团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更叫邓拓感到忐忑不安。这个官不大权欲却重的女人，动不动就打出毛泽东的旗号，叫人难分真伪又无法证实。因此，邓拓对她从来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他是分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不能对江青硬顶着不让她搞“试验”，只好采取她要什么给什么却又不主动参与的态度，因而得罪了这位权势日重的女人。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上海市《文汇报》突然抛出了姚文元写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文。事先没有和北京市委打招呼，上海的一家报纸竟敢直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名进行批判，稍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想到，这篇文章一定大有来头。毕竟，和吴晗相比，姚文元不算什么东西，充其量不过是上海《解放》杂志的编委，就是借他们十个胆，姚文元也不敢写，《文汇报》也不敢刊登。
但是，邓拓心里又弄不明白，吴晗的《海瑞罢官》，是遵照毛泽东和一些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去写的呀！当时，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批评不顾人民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者不及封建时代的海瑞。１９６０年底《海瑞罢官》公演后，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扮演海瑞的马连良，请他唱几段海瑞的唱词，并同他一起吃饭，还肯定地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这些情况邓拓都很清楚，那为什么《海瑞罢官》又会突然被抛出来当靶子呢？
再说，即使是姚文元的文章有很大的来头，《海瑞罢官》又有多少值得批判的错误呢？况且，为什么要翻出一个五年前的戏来批判？这些问题都叫邓拓疑惑不解。姚文元的文章给《海瑞罢官》扣上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什么“单干风”、“翻案风”、“退田风”、“平冤狱”、“彭德怀就是海瑞”等等，咄咄逼人的气势后面，潜伏着一派杀机。这难道是正常的争鸣和批评吗？
吴晗读到姚文元的文章后，气愤地对邓拓说：“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并不知道彭德怀会被罢官，又怎么能未卜先知地影射１９６２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也十分恼火，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又说：“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地方也要批判。”同时，拒绝在北京的报刊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彭真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拓以为彭真对姚文元文章的出笼应该有所了解，所以他听了彭真的话后，在几次由他主持的会议上都说：“要把《海瑞罢官》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不要扣大帽子，要用商讨的语气，对吴晗对姚文元都一样。否则，文章怎么能让人心服，又怎么能让读者受教育呢？”他还特地叮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地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了。对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邓拓和吴晗是挚友，他俩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共同撰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在北京地区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彭真顶不住压力，不得不同意北京的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邓拓也不得不以向阳生为笔名，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２日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从学术讨论的角度，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商榷意见，并在文末特别提出：“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
邓拓认为，既然是学术问题上的争论，只要吴晗认认真真地作一番检讨，是能够取得有关方面“来头”的谅解的。大概也正是受到邓拓文章的启示，吴晗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文章首先对学术批评和讨论表示欢迎，接着对有关《海瑞罢官》中涉及的若干学术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解释，并把他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两年中研究海瑞的情况列了一个时间表，说明他研究海瑞并非影射庐山会议。当然，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在某些问题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否则就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驳了。
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叫邓拓、吴晗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预先设计好了的政治斗争，批判吴晗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而已，真正的目标是吴晗背后的北京市委和彭真，直至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吴晗的检讨再深刻，也是绝对过不了关的，更何况是邓拓不痛不痒的学术批评文章了。果然，邓拓很快就被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当时，不仅邓拓、吴晗对这场斗争的性质不理解，连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不理解。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住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总结讲话的精神，工作人员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４日拟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第二天，刘少奇即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２月８日，彭真、陆定一等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２月１２日，中央将《二月提纲》批发全党。
然而，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后台，正是误以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正在计划发动“文化大革命”以解决“反修防修”问题的毛泽东。其实，毛泽东并不同意《二月提纲》的内容。对《二月提纲》下发全党，他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在彭真汇报时曾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并两次逼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彭真都把话题岔开，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
就在《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同时，以林彪委托江青的名义于２月２日至２０日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也在悄然进行。座谈会形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份经过毛泽东三次修改的《纪要》公然和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唱对台戏，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说什么“自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但是，《纪要》毕竟还不能和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相提并论。
因此，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７日至２０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讲话。他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同时，毛泽东还直接指出：“《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亲自点名了，性质就起了变化，事情也就不好办了。于是，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专门会议，传达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决定要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撰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因为毛泽东说了，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把话说到了这个程度，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已是人人自危，没有任何人再敢与之对抗了。
几乎与此同时，《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了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矛头直指“三家村”。毛泽东马上表态：“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紧接着，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又在全国各报刊转载，在全国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
姚文元的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出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并扫涤“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的“赞赏者”和“追随者”。从此，全国各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火力越来越猛，连工农兵群众也奋起愤怒声讨“三家村”，声势大大地超过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邓拓则被诬称为“三家村的黑掌柜”，首当其冲地受到万炮齐轰。
粉身碎骨留清白
此时的邓拓，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但也渐渐地弄明白了，这场运动绝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之争，而是要通过学术批判打倒一批人，至于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停止，他是连想也不敢再往下深想的。凭着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他难道还不清楚在“声势浩大”、“全国一致”背后的东西？尽管彭真一再安慰他，要正确对待，要放下包袱，要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但彭真也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几天之后的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中就没有再公开露面了。５月１１日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接着改组了市委，彭真失去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北京市委解体了，邓拓虽然没有明确宣布被撤职，但新市委的组成人员名单里没有邓拓，等于自然而然地被撤职了。那些日子，随便翻开一张报纸，都是《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坚决同邓拓斗争到底》之类的文章；打开收音机随便调一台，从早到晚也都是“愤怒声讨”、“彻底铲除”的声浪。邓拓扪心自问，自己一介书生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一向信仰坚定、忠于革命，即使在敌人的监狱里也都能坚持斗争，怎么突然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了呢？难道仅仅凭着对他所写几篇文章断章取义的恶意歪曲，就能把他置于死地了吗？
邓拓想不通，身心疲惫，精神难支。更叫他不能忍受的是，戚本禹竟然在批判文章里无中生有地指责：“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叛徒，天大的可怕帽子，等于是判处了邓拓政治生命的死刑。他确实曾被捕过两次，但都已向党组织说清楚了，而且在他被捕之后，他的组织联系人和他所领导的支部都没有受到破坏，说明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组织上早已有了审查结论，写在他的档案里，报社为什么不核实一下，就把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出来了呢？戚本禹的背后是谁，邓拓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叛徒难道是中央给他重新作的政治结论？
邓拓的精神一下子垮了。而且，因为他成了十恶不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牵连到妻子和儿女，他们的日子也不大好过。妻子丁一岚还好说，２４年相濡以沫，同生死，共患难，对他的为人是完全了解的；儿女们在学校里读书，受到老师的诘难、同学的羞辱，心中的痛苦却无处诉说，还能相信、热爱他这个父亲吗？“绝不能因为我而连累了孩子们！”邓拓终于在心里作出了决定。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邓拓仔细地阅读、认真地思考、深刻地领会，他发现现在还只是这场斗争的前奏曲，不久肯定会掀起更大的政治风暴。要想弄清楚他的问题，绝不是在一两年内可以解决的事情。他彻底地绝望了！他对丁一岚说：“我想了又想，你和孩子们还是同我先分开一段时间的好。这样对大家都好。”丁一岚不愿意，但她拗不过丈夫，只好叹了口气说：“我带孩子先避开一阵，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来。”邓拓又说：“最好明天就走。”丁一岚一怔，为什么要这么急？莫非他预感到了什么？莫非他已得到了什么消息？但丁一岚不敢多问，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习惯，丈夫从来不在家里谈论内部消息，不能说的话他从来不说，不该问的话她也从来不问。她相信党的政策，也相信丈夫的清白，但她怎么想也不会想到，这竟然会是她和丈夫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那天晚上，邓拓想了很多很多。他想起自己刚参加革命时的年轻和幼稚；想起自己在敌后行军，骑在马背上编报纸的艰辛；想起在１９５７年，自己被无端地斥责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所受的委屈……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了，已经成为“中央文革”成员的一伙人，对他不是心存爱护的批评，而是要把他一棍子打死。但他不能被动地等死，他要申诉，要反驳。明知这样做未必有好的结果，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他必须这么做。他更不能轻易地被打死，即使是死也要以死抗争！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邓拓坐在灯下，摊开纸写申诉信。但这封信要写给谁呢？现在还有谁肯听他的申诉呢？邓拓沉吟良久，决定还是写给深深了解自己的老领导彭真、刘仁。他在信中说：“仔细审阅我写的东西，与报上三次摘要和批语对照，联系自己当时思想，我认为有许多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例如《说大话的故事》，是我听到当时有些农村又有买卖婚姻和谎报产量说假话的现象有感而发，怎么能说是‘妄想煽动人们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呢？《一个鸡蛋的家当》，原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而写的，怎么就成了‘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呢？《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作西方贵族老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１７１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对戚本禹诬陷的叛徒问题，邓拓在信中回顾了在解放前两次被捕的过程，请求党组织再作审查。对这一系列问题，邓拓相信最终一定都会搞清楚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历史不会容许任何人颠倒黑白到永远。但是，邓拓又感到很无奈，因为他清楚，问题的解决并不完全在于事实本身的黑白。他没有长期等待的耐心，因为受到批判和诬陷，他偏头痛的痼疾不间歇地发作，吃双倍的止痛药也止不住。再加上肠炎的旧病发作，一天要拉好几次。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已难以承受太多太多的重负。他写申诉信是在表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态度。
选择死是需要勇气的。去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表态，是最强烈的反抗。写完申诉信，邓拓终于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几个月来难有的笑容，虽然这笑容显得很凄惨。接着，他在信的最后写上：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又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在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心头涌起一起难以抑制的眷念和哀伤。他悄步走到妻子的房门前，看见妻子睡着了，他不敢惊动妻子，怕她醒来后自己会动摇了以死抗争的决心。他充满深情地注视着风雨同舟的爱侣，猛地一咬牙返回自己的房间。他又提起笔，给妻子留下了最后遗言：
“我因为赶写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则，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在信中写的时间是“５月１７日深夜”，其实当时已是５月１８日凌晨。然后，邓拓服下准备好的安眠药。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罹难者永远地闭上眼睛不再醒来了……
邓拓就这样万分无奈地走了，年仅５４岁，本来正是可以为革命事业作大贡献的时候啊！他留给丁一岚的遗书，丁一岚一直到１３年以后才读到。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为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手捧丈夫的遗书泪流满面。她喃喃地说：“历史是公正的。殉难者绝不会白死，活着的人会永远记住这个教训，这个悲剧永远不会在中国重演！”
责任编辑张荣辉
主张把《海瑞罢官》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前一两年，中国一直在酝酿着一场政治大风暴。斗争首先从文化艺术界开始，对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和戏剧《李慧娘》、《谢瑶环》等文艺作品的批判，在学术领域对一些哲学、历史理论问题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硬，帽子越来越大，早已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背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参加革命几十年、经历了党内许多斗争的邓拓，已隐隐地意识到这背后一定有什么名堂。特别是江青突然找上门来，说要在北京京剧团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更叫邓拓感到忐忑不安。这个官不大权欲却重的女人，动不动就打出毛泽东的旗号，叫人难分真伪又无法证实。因此，邓拓对她从来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他是分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不能对江青硬顶着不让她搞“试验”，只好采取她要什么给什么却又不主动参与的态度，因而得罪了这位权势日重的女人。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上海市《文汇报》突然抛出了姚文元写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文。事先没有和北京市委打招呼，上海的一家报纸竟敢直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名进行批判，稍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想到，这篇文章一定大有来头。毕竟，和吴晗相比，姚文元不算什么东西，充其量不过是上海《解放》杂志的编委，就是借他们十个胆，姚文元也不敢写，《文汇报》也不敢刊登。
但是，邓拓心里又弄不明白，吴晗的《海瑞罢官》，是遵照毛泽东和一些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去写的呀！当时，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批评不顾人民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者不及封建时代的海瑞。１９６０年底《海瑞罢官》公演后，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扮演海瑞的马连良，请他唱几段海瑞的唱词，并同他一起吃饭，还肯定地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这些情况邓拓都很清楚，那为什么《海瑞罢官》又会突然被抛出来当靶子呢？
再说，即使是姚文元的文章有很大的来头，《海瑞罢官》又有多少值得批判的错误呢？况且，为什么要翻出一个五年前的戏来批判？这些问题都叫邓拓疑惑不解。姚文元的文章给《海瑞罢官》扣上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什么“单干风”、“翻案风”、“退田风”、“平冤狱”、“彭德怀就是海瑞”等等，咄咄逼人的气势后面，潜伏着一派杀机。这难道是正常的争鸣和批评吗？
吴晗读到姚文元的文章后，气愤地对邓拓说：“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并不知道彭德怀会被罢官，又怎么能未卜先知地影射１９６２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也十分恼火，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又说：“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地方也要批判。”同时，拒绝在北京的报刊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彭真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拓以为彭真对姚文元文章的出笼应该有所了解，所以他听了彭真的话后，在几次由他主持的会议上都说：“要把《海瑞罢官》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不要扣大帽子，要用商讨的语气，对吴晗对姚文元都一样。否则，文章怎么能让人心服，又怎么能让读者受教育呢？”他还特地叮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地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了。对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邓拓和吴晗是挚友，他俩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共同撰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在北京地区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彭真顶不住压力，不得不同意北京的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邓拓也不得不以向阳生为笔名，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２日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从学术讨论的角度，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商榷意见，并在文末特别提出：“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
邓拓认为，既然是学术问题上的争论，只要吴晗认认真真地作一番检讨，是能够取得有关方面“来头”的谅解的。大概也正是受到邓拓文章的启示，吴晗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文章首先对学术批评和讨论表示欢迎，接着对有关《海瑞罢官》中涉及的若干学术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解释，并把他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两年中研究海瑞的情况列了一个时间表，说明他研究海瑞并非影射庐山会议。当然，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在某些问题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否则就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驳了。
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叫邓拓、吴晗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预先设计好了的政治斗争，批判吴晗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而已，真正的目标是吴晗背后的北京市委和彭真，直至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吴晗的检讨再深刻，也是绝对过不了关的，更何况是邓拓不痛不痒的学术批评文章了。果然，邓拓很快就被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当时，不仅邓拓、吴晗对这场斗争的性质不理解，连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不理解。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住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总结讲话的精神，工作人员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４日拟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第二天，刘少奇即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２月８日，彭真、陆定一等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２月１２日，中央将《二月提纲》批发全党。
然而，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后台，正是误以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正在计划发动“文化大革命”以解决“反修防修”问题的毛泽东。其实，毛泽东并不同意《二月提纲》的内容。对《二月提纲》下发全党，他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在彭真汇报时曾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并两次逼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彭真都把话题岔开，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
就在《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同时，以林彪委托江青的名义于２月２日至２０日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也在悄然进行。座谈会形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份经过毛泽东三次修改的《纪要》公然和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唱对台戏，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说什么“自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但是，《纪要》毕竟还不能和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相提并论。
因此，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７日至２０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讲话。他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同时，毛泽东还直接指出：“《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亲自点名了，性质就起了变化，事情也就不好办了。于是，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专门会议，传达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决定要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撰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因为毛泽东说了，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把话说到了这个程度，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已是人人自危，没有任何人再敢与之对抗了。
几乎与此同时，《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了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矛头直指“三家村”。毛泽东马上表态：“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紧接着，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又在全国各报刊转载，在全国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
姚文元的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出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并扫涤“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的“赞赏者”和“追随者”。从此，全国各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火力越来越猛，连工农兵群众也奋起愤怒声讨“三家村”，声势大大地超过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邓拓则被诬称为“三家村的黑掌柜”，首当其冲地受到万炮齐轰。
粉身碎骨留清白
此时的邓拓，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但也渐渐地弄明白了，这场运动绝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之争，而是要通过学术批判打倒一批人，至于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停止，他是连想也不敢再往下深想的。凭着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他难道还不清楚在“声势浩大”、“全国一致”背后的东西？尽管彭真一再安慰他，要正确对待，要放下包袱，要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但彭真也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几天之后的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中就没有再公开露面了。５月１１日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接着改组了市委，彭真失去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北京市委解体了，邓拓虽然没有明确宣布被撤职，但新市委的组成人员名单里没有邓拓，等于自然而然地被撤职了。那些日子，随便翻开一张报纸，都是《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坚决同邓拓斗争到底》之类的文章；打开收音机随便调一台，从早到晚也都是“愤怒声讨”、“彻底铲除”的声浪。邓拓扪心自问，自己一介书生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一向信仰坚定、忠于革命，即使在敌人的监狱里也都能坚持斗争，怎么突然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了呢？难道仅仅凭着对他所写几篇文章断章取义的恶意歪曲，就能把他置于死地了吗？
邓拓想不通，身心疲惫，精神难支。更叫他不能忍受的是，戚本禹竟然在批判文章里无中生有地指责：“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叛徒，天大的可怕帽子，等于是判处了邓拓政治生命的死刑。他确实曾被捕过两次，但都已向党组织说清楚了，而且在他被捕之后，他的组织联系人和他所领导的支部都没有受到破坏，说明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组织上早已有了审查结论，写在他的档案里，报社为什么不核实一下，就把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出来了呢？戚本禹的背后是谁，邓拓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叛徒难道是中央给他重新作的政治结论？
邓拓的精神一下子垮了。而且，因为他成了十恶不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牵连到妻子和儿女，他们的日子也不大好过。妻子丁一岚还好说，２４年相濡以沫，同生死，共患难，对他的为人是完全了解的；儿女们在学校里读书，受到老师的诘难、同学的羞辱，心中的痛苦却无处诉说，还能相信、热爱他这个父亲吗？“绝不能因为我而连累了孩子们！”邓拓终于在心里作出了决定。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邓拓仔细地阅读、认真地思考、深刻地领会，他发现现在还只是这场斗争的前奏曲，不久肯定会掀起更大的政治风暴。要想弄清楚他的问题，绝不是在一两年内可以解决的事情。他彻底地绝望了！他对丁一岚说：“我想了又想，你和孩子们还是同我先分开一段时间的好。这样对大家都好。”丁一岚不愿意，但她拗不过丈夫，只好叹了口气说：“我带孩子先避开一阵，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来。”邓拓又说：“最好明天就走。”丁一岚一怔，为什么要这么急？莫非他预感到了什么？莫非他已得到了什么消息？但丁一岚不敢多问，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习惯，丈夫从来不在家里谈论内部消息，不能说的话他从来不说，不该问的话她也从来不问。她相信党的政策，也相信丈夫的清白，但她怎么想也不会想到，这竟然会是她和丈夫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那天晚上，邓拓想了很多很多。他想起自己刚参加革命时的年轻和幼稚；想起自己在敌后行军，骑在马背上编报纸的艰辛；想起在１９５７年，自己被无端地斥责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所受的委屈……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了，已经成为“中央文革”成员的一伙人，对他不是心存爱护的批评，而是要把他一棍子打死。但他不能被动地等死，他要申诉，要反驳。明知这样做未必有好的结果，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他必须这么做。他更不能轻易地被打死，即使是死也要以死抗争！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邓拓坐在灯下，摊开纸写申诉信。但这封信要写给谁呢？现在还有谁肯听他的申诉呢？邓拓沉吟良久，决定还是写给深深了解自己的老领导彭真、刘仁。他在信中说：“仔细审阅我写的东西，与报上三次摘要和批语对照，联系自己当时思想，我认为有许多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例如《说大话的故事》，是我听到当时有些农村又有买卖婚姻和谎报产量说假话的现象有感而发，怎么能说是‘妄想煽动人们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呢？《一个鸡蛋的家当》，原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而写的，怎么就成了‘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呢？《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作西方贵族老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１７１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对戚本禹诬陷的叛徒问题，邓拓在信中回顾了在解放前两次被捕的过程，请求党组织再作审查。对这一系列问题，邓拓相信最终一定都会搞清楚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历史不会容许任何人颠倒黑白到永远。但是，邓拓又感到很无奈，因为他清楚，问题的解决并不完全在于事实本身的黑白。他没有长期等待的耐心，因为受到批判和诬陷，他偏头痛的痼疾不间歇地发作，吃双倍的止痛药也止不住。再加上肠炎的旧病发作，一天要拉好几次。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已难以承受太多太多的重负。他写申诉信是在表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态度。
选择死是需要勇气的。去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表态，是最强烈的反抗。写完申诉信，邓拓终于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几个月来难有的笑容，虽然这笑容显得很凄惨。接着，他在信的最后写上：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又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在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心头涌起一起难以抑制的眷念和哀伤。他悄步走到妻子的房门前，看见妻子睡着了，他不敢惊动妻子，怕她醒来后自己会动摇了以死抗争的决心。他充满深情地注视着风雨同舟的爱侣，猛地一咬牙返回自己的房间。他又提起笔，给妻子留下了最后遗言：
“我因为赶写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则，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在信中写的时间是“５月１７日深夜”，其实当时已是５月１８日凌晨。然后，邓拓服下准备好的安眠药。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罹难者永远地闭上眼睛不再醒来了……
邓拓就这样万分无奈地走了，年仅５４岁，本来正是可以为革命事业作大贡献的时候啊！他留给丁一岚的遗书，丁一岚一直到１３年以后才读到。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为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手捧丈夫的遗书泪流满面。她喃喃地说：“历史是公正的。殉难者绝不会白死，活着的人会永远记住这个教训，这个悲剧永远不会在中国重演！”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