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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博大精深,有许多优秀的元素。比如,儒家注重教化,反对不教而诛,主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为政以德”,重民爱民。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返朴归真。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等等。这些对于缓和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重要作用。但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缺失,基本上找不到自由、民主、人权的影子。古代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提出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大多是从维护统治者的地位来讲的,这种人本主义或民本主义思想与民主政治相距甚远。
要弥补这种缺失,就要克服思想上的障碍,树立开放的文化心态。这方面我们的思想障碍很多,以下可以列举一些:
一是“中体西用”论。1898年夏,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获得广泛的响应。当时所说的“中学”主要指中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文化,如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专制政体等,而“西学”则主要指西方的科学技术。换句话说,“中体西用”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但必须保持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传统,保持中国的专制政体。晚清时也搞开放,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一大批近代工业发展起来,有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发挥作用。但我们排斥西方的思想政治文化,拒绝学习西方政治文明中一些于我有益的东西。“中体西用”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人类先进的思想政治文化持排斥态度。“中体西用”说在今天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只要对当下某些时髦的说法细细品味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二是“文化侵略”论。过去,国人常把西方在中国传教、办学视为“文化侵略”,现在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影响视为“文化侵略”,称为“西化的图谋”。一些人总觉得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造成了威胁,因此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有的甚至提出“抵制西方文化侵略”的口号。当然,这些人所说的西方文化侵略决不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的侵略,而是说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对中国的侵略,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文化不存在侵略的问题,文化只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问题。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都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各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点。不同的文化传统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吸取对方积极的一面,克服自身消极的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走向融合,至少可以做到求同存异。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先进的文化包括政治思想文化都是在吸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是“西方模式”论。这种说法主要是针对政治方面而言的。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什么是西方?西方并不完全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主要是指欧美,当然也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在政治体制上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何来“西方模式”?比如,美国是总统制,英国形式上是君主立宪制而实际上是议会内阁制,法国是不完全的总统制,德国是议会内阁制,瑞士实行的是委员会制。有三权分立的,也有议行合一的;有一党长期执政的,也有两党轮流执政的,还有多党联合执政的。日本有天皇,英国有女王,欧洲许多国家还保留着国王。可见,所谓“西方模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有关民主、人权和法治的精神和原则,正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所缺失的,是需要花大力气来弥补的。
上述这些说法往往打的是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旗帜,实质上是抱残守缺,拒绝吸收和借鉴现代进步文化,特别是先进思想政治文化。我们必须克服这些思想障碍,树立开放的文化心态。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一个国家和民族,以何种心态对待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可以看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开放程度和进步程度。美国在独立战争期间就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吸取营养,采取的是“拿来主义”,这在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有充分的体现。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是生而平等的,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些目的时,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充分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特别是“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后来法国人引以为傲地说,法国是出思想理论的地方,美国是应用这些思想理论的地方。美国并不因为应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思想就矮了一截,就不伟大了,就不进步了。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开放的文化心态成就了它。
树立开放的文化心态,从善如流,积极地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中特别是思想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这是进步的表现,也是有力量的表现。对西方文明患有恐惧症,本能地排斥,往往是落后和虚弱的表现。
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反映的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没有理由给它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加以拒绝。
社会主义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当然也不能将人类的政治文明排除在外。我们要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解决权力的主体、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行方式等问题,使国家各级主要公职人员真正由人民群众而不是由少数人来选择、安排,使权力能够受到有效的制约。在这里,任何敷衍塞责的行为都是对历史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中共如果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认真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建立起健全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这也是人民的期待。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导)
要弥补这种缺失,就要克服思想上的障碍,树立开放的文化心态。这方面我们的思想障碍很多,以下可以列举一些:
一是“中体西用”论。1898年夏,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获得广泛的响应。当时所说的“中学”主要指中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文化,如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专制政体等,而“西学”则主要指西方的科学技术。换句话说,“中体西用”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但必须保持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传统,保持中国的专制政体。晚清时也搞开放,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一大批近代工业发展起来,有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发挥作用。但我们排斥西方的思想政治文化,拒绝学习西方政治文明中一些于我有益的东西。“中体西用”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人类先进的思想政治文化持排斥态度。“中体西用”说在今天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只要对当下某些时髦的说法细细品味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二是“文化侵略”论。过去,国人常把西方在中国传教、办学视为“文化侵略”,现在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影响视为“文化侵略”,称为“西化的图谋”。一些人总觉得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造成了威胁,因此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有的甚至提出“抵制西方文化侵略”的口号。当然,这些人所说的西方文化侵略决不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的侵略,而是说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对中国的侵略,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文化不存在侵略的问题,文化只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问题。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都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各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点。不同的文化传统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吸取对方积极的一面,克服自身消极的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走向融合,至少可以做到求同存异。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先进的文化包括政治思想文化都是在吸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是“西方模式”论。这种说法主要是针对政治方面而言的。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什么是西方?西方并不完全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主要是指欧美,当然也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在政治体制上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何来“西方模式”?比如,美国是总统制,英国形式上是君主立宪制而实际上是议会内阁制,法国是不完全的总统制,德国是议会内阁制,瑞士实行的是委员会制。有三权分立的,也有议行合一的;有一党长期执政的,也有两党轮流执政的,还有多党联合执政的。日本有天皇,英国有女王,欧洲许多国家还保留着国王。可见,所谓“西方模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有关民主、人权和法治的精神和原则,正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所缺失的,是需要花大力气来弥补的。
上述这些说法往往打的是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旗帜,实质上是抱残守缺,拒绝吸收和借鉴现代进步文化,特别是先进思想政治文化。我们必须克服这些思想障碍,树立开放的文化心态。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一个国家和民族,以何种心态对待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可以看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开放程度和进步程度。美国在独立战争期间就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吸取营养,采取的是“拿来主义”,这在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有充分的体现。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是生而平等的,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些目的时,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充分体现了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特别是“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后来法国人引以为傲地说,法国是出思想理论的地方,美国是应用这些思想理论的地方。美国并不因为应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思想就矮了一截,就不伟大了,就不进步了。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开放的文化心态成就了它。
树立开放的文化心态,从善如流,积极地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中特别是思想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这是进步的表现,也是有力量的表现。对西方文明患有恐惧症,本能地排斥,往往是落后和虚弱的表现。
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反映的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没有理由给它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加以拒绝。
社会主义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当然也不能将人类的政治文明排除在外。我们要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解决权力的主体、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行方式等问题,使国家各级主要公职人员真正由人民群众而不是由少数人来选择、安排,使权力能够受到有效的制约。在这里,任何敷衍塞责的行为都是对历史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中共如果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认真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建立起健全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这也是人民的期待。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