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4日，由西方列强和日本的18000名士兵组成的八国联军武力攻占了北京，结束了清军和义和团对大使馆区持续55天的围困。同时八国的这次联合行动也基本上结束了义和团运动。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协约的全称为“奥匈帝国、比利时、法国、德国、大不列颠、意大利、日本、荷兰、俄国、西班牙、美国和中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
　　而从北京沦陷到《辛丑条约》签订这期间，这座古老的都城被八国联军占领及管制。
　　美国当时是从国内及菲律宾（那时美国正与菲律宾交战）紧急派遣大概2500名士兵参与这场战争的。在此之前美军极少参与多国联合作战及军事占领冲突后的他国领土。
　　北京沦陷后，联军迅速宣布了对北京实施军事管制，而美国接管了北京外城的西南区，由阿德纳·沙飞（Adna Chaffee）上校负责占领区管制。联军占领北京后连续几个星期施行了烧杀抢掠的暴行，包括美军在内，各国军队都脱不了干系。其中，俄国和日本军队是最残暴的。
　　据当时被派遣到北京的英属印度军队军官阿马尔·辛格（Amar Singh）的日记记载，中国人一旦解释不清，不能让俄国士兵理解的时候，就会被后者屠杀。辛格记载了俄军处理一次所谓的“义和拳民袭击事件”，当时俄军围捕了8名“疑似”义和拳民，其中有6名是妇女。“他们被抢掠、强暴，最终被杀害。”
　　为了阻止滥用暴力，沙飞将军立刻发布了一道关于美军禁止抢掠的命令。但这个禁令基本上是无效的。英国皇家军队的指挥官阿尔弗雷德·盖斯利（Alfred Gaselee）将军回忆道：“当时北京城内、周边地区及沿线交通的情况都很糟，士兵不仅在城内抢掠、还在郊区掠夺当地居民所能掠夺的全部物品，如蔬菜、鸡蛋、羊和牛等——这些行为都无法控制……甚至还有无差别的、未受挑衅就采取行动的屠杀行为。可以保守地说，在北京每处死1个真正的义和拳民，就得牺牲50个无辜的人，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
　　美军像其他联军一样，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如美国外交官赫伯特·斯奎尔斯（Herbert G. Squiers）就掠夺了几个火车车厢的财物。对平民的暴力袭击也不鲜见。美国海军士兵史蒂芬·德怀尔（Stephen Dwyer）挥舞着棍棒强行闯入了一个民宅，打死了一个年幼的儿童，之后又强奸了屋里的两名妇女。
　　德怀尔很快被交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他被判终身监禁。但是大部分的这类行径并没有受到惩罚。当时国际媒体称联军在北京“庆祝掠夺狂欢”，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基督国家正被在中国大肆抢掠的士兵所代表”感到悲哀。大卫·西尔贝（David J. Silbey）在他的著作《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大博弈》（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转述道。
　　“他们在中国野蛮而残酷地践行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把矛头对准了那些经常被视作‘非人的’不幸的中国人。对北京无辜的民众行凶的刽子手相信，中国人就像动物一样，而不是像白人一样会感觉到疼痛。”罗伯特·雷奥哈德（Robert R. Leonhard）在其著作《赴中国救援远征——1990年夏在中国参加联合作战》（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Joint Coalition Warfare in China， Summer 1900）中这样写道。
　　“不过，相对于其他联军来说，美军对占领区的管制被认为是更人道及更高效的。”西尔贝在他的书中写道。原因在于美军受到了《第100号通令：利伯守则》（General Orders No. 100 ： The Lieber Code;仅适用于美国国内）的影响。该通令颁布于1863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用以规范北方军队对南方占领区的管制。
　　“这些规定把对待占领区的行为描述成如对待兄弟、父母或儿女那般。但这个守则在当时非常的理想化和理论化。撰写这一通令的律师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的儿子在美国内战中就为南军和北军都服务过。”西尔贝解释道。
　　1990年9月，基于《利伯守则》的精神，沙飞试图采取行动以争取北京居民的民心。他强调，“所有那些（暴力行为）都不能为我们军队赢得群众的信任，而这些百姓与我们无怨无仇，但却是我们所依赖的劳动力。”
　　9月12日，他发布了以下这道命令：“所有派往北京城外的小分队都将由一名军官（officer）或者军士（sergeant）率领……所有军官必须严厉禁止士兵在沿线交通开枪，除非面临生命危险……军官有责任逮捕违反该命令的士兵……部分城区将被划分为数个区，并配备副行政长官，必须更好地维持秩序及保护公共及私人财产……在没有相应补偿的情况下，所有个人、士兵、支队夺取田地、农场上的物资及其他财产的行为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美国占区还实施了严格的宵禁，不允许三名以上中国人集会，赌博被禁止，所有的鸦片馆被关闭，中国居民也不被允许携带或持有枪支。
　　1900年10月，各占区首次联合召集组建北京城市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和美国的代表组成（法国拒绝与八国联军中的其他国家合作;俄国则因为其在占领区糟糕的管辖而不被接纳）。
　　北京城市管理委员会设立了承担不同职能的次级委员会，美国被列入了两个次级委员会：与德国一起负责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包括预防传染病、街道的照明与保洁、修建公共厕所、维护妓院的卫生与健康等等;另外还与英国一起负责管理北京的财政与关税。
　　当时，包括美军在内的所有联军都在全力打击“义和团叛乱分子”。但在占区居民的抗议下，沙飞停止了军队突袭民宅搜查武器的行动。美国占区还保留了中国法律，只有在被指控犯罪的是外国人的情况下例外。
　　约翰·提尔森（John Tilson）上尉负责与中国本地的联络与沟通，他参与了一部分市政建设，如安装路灯（这是北京城第一次安装）;修建新的公共厕所，将人们的粪便集中处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直接倒入水沟中;妓院得以保留，但妓女们需要接受定期体检;冬天到来后，占区当局还修建了庇护所及公共食堂，为挨饿的穷人提供临时住所及食物。
　　另外，美国军医还给当地居民接种疫苗，并发起了“禁止随地吐痰”的运动，以防止疾病传染。美国占区相对有序的管制导致了很多北京人从别国占区涌来。据当时英国及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占领区邻近的德国占领区里不少房子都空了。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掩盖八国联军在占领北京时的野蛮行径，成百上千的“义和团疑犯”被草草执行死刑。美国军队虽然较其他军队显得更“仁慈”，但跟1940年代末美军对待奥地利、德国及日本占区的表现相去甚远。正如雷奥哈德所说的那样：
　　“这支国际联军的行动经常违反了国际法——虽然当时国际法很少，但依然存在。占领者的做法非常专横，经常残暴地对待无辜的中国人，而那些对中国人施暴、实施犯罪的军人也常常没有受到应受的惩罚。”
　　即便相较其他国家占领者，美国占领者显得相对人道，但以上的结论同样适用于美国占领者：无论如何，它仍旧是一个基于武力逼迫与恐吓的占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