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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14日,由西方列强和日本的18000名士兵组成的八国联军武力攻占了北京,结束了清军和义和团对大使馆区持续55天的围困。同时八国的这次联合行动也基本上结束了义和团运动。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协约的全称为“奥匈帝国、比利时、法国、德国、大不列颠、意大利、日本、荷兰、俄国、西班牙、美国和中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
而从北京沦陷到《辛丑条约》签订这期间,这座古老的都城被八国联军占领及管制。
美国当时是从国内及菲律宾(那时美国正与菲律宾交战)紧急派遣大概2500名士兵参与这场战争的。在此之前美军极少参与多国联合作战及军事占领冲突后的他国领土。
北京沦陷后,联军迅速宣布了对北京实施军事管制,而美国接管了北京外城的西南区,由阿德纳·沙飞(Adna Chaffee)上校负责占领区管制。联军占领北京后连续几个星期施行了烧杀抢掠的暴行,包括美军在内,各国军队都脱不了干系。其中,俄国和日本军队是最残暴的。
据当时被派遣到北京的英属印度军队军官阿马尔·辛格(Amar Singh)的日记记载,中国人一旦解释不清,不能让俄国士兵理解的时候,就会被后者屠杀。辛格记载了俄军处理一次所谓的“义和拳民袭击事件”,当时俄军围捕了8名“疑似”义和拳民,其中有6名是妇女。“他们被抢掠、强暴,最终被杀害。”
为了阻止滥用暴力,沙飞将军立刻发布了一道关于美军禁止抢掠的命令。但这个禁令基本上是无效的。英国皇家军队的指挥官阿尔弗雷德·盖斯利(Alfred Gaselee)将军回忆道:“当时北京城内、周边地区及沿线交通的情况都很糟,士兵不仅在城内抢掠、还在郊区掠夺当地居民所能掠夺的全部物品,如蔬菜、鸡蛋、羊和牛等——这些行为都无法控制……甚至还有无差别的、未受挑衅就采取行动的屠杀行为。可以保守地说,在北京每处死1个真正的义和拳民,就得牺牲50个无辜的人,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
美军像其他联军一样,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如美国外交官赫伯特·斯奎尔斯(Herbert G. Squiers)就掠夺了几个火车车厢的财物。对平民的暴力袭击也不鲜见。美国海军士兵史蒂芬·德怀尔(Stephen Dwyer)挥舞着棍棒强行闯入了一个民宅,打死了一个年幼的儿童,之后又强奸了屋里的两名妇女。
德怀尔很快被交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他被判终身监禁。但是大部分的这类行径并没有受到惩罚。当时国际媒体称联军在北京“庆祝掠夺狂欢”,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基督国家正被在中国大肆抢掠的士兵所代表”感到悲哀。大卫·西尔贝(David J. Silbey)在他的著作《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大博弈》(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转述道。
“他们在中国野蛮而残酷地践行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把矛头对准了那些经常被视作‘非人的’不幸的中国人。对北京无辜的民众行凶的刽子手相信,中国人就像动物一样,而不是像白人一样会感觉到疼痛。”罗伯特·雷奥哈德(Robert R. Leonhard)在其著作《赴中国救援远征——1990年夏在中国参加联合作战》(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Joint Coalition Warfare in China, Summer 1900)中这样写道。
“不过,相对于其他联军来说,美军对占领区的管制被认为是更人道及更高效的。”西尔贝在他的书中写道。原因在于美军受到了《第100号通令:利伯守则》(General Orders No. 100 : The Lieber Code;仅适用于美国国内)的影响。该通令颁布于1863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用以规范北方军队对南方占领区的管制。
“这些规定把对待占领区的行为描述成如对待兄弟、父母或儿女那般。但这个守则在当时非常的理想化和理论化。撰写这一通令的律师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的儿子在美国内战中就为南军和北军都服务过。”西尔贝解释道。
1990年9月,基于《利伯守则》的精神,沙飞试图采取行动以争取北京居民的民心。他强调,“所有那些(暴力行为)都不能为我们军队赢得群众的信任,而这些百姓与我们无怨无仇,但却是我们所依赖的劳动力。”
9月12日,他发布了以下这道命令:“所有派往北京城外的小分队都将由一名军官(officer)或者军士(sergeant)率领……所有军官必须严厉禁止士兵在沿线交通开枪,除非面临生命危险……军官有责任逮捕违反该命令的士兵……部分城区将被划分为数个区,并配备副行政长官,必须更好地维持秩序及保护公共及私人财产……在没有相应补偿的情况下,所有个人、士兵、支队夺取田地、农场上的物资及其他财产的行为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美国占区还实施了严格的宵禁,不允许三名以上中国人集会,赌博被禁止,所有的鸦片馆被关闭,中国居民也不被允许携带或持有枪支。
1900年10月,各占区首次联合召集组建北京城市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和美国的代表组成(法国拒绝与八国联军中的其他国家合作;俄国则因为其在占领区糟糕的管辖而不被接纳)。
北京城市管理委员会设立了承担不同职能的次级委员会,美国被列入了两个次级委员会:与德国一起负责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包括预防传染病、街道的照明与保洁、修建公共厕所、维护妓院的卫生与健康等等;另外还与英国一起负责管理北京的财政与关税。
当时,包括美军在内的所有联军都在全力打击“义和团叛乱分子”。但在占区居民的抗议下,沙飞停止了军队突袭民宅搜查武器的行动。美国占区还保留了中国法律,只有在被指控犯罪的是外国人的情况下例外。
约翰·提尔森(John Tilson)上尉负责与中国本地的联络与沟通,他参与了一部分市政建设,如安装路灯(这是北京城第一次安装);修建新的公共厕所,将人们的粪便集中处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直接倒入水沟中;妓院得以保留,但妓女们需要接受定期体检;冬天到来后,占区当局还修建了庇护所及公共食堂,为挨饿的穷人提供临时住所及食物。
另外,美国军医还给当地居民接种疫苗,并发起了“禁止随地吐痰”的运动,以防止疾病传染。美国占区相对有序的管制导致了很多北京人从别国占区涌来。据当时英国及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占领区邻近的德国占领区里不少房子都空了。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掩盖八国联军在占领北京时的野蛮行径,成百上千的“义和团疑犯”被草草执行死刑。美国军队虽然较其他军队显得更“仁慈”,但跟1940年代末美军对待奥地利、德国及日本占区的表现相去甚远。正如雷奥哈德所说的那样:
“这支国际联军的行动经常违反了国际法——虽然当时国际法很少,但依然存在。占领者的做法非常专横,经常残暴地对待无辜的中国人,而那些对中国人施暴、实施犯罪的军人也常常没有受到应受的惩罚。”
即便相较其他国家占领者,美国占领者显得相对人道,但以上的结论同样适用于美国占领者:无论如何,它仍旧是一个基于武力逼迫与恐吓的占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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