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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学地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春天，我随去南方，坐的是火车。我随身带了本地图册，饶有兴味地对照铁路线和站名及其地形地貌阅览。叶先生称赞“是个很好的学习方法。”我说，小时候学地理，没有地图册，“纸上谈兵”，枯燥乏味。现在有了地图册，渐渐有了兴趣，但不知平时该怎么学。叶先生说，平时最好结合时事学。哪个国家宣布了独立，哪个地区发生了地震，哪里在修一条新的铁路，哪里发现了稀有矿藏，哪里出土了重要文物，等等，都可以查查地图，既了解地理位置，又估量事件的意义和后果。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学习方法：摊开一幅大地图，捉一只蚂蚁来，让它自由“驰骋”，你呢，同步口述蚂蚁的行进路线，爬过什么山，渡过什么河，经过什么城，越过什么路，时而北上，时而南下，时而往东，时而折返往西，忽而斜刺里直插东北，你眼到心到口到，既能熟悉地图，又能锻炼“心口相应”的快速反应能力。
我说，就是地名又多又难记。光是县名就有两千多个，加上沧海桑田，区划变迁，分分合合，同地异名，异地同名，梳不清，理还乱。听说周总理，你随便说个县名，他立即就能说出，是哪个省的，临什么山，傍什么水，哪年经过那里，我军什么部队同敌军什么部队狭路相逢，打过一仗，那里有什么名胜古迹和土特产品，那里的民俗民情等等。
叶先生说，毛主席、周总理的好记性是出了名的，但主要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深了印象。尤其是打过仗的地方，哪里佯攻，哪里设伏，哪里围歼，哪里甩掉追兵迅速转移，都要熟悉地理。所以你不能操之过急，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学。第一步，先把二十几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名称、方位记熟。要不然，开个全国性的会，发个通知，你连信封都写不了，弄不好，寄甘肃的信发到银川去了，寄宁夏的信发到兰州去了，岂不误事!还有，名称一定要记全、记准，不能出现“广东、广西两省”之类“省与自治区不分”的错误，更不能出现“广西藏族自治区”、“西藏僮族自治区”(当时作“僮族”，1965年改“僮”为“壮”)之类的严重错误。
地名是不容易记，但也有一些规律可循。例如：“软耳朵(阝)”在左边的字命名的，往往与山有关，如“陇山”、“阴山”、“陵山”、“隆山”；“软耳朵(阝)”在右边的字命名的，往往与城有关，如“郑州”、“郓城”、“郢城”、“鄞城”、“邹城”。
我说，我老家有一部三十年代出版的《辞源续编》，我小时候翻过，记得部首表上“软耳朵(阝)”下注有“左阜右邑”字样，不知是什么意思，今天听叶先生这么一讲，才恍然大悟。
叶先生说，是的。“阜”是土山；“邑”是城镇。“噢!进入山东了”，叶先生向窗外瞥了一眼说。我很纳闷，说“车刚进站，没见到站牌，叶先生怎么知道到山东了?”叶先生笑笑问我：“那小推车上装的是什么?”我说：“烧鸡。”叶先生说，“这是德州的特产。德州是进入山东的第一大站。”叶先生掏出一元钱塞到我手里，“帮我买只烧鸡，咱们晚上下酒。”
捷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我随叶圣陶先生去农村小学参观。下车以后，还要走一段路。叶先生见带路的同志走大路，他招呼我：“咱们走这条小路。”走了几步，他就考我：“为什么走这条路?”我说：“近。”他问：“怎么判断的?”我说：“根据推理。记得《世说新语》里有个小故事：一群孩子走在乡间大道上，发现路边几株杏树上挂满黄橙橙的杏儿，大家一拥而上要去采摘，一个孩子说：‘别摘!是苦的。’大家不信，摘来一尝，果然是苦的，就问那孩子，你没尝，怎么知道是苦的?那孩子说，这是条大路，来往的人很多，如果是甜杏，早摘完了，现在还有这么多，肯定是苦的。我也用那孩子的方法推理的：我看这条小路，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本来没有路，只因走的人多了，渐渐形成的。人们放着平坦的大路不走，走这么一条崎岖小路，图个啥?图个近呗!”
叶先生笑笑说：“你这个推理方法也对。我要你用另一种方法。你学过几何吗?”我说：“在初中的时候，学过《三S平面几何(三位作者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S)》。高中上的是夜校，没学过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叶先生说，“回答这个问题，平面几何够用了。你想想，平面几何里有哪一条定律，能准确判断这条小路比那条大路近?”我看了一下地形，大路跟小路构成一张弓，带路的走在弓背上，我们走在弓弦上，忽然一条定律从我的记忆深处蹦出：“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另一边”。果然，我们不紧不慢地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两个带路的小伙子才跑步追了上来。叶先生说，我引用的定律是对的，得到了实际的验证。
我说，“我上初中的时候，也很喜欢几何课的，但是当时只知道这门课对训练思维有好处。要是老师能像叶先生那样联系实际，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该有多好!”叶先生说：“所以《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
(作者曾任叶圣陶先生的秘书多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春天，我随去南方，坐的是火车。我随身带了本地图册，饶有兴味地对照铁路线和站名及其地形地貌阅览。叶先生称赞“是个很好的学习方法。”我说，小时候学地理，没有地图册，“纸上谈兵”，枯燥乏味。现在有了地图册，渐渐有了兴趣，但不知平时该怎么学。叶先生说，平时最好结合时事学。哪个国家宣布了独立，哪个地区发生了地震，哪里在修一条新的铁路，哪里发现了稀有矿藏，哪里出土了重要文物，等等，都可以查查地图，既了解地理位置，又估量事件的意义和后果。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学习方法：摊开一幅大地图，捉一只蚂蚁来，让它自由“驰骋”，你呢，同步口述蚂蚁的行进路线，爬过什么山，渡过什么河，经过什么城，越过什么路，时而北上，时而南下，时而往东，时而折返往西，忽而斜刺里直插东北，你眼到心到口到，既能熟悉地图，又能锻炼“心口相应”的快速反应能力。
我说，就是地名又多又难记。光是县名就有两千多个，加上沧海桑田，区划变迁，分分合合，同地异名，异地同名，梳不清，理还乱。听说周总理，你随便说个县名，他立即就能说出，是哪个省的，临什么山，傍什么水，哪年经过那里，我军什么部队同敌军什么部队狭路相逢，打过一仗，那里有什么名胜古迹和土特产品，那里的民俗民情等等。
叶先生说，毛主席、周总理的好记性是出了名的，但主要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深了印象。尤其是打过仗的地方，哪里佯攻，哪里设伏，哪里围歼，哪里甩掉追兵迅速转移，都要熟悉地理。所以你不能操之过急，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学。第一步，先把二十几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名称、方位记熟。要不然，开个全国性的会，发个通知，你连信封都写不了，弄不好，寄甘肃的信发到银川去了，寄宁夏的信发到兰州去了，岂不误事!还有，名称一定要记全、记准，不能出现“广东、广西两省”之类“省与自治区不分”的错误，更不能出现“广西藏族自治区”、“西藏僮族自治区”(当时作“僮族”，1965年改“僮”为“壮”)之类的严重错误。
地名是不容易记，但也有一些规律可循。例如：“软耳朵(阝)”在左边的字命名的，往往与山有关，如“陇山”、“阴山”、“陵山”、“隆山”；“软耳朵(阝)”在右边的字命名的，往往与城有关，如“郑州”、“郓城”、“郢城”、“鄞城”、“邹城”。
我说，我老家有一部三十年代出版的《辞源续编》，我小时候翻过，记得部首表上“软耳朵(阝)”下注有“左阜右邑”字样，不知是什么意思，今天听叶先生这么一讲，才恍然大悟。
叶先生说，是的。“阜”是土山；“邑”是城镇。“噢!进入山东了”，叶先生向窗外瞥了一眼说。我很纳闷，说“车刚进站，没见到站牌，叶先生怎么知道到山东了?”叶先生笑笑问我：“那小推车上装的是什么?”我说：“烧鸡。”叶先生说，“这是德州的特产。德州是进入山东的第一大站。”叶先生掏出一元钱塞到我手里，“帮我买只烧鸡，咱们晚上下酒。”
捷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我随叶圣陶先生去农村小学参观。下车以后，还要走一段路。叶先生见带路的同志走大路，他招呼我：“咱们走这条小路。”走了几步，他就考我：“为什么走这条路?”我说：“近。”他问：“怎么判断的?”我说：“根据推理。记得《世说新语》里有个小故事：一群孩子走在乡间大道上，发现路边几株杏树上挂满黄橙橙的杏儿，大家一拥而上要去采摘，一个孩子说：‘别摘!是苦的。’大家不信，摘来一尝，果然是苦的，就问那孩子，你没尝，怎么知道是苦的?那孩子说，这是条大路，来往的人很多，如果是甜杏，早摘完了，现在还有这么多，肯定是苦的。我也用那孩子的方法推理的：我看这条小路，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本来没有路，只因走的人多了，渐渐形成的。人们放着平坦的大路不走，走这么一条崎岖小路，图个啥?图个近呗!”
叶先生笑笑说：“你这个推理方法也对。我要你用另一种方法。你学过几何吗?”我说：“在初中的时候，学过《三S平面几何(三位作者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S)》。高中上的是夜校，没学过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叶先生说，“回答这个问题，平面几何够用了。你想想，平面几何里有哪一条定律，能准确判断这条小路比那条大路近?”我看了一下地形，大路跟小路构成一张弓，带路的走在弓背上，我们走在弓弦上，忽然一条定律从我的记忆深处蹦出：“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另一边”。果然，我们不紧不慢地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两个带路的小伙子才跑步追了上来。叶先生说，我引用的定律是对的，得到了实际的验证。
我说，“我上初中的时候，也很喜欢几何课的，但是当时只知道这门课对训练思维有好处。要是老师能像叶先生那样联系实际，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该有多好!”叶先生说：“所以《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
(作者曾任叶圣陶先生的秘书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