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读杂文家陈四益先生所写《“帽子”臆说》一文。在该文中，陈四益先生指出：今天的青年人，已经不大知道什么叫“帽子”了，即或知道，也很难掂量出它的分量——当然，我这里说的并不是穿衣戴帽的帽子，而是历次政治运动所制造出来的形式多样、尺寸各异的政治“帽子”……
　　的确，笔者就曾亲闻小说家邓友梅讲的真实故事：在一次国际笔会上，邓友梅说自己曾是一个戴帽分子，被戴过帽子。一位外国女作家便问：“你戴的帽子暖和、漂亮吗？”邓友梅说：“既不暖和也不漂亮。”那位女作家追问：“那你为什么还戴？”邓友梅颇费口舌终难讲清。是啊，因为他所戴的帽子并不是穿衣戴帽的帽子，而是像陈四益先生所说的那种无形的政治“帽子”。
　　历史学家王春瑜先生也曾写过一顶帽子——《英格兰铁匠乔的那顶帽子》，他从英格兰铁匠乔的那顶帽子阐发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严重隔膜。
　　由此可见在二位先生的笔下，帽子与政治发生了联系。其实，在中外历史上，帽子与政治有着太多的联系。
　　上世纪60年代的莫斯科，小帽子饰演大政治，当时苏联政府极力结交法国共同反美。法国总统戴高乐访苏前夕，为了赢得客人的欢心，苏联政府下令大量制作一种具有法国民族特色的便帽，莫斯科掀起法国便帽热。其实，苏联人将帽子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一种传统之举。上世纪30年代，鸭舌帽在苏联风行一时。但是，斯大林却从来不戴鸭舌帽，他永远戴着半军装式的大檐帽。十月革命前，这种帽子在无产阶级当中十分风行。
　　再后来，帽子差异越来越大，对苏共政权，甚至对整个体制产生了影响。这时，已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上层人物不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谨慎地顾及社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远比普通百姓优裕得多。驯鹿羔皮帽出现了，并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标志。蓬松柔软的褐色毛皮制成的帽子十分漂亮，60年代的某个时期，几乎戴在每位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头上。这种帽子是配给的，有一双巨大的权力之手来分配。
　　戈尔巴乔夫冬天戴的帽子用海豹毛皮制成，样式不俗，在当时的苏联十分罕见。这大概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想用头上的帽子向人们表明，他是个改革者，一个坚决摒弃旧传统的人。他的帽子仿佛是时代变化的信号灯。
　　中国“文革”时期的“帽子”虽然无形却沉甸甸的。这沉重的帽子可以压垮一个人。随着“文革”的结束，“帽子公司”早已关张，这实在是民之大幸、国之大幸。
　　有形的帽子、无形的帽子，在中外历史上与政治有着太多联系的帽子，说不尽的帽子！
　　（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