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问题，存在既久，于今凸现。2003年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之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六中全会决定，将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列为国家的四大安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的交往，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资源，拓展了空间。这是机遇。但也带来危机，产生了文化安全问题。在西强我弱的文化态势下，西方文化凭借强势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作后盾，将思想意识理念无孔不入地输入进来。譬如，他们将其人权观强加于人，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的一个机构每年都出一个关于宗教问题的报告，无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成绩和进步，一再将中国列为“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一些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支持达赖喇嘛的分离主义，意在通过宗教和民族问题，达到“西化”、“分化”目的。
　　随着科技现代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网络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我们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实惠时，各种消极负面的东西也应运而生。“法轮功”也借网络肆意传播其歪理邪说，干扰、破坏党和政府正常的舆论宣传。“艳照门”中的不健康照片竟公开上网毒化社会空气。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践踏祖国语言、扭曲艺术价值、否定民族英雄、颠覆优秀文化等现象，以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观念和传统文化中消极、迷信的东西，通过网络得以传播。
　　近年来，我国的传统节日(包括神话传说、发明创造)，被别的国家抢注。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产生于我国本来是无庸置疑的事实。我是源，他是流。哪晓得现在他们倒变成发源地、创始国了，而且通过国际组织予以认可，成为他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瞠乎其后。正如《红楼梦》里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人家把假的说成真的，原本真实的历史却变成假的了，我们似乎真的变成“甄士隐”(真事隐)了。这是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资源危机。
　　大而言之，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三个层面，文化安全也体现在这些方面。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讲物质文化安全，当前很直接地感受到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等，这是文化的经济基础。制度文化安全则包括国防安全、民族安全、国体政体安全等，这些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政治保障。思想文化安全可以看作狭义的文化安全，属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民族凝聚力的安全。它与物质文化安全、制度文化安全密切关联并渗透其中，是文化安全的核心。
　　以时空观视之，文化安全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吸收与防御的问题。即在古与今的关系上，如何区分精华与糟粕，立足于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古为今用，与时俱进，而不是为了保护传统而良莠不分，固步自封；在中与外的关系上，坚持洋为中用，充分借鉴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用以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同时防御国外消极腐朽文化对我们的侵蚀。在作为时间、空间存在形式的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主流价值文化与流行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以及雅俗、真伪、善恶、美丑等文化问题，都具有了更深更广的内涵。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文化安全观，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的文化问题，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兴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文史研究馆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中心任务。文史馆员中有许多文化领域的代表性人士，年高德劭，知识面广，经验丰富，可以在关注国家文化安全方面发挥独特优势，作出应有贡献。由于文化门类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多。必须从实际出发，找准突破口，由小到大，由近及远，从低到高地扎扎实实进行工作。
　　最近，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关注文化安全”的要求，以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如何过好中国传统节日等为题开展调查研究，具有示范意义。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文史馆馆员以推进文化建设为己任，一定会充分发挥自己密切联系知识界、文化界的桥梁纽带作用，弘扬国学、塑造民族精神的引领作用，促进国家文化建设的资政咨询作用。这不仅事关文化安全大义，也是文史馆工作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