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落后产能，让52岁的沈阳工人江旭下岗了。这是江旭人生里的第二次失业，第一次从国企下岗时他还年轻，很快就重新就业了。可这一次，他老了，没有竞争力了。
　　每次坐网约车，江旭都很来劲，“师傅，干这个要求高不高，我能干不？”开网约车，是他众多备选方案之一。不过江旭最终也没能通过司机师傅的“面试”。他十几年前就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根本不能久坐。他怀疑这是多年前，他在印刷厂每天扛印刷胶片，一箱足有60多斤，落下的病根。
　　江旭在沈阳干了一辈子印刷，是东北产业工人大军中的一员。这些年，印刷厂黄了好几个，他所在的厂子，也像沙漠里快渴死的骆驼，难以为继。谈及处境，江旭一脸愁容：“没地方要，失去了经济来源，孩子还没毕业，干了一辈子体面的工作，也不可能去靠捡破烂、摆路边摊过活。”有时候，女儿会和他开玩笑：“爸，你没了工作，不会供不起我读完大学吧？”“真招笑，供你读完博士都没问题！”女儿从不拆穿他的谎言。
　　这已经不是江旭第一次面临下岗了。
　　1988年，江旭没考上大学，靠家里的关系进了工厂。在全省最大的国营印刷厂——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的排版车间，成了一名学徒工。在“286电脑”刚刚普及的年代，每天坐在厚脑瓜显示屏前敲打键盘，可谓是一种奢侈。
　　江旭时常回想在国营工厂上班的岁月。那时，他总是一手握着酒杯，另一只手的食指随着音调起伏，在桌沿上有规律地敲击，模仿着宋丹丹演出小品时的口吻，骄傲极了，“那时候的印刷行当是相当红火，国营厂子规模那是相当大了。”20世纪90年代前，不只是沈阳，整个东北都是国营的天下，私企印刷厂只占零星一点儿。每个国营印刷厂都能从出版社揽到充足的样板。
　　江旭还记得入职那天，老所长告诉他：“等年末结工资，我让你们都拿麻袋装钱！”话多少有些夸张，但江旭心里明白，这份工作，能让他过上相当体面的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安稳日子很快被打破。国营企业连连亏损，不堪重负的国家决心改革，号召企业破产重组，工人下岗再就业。沈阳的大街小巷，响彻“从头再来”的歌声。
　　20岁出头的江旭清醒地看见，私企印刷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营厂子是怎么都竞争不过的。江旭所在的排版部门，被研究所连机器带人一起转卖给了辽宁彩色图文印刷公司，一家私企工厂。“当时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岌岌可危的研究所任由单位分配岗位，要么放弃国企工人身份，去私企打工。”


　　江旭最终选择从国企下岗，跟随部门转到新单位。他很庆幸，进入私企工厂后，他由排版部门换到业务部门，凭借出色的洽谈能力，在短短5年内升任了业务经理。江旭听说一个同样在私企的同行老业务员65岁还在干，他有信心自己也能干到那个年纪。
　　国企改制后的30年里，沈阳该解决的、没解决的下岗问题，都被时间稀释了。在印刷行业浸润了30多年，江旭对这个行业明里暗里的规则轻车熟路，却不曾料想到，变化远没有结束。
　　2015年，深度改革又来了，媒体解释说，这是“打出深化改革组合拳，挖潜内在活力。”但对私企印刷厂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出版社的印刷订单——全省最大的生意来源，就这样没了。
　　江旭所在公司的设备只适合印刷教材书刊，没了出版社的订单，又接不来广告和宣传单的活儿，过了春节，老板转卖了机器。开了21年的厂子，就这样说黄就黄了。
　　30年的从业经验，是江旭仅剩的本钱。依靠这些人脉，他在一年内辗转了几家印刷厂，换了好几個老板，最终在一家厂子稳定下来了。这家印刷厂和出版社之间同样断了合作，江旭只能联系社会上的私人图书发行商，接一些排版订单。有时还能接到企业文件、手册之类的印刷订单，才没让印刷机器彻底荒废。
　　到了月底，江旭甚至不太好意思拿工资。现在，他拼尽浑身解数为公司揽的业务，也抵不上过去业绩的一半。每个夜晚对江旭来说都是煎熬，他害怕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倒闭场景又会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