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武汉成立“城管武装部”，让城管又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虽然当地官方称“城管武装部”有助于和谐，但“武装”二字的出现似乎很难让人不与“暴力”相联系。其实在中国古代，“城管”还真跟“武装”二字有关，甚至城管必须“打人”。
　　中国“城管”是何时出现的?
　　说到城管，首先得说一下“城市”。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中国至少在夏商周的“三代”时期就有城市了，如在江淮之间的凌家滩、环太湖流域的良渚、黄河中游的陶寺遗址，都已发掘出了四五千年前的城址，《吕氏春秋·君守》中所谓“夏鲧作城”，并非想象。
　　但和现代功能较为接近的城市，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如齐国的首都临淄。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有7万户，仅以现代一户3口的最低标准来算，总人口也达到了21万。
　　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治安、卫生、交通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城管应运而生，如《庄子》一书中提到，战国时代有“监市”，这监市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城管的雏形。
　　但是，古代城管与现代城管的概念和职能并不太一致，古代城管的职权范围相对较广。从史料上看，古代城管除负责环卫、拆违章建筑、禁止占道经营外，还得“防火缉盗”，如现代消防队员、联防队员一样要负责救火、抓小贼；有的还有管理市场物价、维持公平交易和社会治安的义务，兼有现代公安、消防、工商、物价、税务等部门职能，是真正的“综合执法”，权力也比现代城管大。
　　古代“城管”都是些什么人?
　　那么，古代城管都是些什么人?古代的城管队员叫法不少，或称“胥”，或称“卒”，还有称“市吏”、“监市”等等。但在事实上，古代并没有现代城管局这样的专职机构，自然也无城管队员一说。古代城管的身份比较复杂，既有军人城管，也有警察城管，当然更多的是行政人员来当城管。
　　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当。这是因为，城市的出现原本就是军事防御的需要，由军人把守。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朝廷便设有相当于现代街道城管队的“街道司”，并相应成立了由500名兵士组成的执法队伍，以保持开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
　　明代的北京，由相当于今北京卫戍区或武装警察部队的“五城兵马司”来承担现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职能。《明史·职官志三》记载：“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
　　清代的北京，还专设了“督理街道衙门”，其部分职能也与现代城管局比较接近，主要负责外城的街道管理、民房修建等，破坏公用设施、侵占下水道等不良行为，都是督理街道衙门的执法对象。
　　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国，由警察承担起了现代城管的工作。如中国历史上首个警察机构天津警察厅，除了负责当地社会治安外，管理市容市貌、交通、市场秩序等，都是其份内工作。
　　古代有“城管”打人吗?
　　“城管打人”这类暴力执法，成了现代城管的一大诟病，也是社会批评的焦点。在古代的不少时期，“城管打人”更不鲜见。
　　城市起源的另一版本说法，是交易市场的兴起，因此古代城管很多时候是“市管员”，或者说古代的市管员就是今天的城管队员，这与今天城管要禁止占道经营是一样的。古代城管可以带着有攻击性的执法器具上岗，如在周代，城管在岗时都得带着鞭子或兵杖，遇到乱停乱放、占道经营不服从管理这类事，往往执鞭抽打，挥杖追赶。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司市”条称，“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鞭子大家都知道，“度”是古代一种兵杖，用竹子或木板做成，有棱无刃，约一丈二尺长，其威慑力与今天的警棍是一样的，虽然一下子打不死，但却也致死，因此颇具威，慑力。这里的“胥”则是城管队员，或市管员。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管理员在岗时间，要拿着鞭子巡视，对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随时可以抓起来；对违法者进行鞭打的同时，还可以追加处罚。
　　古代“城管”怎么管?在古代，现代城管中的两大难题——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同样十分突出，且历代不绝。古代城管也为此伤透脑筋，不得不经常发“处罚通知”。
　　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少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非要在门面(正铺)外多占一块(偏铺)。在李显(唐中宗)当皇帝时的景龙年间(公元707～710年)，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发布了一则当时的最高“城管通知”：两京市场上各行业，凡自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建造偏铺。
　　宋代称占道经营为“侵街”，为了防止侵街行为的发生，宋代城管想出了一个法子，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标记出范围。这与现代街道画线一样，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当时的“城管队”会经常检查是否有入侵街。
　　到明清，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违建更突出。在清末，天津警察厅便发布了《整顿路政办法四条》，其中两条是；马路街衢旁各商铺有安设风挡、占用边道者，应即一律拆退；铁铺、石铺、木器铺及洋广杂货等铺，在门前堆积什物材料，占用官路者，应一律让出。
　　古代“城管”到底有多厉害?
　　唐代在城管立法方面是颇为成熟的，为后世效仿。《唐律》规定：“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即摆摊设点至少要远离政府办公地30米，也不能离民房太近，要在1米5以外，由监市负责督管。对占道经营有严厉的惩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挨打后，还得恢复原状。
　　《宋刑统》也有类似的规定，“侵巷街阡陌”条：“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对乱倒垃圾、影响环境卫生也有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响了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连“城管队长”都跟着挨杖打。
　　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颇有创意，他在要求开封府官员强拆违章的同时，特别指示相当于现代司法机关法院的左、右军巡院，配合“开封城管”行动，“惩治侵街者。”
　　明太祖朱元璋治国以狠著称，明朝的城管也不含糊。据《明会典》，在京城，“凡侵占道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复旧”；对往街上丢垃圾、放污水的，“其穿墙而出污秽之物于街巷者，答四十。出水者勿论”。
　　另外，明代对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以及在禁区内摆摊设点、取土作坯、随地大小便等行为，也一律“问罪”，涉事者要被强行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即所谓“枷号一个月发落”。撒泡尿也要遭受这么大的罪，这样的城管手段不可谓不狠!
　　【责任编辑】蒲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