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翁（1908年—2008年） 原名衛止安、卫东晨，祖籍浙江萧山，生于江苏苏州，卒于江苏苏州，享年100岁。生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苏州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园林绿化局顾问、苏州市书法家协会顾问、苏州图书馆顾问、东吴印社名誉社长。
　　“瓦翁”的含义
　　社会上好多人都想了解他的笔名“瓦翁”的含义，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来介绍：“我本名卫东晨，后来自己取名为瓦翁，这个瓦就是盖房子的瓦，秦砖汉瓦么！秦汉时，卫队房屋的圆形盖面瓦都铸成‘衛’字形态，称卫字瓦。结果有一次看到一块汉朝瓦片恰巧上面有一个卫字，我正好姓卫，也喜欢这个瓦，所以就起名叫瓦翁，同时把这片瓦做成砚台背面，作为写字用。‘翁’就是年纪大的意思，我年轻时候30岁就叫‘瓦翁’了。而且还有层意思，瓦都是丢在地上没人要的寻常物，无珠玉之珍贵，价值并不高，我这个人价值也不高。”
　　清代书论家包世臣著的《艺舟双楫》一书，对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评述，有如下几节：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分隶相通之故原不关乎迹象，长史之观于担夫争道，东坡之喻以上水撑船，皆悟到此间也。”
　　“北朝书承汉魏，势率尚扁，此易为长，渐趋姿媚，已为率更开山。（率更是指唐代的书法家欧阳询，因为他官为率更令）”
　　王澎（良常）也说过：“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
　　阮元（伯元）作有《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
　　康有为著的《广艺舟双楫》，有：“宝南”“备魏”等书论。
　　他们都是崇扬北魏的，以为六朝风韵冠盖一代。
　　康有为并以《始兴忠武王碑》的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他们都认为唐人的书法是从魏碑中出来的。
　　包世臣、康有为二家的论断，除“宝南”“备魏”有相同处外，其中以“率更开山”“率更所出”而形成了唐代书法风格的观点，也是相同的。有唐一代的书法艺术，其源出于六朝，也就是说，唐代的楷书是由六朝的魏碑特别是北魏的书体所孕育出来的。不过，唐代书法的源流，其大部分，应该说是溯自六朝人书体的。包康二氏的论述，充分显露了他们对文艺批评的局限性和倾向性，他们或者从个性的好恶和师承关系出发，独持偏见著论立说，褒甲贬乙，言过其实，不能以正确的认识过程来理解问题，因此，有“卑唐”之论的绝对化出现。我们认为唐代的书法艺术，在中国整个书法艺术进程中，是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到目前为止1300多年来其影响之深，流传之广，在书法艺术领域里占到很重要的位置。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里，举出南北朝书法，即南碑及魏碑的十美：一是魄力雄强；二是气象浑穆；三是笔法跳越；四是点画峻厚；五是意态奇逸；六是精神飞动；七是兴趣酣足；八是骨法洞达；九是结构天成；十是血肉丰美。这是他在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碑为可宗的总结。
　　南北朝时期北碑中最显著的代表作，世称魏碑，它由碑刻、墓志、摩崖、造像等所组成，各有不同特色。碑刻、墓志在细致的石材上镌刻文字，书风大致端庄严整，摩崖刻于自然岩石表面，书风表现粗放雄壮，适合远望。造像大致也都刻于自然岩石上，也有用小块石材的，作为佛像雕刻的附带文字内容，其中也有些和碑刻、墓志字体同样精美，书风朴素简洁。特别是摩崖和造像，由于素材的条件，出现了字体风貌，妙趣横生。
　　南北朝书体用笔分方圆二种：
　　方笔代表作如：龙门造像诸品，《张猛龙碑》《石门铭》《嵩高灵庙碑》《马鸣寺根法师碑》等，以雄强茂密胜。
　　圆笔代表作如：《敬使君显俊碑》《高湛墓志》等，以元静虚和胜。
　　魏碑书体，风姿跌宕，以《张猛龙碑》为第一例，誉为正体变态之宗，碑评为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列入精能之品。它的书体造形有方正、竖长、横平、欹斜等，顺其自然而加变化。
　　王羲之《书论》说：“夫书字贵平正安稳。先须用笔，有偃有仰，有攲有侧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侧重自然风神。
　　南北朝碑刻的特点，在于笔势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形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趣，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平方之内，风致隽永，体态遒丽。
　　近代嘉兴朱大可先生于19世纪30年代有《论书斥包慎伯、康长素》之作，引证精博，很有说服力，举其一则，以补我们在认识过程中的不足，增强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能力，学习较全面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
　　“魏碑能开唐法也，长素（康有为号）欲挟魏碑以制唐碑，然唐碑佳处深入人心，长素不能一笔抹杀也，于是创为源流之论，如虞永兴出于《敬使君显俊碑》《龙藏寺碑》也，欧阳询出于《始兴忠武王碑》《晖福寺》也，褚河南出于《刁遵墓志》《吊比干文碑》也，李北海出于《晖福寺碑》也，颜鲁公出于吕望也，柳少师出于齐碑及贺若谊也。骤读之，真若可信，细察之，始悟其欺。……考北朝诸碑出土岁月大抵在近三百年内，……以愚所知，《高植墓志》康熙间出土，《刁遵墓志》雍正间出土，《敬使君显俊碑》乾隆三年出土，《高湛墓志》乾隆六年出土，《司马元兴墓志》及《司马景和妻墓志铭》两志乾隆二十年出土，《高贞碑》嘉庆九年出土，其余诸碑虽难详考，然观金石家所著录，出土时代，大率准是。长素乃云：‘唐宋诸家，咸出北碑。’……不知北朝诸碑经军事政治上的战乱和隋代建宫筑河，历经毁弃，唐代诸公，更何从临之，长素乃强欲指某人习某碑，某人出某家，昭穆相承，谱牒不谬，抑何大言以欺人耶。”
　　以上是朱大可为反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的“体系”“导源”两篇和“尊魏”“卑唐”两篇，引证了碑石出土时代的根据，以此驳斥康氏的论述。
　　但是我们在认识魏碑书体问题时，并不为他们两家各持己见的论述所影响，我们对魏碑书法艺术之正确认识，还是要确认唐代孙过庭《书谱》的精深论述，他提出的“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两句话是对书法艺术以至一切艺术形式美的哲学概括。
　　魏碑是具有这种艺术形式美的基本要求的，魏碑结体章法的和谐统一，体现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规范。